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英雙方舉行會談

一、中英雙方舉行會談(1/3)

●鄧小平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不會改變。”

●鄧小平批評英國當局說：“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

●鄧小平告誡英方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希望撒切爾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

● 中英雙方舉行會談共和國故事·見證曆史鄧小平說對香港政策不變

1983年6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六屆人大一次會議和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香港地區代表和委員。

國務委員姬鵬飛、吳學謙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楊靜仁等參加了這次會見。

鄧小平與代表一一親切握手，並同他們合影留念。

鄧小平在同大家合影後說：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不會改變。我們的機構還在，要繼續把港澳工作做好。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

在談到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時，鄧小平說：

通過過去幾年的實踐，我們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八十年代，我們要辦好三件大事，這也是九十年代要辦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件事是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第三件事是實現祖國的統一。三件大事的核心是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搞好了，我們國家強大了，一切問題都會順順當當地解決。

鄧小平坦誠的講話受到香港同胞的讚賞，推動了正在北京舉行的中英雙邊會談。

兩天後，中英兩國代表就香港問題的會談程序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雙方約定按以下順序磋商香港問題：

第一，先談1997年以後對香港的安排；

第二，商討從現在開始至1997年過渡期的安排；

第三，有關政權交接的事宜。

7月1日，中英兩國政府同時發表新聞公報，宣布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7月12日在北京舉行。

至此，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近10個月的第一階段談判，以撒切爾夫人在主權問題上作出有條件的讓步，以及中國同意暫時擱置主權之爭而結束。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後，在主權問題上與中國政府抵抗了將近半年時間。而中國領導人始終堅持“主權問題不容討論”，英國政府必須先承諾交還香港主權，才能真正進入談判。

但英方隻希望以1982年9月24日聯合公報為基礎進行談判，仍不同意按中國所要求的以承諾交還主權為前提展開談判。

從1982年9月底到1983年3月初，中英雙方實際沒有開始進行正式談判。

當時，談判陷入僵局，中國和英國都十分焦急。

198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港澳辦主任廖承誌於1月中旬會見香港新界人士訪京團時說：

英國首相講三個條約依然有效，我覺得非常遺憾，我想不通，是不是對中國示威，這大可不必。如果中英要友好就不必再提三個條約。

這三個條約是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新中國在建國初期就宣布，一律不承認舊中國與列強簽訂的條約。

早在1841年8月29日，清王朝與英國簽訂屈辱的《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的第三款規定，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1860年10月24日，清欽差大臣奕.與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在北京簽訂《北京條約》，中國又失去九龍半島南部111平方公裏的土地。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割讓了遼東半島、台灣島和澎湖列島。

在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談中，中國代表已經堅決地駁斥了英國的錯誤立場：

中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香港將變成一個特別行政區，由當地人自己治理，經濟和社會製度不變，自由港和做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變，港幣的作用和性質也不變。

因此，廖承誌認為主權應該是很簡單的問題，容易解決。他請香港人士向英國朋友建議，勸他們不要再拖，因為拖也沒用。

廖承誌說，中方把“球”踢過去了，現在就看對方如何接球了。廖承誌說的“球”，是指香港的主權問題。鄧小平提出寬大政策

1983年7月12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正式會談如期舉行。根據雙方事先達成的會談議程，開始磋商1997年後為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做的安排。

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姚廣，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顧問邵天任，外交部西歐司顧問魯平，外交部西歐司參讚柯在鑠、羅家歡。

英方談判代表團成員：代表團團長、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英國駐香港總督尤德，港英政府政治顧問麥若彬，英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歐威廉，英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畢瑞博、史棠

鄧小平還嚴正告誡英方說：

在香港問題上，我希望撒切爾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

鄧小平的話，無疑又給英國政府施加了一層壓力。加上當時香港的金融發生動蕩，英國政府終於決定向中國政府作出讓步。

10月14日，英國駐中國使館大使柯利達從倫敦返回北京，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了撒切爾夫人的口信。

