第10章 珍珠

這是一個充滿偏見的世界，各種不同的人和人之間或揶揄或鄙視。在印度，尤為露骨。

第二天早晨，前台照舊八點鍾打電話上來說接我們的車子到了。車是一輛豐田霸道，粗看很新，但四角都有碰擦的痕跡，右側的反光鏡從我們到來的第一天就是碎的，也根本沒有要送去修理的意思。司機Nizar是當地人，隻會說幾句簡單的英語，但基本上隻跟Rydian交談。開始Rydian還帶著一點發達國家公民的好奇心和優越感打聽Nizar的生活起居，直到遇上第一個伊斯蘭教的齋戒日，Nizar戴上一頂小小的白帽子，Rydian發現此人竟然是穆斯林，像所有經曆過九一一的美國人一樣，自此心存芥蒂。

在那之後，上下班路上大多是一片沉默。隻除了Nizar車開得太快，駛上對麵車道，遇上迎麵而來的卡車，然後一個急轉或是急刹，驚得全車的人大叫。叫過之後，Rydian又開始罵人，質問他：“我們有這麽趕時間嗎？！”我則是忍不住地大笑，好像並不真的在乎剛才發生的險情。有幾天，戶外氣溫超過四十攝氏度，每到那種日子，Rydian就會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藥片，號稱可以補充電解質，防止中暑。他總是不忘問我要不要，我始終回答不要。因為我們暴露在陽光和高溫下的時間每天不超過十分鍾。他小心得過了頭，甚至刷牙也用瓶裝水。我有點反感此類舉動，就好像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回上海的時候，飛機降落，總會有人在艙門打開之前忙不迭地帶上N95口罩。我固執地覺得這是對陌生的土地，對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其實，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舊大陸，哪裏的自來水都一樣有股怪味兒。

我不反感Nizar，雖然他不跟我講話。穆斯林看起來聞起來都要比印度教或是錫克教幹淨些，隻是印度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國家的胃口罷了。他不跟我講話，是因為這裏是一個女人活該倒黴的國度。包括我這樣的外國女人，從一開始就時不時地有人質疑我的資曆，是不是值得他們花每小時八百美元外加費用？我有點好奇Rona是不是搞得定這樣的場麵，所幸她有個先天的有利條件，她是白人，膚色崇拜在這個殖民地味道濃重的半島上依舊盛行。

車門“嘭”的一聲關上，比較好的車子關門的時候總是會發出類似合上密封罐一樣的聲音，我一個人坐在後排，車廂裏空調開得很冷，陽光卻是炙熱地照在左半邊座椅上麵。我又像沉下去一樣，想起我的Lyle——他一定還在睡夢中，偶爾蹙起眉頭，早晨梳洗之前，他的臉頰會有一點點紮人，他的嘴唇……

晚上，他若無其事地來接我吃晚餐，就像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忘記他，從來沒有趕他走一樣。他似乎也終於想起來了，昨天是我的生日，送了一串南部印度洋淺海水域產的珍珠做禮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養殖的珍珠也算是“假”珠，而真正的珍珠到底價值幾許。

我們在我住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在那之後，我沒有繼續固執地不肯去他那裏，不是放棄了離開他的打算，隻是因為意外地發現，我的房間有些地方隔音真的很不好，衣櫥和迷你吧的部分可能隻是薄薄一層纖維板之隔，有時候甚至聽得到Rydian在隔壁咳嗽的聲音。於是，接下去的那些日子裏，我下班之後就去他那裏，半夜他再送我回來。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在紐約時的那種狀態，不同的隻是他的打扮和房間裏的裝飾而已。他租了一輛新車，存心弄得很髒，甚至在儀表板下的抽屜裏放了一把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對有些人來說，這裏是西遊記。但另一些人就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千零一夜，隻需要錢，外加一點遊戲人間的時間和心情。

