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孫中山辛亥曆程：武昌起義後向美求援被拒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這是革命最為顯赫的成就。百年之後，新的時空之下，再來回望那段曆史，價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應當發生？這是一種疑問。它飽含著強烈情感性的問題取向，隱含的疑問則是：如果不發生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否會更順利？可是，這樣的疑問，看似強悍，而深刻的悖論在於，它無法論證。機會成本，如何討論？因而，它隻可能是一種自我價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曆史，“假設”史學，屬於想象，並非嚴肅曆史研究與探討。
對於後世讀史者，革命，無論你是否喜歡，它已經發生。曆史的本質特征是不可重複性，固此，研究它為什麽會發生，才是正途。
中國近代史，無論我們持革命史觀(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還是用現代化史觀(洋務—戊戌—辛亥)，都無法繞過“革命”。辛亥這一年，當然是中國曆史的一個轉折年代，非有足夠的襟懷，即使百年之後，我們仍難逃機械刻板的解釋。
辛亥年為起點前溯，革命的直接動力，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已經隱伏。甲午戰爭的失敗，在相當意義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務運動的失敗；傾國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軍，一戰之下，灰飛煙滅。那麽，未來中國，路在何方？
這一年，上書李鴻章而未遂的孫中山，將自己的誌業轉向“革命”，由邊緣出發，從社會底層開始嚐試中國變革；同樣這一年，以“變法”為號召的康有為，考試未中，沒能進仕……第二年，康有為終於進入仕道，獲得了從權力中央“變法”並改造中國的機會；與此對應，孫中山則在廣州打響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槍。由此開始，我們在中國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兩支競爭性的力量。如果將中國如何進入現代化作為一種曆史性挑戰，即使晚清朝廷愚頑，又如何能置身這一進程之外？看起來，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清廷改變不重陸防的軍事思想，僅僅隻是一種技術性變革，但任何軍事技術的變革往往正是一種政治性經曆。為著保衛清廷的“新建陸軍”，在後來的曆史進程裏，雖然更為隱秘，卻同樣是一種促成曆史逆轉的力量所在。
簡而言之，甲午戰爭的失敗，既是清朝中國以“洋務”之策進入現代化軌道的一次失敗，同樣也蘊含了未來改變曆史的動力係統的發生。百年之後，我們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無論是孫中山邊緣集團的“革命”道路，還是康有為文人集團的“立憲”選擇，以及軍人集團和他們的代表袁世凱的種種“修補”，實為中國人探索如何將中國導入現代社會的努力。將他們視為辛亥革命的曆史動力，並無不妥。他們既是中國遭遇現代化挑戰的產物，同時，也是促成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力量。當然，三種曆史動力係統之間，目標皆為將中國導入現代社會，但表象卻是彼此的競爭。在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之際，“舉國輿論，莫不目予(孫中山)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結果16年後，卻是孫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終勝出。
這是曆史自身的邏輯。當一個龐大的朝廷(政府)，無力將它服務的國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競爭裏帶至新境，它的崩潰，自是必然。無論這是以“革命”還是其他名目達成。隻是，當這種轉變，是以革命的行動完成，那麽，我們由結果回溯當年的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與卓絕的奮鬥，這位“先行者”，後人當然得奉獻自己足夠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現代化的中國進程看，它隻是一個開始。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這個“革命”的開始，造就了後來的路徑依賴。那麽，百年之後，我們去重尋當年，其目標，當然是通過曆史來理解現在。
曆史自有其邏輯。讀史隻是去尋找、發現並理解它。之後，將我們理解並形成共識的曆史邏輯，化為這個國家當下及未來走向的資源。本刊連續的辛亥革命報道，以為價值在此。■
孫中山在美國
13歲那年遠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經曆，使得孫中山第一次對西方文明、西方製度和西方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發前的最後兩年，孫中山有超過一半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在整個東南亞不受歡迎後，他在北美找到了一個棲身場所。在所有西方國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國。這裏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點，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斷的動力之一。
主筆◎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孫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點左右，在旅館吃完早餐的路上，經過走廊報攤時，孫中山順便買了一份報紙。他打開一看，上麵赫然印著這樣一條簡訊：“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緊盯著報紙仔細看了兩遍，才最終確信這個消息。
武昌起義的第一槍響起時，孫中山正在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孫中山全集》裏記述，十幾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黃興從香港打來的電報。可是，“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
10月11日晚上，孫中山與隨行人員黃芸蘇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宮殿酒店321房間—100年後，這個房間至今還被完整地保存著，酒店工作人員介紹說：“當時是一個套間，房號是321，後來我們特意保留下來，並改成了會議室。”在這間房間裏，還懸掛著原始登記記錄的複印件、孫中山的照片及“天下為公”的題詞。
當時在酒店，孫中山從行李中找出密碼本翻譯出黃興的電報：“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之後，孫中山擬電：“時予在典華(丹佛)，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複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複之。”可是，還沒等他第二日發出這份“令勿動”的電報，革命勝利的消息已經從大洋彼岸傳來。多年夢想終於變成現實，孫中山驚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見。他馬上先給黃興發了一封電報，“申說複電遲延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
接下來一個重要問題馬上擺在麵前：下一步，應該做什麽？表麵上看，馬上回國，投入革命第一線，似乎是最合理的選擇——如果他即刻動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達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可是冷靜下來，孫中山決定暫留國外。在他看來，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如果在中國駐有軍隊的西方大國為維護從清政府手中獲取的特權，幫助清廷鎮壓革命，則可能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反之，如果列強能支持這場革命，則勝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孫中山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6個國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是反對革命的；“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孫中山於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計劃，立即馳往華盛頓。途中看到報上載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的文字，孫中山意識到，中國革命已為世界所關注。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在途中格外謹慎，避免會見一切報館訪員。可是10月15日途經芝加哥，那裏的華僑已迫不及待為他舉行了頗具聲勢的“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把孫中山當做促成這場革命發生的英雄來歡迎。美國報紙上不斷刊出文章，預言孫中山將當選未來共和政權的總統。會後，有十幾家西方報紙想采訪孫中山，但都被他避開。盡管如此，“孫逸仙”這個名字已經頻頻成為這段時間外電報道的重點對象。其中英國《每日電訊報》的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設在紐約的總部，昨晚擠滿了人。據稱，幾乎每一個出席者都會講流利的英語。牆上懸掛著孫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畫肖像，還有其他穿著革命軍軍裝的士兵和海員像。大家都在談論革命。”
其實，早在1911年5月21日，孫中山就到過華盛頓，希望謁見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絕。當時美國標榜“嚴守中立”。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孫中山希望美國態度有所改變。10月18日，他再次寫信給諾克斯：“我曾經於上次訪華府時，嚐試拜訪你，但沒有如願。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會晤。”諾克斯認為孫中山是“欲推翻現存政府的領袖，不願與之接觸”，也拒絕接見孫中山的軍事顧問荷馬李(Homer Lea)。並且，當1911年11月孫中山在倫敦謀求西方援助時，諾克斯還曾指示美國駐倫敦的金融機構，不要向孫中山提供貸款。
