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斯大林的大清洗，鄧小平的身影是多麽高大

麥克·哈特以“斯大林不僅統治蘇聯長達25年，考慮到冷戰的形成，在他死後很多年，他的影響依然主宰著世界”為由將斯大林列入《百人榜》的第66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後出現的長達40年的冷戰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同意這個排名，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獨特的曆史貢獻使他有權利在這裏占有一席之地。當我們看到斯大林的身影躋身在這一百名偉大人物中間時，甚至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感覺，因為從我們記事起，斯大林的畫像就伴隨著我們走過了廣場，走進了教室，畫像中他那慈愛的眼神看著我們天天成長，他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一個威嚴而寬厚的鄰家大叔的形象。上學時，老師又告訴我們斯大林是正義、膽略和智慧的化身，於是他在我們心目中又變成了神。

為了在這個《百人榜》係列中更好地向朋友們介紹斯大林的生平和事跡，我盡可能多地在網上網下查找了與之相關的資料。意外的是，查找的結果除了他所代表的一個符號和象征，我們又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斯大林。

下麵轉摘幾個來自網上的資料和故事：

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生性虛偽、奸詐，尤其擅於揣度別人和利用別人的弱點。因此，他能在他那個集體中隨機應變，應付自如。他說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說出來。這給其核心圈子裏的成員造成困難。每個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講話，避免先抒己見。在他講話後，則要趕緊表態同意。他具有殘酷的自製能力和靈活、狡滑、虛偽而又機警的頭腦。他為人固執，心地險惡。當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過，那是嘲弄、譏諷和笑罵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盡管他意誌堅強，但有時也顯露出怯懦的跡象。他是一個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裏的成員們顯然對他萬分畏懼。”過去看到過一個資料介紹，在蘇聯受到斯大林召見的人總是萬分緊張，常常表現出各種各樣怪異的反應，比如結巴、哆嗦、大汗淋漓、語無倫次，甚至有尿褲子的情況出現。因為這些人知道，斯大林會客室的門就是一道生死之門，而他們誰也不知道門後麵藏著的是光榮還是毀滅。

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已經二十年以後想起來還不寒而栗。他說：“有時隻因為一點小事、一句無心的話就會使斯大林發火。一個人說話說多了，或者照斯大林的看法：受的教育太多了，或者執行斯大林的命令好得過了頭。這就夠了，他就完蛋了。”

斯大林的疑心很重：斯大林也擔心別人會對自己下毒。他有一個女服務員，其唯一職責就是用存放在一個上鎖的櫃子裏的密封袋裏的茶葉為斯大林燒茶，而這個櫃子隻有當著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麵才可打開。有一次警衛發現櫃裏的茶葉袋是啟封的，於是這個女服務員便被逮捕，並立刻押送盧比揚卡（克格勃總部）。

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為鎮壓反對派而進行了三次被稱為“莫斯科審判”的鬧劇。現在，我們可以從這些審判中被告律師們所扮演的特別滑稽的角色看出那些審判活動的荒謬和無恥：莫斯科審判有一個特點，就是被告人、公訴人和律師三方麵的說法如出一轍。他們都極力證明，蘇聯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如饑餓、鐵路線上連續不斷的車禍、工礦裏使大量工人死於非命的大事故、農民的暴亂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過。同時，他們還要證明，辯護律師的發言則純屬是對被告的攻評，其尖刻淩厲比諸國家公訴人的發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盡管維辛斯基（蘇聯總檢察長）已經指出偵查機關還沒能找到確鑿證據，而指控僅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師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聲稱：

“審判官同誌們，本案中的全部事實都無可爭辯。檢察長同誌的講話是完全正確的。他說，無論從本案的證據，或是從證人的證言看來……均已證明這全部屬實，因此，辯護一方不打算再就此問題向公訴一方提出異議。”

另一辯護律師卡茲納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時說：“不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們所掌握的大量證據，都已證明本案完全屬實。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難書！”