撒切爾夫人的口信說：

英方已在談判中表明，繼續英國的管治是使香港持續穩定和繁榮的最好和最可靠的基礎，但是，中方持有不同看法。

英方認為，對抗不利於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的共同目的，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隻有在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的基礎上，才能確保香港的未來。

撒切爾夫人的口信建議由雙方代表討論可以設想出哪些其他有效辦法來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並進一步探討中方的意見，看看英中雙方能否在中國提出的建議的基礎上一起作出對香港人民具有持久價值的安排。

撒切爾夫人認為，如果在此基礎上能夠商定確保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的安排，英國政府準備向議會提交一項載明這些安排的雙邊協定，並盡最大努力促進這些安排的實行和貫徹。

撒切爾夫人的口信，表明了英國政府的立場發生了實質性轉變，從而排除了會談中的第二大障礙，將曠日持久的談判納入中方方案的軌道。

英國在談判會場內外使出各種招數均告失敗，而且經濟政治形勢卻對自己愈加不利。

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

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的第四輪會談結束不久，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盧斯先生9月26日在香港發表談話，無理攻擊中國政府“公開評論英國的立場”，並威脅說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如果失敗而找不到順利的解決辦法”，“就會出現**”、“衝擊”和“風暴”。凡是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都會認為，盧斯發表這種奇談怪論，隻能給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增加困難，而無助於問題的合理解決。

盧斯指責中國違反關於“會談保密”的協議，“公開了談判”，聲稱這樣將會使“一項順利解決辦法的前景受到威脅”。這完全是諉過於人、混淆視聽。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公開過會談的進程和具體議程。至於中國政府決定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並把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和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做為一個統一而不可分的完整目標，這一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眾所周知的，根本不是什麽秘密。

文章最後指出：

盧斯和某些受英國官方影響的報刊大談“民意問題”，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十億中國人民包括五百萬香港同胞堅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要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而且對此充滿了信心，這才是最大的民意。任何人想用“民意問題”來向中國方麵施加壓力，企圖阻撓中國收複領土和主權，那是完全徒勞的。

迫於形勢，英國政府在第四輪會談後開始考慮采取措施穩定香港經濟，並準備在談判中實行退卻。

撒切爾夫人和港英當局不久采取有效措施，即決定將港幣與美元的匯率固定在7.8港元兌換1美元上，同時，決定取消10%的港元存款利息稅。

10月15日，港英政府公布了這一重大決定。香港經濟社會狀況很快恢複穩定。

在中方發起的強大輿論攻勢下，英方加緊研究退卻的方案。

9月26日，英國政府宣布駐華大使柯利達調回外交部任次長，負責中英會談，並任首相外事顧問。

柯利達回到倫敦後，建議撒切爾夫人修改關於治權問題的談判立場：也像3月修改關於主權問題的立場那樣，向中方作出“有條件的”讓步。

柯利達提出，英國一方麵應公開聲明其基本立場仍然不變，仍然認為隻有英國對香港的管治延續到1997年以後，才能保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另一方麵又應該表示，英國準備“在完全有條件的基礎上”來“探討”中國關於1997年後香港的任何其他安排。

柯利達為撒切爾夫人擬就一封致中國總理的親筆信。10月14日，中方接到這封信。撒切爾夫人改變了策略，沒提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要求，同意在中國政府基本方針政策的基礎上進行談判。

中英談判僵局再次打破。

當時，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得到了香港人民的積極響應。

港九工會聯合會以及摩托工會、洋務工會、海員工會等幾十個工會組織連續舉行“香港前途問題研討會”，表示擁護中國政府到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決策，反對“以主權換治權”的論調，強調主權和治權不可分。