失望之下，考慮一番之後，孫中山決定立即歸國。1911年12月25日9點45分，“地灣夏號”郵輪緩緩靠岸。在黃興、宋教仁和陳其美的迎接下，孫中山走下輪船。此前，很多媒體都在猜測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帶來多少資金回國——《申報》就數次報道他購買戰艦、兵艦帶回的消息。所以孫中山一上岸，許多記者就紛紛詢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中山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13歲少年的新大陸
夏威夷是美國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魯魯(Honolulu)，因為火奴魯魯早期盛產檀香木而被華人習慣稱為“檀香山”。檀香山國際機場候機大廳裏，有一個仿照嶺南園林建築風格設計的中式花園，小橋流水，亭台樓閣，公園正中央，矗立著一尊孫中山雕像。因為孫中山的關係，這一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將中國城旁的一座公園命名為孫中山紀念公園，裏麵還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達成創作的孫中山銅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體市議員一致通過，今年為檀香山“孫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著長衫、頭上盤著辮子、戴著紅頂綢布瓜皮帽的13歲中國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圍。這就是剛從蒙昧中國走出來的、地地道道的鄉村少年孫中山。
孫中山的出洋，與其兄長孫眉關係甚大。比孫中山整整大12歲的孫眉因家境貧寒，隻讀了4年書便輟學做工。16歲，孫眉隨同鄉親友赴檀香山做工，經過幾年打拚，經營的農牧業因成效顯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睞。那時，夏威夷糖業生產發展迅速，急需大批勞力，孫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許狀：“多招華人來檀香山大興墾務。”1878年，孫眉回到家鄉，與同鄉姑娘譚氏結婚，準備招一批鄉親們前往檀香山。孫眉設立了移民事務所，與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為移民之用。
孫中山也想隨哥哥一起去國外闖**，遭到父親孫達成的堅決反對。孫達成的兩個弟弟均死於海外淘金，不願意小兒子也走上這條充滿艱辛之路。
第二年，孫眉的同事雇一條約2000噸的英國鐵殼汽船“格蘭諾克號”，到澳門載運中國僑民。再三懇求下，父親終於同意。這年5月2日，13歲的孫中山隨母親，先乘帆船到澳門，再由澳門乘英輪赴檀香山。孫中山後來在給別人的一封信裏提及此行對自己的影響：“13歲隨往夏威仁島(注：當時譯名)，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這時的夏威夷還是一個君主製國家，叫夏威夷王國(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歐瓦胡島上的火奴魯魯為其首府。這裏處於中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最前沿，也給少年孫中山帶來最初、也是最強烈的思想振**。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楊夫人先返回故土，孫中山則被安排到孫眉在茂宜島茄荷蕾(Kahului)開設的商店當店員，學習記賬、珠算和當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孫中山很快發現自己對呆板的買賣毫無興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學的想法。孫眉雖然隻在家鄉讀了4年私塾，僅粗通文義，但他對教育極重視，因而對弟弟的請求欣然應允。
這年秋天，孫中山進入火奴魯魯英國基督教聖公會主辦的意奧拉尼學校(Iolani School)，入校時的名字還是父母為他最初起的——“孫帝象”。創辦於1862年的意奧拉尼學校是夏威夷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學校。意奧拉尼學校原本的目的在於栽培原住民，特別是王室或部落酋長等貴族的子弟。由於西方人、中國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這所英國與美國傳教士所辦學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孫中山1879年9月入學，同年有10位中國學生在該校就讀。學校教師幾乎全為英國人，收費也高於其他學校，每年學雜費150美元，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孫中山在這所學校讀了3年，連同生活費用自然是筆不小的開支。
孫中山入學時，課已開過了兩星期，並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細心的老師將他安排在課堂裏旁聽一段時間，並單獨輔導他英文字母和語法知識。孫中山很快就可以讀英文課本和用英文寫作文了，他對數學也很感興趣。
3年後中學畢業時，他獲得全班英語語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學校在聖安德魯大教堂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當時夏威夷的國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後愛瑪(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奧庫蘭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孫中山在典禮上接受了國王親自頒發的獎品。這也被當地華僑視為一個極大的光榮。
意奧拉尼是所教會學校，《聖經》是必修課，早晚兩次祈禱，星期日則要去聖安德魯教堂做禮拜。孫中山受基督教影響很大，從中領悟了許多道理，這對他日後提出平等、博愛、天下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響。而西學教育和當地良好的社會秩序，在少年孫中山的人生觀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種子。
意奧拉尼學校的讀書經曆，是孫中山對西方曆史及西方製度的第一次體驗。在意奧拉尼學校的大教學樓前，還有一座少年孫中山銅像。學校也以出了孫中山這樣一位偉人為榮，校方說：“我們很願意和學生講孫逸仙博士的故事。”
從意奧拉尼學校畢業後，孫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鋪幫忙。幾個月後，又按捺不住繼續求學的心思，經孫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魯魯，進入美國人辦的歐瓦胡學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學預科班。孫中山在這裏讀了兩個學期，學校至今還保留著他當時繳納的55美元學費的記錄。
進入歐瓦胡學院時，孫中山仍使用“孫帝象”這個名字，以至在後來很長時間內，學校並不知道孫中山是他們的傑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幾年，我們才知道，孫帝象原來就是孫中山。”校方人員介紹說。有趣的是，出生於火奴魯魯的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讀過的普納荷學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歐瓦胡學院。而孫中山當年讀書時的兩層小樓至今仍在使用。“孫中山在這裏讀書時，普納荷全校隻有158個學生，他所在的班級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國人。”孫中山的同學中，包括當時的夏威夷王子庫伊奧(Kuhio)。
普納荷校園裏有一棵酸子樹，如今已長至兩層樓高。果實的外殼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剝開，裏麵漆黑發黏，其味酸中帶絲甜意。當年孫中山就是坐在這棵樹下，把酸子當零嘴吃。回國時，他將其種子帶回鄉，種在自家院前。如今種子已長成大樹，葉密蒼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歲年紀的青少年孫中山，很自然地與兄長孫眉發生衝突。在意奧拉尼讀書期間，孫中山就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響，很虔誠地參加各種教會活動，有了受洗禮入教的念頭。但這遭到孫眉的強烈反對。孫中山還將孫眉掛在廳裏的關帝畫像扯下來，告訴農場職工，關雲長隻不過是三國時代的一個人物，死後怎能降福於人間，消災治病呢？生了病應該請醫生治才是。氣惱的孫眉於是暗地裏通報父親，要把弟弟送回家，嚴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滿17周歲的孫中山心有不甘地從歐瓦胡學院退學回國，結束了第一次海外學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經在這個少年心靈深處，埋下了日後為民族前途奮鬥的萌芽。孫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鍾工宇1932年曾向《紐約太陽報》記者戴維斯介紹了這樣的情況：“我們在課外常用方言交談……他告訴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處得這樣好？……有一天晚上，他問我：為什麽滿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們是天子腳下的螞蟻？這樣對嗎？我當時無法作答。”
從13歲到17歲，正是一個少年價值觀與世界觀形成的最關鍵時期。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堂講演時曾這樣提到這段經曆：“憶吾幼年，從學私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於課暇，輒與周圍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類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
050 1912年小男孩正給小夥伴剪辮子
孫中山上海香山路故居書房
1911年11月上海起義成功後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風招展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東京的結婚照
革命的起點
從檀香山回國後的幾年，孫中山輾轉於香港和廣州之間，學醫、從醫，結交有誌青年，熱議國事；而上書李鴻章失敗後，他對清政府抱有最後一絲希望的改良夢想，也消失殆盡，從此，他頭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檀香山作為他革命之路的起點。
在鄭觀應的幫助下，1894年10月，孫中山從上海踏上駛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時的他28歲，再也不是那個負笈求學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複漢之義舉”。對此，美國曆史學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響和財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廣東人很多，“對他來說，這個社會是不需要介紹的”。
