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中突圍

二百四十四、紅顏知己(1)

2003年的冬天到了。早上簽到時,辦公室的魏老師告訴大家,上午十點半召開職工大會。

“宣傳部的肖部長來主持會議,中午在海天大酒店吃飯……大家相互轉達一下。”

有人嬉皮笑臉地問:“是不是吃散夥飯?”

“沒有這樣說喲。不過,部長來主持會議,肯定能給大家一個確切的消息。”

“最後的午餐,早晚的事!”

說是大會,其實也就二十來個人參加會議。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沉重。年輕、帥氣的肖部長如約而至,一句話打破了沉悶氣氛。

“如果上帝為你關上了一道門,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戶……大家猜一猜,我是從門進來的還是從窗戶進來的?”

話音一落,社長首先鼓掌,會議室裏隨即掌聲一片。

整頓黨報黨刊的呼聲越來越高,到了2003年的11月份,各級的有關文件已經下發,取締縣級報紙已成定局。

“沒有辦法,《陽安報》到今年底停辦。所有資產和帳務交宣傳部,年底前交辦完各種手續。”肖部長肯定了報社近年來的成績,宣布了市委的決定,也談到了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

懸而未決的事件,終於塵埃落定,仿佛一個石塊從胸部卸下,壓抑已久的情緒釋放了出來。

陽安是一個一百四十多萬人口的縣級市,但在不久以後,將失去唯一一張屬於自己的報紙。據稱,在發達國家,不少幾萬人的小鎮,都有自己的報紙。當然,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有報紙,而在於報紙存在的形式,是不是符合市場和新聞規律。所幸的是,上麵的文件並沒有一刀切,規定自主發行的報紙,或者免費贈閱的報刊,不在整頓之例。換句話說,如果縣級黨報不通過行政命令發行而完全市場化,或者政府出錢辦報同時以贈閱的形式存在,便可保留。一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口若懸河地說:“你還要什麽陣地,省上有報紙,地區有報紙,足夠傳達黨的方針政策了。”就目前的黨報黨刊而言,此話可謂千真萬確,但新聞則不然。新聞是一種說話的方式,是一種交流的方式,是一種大眾的文化,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當然,也是葉明的飯碗。而且,新聞的地域性,更有可能滿足人們對自己身邊的人與事的好奇心,這也是地方小報存的最大價值。其次,黨報黨刊如果失去新聞性,僅僅如某些官員看成其黨的傳聲筒,必然會失去讀者,也達不到傳達黨的方針政策的作用。因此,小地方有一張自己的報紙,並非是大義不道的事。但陽安的經濟太落後了,年財政收入隻有一億多元,每年的財政缺口達七八千萬元,沒有閑錢保留這樣一份報紙。加之為了各自區間的利益,地區一級無條件取締縣報的態度非常強硬,這會增加地級報紙的權威和廣告收入,即使陽安有這個經濟勢力,也不敵權力的威懾,也隻能望著中央或者省裏的文件按地區的文件執行,那就是無條件地取締縣報。官大一品壓死人,哪怕隻差半個級差,下級見了上級隻有點頭哈腰的份兒。官大的罵官小的,可以如同罵自己的兒女一般。諸多原因,決定了《陽安報》和《陽安周末》的使命。

其實,市領導們非常希望有一張自己的報紙。這是一個陣地,也是一個說話和露臉的地方。總之,無論地方大小,對一級黨委政府和當地百姓來說,有一張自己的報紙並不是什麽壞事。但事實再一次證明,無論經濟實力還是權力,落後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製於人。

陽安曾經是四川的農經作物主產地、全國糧食生產大縣和生豬輸出大縣,改革開放後,一度什麽也不是了。好的企業跑了,大的企業跨了,新的企業還沒有起來;棉花不種了,生豬品種落後了、產量也下降了。領導們天天高喊:環境興市、工業強市;扭住特色產品,構建支柱產業,實現三大趕超。大會小會不停地開,內容不外乎提高認識、加強領導、增添措施、狠抓落實,落實落實再落實等等,已經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講話材料完全可以製成模板文件,隻消換題目和部分內容,任何一個會議都用得上。有一位講話時經常念錯別字的領導,在同一時間參加兩個會,到了第二個會場,私下裏問問前麵哪些領導講了話,然後在他上台的開場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麵領導的講話重點大致不差地重複一遍。會議甚至其它具體工作,大而不當、空而不實,常常流於形式。然而,振興一方經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號和多開幾場會就能解決問題的。因此,口號喊了會開了,經濟則依然停止不前。不過,改革開放後的陽安,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出產幹部。市委書記和市長走馬燈似地換,屁股還沒有坐熱,又換了。葉明到報社三年多,陽安就換過兩個市委書記和三個市長。據說,陽安不少局行領導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領導來決定。陽安的幹部不好當,當陽安的幹部也不容易。幹部換得勤,從陽安走出來的幹部自然就多;這一來,“幹部”可能算得上陽安真正的特色產品了。

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當然和這個地方的領導能力和操守有著直接的關係。正是這個原因,加之陽安的領導難當,每換一屆領導,就會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體現領導的政績和水平。什麽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綠化工程、城市景觀工程、工業園區、音樂廣場等等,名目繁多,不亦樂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動土,由於領導換得勤,好長一段時間,城區的地下挖得稀爛,感覺這個城市永遠都處於廢墟中一般。有一條曾經是裝點臉麵的街道,中間一會兒建個花台,一會兒又撒了換成護欄,不久又換成花台,往返數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說得非常形象:“每換一幫領導,就朝著地下挖,好像這地下真的有啥子寶貝……”這可能是陽安城的又一特點了。

有了這些特點,留不住一張報紙就沒什麽好奇怪了。當然,話也要說回來,說到底也就是一張報紙,沒有它人們照樣一日三餐、照樣呼吸空氣、照樣工作、照樣打牌下棋、照樣吃喝玩樂,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

《陽安報》創刊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其間因為經費原因幾經停刊,最近的一次複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被曆史所封存。一張報紙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陽安的曆史和變遷。

一種新的生活即將結束,在一個時期,報社的人常常議論報社的命運,而且說著說著,沒了邊際,也不免怨聲載道。此時,你一言我一語,表達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情緒,也表達了一種小人物的無奈和不滿。

人員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關心的問題。報社的多數人是招聘的合同工,這部分人自謀生路。正式員工,由宣傳部統籌安排。最後,肖部長誠懇地說:“不論正式工還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麽需要我幫忙,都可以找我,我會盡力給予幫助……”

葉明當然明白,這不過是領導的客套話而已。最後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開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開心白不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