港九工會聯合會在8月17日舉行了一次研討會，出席的有該會屬下72

文章還用大量的事例，反駁了英方的謬論：

中國政府一直很重視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1973年，全世界發生能源危機，香港的傳統石油供應量減少了10%，當時香港人心惶惶，港英當局派人“十萬火急”地向中國內地要求供應燃油。內地在當年11月20日就派專船送去了5000噸輕柴油，12月底又送去同樣數量的輕柴油。1974年，內地供應香港各類石油達30萬噸。當時的香港副布政司祁廉桐說：“鑒於中東方麵所供應的石油預期將會減少10%，故而中國石油輸港，無疑將極受歡迎。”

……

又如，香港的淡水供應一直很困難，1961年正是中國內地三年自然災害最困難時，深圳為香港動工興建第一期供水工程……使香港每日3.5億英加侖的需水量，每年能保持供應10個月，香港的淡水再也不緊張了。

文章最後說：

當然，英國的某些政策措施和某些行政管理辦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不是主要和關鍵的，更不是唯一的。把香港的繁榮完全歸功於英國的管治，並以此做為反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借口，是違背曆史和現實的事實的，因而是站不住腳的。

英國謀求1997年後參與管理香港和讓其享有最大程度自治的主張，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抵製，迫使撒切爾夫人不得不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中方發言鼓舞代表團

1983年10月，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任委員胡厥文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胡子昂，分別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駁斥港英當局假借香港“民意”，散布所謂“港人治港行不通”的論調。

胡厥文說：

香港的繁榮，主要是靠香港同胞辛勤勞動和刻苦經營的結果。我國政府提出由香港當地人組成政府進行管理，是有充分根據的。

他說：

我同香港工商界同仁近來接觸較多，他們的愛國熱情使我感動，他們的聰明才智也令人欽佩。他們多年從事工商業，積累了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在收回主權之後，依靠全體香港同胞的努力，香港不但能繼續保持繁榮和穩定，而且一定會把事情辦得更好，使香港更加繁榮興旺。

曾兩次率領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代表團訪問香港的胡子昂說：他在香港會見了許多香港工商界朋友以及各方麵人士，香港工商界和香港同胞越來越高漲的愛國熱情，令人欽佩。

胡子昂還說：

近二三十年來，香港的經濟有很大發展，這是在祖國內地的支援下，香港工商界和各界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國人民是有誌氣，有能力的。香港工商界中許多人就具有豐富的經營管理企業和生產技術的知識、經驗和才能。我們相信，收回香港主權以後，在全國各族人民的親密合作下，依靠香港人民的聰明智慧，一定能夠把香港治理得更好，使香港更加繁榮昌盛。香港主權一定要收回，我們對香港前途是充滿信心的。

當時，胡厥文和胡子昂的話，對正在進行中英談判的中國代表團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同時，中方重申了一貫立場。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會見日本《每日新聞》社社長山內大介的談話中說：

過去對香港的條約是不平等的，我們從來沒有承認它。這個條約要在1997年才到期，1997年6月30日，到期就收回主權。這不是個耐心不耐心的問題，是我們尊重曆史形成的結果。

胡耀邦還說：

關於保持香港的繁榮問題，也就是從現在開始到收回主權時為止，如何逐步過渡的問題。對此，我們是有一套係統的政策的。在我們看來，維持香港的繁榮不成問題。在香港的中國人可以放心，在香港的外國人也完全可以放心。我們在深圳創造了一個經濟特區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我們可以收回香港主權，為什麽不可以維持它的繁榮呢？而且還有十三年半的時間，我們還可以積累經驗嘛！

在第六輪會談開始前，中國外交部首席發言人齊懷遠在答外國記者問時說：

我們希望在明年9月之前能同英國達成協議，如果屆時還達不成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麵宣布自己對香港的政策方針。

這是中國第一次明確地公開宣布談判設限。

英國政府首相撒切爾夫人最擔心的是談判破裂，中國單方麵宣布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因此，她授權柯利達再向中方傳遞口信，更加清楚地解釋10月14日那封信的意思：

我們不設想1997年以後英國與香港之間在政權或管理上的任何聯係。

柯利達在11月14到15日舉行的第六輪會談時，向中國代表表達了英國首相的這個解釋。

中方代表對英方的解釋表示歡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