這次距他上次離開檀香山，已經9年，當地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夏威夷1893年發生革命，王後被逼退位，君主製已變成了共和製。那時夏威夷數萬華人中絕大部分來自廣東，廣東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們之間直接或間接都是孫中山的親友鄰坊。盡管如此，當時的革命宣傳工作極為艱難。有一次孫中山在華埠路過，有華僑指著他的背影叫他“瘋子”。孫中山後來在回憶中也不無痛心地說：“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鄧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讚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個組織，便利用自己的醫術邊為人治病，邊宣傳革命的意義。陳少白後來說：“孫先生那時候革命思想很厲害，碰上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就是和一個做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銀行華人經理、基督教教友何寬的家中，舉行了“興中會”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何寬、李昌、劉祥、鍾宇、程蔚南、鄭金、黃亮、許直臣、宋居仁等二十餘人。孫中山為會議主席，他提議將這個以反清為目的的組織定名為“興中會”。
據《檀山華僑》描述，當那些入會者由孫中山帶頭，各以左手置於一本打開的《聖經》上，右手舉向天時，一個受過較好教育的會員李昌便朗誦誓詞：“聯盟人×省×縣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誓詞中用了“合眾政府”一詞，而不是後來孫中山常用的“共和”。“合眾”，即“聯邦”或“聯合”之意，在美國曆史學家史扶林看來，這一提法很顯然是以美國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為藍本，“因為有理由認為孫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國的影響”。
成立興中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將來的中國革命籌款。為此，組織者們煞費苦心地設計了兩種籌款方式，一是規定每位會員要捐5塊銀元；另一種是發行股票，每股10元，承諾革命成功後每股償還100元。可是人們對此的反應並不像預期那樣熱烈。客觀而言，很多華僑本身就是去美國謀生的，條件並不寬裕，說服他們掏腰包支持在那時看來還虛無縹緲的革命，實非易事。
興中會創始人何寬的曾孫何宇錦至今還生活在檀香山。出生於1950年的何宇錦並未見過自己的曾祖父，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錦說，何寬是通過孫中山的中學同學鍾工宇而相識孫先生的，兩人一見如故，由此成為孫中山革命最為忠誠的追隨者。1931年何寬在夏威夷去世，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特意向何寬的墓地敬獻了花圈。
作為興中會的創始人之一，同時又是在銀行供職，為人誠實守信的何寬，自然成為孫中山最為可靠的“財政大臣”，興中會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孫中山共同簽字方可生效。據何宇錦介紹，從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後有112人陸續加入了興中會，這些人的名字和繳納的會費，都被何寬保留在了“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數簿”中。根據賬本記載，興中會成立一個多月後，共籌集1388美元，在此關頭，此前一直對弟弟的革命活動有諸多阻撓的孫眉慷慨解囊。孫眉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了一部分牲畜，並以當地華人首富的身份，帶動了周圍20多人，捐贈了5000美元。
雖然檀香山的華僑們在提供資金上的反應令人失望，但是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熱情被激發。這部分華僑大部分是商人、店員、農民和工匠，他們曆來處於傳統的中國政治舞台之外，這一次，他們把自己的名字和孫中山的事業聯係起來，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
這群人中，鄧蔭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當地的一位商人兼農場主，在介紹了14位成員加入興中會後，他更是變賣家產，捐出資金，隨孫中山回國參加革命。另一位華僑宋居仁也將自己的餐館變賣，帶著兩個有夏威夷血統的兒子回國參加起義，並為國捐軀。
爭奪陣地
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報紙《早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標題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後和她的政府”。
這是孫中山第五次造訪檀香山。時隔7年，這裏的形勢又發生了很大變化。自從梁啟超到檀香山後，他宣揚的“保皇與革命原屬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蠱惑，大部分興中會會員都轉向保皇黨。盡管康有為詛咒過那些領導群眾起義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們要恢複權力，保證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孫中山的策略——在華僑中募捐。梁啟超顯然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使命，獲得許多華僑捐款，不僅如此，他們還出巨資，讚助出版保皇黨的機關報《新中國報》，這張報紙大肆鼓吹保皇，攻擊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興中會成員減少到隻剩下10人，幾乎被徹底摧垮。
孫中山看到這種情況，決定再一次征服這個群島，向梁啟超的宣傳才能及他作為西方政治理論獨一無二的解釋者的身份挑戰。在檀香山逗留期間，孫中山在群眾大會上向成千華僑發表演講，闡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標。數千華僑頭一次發現了孫中山的演講才能，孫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記者的注意，他們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演講的消息。美國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孫逸仙》裏這樣記載：“英文報紙的記者被那位穿著一身亞麻布衣服、剪短了頭發的演講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聽眾都穿著中式服裝，留著長辮。在這些新聞記者看來，孫中山不像個狂熱者，而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說家，他用有力的手勢來強調他說的話。”夏曼把孫中山描繪成一個“天生領袖”，當他譴責清政府、說到要竭力效法美國的共和製和選舉總統時，聽眾都為之欣喜若狂。
這一次，孫中山還生平第一次利用報紙攻擊他的政敵——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業性報紙《隆記報》改為興中會的黨報，本人親自做主筆，寫了《駁保皇報》一文，和《新中國報》展開論戰。此時的民心也在發生微妙變化。1900年漢口密謀的失敗，此後又沒有任何勤王的起義，這些都削弱了華僑對梁啟超的信任。與此相反，孫中山轟動一時的惠州起義的嚐試和史堅如的奇襲廣州衙門，都讓華僑對革命的支持態度更轉向明確。
孫中山與梁啟超的關係於是也再難修複。1903年12月17日，孫中山在《複某友人書》中指斥梁啟超：“康尚有坦白處，梁甚狡詐，彼見風潮已動，亦滿口革命，故舊金山之保皇黨儼然革命黨”，“今日之計，必先破其戾謬”。他認為梁啟超“以一人而持二說”乃是“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矣”。
興中會與保皇黨，實際上開始了在華僑中爭奪政治影響和經濟支援的嚴厲對抗。當時一家報紙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為之女)及歐某至各埠遊說運動，務以拒絕革命黨為事。而孫逸仙醫生亦遍遊各埠，意在解散保皇會，並欲籌餉50萬金雲。”
那時孫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對手——1904年底，康有為穿著紫色袍褂來到美國。在華盛頓，他獲得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接見。在費列得爾菲亞市，穿著藍色漂亮軍服的保皇會兩個連的候補士官生，手持黃龍大旗和美國星條旗做他的隨從護衛，雇用的軍樂隊為他開路，沿途保皇黨徒大放鞭炮，夾道歡迎。不過，在孫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對檀香山3年之久的壟斷終於被打破。孫中山展現出來的革命氣魄和個人魅力，也為他本人和革命運動贏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團
舊金山唐人街新呂宋巷36號，是一棟稍顯破舊的3層小樓，門口的台階逼仄得僅能容納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這座不起眼的小樓，當年卻與遙遠的中國革命有著不可小覷的關係。這裏便是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它的前身是洪門致公堂。
1896年6月18日，30歲的孫中山獨自一人從檀香山乘輪船抵達三藩市(舊金山)。這是他首次踏上美國本土。他向所遇到的華僑繼續積極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傳未獲得積極響應，歡迎革命的，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認為孫中山“謀反”是大逆不道，“視為蛇蠍”，甚至連籌措旅費也遭到了華商們的拒絕。一舉一動受到監視的孫中山察覺了自己的危險處境，停留了3個月後，他遠赴英國。
可是，這一次美國大陸本土之行，也讓孫中山有了另一個收獲——他發現美國有一個曆史悠久、規模龐大的民間社團，這就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洪門會館，也就是俗稱的致公堂。孫中山的舅舅楊文納很早就到美國淘金，熟知這裏華人情況的他向孫中山建議，北美係保皇會發源地，“倘不與洪門人士合作，勢難與之抗衡”，力勸孫中山加入洪門。
致公堂大佬黃三德，也是美國華人的一位傳奇人物。出生於1863年的黃三德是廣東台山人，15歲時到美國謀生，1893年被推舉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舊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門分堂的總部，其在華人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視。黃三德後來著有《洪門革命史》一書，據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寫介紹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門組織——國安會館，允許孫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過興中會元老鍾木賢作保，孫中山在檀香山國安會館宣誓加入洪門，並被封為“洪棍”(洪門稱“元帥”為“洪棍”)，躋身洪門致公堂的要職。夏威夷國安會館曾保存了孫中山入會日期的檔案和保薦人的數據，這份珍貴檔案卻因近些年數度搬遷而不慎遺失。
