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黑夜

第35章 上海 (1)

前麵說的那件讓我發愁的事情發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個時候,我跟Lyle的分居協議已經期滿,不出意外的話,我們應該已經離婚了。對於離婚兩個字,我似乎有些鈍感,很久都不能確定在那之後,自己到底會是什麽樣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為有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回過上海了,另一半是為了盡可能地讓自己好受一點,我決定休假,回家去過中秋節。畢竟,隔著整個太平洋,和十二個小時的時差,無論什麽事情都會顯得不那麽要緊了。

我打電話給Lyle,想問問他,我帶Caresse去中國,他有沒有意見。一開始是打到他家裏的答錄機上留言,等了兩天沒有回音。又打去他的辦公室,Mayer太太告訴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來。我猶豫著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機,很久沒打過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請人轉達,要麽就趁接送Caresse的時候順便說了。糾結了一晚上,覺得老這樣憋著太傻了,而且還要抓緊時間給Caresse申請旅行證件。勉強等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想他應該起來了,就在辦公室裏打了他的手機。電話響了很久才他接起來,說“喂”,聲音聽起來明顯剛剛睡醒,還在**。

我對他說:“你好。”

他聽出我的聲音,說:“嘿,e。”

“在睡覺嗎?我吵醒你了?”我問。

“沒有,已經醒了。”他回答。

有短短的幾秒鍾時間,他的聲音和語氣讓我忘記了早已經想好了要跟他說的話,恍然間覺得自己是為了談別的什麽事情才打電話的,究竟是什麽,卻也說不清楚。

於是,我稀裏糊塗地說:“能不能見一麵?有些事情想跟你談。”這跟原計劃完全不同,本來是想在電話上幾句話解決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現在不在紐約。下周回來,我們可以一起吃頓飯。”

我想告訴他:好的,我等你回來。話沒說出口,就聽見電話那頭傳過來很輕的女人的聲音,好像是問他在幹什麽。

“你不是一個人?”我問。

他沒回答,捂住電話跟那個女人說了句什麽,然後又回到線上。

“我打電話來的時間不對,真的對不起,”我連忙道歉,回到原計劃上來,對他說,“九月下旬我想帶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個人帶她坐飛機沒問題嗎?”

“應該可以,我朋友送我們到機場,我爸爸會在上海那邊接。也沒有很多東西。”

他沉默了一下,說:“好的。我暫時沒辦法回來。如果急的話,我會把需要的東西交給律師,授權書或者別的什麽,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聯係。”

我回答:“謝謝,再見。”

他也說:“再見。”

當天下午,他的律師給了我正式的授權,明示享有共同監護權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監護人帶出境。不過那份東西不光是那麽簡單而已,上麵還仔仔細細地列明了附加條件:在國外逗留多長時間(要有兩個人往返的機票作證明),每隔多久通一次電話,另外還要求我為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產外加銀行戶頭上的存款。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還是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拋開一本正經的法律術語不提,那些條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跟小學生在桌子上畫三八線差不多,同時又多少顯得有點冷酷。我全部照辦,不管怎麽樣,我走定了。

本以為我們會在九月十七日再見,因為那一天是分居滿一年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簽字離婚的日子。不過,十四號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電話,跟我說,Lyle人在蘇黎世,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他那方麵的律師打電話來詢問,是照原來的計劃十七號簽字,還是等一等,直到他回來。我回答:“照原計劃。”

簽字的場麵沒什麽特別,兩個人甚至都用不著見麵。我在MacDenton律師行的會議室裏簽字,Lyle隔著一個大西洋和六個小時時差,所以,用的是傳真。

於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帶著Caresse在肯尼迪機場登機的時候,我剛好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也剛好了結了我的婚姻。我們坐了差不多十四個小時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晚上十點多了。這條路線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國時走的剛好相反,那個時候是上海——北京——紐約,然後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走出國際到達口的時候,我甚至有點緊張,怕看到爸媽會哭,但事實是,隔了太久了,就不會再哭了。

我跟爸媽擁抱,把Caresse介紹給他們,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真人。剛開始Caresse還是笑笑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讓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他們總想抱她,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幾次這樣下來,大人們也隻好放棄了。

