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香港
我的反應隻是嘲笑:“Lyle，我給你一次機會，這次我就當沒聽見，我問你‘親愛的，你說什麽呀？’你就回答‘我什麽也沒說啊’。”
他笑了笑，沒有說話，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輕輕地撫過我的脖子。電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層，門打開來，我們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記了剛才的談話。
一周之後，Lyle早一步飛回紐約。走之前對我說：“如果你要我留下來，我就留下來。”我回答說：“不用。”他離開之後，我仍舊忙於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終於把一份跨國界數據傳輸協議簽下來，結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時已經差不多是十月底，我跟Rydian兩個人帶著滿滿兩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飛機。
那段時間我一直覺得很累，早晨起不來，下午兩點之後，腦子就像進了水一樣昏昏沉沉的，胸部很脹，有的時候會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時不時地隱隱地痛上一會兒。剛開始，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工作辛苦和壓力的關係。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過類似的症狀，像是經前綜合症，而那個月的月經也已經晚了快兩個星期了。偶爾走過藥房，我也會想到要不要買支驗孕棒試試看，但總是覺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經一向不大準，而且Lyle每次都戴避孕套。他在這方麵很小心，小心到叫我傷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說不用戴了，他也一定會做好防護。當然他這樣的人應該要小心，否則三天兩頭就可能有懷孕的姑娘逼他去結婚，或是把自己送上後天免疫缺失的絕路。
回到紐約的當天晚上，我在右側胸罩罩杯裏麵發現一點濕濕的東西，擠一下****還有說不清楚是什麽**從上滲出來。我害怕起來，惴惴不安地想到自己足足三年沒有做過體檢，婦科檢查更是從來就沒有過。想來想去，漸漸確定自己這回真的是生病了，後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醫生。
不過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時候，看醫生的計劃又被無限期地延遲了。因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地表揚了一把。快到午休時間，Rona打電話過來邀我一起午餐，並且說有個人要介紹給我認識。一點鍾，跟她一起下樓走到門廳，我才知道她說的那個人是史密特和謝林頓香港分所的合夥人，這一次是來紐約公幹的。重點是，他可能會要一個人到香港工作。
“會有晉升，而且你一直在找這樣的機會不是嗎？”Rona對我說。
那個香港人四十多歲年紀，也說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語，知道我從上海來，抱歉地說自己不會講普通話，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整頓飯的時間，我們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簡曆發給他，然後又做了一次比較正式麵試。從小會議室出來的時候，他說：“我還會再麵試幾個人，不過我想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那方麵沒有什麽問題，明年元旦之後，你就會是香港最年輕的seniorassociate了。”
有一個日子，我始終記得很清楚，而且可能會記上一輩子。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在那之前的一個禮拜過的超級忙碌。人事部很快就擬好了書麵的派遣協議，發給我看。第一年我會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觀，另外還有海外津貼和服務式公寓。我心裏就好像窮光蛋中了頭獎一樣高興，表麵上卻還是裝的一本正經的樣子，對Rona說：“我回去仔細看一下，考慮好之後給你答複。”