如今，在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內，依然完整保留著孫中山的書房。陳列有孫中山曾經使用過的桌椅、印泥、保險箱等物品，以及他與致公堂大佬黃三德等人往來的信件等。鮮為人知的是，除了孫中山之外，當年還有大批仁人誌士曾經秘密加入洪門致公堂。據致公總堂會長周國祥介紹，這其中就有孫中山的革命盟友黃興，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鍔、蔡廷鍇將軍，而黃花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門兄弟。
加入洪門不久的孫中山馬上就得到了很現實的幫助。1904年3月31日，孫中山搭乘“高麗號”，再次離開檀香山前往舊金山。早在1882年，美國議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華人沒有必要的證件不能進入美國。為了能在美國推廣革命活動，孫中山不得不設法取得美國護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國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孫眉、舅舅楊文納這些親友作證，申領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證明——1866年出生於香山翠亨村的孫中山，稱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後，他領到了一個美國島屬居民所持之護照。
經過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麗號”到達舊金山。可是孫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國海關以手續不符等理由扣留。個中原因，一種說法是與孫中山激烈論戰的保皇黨擔心孫中山一旦抵達美國大陸，會給那裏的同黨帶來更大的麻煩；另一種說法是清朝皇室貝子愛新覺羅·溥倫率團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世博會，清官員擔心孫中山“鬧事”，因此令清廷駐舊金山領事何祐阻撓。何祐立即照會美國海關當局：以保全清、美兩國邦交，請禁止將於某日抵埠的中國亂黨孫某入境。當海關查知孫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證，表示按照法律難以禁止的時候，他們又極力說明孫中山是廣東香山縣人，所持護照，必是偽造。這樣，孫中山便被困在碼頭上的木屋裏，等待處理。
小木屋簡陋，與外界完全隔絕。有一天，孫中山無意間從他人那裏借到一份僑報《中西日報》，見上麵寫有“總經理伍盤照”的字樣。他猛地回憶起1895年從香港逃離時候，基督教教友楊襄甫、左鬥山兩人，曾特地寫信給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經理伍盤照，請他念同教的友誼，對孫中山予以照顧。這封信孫中山暫時沒用上，仍留在皮箱裏，他立刻根據報上地址寫了個便條，讓一位西洋小報童送到《中西日報》。伍盤照收到信後，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趕到木屋去，那時，伍盤照還兼任清廷駐舊金山領事署顧問，領事何祐經常向他請教對外事務。伍盤照一方麵正告何祐：孫中山係革命黨，不能指為亂賊，請勿激起眾怒；另一方麵，又去拜訪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英文書記唐瓊昌。
危急時刻，黃三德立即組織營救。他先以自己的名義拿出500美元做保證金，保釋孫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請當時檀香山著名律師何利為孫中山上訴。據黃三德在《洪門革命史》中回憶，官司一直打到華盛頓最高法院，經過17天的審判，最終獲勝訴。1904年4月28日，美國政府工商部電告舊金山海關，批準孫中山在美居留。使孫中山索性甩開了各種顧忌，在美國公開從事革命活動。
孫中山脫險後，向黃三德表明：此次來美目的，是要發動華僑捐資支持革命運動。黃三德表示全力支持，並親自陪同孫中山到全美各埠發表演講。1904年5月24日，孫中山與黃三德從舊金山出發，開始赴美國各地對洪門會眾進行注冊和宣傳活動。據中國社科院所編的《孫中山年譜》，所到之處，黃三德必“開台演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為“開台演戲”)，孫中山則發表演說，闡揚反清革命宗旨，駁斥保皇謬論。每到一處，黃三德必介紹孫中山與各埠的華僑領袖相識，以擴大革命影響，建立孫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華僑組織安良堂的僑領司徒美堂就是在黃三德的介紹下認識孫中山的，從此，司徒美堂也成為忠實追隨孫中山的華僑領袖之一。
不知為何，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與黃三德的關係卻日漸疏遠。有學者認為，是黃三德自恃功高，數次向孫中山跑官要官，孫中山沒有應允從而引發矛盾。也有研究者稱，革命成功後，黃三德希望將洪門致公堂在國內立案，注冊登記成為一個公開的合法組織，進而參政議政。當時孫中山並沒有答應，這使得兩人漸行漸遠。再後來，黃三德聽從建議，同意成立致公黨。不過孫中山在日後否認洪門與革命的關係。
為革命籌款
“在孫博士壯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募集革命資金的工作，明顯地成了他的主要職業。”研究孫中山的美國曆史學家韋慕庭對孫中山做了這樣的評價。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本打算親自赴南洋各國去籌款，但因從事革命，許多國家都拒絕他入境，使孫中山在南洋一帶難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華僑革命黨人多次為革命起義捐獻大筆款項，“大有接應不暇之勢。出錢者因多歎元氣之未複，勸捐者亦殊黨開口之為難也”，所以孫中山隻得將籌款重點放在美國。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曾四度到美國本土，為革命奔走呼號，並在華人華僑中積極籌款。
為了籌款，孫中山也設想了好多形式。韋慕庭在《孫中山——壯誌未酬的愛國者》裏寫道，其中一個計劃是建立一個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中華實業公司，“這個公司打算籌集資本100萬元，以1萬股為限，每股百元”。孫中山許諾，中國的投資者在“將來革命成功後，專承辦開礦，專利十年”。可是這個計劃最終失敗。
在洪門的幫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孫中山最後一次來到美國本土期間，黃三德與孫中山聯手成立了洪門籌餉局，幫助孫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籌款的通道。根據章程，不管是誰，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為“優先國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軍政府條件之約束，而入國籍。籌餉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籌款活動掀起了一個新**，僅僅幾個月，便籌款接近15萬美元。當時，孫中山仍屬於清廷通緝的要犯，黃三德在洪門內部下達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護孫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發那天，陪同孫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黃芸蘇，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負責人。致公堂當年發出的籌餉公告中還提道：“現經印就捐冊，寄呈各埠，後派演說員兩隊，孫文大哥、黃芸蘇為一隊，周遊美國之北。”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當年為了革命活動方便，而謊稱自己出生於夏威夷的經曆，最近一段時間被不少媒體熱炒，甚至有人撰文聳動地稱，辛亥革命後，中國人選了一位“美國人”做總統。實際上，孫中山獲得的美國公民身份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1908年，孫中山偕胡漢民等人從新加坡前往曼穀，在華人華僑中宣傳革命。當時的暹羅(即泰國)當局迫於清政府壓力，要將他驅逐出境。孫中山以自己是美國公民為由，在會見美國駐暹羅公使漢米爾頓·金時，要求保護。漢米爾頓·金隨即將此事電告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盧特。1909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電複漢米爾頓·金，認為孫中山不符合美國公民資格，不能取得美國護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公民。
孫中山主要的、不斷的資金支援來源，就是海外華僑，其中就包括為革命幾乎耗盡家財的兄長孫眉。在夏威夷以經營稻米起家的楊然，是當地的百萬富翁，民國成立後曾捐巨款幫助孫中山。其子敬仰孫中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楊仙逸，他立誌航空救國，積極幫助孫中山向世界各地的華僑募捐，購買了12架飛機(其父捐獻了4架)。回國後還親自動手裝配了第一架國產飛機，以宋慶齡的英文名字“羅莎蒙德”(Rosamonde)命名。宋慶齡不顧生命危險，親自登機試飛，揭開了中國航空史的第一頁。被孫中山譽為“中國航空之父”的楊仙逸後在奉命東征叛軍陳炯明時不幸遇難。此類感人的華僑支持革命的故事不勝枚舉。據曆史學家研究，辛亥革命之前，在五大洲的華僑人數約800萬，他們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使得他們迫切希望祖國強盛，願為推翻清朝統治，民主救國不遺餘力。所以，孫中山曾不無感慨地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1911年11月，英國萊姆豪斯的中國革命俱樂部年輕人收到革命消息時的水彩畫
孫中山之子孫科在父親的畫像前
孫中山
辛亥革命：革命軍
辛亥之後，孫中山在南京與上海
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取道歐洲回上海，6天後，他從這裏出發去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共和之製，由此肇始。僅僅92天後，孫中山卸職臨時大總統，又回到了上海。在這裏，他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隱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建國方略》。如果說南京是孫中山的政治頂峰，那麽，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灣。
記者◎魏一平