就這樣，直到十月八日。

二零零五年的十月八日是個星期六，因為有個牽涉到香港方麵的會議，我們還是八點半進辦公室加班。那時的香港還是五天半工作製的18。

八點五十分的時候，我正一邊看郵件一邊吃麥家的漢堡，酒店的麵包烤得很濫，所以我總是到公司再加一頓麥當勞。Rydian坐在我對麵，突然抬頭說了一句：“我怎麽覺得頭暈，這輩子從來沒有頭暈過。”我看看他，剛想嘲笑嘲笑他，目光掃到右手邊的咖啡，奶棕色的**在印著麥當勞叔叔頭像的紙杯裏明顯地晃動，直到溢出來濺到電腦鍵盤上。旁邊一遝摞得挺高的文件夾，最上麵的一本突然落到地上。Rydian罵道：“見鬼，地震了。”兩個人站起來，開始很鎮定地收拾電腦和重要文件。我甚至還笑嗬嗬問他：“你確定不是因為我吃漢堡嚼的太用力了？”

老實說過去一個多月的經曆，從空難到車禍，到匿名電話說：“貴公司的辦公樓裏有個炸彈。”所有發生的事情已經把我的神經搞得很大條了。出了辦公室，我滿不在乎地去按電梯，被Rydian拉回來塞進了安全通道裏。我們所在的大樓是新德裏市中心一棟四十層商務樓，雖然是星期六，但是因為那棟樓有八個樓層屬於一家國際性的銀行，當天還是有不少人在上班。我們屬於反應慢的，安全通道裏麵已經擠滿了人，走得很慢，沒有空調，熱浪和異味叫人窒息。往樓下走的過程當中，又發生了幾次明顯的餘震，恐慌升級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打電話，英語和印度當地話嗡嗡響成一片。

我也很木然地拿出電話來撥Lyle的手機號碼，但信號很差，要麽打不出去，要麽是說無法接通。我莫名其妙地有些害怕，這個鍾點他肯定還在睡覺。我想打香格裏拉的總機，但無論如何都想不起電話號碼。我拚命地往前麵擠，Rydian離我越來越遠，在後麵喊我，我沒理。走了將近七百級台階，終於下到底層了，我跑出大樓，馬路上已經站滿了人，似乎所有事情，包括時間都停頓了。旁邊一個商場門口泊著十幾輛三輪出租車，我跑過去，說要去香格裏拉，沒有人肯去。價錢一直加到五百盧比，才有一個年紀很小的司機答應載我，在平時這段路不會超過五十盧比。

這樣的三輪出租車我之前隻坐過一次，兩邊沒有護欄，開得又超級快，很是驚險。但那天路上亂得一塌糊塗，小司機左閃右躲，可能抄了近路，幾個彎轉下來，發覺不認識路了。他幾乎不會說英語，隻知道幾個地名和數字，跟我說不清楚，於是就在一條窄路裏停下車，沒有收我錢，很凶地示意我下車。我也迷路了，茫然地站在路中間，不遠的地方傳來警車、消防車或是救護車的聲音。路邊上，膚色黝黑的貧民男女和小孩子瞪著又大又黑的眼睛看著我，我害怕起來，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往前走，不敢細看角落裏經年累月積下的汙水和垃圾，隔一會兒就試著打Lyle和Rydian的手機。還是老樣子，不是打不出去，就是無法接通，剛剛掛掉，手裏的電話又突然響起來了，屏幕上閃的是Lyle的號碼。我接起來，在聽到他聲音的那一秒鍾就開始抽泣，幾乎沒有辦法回答他的問題。

那一天，我就像個迷路的小孩子一樣，抹著眼淚，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把街邊路牌上的路名報給他聽，似乎等了很久他的車子才出現在我眼前。我跑過去，上車，緊緊地抱住他。後視鏡裏麵，我看起來狼狽得要命。但是他卻說：“看來我以後要經常惹你哭。”因為淚水把我的睫毛沾在一起，看起來可愛極了。他說對了，這是第一次我在他麵前哭，但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

那天晚上，幾乎每個台的新聞裏說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消息，震級從最初估計的七點六級上升到七點八級，CNN亞洲新聞台的主持人說：整整一代人在這場災難當中死去。而在新德裏，直到深夜，還是有許多人因為害怕餘震露宿街頭。我和Lyle卻全無所謂地躺在他房間裏的**，一場生生死死的虛驚之後，我終於問了他那個盤亙已久的問題：“和我在一起之後，你有沒有別的女人？”而他的回答將會主宰我的憂傷和快樂。