離正式轉調的日子隻有兩個月時間，我開始陸陸續續地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來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時間我又變得非常忙，那個禮拜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經過了十二點了，看醫生的事情自然又拋到了腦後。偶爾想起來，也抱著一點僥幸，希望第二天醒過來，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個禮拜沒有和Lyle見麵，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壓力。我還沒有跟他說起我的新工作，雖然我很清楚，這個人吻過我身上每一個地方，對我說過愛字，甚至提過結婚，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就這樣走掉的，卻一直沒找到合適機會說，也不知道該怎麽解釋這件事情。
星期五的下午四點鍾，辦公室裏的空氣到了那個鍾點總是有點混濁而沉重。我又覺得頭暈了，想站起來衝杯咖啡清醒清醒，才走出去兩步，就莫名其妙地在眾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了。真正失去意識可能隻有幾分鍾的時間，但同事還是鄭重其事地做了急救，叫了救護車。我被駕到擔架上抬下樓，上了救護車，就已經清醒了。剛開始還覺得小題大做，但車子發動起來的時候，我想到馬上就要去醫院，得到那個一直回避的答案了，我害怕了，開始毫無道理地覺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麽絕症，很快就會有一個醫生板著臉對我說：“晚了，你還有兩個月可以活。”然後臭罵我一頓，為什麽沒有每年做婦科檢查，為什麽不早點就醫。
陪我一起去醫院的是我們部門的一個秘書，我問她借了手機，沒有想過要打給誰，腦子裏隻記得一個人的號碼。哆哆嗦嗦地按了兩次才輸對號碼，鈴聲響了四遍才有人接起來。
“Lyle，是我。”我說，語氣還算鎮定，告訴他我在救護車上，就要去醫院。“你能來嗎？”我問他，問得有點可憐，聲音突然有些顫抖。
他回答：“當然。”問了醫院的名字就掛斷了電話。
救護車到醫院時候，他已經在等我了。看到他的那一瞬，我的眼淚不受控製地湧出來，落在他伸過來的手背上。我被放上床，然後推進了急診室，醫生過來問我有沒有這個那個的病史，最近有沒有撞到過頭。看不到Lyle，我又變得超級冷靜，坦白說：“別的沒有什麽，但是我懷疑我的乳腺有問題。”簡單地講了一下最近出現的症狀，醫生聽了沒有什麽表情，叫護士給我抽血化驗，並且要求我留院觀察。
我被送進一間病房等結果，Lyle在旁邊陪我。我有點發抖，但還是笑著對他說：“怎麽辦？我要死了。”
“你不會比我早死的。”他回答，還是一貫的口氣。
我發了一會兒呆，又說：“那更殘酷，我不想看到你比我早死。”
他坐到我床邊，伸手把我攬到懷裏。我側過頭靠在他的肩膀上，終於對他說：“Lyle，我愛你。”話一說出口，又忙不迭地解釋，“你放心，不管發生什麽，你都不用擔任何責任，我隻是想讓你知道，我愛你，雖然可能有點晚了。”
他說：“噓——”有點煩躁地打斷我，“我不懂你為什麽要這樣，不知道你一直在逃避什麽？”
“我不了解你，你對我來說太複雜了。”
“我其實特別簡單，我的整個生活可以裝進一個二十寸的旅行箱裏。”
“旅行箱。”我喃喃地重複，裏麵有地方留給我嗎？我這樣想，但沒有說出來。我伏在他肩上靜靜地哭，直到覺得心裏鬱結的那一點東西變得溫熱而酥軟。我抬起頭來，眼淚讓視線稍稍模糊，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裏也有一點淚光閃過。不管是不是看錯了，我寧願那是真的。
半個小時之後，醫生推門走進來。問我是不是需要單獨談，我說不用，你說吧。那是一個深棕色頭發，瘦小的中年人，一開始表情冷漠，看著我突然笑了一下，說：“祝賀你，你很健康，隻是懷孕了。”接著又告訴我這隻是激素檢查的結果，因為我說肚子疼，他建議做超聲波排除一下宮外孕的可能。
他滔滔不絕，但我卻覺得有那麽一會兒，那間大約十五平米的病房裏充斥著一種尷尬的安靜。我不知道Lyle是怎麽想的，我當時的念頭是：肯定搞錯了。直到二十分鍾之後，做完超聲波檢查，醫生遞給我一張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當中，一個豌豆大的小恐龍蜷著身體，周圍繞著一圈朦朧的光環，告訴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三十到三十五天。”
我心裏一個聲音說，這下糟了，尷尬地對Lyle笑道：“我發誓，不是我事先導演好的。”
“Caresse。”他說。
“什麽？”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這個名字。”他回答我。
從知道懷孕的第一秒鍾開始，我就很自然地決定，在兩個禮拜之內解決掉這件麻煩事情。在紐約這樣的手術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沒有覺得自己冷血，隻是有點害怕那個過程。
但是Lyle給了它一個名字——Caresse，是個法語詞，溫柔的愛撫，海上的清風。男孩子叫著似乎有點娘娘腔，我毫無理由地覺得它會是一個男孩子。不過，管它呢，我並沒有覺得這個小小的胚胎是個生命，也不能實實在在感受到它在我體內存在著，畢竟它小到看不見的心髒甚至還沒有開始跳動呢。但是為什麽，他給它一個名字？特別的名字，不像克拉克或是埃米麗那樣普普通通，而是特別的可以在人心裏多多少少落下一點溫柔的影子。