孫博士回來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築的一條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後來又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兩座老式居民樓的夾道後麵，一座3層高的花園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紅色的外牆，每層都有8個拱門式陽台，背麵牆上還有一幅宮廷畫似的磚雕，氣派非凡。工程雖然持續了一年多，但卻少有工人知道這座建築的來曆，隻有住在附近幾十年的居民才了解，這裏就是當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從海外回國的行館。
1911年12月25日，聖誕節，孫中山乘坐的“地灣夏號”輪船抵達上海吳淞口碼頭。16點20分，他與同行的胡漢民等人乘汽車來到這裏，當時的門牌號還是寶昌路408號。此後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雖然短暫，但卻異常忙碌，為即將建立的新政府做準備。
隻是，在抵達這裏前，“孫博士去了哪裏”，成為中外記者都迷惑不解的問題。
武昌起義事發突然，當時身在上海的革命黨人毫無準備，設在愛文義路伍廷芳家的總部，整日人聲嘈雜。伍廷芳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後來做過駐美公使，已經公開表示支持共和。隻是，他當時整天悶悶不樂，背著手在起居室裏大踏步走來走去。來自澳大利亞的新聞記者威廉·亨利·端納，每天早晨都會到他家，協助處理對各國的交涉事務。伍廷芳曾對他說：“孫逸仙這位老兄究竟在哪裏？他說他發動了這場革命，如果是，那麽他在哪裏？”他要求秘書每天發電報，直至找到孫中山並獲得回音為止。
起義成功了，找誰來做領導人？恐怕這是辛亥革命最為怪誕之處。身在武漢的黎元洪被戰士們從床底下強拉出來，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號；從上海匆匆趕來的武將黃興，就任戰時總司令，卻在一月激戰後，以漢陽失守而返滬。身在上海的端納也發覺，雖然各省宣布獨立的報告紛紛傳至上海，聲稱他們推翻了當地清廷政權，但對於如何成立新政府，卻並無任何建設性意見。
“不管是黃興還是黎元洪，選誰當總統，對方都不服，孫中山是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選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教授向本刊記者分析，“加之，黃興的極力邀請，孫中山當選也就順理成章了。”
隻是，孫中山當時選擇了去訪問英法。他去了紐約、華盛頓，又坐船到倫敦和巴黎。他解釋說：“目前革命形勢的成敗關鍵不在於軍事方麵，而在於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麵。”在倫敦時，孫中山收到了來自廣州的電報，“要求他擔任新共和國的總統”。《泰晤士報》也對在上海召開的各省革命領袖會議做了報道，裏麵提到新政權將定都南京，並選孫中山為總統。但是，孫中山打電報給上海的《民立報》，說他聞知黎元洪將被選為總統而感到高興，又說，聞黎有推袁(世凱)之意，“合宜亦善”。
1911年12月中旬，唐紹儀受袁世凱之命到上海議和，與伍廷芳談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報紙報道“孫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與一些美國將軍抵達新加坡”。屋子裏開始猜測紛紜，這些美國將軍是來幹嗎的？他們為何要與孫中山一起來？
12月2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迎接，並勸說孫中山留在廣州，因為北方形勢複雜。結果，孫中山反勸服了胡漢民，與其一起回上海。抵達上海時，按照端納後來的回憶，當時無人知曉，所以沒人在場歡迎。可是，據一位與孫中山同行的中國人張大椿回憶，船抵吳淞口，是滬軍都督陳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輪前去迎接，船上還掛了代表新政權的五色旗。
寶昌路408號行館原來是法國人屠榭的產業，抵達這裏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召集同盟會骨幹召開會議，討論選舉和組織政府問題，並最終確定了總統製而非內閣製，推舉孫中山和黃興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候選人。第二天，又開會討論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2月29日16點，同盟會本部在外灘匯中飯店，即今天的和平飯店南樓召開了歡迎孫中山大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傳來了南京選舉的結果，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還有一票投給了黃興。
端納回憶，當時他去行館拜訪，說起伍廷芳著急找他，才得知原來孫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發自上海的密碼電報，但自己的密碼本卻落在了得克薩斯州，隻好趕去取回才破譯了內容。他迅即回了電報，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回音，後來方知原來是伍廷芳的秘書私藏了起來。“部分革命黨人並不希望孫中山發號施令。”端納總結。
共和肇始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時，孫中山從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雖然孫中山早已聲名遠揚，但他的行蹤卻並非完全公開和自由。為保障安全，有時還不得不喬裝出行。可現在不同了，此次赴任，聲勢浩大。他搭乘汽車到上海北站，滬軍都督陳其美、民政長李平書已在寒風中等候多時。孫中山的隨行人員有專程趕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湯爾和、王寵惠、宋耀如等，一時間雲集萬人。
據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館員王誌鮮向本刊記者介紹，現在位於天目東路的上海北站，於1908年滬寧鐵路通車時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車站。孫中山一行抵達時，上海各軍隊已先期集結，擎槍排列。孫中山先與歡送者代表合影，然後登車，擔任列車警衛的是滬軍敢死隊45名隊員，由郭漢章任隊長。11時，列車啟動，鳴炮示慶，響徹上海上空。
現在的上海北站，已經成為上海鐵道博物館，西側不遠就是上海站。王誌鮮告訴本刊記者，當年日軍轟炸上海，北站遭襲，四層樓房隻剩下一層，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記憶裏，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車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後，又恢複了最初模樣。那張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顯眼，孫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頂軍帽，神情肅穆，兩側是持槍敬禮的戰士，歡送人群緊緊簇擁在身後。
從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車的滬寧鐵路，由英國人修建，全長311公裏，從上海北站到南京下關站，沿途共設37個車站。當時的火車行進速度隻有30多公裏，京滬線正常運行需10小時，即便孫中山的專列沿途不停，到達南京下關也已經是傍晚。
位於長江南岸的下關火車站，現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當時統一規格“一等站屋”設計。就職專列抵達，軍樂隊奏起樂曲，長江江麵上的軍艦與江邊獅子山炮台均鳴放禮炮21響，江浙聯軍部隊各營舉槍致敬。孫中山一行換乘南京城內的小火車，沿街軍警密布，店鋪懸掛彩旗，群眾夾道歡迎。在兩江總督署東箭道車站下車後，又坐上一輛藍色絲綢繡花馬車，從東門進入兩江總督署，也就是現在的總統府。
在南京，位於長江路上的總統府舊址已經成為遊客必去的標誌性景點，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總統府展覽研究部部長劉剛向本刊記者介紹，人們記憶裏的總統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軍部隊插上五星紅旗的照片，卻少有人知道，現在大門上的“總統府”三個大字，是1948年蔣介石當選總統後才換上去的，當時的大門也並非如此。
總統府建築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統一全國後，在明朝宮殿西側辟出一塊幽靜之地建漢王府。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當時稱天京)後，在此興建天王府，後來曾國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毀，清廷撥款重修兩江總督署。現在的總統府，是端方在任兩江總督時開始修建的。孫中山抵達那天，南京天氣陰冷，不時飄著陣陣細雨，大門前廣場上華燈高照，各省代表和將領等候多時。孫中山從容地走下馬車，一手持帽，微笑著和大家握手寒暄。針對當時有報道說他從海外帶回了30萬元巨款，孫中山則說：“文此次回國，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帶回的是革命精神。”話音未落，頓時掌聲四起。
從大門進入，往前走沒多遠就是總統府大禮堂。當晚22點鍾，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就在這裏舉行，各省代表、將領及各國領事等200多人參加。軍樂奏過，山西代表景耀月向與會者報告了大總統的選舉經過，然後高呼：“請大總統宣誓就職。”孫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緩緩走向前，用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大聲朗讀誓詞：傾覆滿洲專製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
緊接著，致頌詞、歡迎詞，授大總統印，致答謝詞，一係列程序完成後，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五項施政方針。位於南京北極個、獅子山的炮台鳴炮21響，下關江麵的軍艦拉響汽笛。在這個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製的國家政權誕生了。
“南京臨時政權的價值，長期以來被曆史學家低估了，雖然它的壽命很短，隻有短短的3個月，但那畢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張憲文教授向本刊記者分析道，“這個政權實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選舉，製定了第一部憲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國家領土和民族團結的觀念等等一係列的開創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識。”
南京情結
孫中山在總統府的辦公室叫西花廳，有別於其他中式建築，有典型的西式風格，是當年端方出洋歸來後仿建的西洋建築，坐北朝南七開間，現在仍按當年的擺設陳列。從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裏度過。在這裏，他主持製定了一係列法律法規，剪發辮、廢纏足、改服飾、改稱呼、廢跪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了保護私人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兩項最重要的工作——籌款和議和。