麵對一大堆莫須有的指控和死亡的威脅，那些被告為什麽紛紛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呢：“有些人是因為得到補償保證而屈從，而其他一些試圖反抗的人在體罰手段下“變得聰明起來”。……那些人揍他們的臉、腦袋。**，把他們往地上摔，用腳端，拍他們的脖子，直到頭部供不上血才鬆手；他們被放在傳送帶上、不讓睡覺；被扔進單身牢房裏——被扒去外衣，光著腳、扔進冰冷的牢裏或是沒有窗戶的悶熱不堪的牢裏……對於一些膽小的人來說，這種方法再加上相應的威嚇就已足夠了。”

斯大林的集體農莊政策造成了二十世紀歐洲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饑荒：1932年——1933年間，有近七百萬人死於饑荒。一名在當時饑荒最厲害的烏克蘭工作的黨內活動家後來回憶說：“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饑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發青，盡管目光已失神無采，但他們還沒咽氣。到處是屍體、屍體，裹著破羊皮的死屍，腳上是肮髒的氈子，在農舍裏的死屍，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屍……”但他還沒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說服自己，對自己解釋說，我不應該受憐憫之心的軟弱感情的影響。我們體現了曆史必然性，我們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職責……我堅信，我是在對農村進行偉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們的痛苦是他們無知的結果，或是由於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使然。”

斯大林的集體農莊政策也許是一個無意的錯誤，而自1935開始的“大清洗”則是有意的犯罪：1935年，斯大林又對現實的和潛在的反對派展開了新一輪的、更密集的進攻。從1933年開始並持續到1934年末的黨內清洗、 主要是為了根除腐敗和懶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擴大趨勢，並開始蒙上了一層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稱：“對基洛夫同誌惡毒的暗殺，”讓“黨內許多可疑分子現了原形。”隻有精良的鎮壓機器才能將他們清除。顯然，精良的鎮壓機器是高效和成功的：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質詢時克格勃曾通報說：從1935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有大約一千九百萬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萬人被槍決或在勞改營中死去。看來真正的受害人數還更多。命運的最可怕的嘲諷是，最危險的“人民敵人”竟是三個擔負保衛蘇維埃國家任務的重要角色——黨、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從1919年至1935年，蘇共中央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他們中有20人死於政治鬥爭。1922年的蘇共十一大是列寧最後一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共選出26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17人在肅反中被處決和流放。1934年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委員的139人 當中就有110人受害，其中83人被處決，而1966名代表中隻有59 人參加了1939年舉行的下一次大會的工作。 革命軍事委員會的80名成員中有75人被槍決。其中，在第一批授銜的5個元帥中，有３個被處決，15名集團軍司令員中被處決了13名，85名軍長中被處決了57名，159名師長中被處決了110名。總計在紅軍中有一半以上的軍官——大約有三萬五千人——被槍決或是被關進監獄。

那麽是什麽人在第一線執行了這些死亡令了呢：“駐在勞改營周圍的行刑隊的戰士們，大多數成了酒鬼。每天早上，當他們從武器間取來自己的槍時，總有人給他們一杯伏特加，喝完後，他們將那些受害者裝上卡車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們排成隊，然後就開槍射擊：“在這些行將斃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聲，有些人就開始哭著，說他們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他們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婦女們隻是哭著，互相緊緊依偎在一起。” 有時，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士把犯人排成行，後腦勺對後腦勺，然後進行比賽：看誰一槍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娛樂”完畢，他們回到營地，把槍交回武器間，又取來酒盡其量地喝，之後倒下便睡。”

有一個黑色幽默很經典：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斯大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閑談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後星座。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一旁笑聽爭論的斯大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就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一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對斯大林秘書的電話，這位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一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髒病死在門口。汽車隻得急馳去找另一位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裏兩點半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一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60的老人不願再受淩辱，便縱身從窗口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５點鍾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斯大林的別墅掛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誌和卡岡諾維奇同誌……”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雖然這很可能是一個故事，但它卻準確地說明了在三十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的真實情況。

這些事情讓我想到了中國“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對林彪和江青集團的審判中所定的一個原則：黨內鬥爭不能殺人。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在曆史的軌道上，鄧小平的身影是多麽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