我們離開醫院的時候差不多是晚上七點鍾，借著車窗外麵路燈和霓虹燈晦暗多變的光線，我又偷偷看了一眼夾在病例裏的那張超聲波照片。車子駛過第五大道那些華麗櫥窗的時候，他問我：“Tiffany還是HarryWinston？”
我朝外麵看看，那是個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還是HarryWinston都已經關門了20。隻留射燈照耀下的櫥窗，和偶爾幾個流連忘返的奧黛麗？赫本。
“我很感動。不過替我到鴨嘴醫生的婦科診所約個時間才是當務之急。”我回答。
“我就這麽難推銷嗎？”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來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慮一下。”
“我沒什麽時間考慮了，再過兩個禮拜我可能就要開始吐了。”我不當回事地笑笑，停了一下，然後告訴他，“我十二月底就要離開美國了。”
“去哪裏？”
“香港。去工作，長期的。”
車子開到格林黛爾酒店門口，我們下車上樓，一路上都沒有再講話。他打電話叫了晚餐，侍者在他房間的客廳裏擺好餐桌。他沒有要酒，兩個酒杯裏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蘋果汁。我突然想到自己如今也算是個孕婦了，孕婦，陌生的字眼，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和我聯係到一起。我早就餓了，隻是心裏好多事情，一直沒有注意到胃的反應。等上完主菜，侍者出去了，我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坐下來就開吃，突然記起來，最近總是很容易餓，而且那種饑餓的感覺會在嘴裏留下一點點苦澀，這種味道已經有十天半個月了。
我笑著對Lyle說：“那個醫生肯定覺得我是個笨蛋。”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沒有理會，低著頭繼續吃東西，淋上漿汁的鴨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得很好吃。但是，他的話，他說話時冷淡疲憊的語氣突然讓我覺得很難過。我努力睜大眼睛，想要忍住不哭，睫毛或是眼簾任何一下細微閃動就會讓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盤子裏。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複，眼淚也快幹了，他卻又走過來，跪在我身邊，伸手抱住我，像哄小孩子一樣輕輕的晃著我，低聲念著他的咒語：“答應我吧，說吧，e，說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淚，推開他，說：“你真的不用這樣，你每次都做了該做的，這件事完全是我的責任，沒有認真把指甲拋光就不應該到處亂抓。”半是真話，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來，臉色和口氣漸漸地變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國家墮胎不算什麽。”
這句話徹底把我變冷了，我哼了一聲打斷他：“你不用跟我說什麽生命或是人權，如果我想聽什麽基督教義，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後一個選擇。”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我不會管別人殺掉多少個胎兒，但這個是我們的。”他的聲音聽起來並不像吵架，但是我們確實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對不對，你從來就沒有想過‘我們’。”
“‘我們’真的存在過嗎？”我冷冷地看著他反問，在他回答之前，就站起來走出去了。我沒有回頭看，聽得到他沒有跟出來。我一個人搭電梯下到底樓，心裏又冷又麻木。幾分鍾之後，我在門廳等出租車的時候，他卻也下來了，對我說：“至少讓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來很平靜，車子開到了我公寓樓下，我們告別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是友好的，接下去的整個周末他也沒有來找過我。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樣子去上班，跟同事和上司解釋上周五昏倒不過是因為前一天加班加得太晚了。所有情節都讓我錯覺這件事情就這麽說定了，結束了。直到下午兩點鍾的時候，我收到一份快件，棕色瓦楞紙盒裏裝著兩樣東西——一個HarryWinston的戒盒盒和一份起訴通知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