在美國史學家韋慕庭分析看來，籌款一直是貫穿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一個基本任務，無論對象是早期的華僑還是後期的外國政府。當時臨時政府財政極其拮據，各地戰事未斷，軍費開支浩大。當時的秘書長胡漢民後來在自傳裏記述，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急電中央索餉，孫中山朱筆一批，撥款20萬元，可當胡漢民手持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才發現國庫內隻有10枚銀元了。當年跟隨孫中山一起回國的荷馬李將軍要回國，孫中山想發點薪金給他，可連100塊錢都拿不出。
在鞏固新政權的同時，孫中山一直沒有間斷與袁世凱及清廷的接觸。據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史料部主任郭必強向本刊記者介紹，其實，孫中山在得知自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就曾發電報給北京袁世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誰能使清王朝遜位，誰就能取得共和國領袖的地位，這在當時已是各方共識。從郭必強他們偶然發現的一批電報來看，孫中山在南京就職的第二天，即發電報給外交部，讓他們每日都要報告與北京方麵議和的進展情況。
軍權在握的實力派袁世凱，是民國政府和清廷都想極力拉攏的對象。後來，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凱就要上位，孫中山急忙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便是遷都南京。雖然此前從未到過南京，但孫中山卻有深厚的南京情結。1910年，孫中山在與伍平一的談話中強調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揚州大艦可以進入，民國首都，以交通為主，因無防於民之反側，然終以金陵為曆史上聲威所係，將來宜於齊齊哈爾、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國防)。”民國政府剛剛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孫中山在南京與《大陸報》記者談話時則表示：“南京將作為永遠之都城。”
在張憲文教授看來，這種選擇也是一種各方妥協的結果。武漢與上海各不相讓，北京又是代表清廷舊勢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滿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爭執。隻是，深諳中國政治規則的袁世凱怎麽會放棄北京，為此甚至還發生了亦真亦假的兵變。後來孫中山自己也意識到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鄧澤如的信中反思說，當時所任的臨時大總統職位，隻不過是一個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誌辦副主任趙建中曾專門研究過孫中山在南京的活動。他告訴本刊記者，南京期間，孫中山曾登上城內最高點獅子山，觀察長江兩岸的防禦形勢；曾到過三牌樓的廣東會館參加同鄉宴請；也曾在夫子廟的文德橋上即興發表革命演說。但是，絕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總統府內料理政務。從西花廳辦公室走出來，跨過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橋，不遠處一座灰磚青瓦的中式結構二層小樓，就是他的起居室，門前一副對聯是孫中山親自所作——“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當。”雖然貴為大總統，但經曆了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孫中山仍保持著極其簡樸的生活習慣。不久，他的原配夫人盧慕珍也來到這裏，親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過4角。劉剛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一個曆史細節。有一次唐紹儀來訪，孫中山留其吃飯，特意讓人去買了一隻鹵水雞，唐拿過來三兩口便吃光了，孫隻得說：“慢待了，沒什麽好菜了。”唐紹儀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隻肥燒雞，我一人一頓就吃完了，想不到總統府裏隻是這樣待客。”
趙建中說，從史料記載看，孫中山從1912年4月3日離開南京後，並未在有生之年回來過。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於他的去世而更加明顯起來的。孫中山在彌留之際曾吩咐要葬於紫金山。相傳是因為，當年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一天孫中山與胡漢民去鍾山打獵，發現了這塊風景秀麗的風水寶地。可紫金山在哪裏？當時並沒有幾個人能說得上來，因為，大家隻知南京有個明孝陵所在的鍾山，後來，汪精衛還專門請曆史學家寫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報館發表，這事才算最終定下來。
1928年，為了準備孫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當時的南京特別政府專門在下關江邊修建了新碼頭，並新修了一條直接到達孫中山陵園的大道。其中，自下關碼頭到鼓樓，是西北東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樓至新街口一段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從新街口到陵園，是東西走向的中山東路。當年這條迎靈大道，現在仍舊是南京城市結構中的主幹道，沿途繁茂的法國梧桐，構成了這個城市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1929年5月28日上午，運送孫中山靈柩的專列抵達南京浦口車站，當時還沒有橫跨長江的大橋，隻能在浦口碼頭轉乘輪船過江，在對岸下關碼頭登陸，直接沿中山北路運至現在位於湖南路10號(當時稱丁家橋16號)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線的地名也多與孫中山有關，中山門、逸仙橋，南京城內還隨處可見中山先生的印記。浦口車站雖然已經停用，但站前的拱形連廊還是典型的民國建築風格，從浦口開往下關的輪渡，每20分鍾一班，票價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騎著摩托車、自行車登船往來兩岸。船行江上，不遠處的南京長江大橋如巨龍鎖江，天晴時候，獅子山頂的閱江樓清晰可見。
革命港灣
卸任臨時大總統，離開南京的孫中山，選擇返回上海。他從這裏出發，尋訪武漢、南昌等地，北上北京，與袁世凱進行了13次會晤。自從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來，新聞記者端納就承擔起他的外交顧問角色。他很快發現，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孫中山，對於一個新政權的建設充滿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來，袁世凱別出心裁設立“全國鐵路督辦”一職，聘請孫中山出任，月薪3萬元，隻是為了利用已經引退的他的影響力。可孫中山並不以為然，愉快並認真地接受了這一空頭職務，並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專用花車，開始了全國鐵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納被早早叫到孫中山所在的花車車廂，隻見孫中山已經坐在一幅中國大地圖前工作，上麵畫滿了密密麻麻的黑線條，把各個城市連起來。孫中山興奮地告訴端納：“我計劃10年內修建20萬裏鐵路。”一連幾天，這位締造了民國的革命領袖都沉浸在熱血沸騰的夢想中。車到豐台站，孫中山要接受中外記者訪問，並向大家介紹他的鐵路救國思想，這讓端納很是緊張了一番。他提醒孫中山：“博士，繞過西藏那條鐵路修不了，鐵路經過的一些山隘高達1.5萬英尺。”
“有的是路。”孫中山皺起眉頭。
“沒有路，博士。那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直插雲霄，陡峭不平，連強健的犛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鐵路。”孫中山態度溫和，但卻不可撼動。
結果，後來記者來到車廂，隻是孫中山的地圖卻不見了。這時，一位秘書走過來俯身與孫中山交頭接耳了一番，孫中山對記者們宣布：“很對不起，司機收到報告說土匪要來劫車，他說，必須馬上把火車開走。”就這樣，記者們紛紛離去。幾小時後，孫中山的地圖又奇跡般地回來了。很顯然，防範孫中山過度理想化，已經成為端納的職責之一。
從政治巔峰上走下來後，孫中山在上海開始籌劃鐵路救國。後來赴日本考察實業，驚聞宋教仁被刺，於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寶昌路行館。在這裏，他策劃發動了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可惜很快失敗，隻能再次流亡日本。
時隔3年，1916年5月1日，孫中山再次返滬。所不同的是，這次，緊接著抵滬的還有新婚妻子宋慶齡。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是孫中山早年的革命夥伴，至今在上海的東餘杭路還有一棟普通的兩層樓房，就是當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從南京卸任後，孫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寶昌路491號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敗這段時間，隻是當時並未對外明確公布。這次返滬，由於袁世凱的追捕行動並未撤銷，兩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環龍路63號寓所，直到袁世凱死後3個月，才對外公布了孫宅的地址。
這棟深灰色的二層小樓房，位於現在的南昌路59號，王誌鮮前些年找到這座建築的時候，已經被住戶改裝得幾乎不能辨認。對麵就是中華革命黨本部事務所，一來孫中山可就近領導革命工作，二來也可保障安全。在這裏，孫中山發表了《第二次討袁宣言》，完成了《民權初步》(又名《會議通則》)的創作，並開始著手用英文撰寫《實業計劃》。1917年7月1日，張勳複辟，孫中山與唐紹儀、廖仲愷等人緊急磋商，於7月8日乘軍艦離滬赴粵，成立護法軍政府，開始護法運動，環龍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結束。遺憾的是，1999年，這棟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學會堂大樓。