“最近六個月沒有。在紐約從來沒有過。”

“這麽說我是紐約的唯一？我很榮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愛你。”他說。

“我為你感到難過，因為我不愛你。”我回答。

我不記得在那之後我對他說的是“我恨你”還是“我討厭你”。我隻清楚地記得，到那個時候為止，我們認識一年一個月又兩個禮拜，從第一次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六個月？紐約的唯一？諷刺的回答。

“為什麽？”他明知故問。

“我從小就不喜歡跟別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歡住宿舍，討厭集體活動。”

“我早就知道我們的共同點很多。”他回答。

有些話第一次說出來好像很難，真的說了就變得好像念順口溜一樣容易。那天晚上他說了無數次愛我。我也無數次地回應，我討厭你。他不相信，或者根本無所謂。畢竟我仍舊在他的**，身體和身體糾纏在一起，吻著他，撫摸他，用陌生的略帶沙啞的聲音反反複複地問：“她們在**叫你什麽？你們是開著燈，還是在黑暗裏做？她們喜歡吻你哪裏？用舌頭還是牙齒？……”直到他發出幾乎無聲的呻吟，把我壓在身下，對我說：“別再拷問我了。”

我們仿佛不知疲倦地。雖然我覺得很累，從上午開始就累得要命。我似乎有點低燒，胸口和手心都微微地發燙，離開他的身體和愛撫，任何一秒鍾都會叫我冷得發抖。“你好熱。”他在我耳邊一語雙關的低語。

不知道幾點鍾，我們停下來，靜靜地躺著等待呼吸漸漸平複。

“我可能要生病了。”我說。

“怎麽了？”

“天知道，瘧疾、黃熱病，要麽是出血熱，我沒有打預防針。”我笑著胡說八道，然後問他，“會死人的，你害怕嗎？”

“我現在沒什麽心情開玩笑。”他回答。

“我也沒有。我肚子疼，你把我弄疼了。”我說，仍舊是開玩笑的語氣。

他俯下身，溫柔地吻我的小腹，抱著我直到我推開他，背過身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我沒有發燒，也沒有其他生病的跡象，隻是覺得累。我們打電話叫了兩份三明治上來，在**吃了，然後繼續睡到下午。快到傍晚的時候，遠處傳來依稀的鼓聲和音樂聲，我醒了，套了件他的襯衣下床，跑到窗邊上從窗簾的縫隙裏往外看，是一支鼓樂隊，一輛馬車和身著盛裝的人群，在酒店的花園裏。

他走到我身後，看了看，告訴我：“是婚禮，馬車上的是新郎。”

不管前一天發生過什麽，婚禮還是要繼續的。我突然興奮起來，對他說：“我們去看看吧。”脫掉襯衫扔給他，穿好自己的衣服，拉他下樓。

可能所有的女孩子對結婚，或者說僅僅對婚禮那一部分，特別是盛大的婚禮，都有著某種情節吧。不能不承認我也不例外，雖然在我看來那隻是一場鋪張俗豔的婚禮，我還是忍不住想要看個究竟。儀式和晚宴在酒店最大的宴會廳舉行，大廳中央搭起一個四柱高台，披著紅色幔帳，掛滿了紅玫瑰和鮮黃色金盞花穿成的花環。時間尚早，沒有賓客，鮮花、酒和食物源源不斷地送進來。一個侍者非常殷情地帶我們參觀，有些自豪地告訴我們，晚宴的賓客超過一千人，在他們印度算是中等規模的。

我很配合地做出又驚訝又羨慕的樣子，從宴會廳出來，上了電梯，才笑著對Lyle說：“就是花的顏色太難看了。”

“你喜歡什麽顏色的？”

“白色，全部都要白色的。白的，白的，白的，白到神經質的地步。”

“這可以安排。”

“還要最大的冰雕和雪白的貂皮，就像安徒生童話裏的《冰姑娘》，我五歲時的夢想。”

“這也辦得到。”

我靜下來，看看他，說：“我是開玩笑的，你知道的。”

過了很久，他才回答：“我不是，我們不如結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