“這樣哭法,馬路上人家看到還以為是拐來的咧。”我媽有點失望,小朋友不喜歡她。

第一夜,因為時差的關係,Caresse很是興奮,坐在**玩了大半夜。快到兩點,才在我身邊睡著了。我還是睡不著,在房間裏亂轉。我出國之後,爸媽搬過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間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間。沒有衣櫥,沿牆一溜書櫃,擺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舊書,隻有那裏有一些我熟悉的東西:我小時候的影集,上中學時同學間寄來送去的賀卡和信件,還有一紙盒舊玩具。裏麵有一隻發條水晶球,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是我外婆梳妝台上的擺設,應該是她年輕時買的,玻璃球體裏是一匹身披鮮花的白色旋轉木馬,搖一下,就會有晶瑩剔透的雪花揚起來,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隻要上緊發條,還會演奏“鮮花華爾茲”,那個曲名用德語寫在底座下麵,隻是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壞了,現如今隻會發出嗒嗒的聲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經弄壞了這麽美的東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還是日夜顛倒、昏頭昏腦的樣子,直到下午三點多午覺睡醒才又精神了。我從房間裏出來,剛好聽見爸爸在客廳裏接電話,拿著聽筒,含含糊糊的說:“沒有,工作忙吧,嗬嗬嗬嗬。”電話那頭是在問我有沒有帶老公回來。

等他電話掛掉,我對他說:“誰要是問起來,就實話實說吧,又不犯法。”

爸爸點了點頭,媽媽插話說:“你奶奶高血壓,要氣死了。”

這倒是真的。這是個大家族,表兄堂弟數不清的親戚,往上數三代也隻有一個嗜賭的堂房叔叔離過婚,而且我曾經是這一輩兒裏最好的。我們正商量著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地把我的婚姻狀況講出來,結果卻發覺這所有踟躕都是多餘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經免費替我宣傳過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麽樣的,反正甲告訴乙,乙再說給丙聽,慢慢的也不知道原來是怎麽說得了。幾天之後,有個親戚很關切地看著我,問:“現在怎麽樣了,事情都處理好了吧?”我以為他指的是離婚,就說已經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聽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國被人騙了。

在上海,Caresse這樣膚色的小孩總會吸引許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關於她身世的問題。我說的“許多人”包括鄰居、物業管理員、商店店員,甚至公園裏同樣帶著孩子的陌生人。大人們喜歡逗她講話,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轉身卻又在感歎:現在沒爹的小混血真是到處都是。孩子們則是更加公開討論她的發色和眼睛的顏色,大一點的小孩還會說出“血統”這樣高深的詞,好像她是一隻半比熊半貴賓的寵物狗似的。

我以為自己會受不了這樣的場麵,但實在沒有什麽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也沒什麽事情是過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問題,不少說也不多說一句。而且,盡管看起來跟別的小孩不太一樣,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們當中去。她很快就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歡跟小朋友玩,很願意跟人家手牽著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漸喜歡上她,剛會講話的小信很遠看到她就大聲叫她“哢哢”,六歲的諾諾調低滑板車的扶手,讓她把著扶手站在上麵,推著她在花園裏轉圈。她在陽光裏麵,笑得快樂無比。

幾天之後,在餐桌上,我爸剛放下碗,Caresse突然說:“阿拉飯飯吃好了。”說得很響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說出一個句子,用上海話,不是英語。

第二天我跟Lyle約好要通個電話的。約在上午十點,因為那個鍾點Caresse總是醒著的。九點半之後,我不自覺地看了好幾次時間,突然發覺自己懷著一種幾乎按捺不住的興奮的心情。可能我隻是因為高興,想要把快樂的事情告訴其他人,也可能還有別的,卻不願意承認罷了。

電話很準時地響了,我們互相問候,我把Caresse新學會做的事情、說的話,講給他聽,然後把小孩兒叫過來,聽筒放在她耳邊,說:“Caresse叫爸爸。”

“媽——咪——。”小孩兒一邊笑一邊叫得很響亮。越洋電話兩頭,所有人都笑翻了,連帶Caresse自己。

她能說一整句話,卻一直分不清楚稱呼。對她來說,“媽咪”是對所有照顧她的大人的總稱,我是“媽咪”,Lyle也是“媽咪”,保姆還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電話上,Lyle似乎有點無可奈何,問我:“你說要不要帶她去看醫生,育兒專家之類的?”

“等我回來再說吧。”我回答。

“告訴我回程的航班號碼,我來接你們。”

“你來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會來接我。”

“好。”他答應了。

掛斷電話,我媽看了我幾眼,好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忍不住了,問我:“你們兩個現在到底怎麽樣了啊?”

還能怎麽樣?我不知道怎麽回答。

媽接著盤問:“看你們好像還蠻好的樣子嘛……到底是為了什麽啊?”

爸爸則開始循循善誘:“你記不記得小時候,你老是喜歡一手抓著爸爸一手抓著媽媽,一邊走一邊跳啊?你女兒要是也想這樣,你一個人是抓她左手還是右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