1918年6月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馬路碼頭登岸，隨後與迎接他的汪精衛等人一同乘車駛抵莫裏愛路29號，也就是現在位於香山路7號的孫中山故居。鋪滿深灰色鵝卵石的外牆麵，在梧桐樹的掩映下，呈現一種英國鄉村式的風格。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研究室主任李麗告訴本刊記者，當年的莫裏愛路，是取自法國作家莫裏哀的名字，這棟房子是四位加拿大華僑集資買下贈與孫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孫中山，終於在他52歲的時候，擁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樓是餐廳和會客室，二樓則是書房和起居室，加起來也不過400平方米。美國友人林百克先生對這棟房子詳加描述一番後，認定它是“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適合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簡樸的生活。樓前的小花園，是他與夫人經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經常造訪的朋友描寫道：在打槌球的時候，孫博士總是用力揮動木槌，在他獲得了第一個機會時，就把球送到離孫夫人很遠的地方去。每當此時，而且預測到最壞的遭遇，孫夫人總是站立在邊線地方轉向我們，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個布爾什維克！”
在這裏，孫中山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他開始嚐試著從激烈的革命鬥爭中走出來，反思一生的革命經曆，總結自己的革命思想。從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這段時間，孫中山在上海幾乎過著一種退隱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轉向了寫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建國方略》(包括《孫文學說》、《實業計劃》和《民權初步》)。也是在這裏，他會見了蘇聯代表越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開始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
寶昌路上的行館和宋宅、環龍路63號居所，莫裏愛路的家，都位於當時的法租界內。據考證，從1894年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算起，孫中山一生共27次來過上海，這可能是他到訪次數最多的一個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熊月之看來，因為上海是當時的全國輿論中心、革命策劃基地，交通便捷，利於對外聯絡，舒適的環境切合了孫中山多年的歐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較有保障。不止一次，孫中山告訴友人，自己家門口就有兩個法租界巡警在巡視保護。從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後這段日子，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和兩次護法戰爭，每遇挫敗，上海就成為他的革命港灣。現在這片區域，已經成為洋房密布的老城區，粗壯的法國梧桐遮蔽了整個街區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部隊推翻曹錕軍政府，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19日，從香港北上途經上海的孫中山，在莫裏愛路的家裏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
(參考書目：《孫中山——壯誌未酬的愛國者》、《孫中山上海史跡尋蹤》、《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袁氏當國》、《國比天大：宋慶齡》、《總統府史話》)
康有為
宮崎滔天
張之洞
黎元洪
現代中國的革命路徑
革命作為一種結果，尋找前因時，如果失去對曆史動力的發現與理解，我們將一無所獲。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複”等名詞。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Revolution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鹹通稱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馮自由《革命逸史》。首頁。
◎李鴻穀
孫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孫中山先生發動廣州起義，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義。很遺憾，失敗了。
廣州起義的失敗，頗多令人扼腕歎息之處。
在準備起義的當天淩晨(1895年10月26日)，孫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夥伴楊衢雲的電報，報告“貨物”不能按時到達，要推遲一天，即27日晚上運到。可是，頭一天晚上參與起義的各路人馬已在廣州聚集，準備從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貨”。離早班渡船到來還有幾個小時，電報來了，說要推遲。這時候，孫中山決定，無限期推遲起義時間。他發電報給楊衢雲，讓他取消“裝運”，另等通知。在付給廣州起義戰士費用後，遣散各路豪傑，讓他們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結束，而是剛剛開始。楊衢雲回電，說接電太遲，貨已下船，要求“接貨”。
事實上，幾周前，香港警察即已獲悉三合會在為廣西起義招兵買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終於在碼頭發現600名苦力，他們宣稱：是準備去廣西梧州當“官軍”的，每月10港元；這兩天他們每天得到5分錢的飯錢，雇用方還答應給他們每人1港元作船費。因為沒有查獲他們有任何武器，警察隻能放行。當晚，香港警察終於知道楊衢雲將大批軍火裝上了“保安號”輪上，這個情報迅速通過電報傳遞至廣州衙門。
事情敗露，清官兵開始追捕孫中山。
若論敗露，實際上，這次起義在兩天前，即被告發。當時廣州興中會成員朱淇，要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發現了，擔心被株連，假借弟弟的名字，向縣丞寫了份自供狀。消息迅速傳至廣東總督譚鍾麟那裏。據說，譚鍾麟聽說孫中山是謀反者時，不僅不驚慌，反而大笑，他認為孫中山是個無害的“瘋子”，“豈敢造反”。這事就算過去了。但接獲香港方麵的電報，廣東方麵不敢再輕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個準備去廣西當“官軍”的，哪裏截得住，跑了大半，隻捉獲四五十個人。最後在7個標有“波特蘭士敏土”的木桶裏，因為沒有人來認領，才發現裝運的“貨物”——200多支左輪手槍。
這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起義，沒有啟動，即告結束。這次事件，頗值解剖與細思的是孫中山“革命”的模式：會黨加華僑。這是他的力量之源。孫中山先生後來自述中國革命能夠成功：會黨出力，華僑出錢，留學生宣傳。隻是這時，留學生這支力量，尚未登場。
單取廣東觀察，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總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譚鍾麟替換。他為李鴻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戰爭結束，他將3/4的士兵遣散，這顯然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這些被遣士兵返鄉亦難，最主要的出路，即為加入當地會黨——三合會。長江中下遊，則主要為哥老會控製。退伍士兵成為會黨成員，清末之際，是其潮流。在鄉間與城市，中國的底層社會，會黨組織雖然秘密，卻無處不在。
在廣州起義的計劃裏，孫中山設計了約3000名三合會會員，包括從廣東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於10月26日淩晨抵達廣州。他們作為“決死隊”成員分四路，向衙署進攻。除了香港的突擊隊外，廣東珠江流域還有各路支援縱隊，基本也是三合會會員，聚集廣州，以伏擊和牽製清廷軍隊。如何理解這種武裝結構，孫中山研究權威史扶鄰在其《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裏論及：“有證據表明，許多普通士兵隻是受雇而來，並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領導者卻有理由相信，一旦戰鬥開始並奪取首批目標後，內地的綠林和會黨自發的起義就會馬上爆發。”
率領或者說雇用這樣一支由會黨成員構成的“軍隊”，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夠的經費，而這正可對應廣東所具有的特殊優勢：熟悉西方的中國人與華僑。
廣東作為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積月累，形成了有別於中國內陸地區的新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類型，史扶鄰概而論之：“西方的滲透為非儒教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焦點。在香港和各個通商口岸，中國的商人對歐洲的製度，諸如法治和契約關係神聖不可侵犯等觀念已漸漸習以為常。職員和有專門職業的人，多半是教會的信徒，都誇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為基督教徒，他們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更優越。還有華僑，這些被忽視的移民，經常受到本國政府的輕蔑，他們越來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動。在國外，他們像少數民族一樣，受到迫害和歧視，因此，他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本國政府來保護他們。至於在海外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在國內得到相應的機會和聲望，也使他們歡迎變革。”
隻是，在那個年代，無論是能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廣東人，還是華僑，在中國傳統等級結構裏，基本上屬於邊緣集團。孫中山即為這一集團裏的人物。但是，他天才地發現了華僑的錢與會黨的力——兩者能夠締結成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與後來我們一般理解的“革命軍隊”不一樣，它更類似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孫中山希望憑此力量按歐洲人的方式改造中國。
華僑與國家的關係，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情感關係結構。
19世紀下半葉開始，每年約有12萬廣東人前往東南亞和美洲各地充當苦力。一般的規律：若以25歲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幹10年才有足夠的積蓄回家鄉娶親；再過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莊建造房屋，隻有過了最後10年，才可能再購置一些田畝，重返故鄉安度晚年。當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國，成為華僑。他們在外的生存，相當艱難。孫中山曾談及他的爪哇富翁朋友的一次恥辱的經曆。這位富翁外出拜訪朋友，耽擱得有點晚了，而且還忘了帶通行證和燈籠。根據荷蘭人的規定，沒有這些東西，華人晚上不準到離家二三公裏遠的地方，但日本人卻可以。因此，他不得已雇用一個日本妓女陪他回家。孫中山的結論是：“在爪哇，一位華人富翁比一個日本妓女還不如。這是因為我國政府太軟弱，不能保護住在國外的華人。”一方麵，華僑因為居住國外，比一般中國人更理解世界大勢；另一方麵，卻又因為清政府太弱而備感屈辱。他們有著更強烈的變革之心。孫中山是他們中的一員，更是其中的卓越之士，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興中會。
廣州起義之前，興中會注冊會員有153名(夏威夷入會的為112名)，如果按行業與職業劃分，他們分別為商人(69人)、工人(39)、會黨活動分子(13)、白領(10)、軍事人員(5)、農民(4)、教師(4)、醫生(3)、學生(2)、基督教牧師(2)、銀行家(1)、記者(1)。從外國研究者的角度觀察，史扶鄰解釋這一人群構成：“這些成員，不但代表了中國社會裏傳統的地位低下的階層，而且也表明了有相當數量的職業是需要受過現代歐化教育和職業訓練的。”那麽，當這一新的階層，即使是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發起來，也具有重大意義。尤其他們或許隻是5元、10元的資助積累，終使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可以運轉。而這對當事人，也是極需勇氣的舉動，因為與革命者孫中山的聯係，可能會使他們家人受到牽連。
回到曆史現場，1894年的孫中山與興中會，還需要足夠的時間才會被意識到他們的價值。重要的是，他們為拯救中國的奮鬥開始了。
百年後，我們來重新檢視那段曆史，套用當下的詞語，“體製外”的孫中山以及他所在的階層，在邊緣，從社會底層開始推動的中國變革、由此進入現代化軌道，確需種種時勢變化相助，才可能最終成功。換言之，研究中國如何現代化，辛亥何以革命，不理解英雄與時勢之關係，無從索解。而所謂“時勢”，對於後世讀史者而言，在乎能否發現曆史動力及其演變。這才是關鍵。
康有為的思想動員
逃至日本的孫中山，處境並不輕鬆。甲午戰爭已經結束，中日兩國複交，清政府駐日公使即將到任，華僑自然恐懼被清廷懸賞1000元的逃犯孫中山所牽連。馮鏡如與馮紫珊拿出500元，資助孫中山再次跑路。孫中山分給同伴陳少白與鄭弼臣各100元後，拿著300元錢赴美。抵美不久，孫即將500元錢寄還日本馮氏兄弟。馮紫珊感慨：“初時以此500元作救國犧牲。不料中山迨後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處也。”
革命並不為個人謀財，即如史扶鄰評價亦甚高：“我要特別指出孫中山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從不貪財，不論他得到多少錢都全部用在事業上，從不忘記自己同誌的需要。”
清廷1000元懸賞緝拿的要犯，當然是重犯。孫中山從夏威夷到舊金山即被清廷密探跟蹤盯梢，即使此時孫中山已經“易容”剪辮留須，“愚蠢地擺好架勢讓人照相，而一張複製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館手裏，這樣一來，曾給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偽裝也就不起作用了”。孫中山從美國去到英國，他的行程，甚至船號以及登陸地點，悉數傳至英國的中國公使館。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清公使館秘密逮捕。經過14天關押，才得以脫險。隨後，孫中山將此經曆寫成《倫敦蒙難記》。一般史論，這是孫中山成為世界性領袖的開始。對中國之外的人而言，此論成立。但是，對中國人，這還是需要時間才可能被認可的。而回到中國當年的曆史現場，孫中山因英國人幹預而脫難，甚至是一種恥辱。比如康有為的弟子麥孟華即直接指斥孫中山：“盜匪、會黨分子，使中國丟盡了臉的人，因為他是通過沙士勃雷伯爵(英國首相兼外務相)幹預才從中國使館獲釋的。”
正當孫中山密謀廣州起義之際，康有為殿試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相比於孫中山在邊遠地區的起義，康有為已經踏上傳統中國權力舞台的康莊大道。在中國近乎僵化的等級結構裏，兩者的距離，冷酷卻真實的評論是：“當孫中山不得不沿著一條曲折的道路走向李鴻章的衙門時(而且還失敗了)，康有為卻能夠大膽地向皇帝本人上書。這就是一個在信徒中宣講的文人學士與一個設法叫人聽取自己意見的沒有地位的人之間的差別。”隻是，中國曆史此際到了“變”之時刻，跌宕之間，傳統等級迅速瓦解。
“公車上書”是康有為暴得大名的顯赫事件，但似乎這也成為康氏的宿命，鼓動輿論而已。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敘述康有為的思想來源，綜其要點：一是以晚清的今文學派為出發點，宗《春秋》的公羊家說；二是由公羊家所謂“張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義，衍為專製立憲共和政治進化的理論。以《孔子改製考》為例，曆史學家李劍農論及：“這部書的作用，就是想把陳舊古典的封麵，粘上一紙‘維新變法事例’的簽條，借大成至聖孔子先師的牌位，鎮服反抗變法的人。這便是他維新運動思想上的基礎。”
“變”，是康有為思想的關鍵詞。特殊之處在於，當康有為獲得上書皇帝機會之際，史扶鄰的評論是：“康有為就挑起了兩副擔子：他不僅想要改造中國，而且還想改造儒家學說。孫中山想通過將政權授予他那樣有才幹的新人和西方專家來拯救國家，而康有為的目的則在於使包括皇帝在內的傳統知識界皈依一種新的、革命的、變革的哲學。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修正者就承擔起一項巨大的任務，它與崛起的革命黨人的任務相比，並不容易。”
所謂時勢，甲午戰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用“革命”的行動來尋找古老中國變革之道，對應“體製內”的康有為，他掀起的是“變法”之輿論。曆史之變遷，當然有明流與潛流，循此以觀，康有為梁啟超一路不僅是明流，而且是焦燈下的明星。若將後來形成的革命派與立憲派的競爭作為觀察中國近代演變的脈絡之一，雙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將康有為的努力視為體製內人士嚐試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思想動員，似無不妥。作為康氏弟子，梁啟超對“變法”的闡述直接明朗：“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製。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變法通議》)
從結果看，梁啟超之議似乎更具傳播效力。而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引征先聖最有力之說以為奧援”，並不順利。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學偽經考》(1891年)雖流行一時，3年後卻迅速被禁，連印版也被焚毀。光緒皇帝的老師，支持康有為一派的權臣翁同龢也要將自己與康說劃清界限，稱之為“真說經家一野狐也”。時為張之洞幕僚的章炳麟評論康有為，更是道出根本：“隻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
“變”的潮流製造，康有為之策是“古為今用”，而“洋為中用”的嚴複卻在推動這一思潮的形成上作用更巨。福建人嚴複，14歲至27歲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與英國海軍學院受過8年的科學教育，有過5年的軍艦實習經驗。曆史學家郭廷以稱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1896年嚴複所譯赫胥黎《天演論》刊行，這是第一次將西方近代重要學術著作比較完整地直接介紹到中國來。它震動了整個思想界，替當時求進步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同傳統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觀念：進化論。曆史學家金衝及評論：“嚴譯《天演論》所宣揚的進化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令人耳目一新，沒有任何其他書籍能同它相比。”
對於甲午戰爭恥辱的回應，“變法”遂成潮流。若欲尋曆史動力，失去對思想史演進的觀察，將會茫然無措。1898年，變法之潮，終由思想動員而推進至清廷實際行動，康有為也由此一躍而成“政改”的操盤手與政治明星。隻是，無論時人還是後世讀史者，多易被傳播規則製約，康氏光芒之下，無論激進的革命派孫中山，還是保守的變革者張之洞，都已逸出視野之外。但是，曆史動力並不隻是明星演出。
個案：秀才用兵
百日維新，103天的時間，作為政治家的康有為即告終結。細觀當年，康有為所處清廷之政治情勢，殊為不易。既有慈禧與光緒脆弱的雙權力結構，也有積弊甚久的滿漢矛盾與中央地方矛盾，看起來，康氏如同一頭意氣風發的大象，毫不顧慮地衝進了瓷器鋪，結果，當然失敗。戊戌變法之敗，政治運作的代際傳承關係崩裂，由中央控製的變革，不是不可能，也將艱難異常。所以，嚴複批評康有為是亡清260年社稷的人，未必沒有道理。當然，從樂觀的角度看，這也為曆史另開新麵提供了機會。
有趣味的問題是，康有為甘心嗎？或者說，他還有機會嗎？
所謂機會，基於這樣一種可能：隻要光緒的皇帝身份不變，甚至隻要他本人依然在世，那麽康有為就有政治上卷土重來的希望。反過來說，康有為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努力，即為保護光緒在位或者在世。這是康有為逃離中國後，兩年多時間裏的核心工作，史稱“勤王”(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皇帝)。
孫中山在廣州行醫的時候，曾租左鬥山書店一家鋪子為診所，而左鬥山書店離康有為、梁啟超的書院萬木草堂不到1公裏，左鬥山書店有翻譯書，所以康有為常來光顧。孫康距離之近，超乎想象。但這種近距離，隻是地理上的。孫中山得知康有為對西方文獻感興趣後，打算安排一次見麵，但康有為通過中間人拒絕了，如果要見，則需遞上門生帖。在各自人生道路尚未展開之前，階級落差，即阻攔了兩個廣東人可能的交往。
看起來，似乎孫中山更樂意尋找“統一戰線”來完成自己的使命。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經加拿大再次回到日本橫濱，開始參與建設新式華人學校，決定請梁啟超來管理這所學校。康有為拒絕了梁啟超到日本，另派學生徐勤主持，而且堅決要將孫中山提出的校名中西學校改為大同學校。而當戊戌年維新開始，康有為覺得按自己的身份而論，與孫中山交往實有不妥，雖然是孫中山發起並創辦了大同學校，但這所學校門前還是掛起一塊禁止孫中山入內的牌子。康有為的崛起實在耀眼，比較之下，孫中山於是不再那麽有吸引力。孫的革命同伴陳少白記錄說：甚至像馮鏡如這樣忠實的追隨者，興中會分會的領導人，也準備改變其忠誠。
維新運動過於短暫，康有為被迫迅速地離開權力中心，他亦如當年孫中山，逃亡至日本。這個時候，事實上，康有為如同他曾詛咒那些領導起義的“叛徒”與“土匪”一樣，“他自己也被推上這條卑賤的道路了”。隻是，階級意識未必那麽容易去掉，在日本他堅持拒絕與孫中山見麵，雖然雙方的日本朋友，如宮崎滔天竭力撮合。
除了潛意識裏的階級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或許是，與光緒皇帝的關係才是他的王牌，而如孫中山所願，一旦正統王朝被推翻，這張牌以及他這個人，當完全失去價值。
從上層變革中國，與從下層變革中國的兩種動力係統，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難以融合。
1900年1月，清廷發布上諭，宣布立端王之子為皇子，史稱“己亥建儲”。此舉在所有人看來，是廢除光緒的前兆，其實際的目的，也可能確實如此。康有為以及他的“保皇會”不能再無所作為了。而且，此時，至少在對華僑的資金募集上，康氏一派完全超過孫中山。甚至孫中山的哥哥、全力支持弟弟革命的孫眉也將改變忠誠，他已把自己的兒子送到梁啟超在日本的大同學校讀書。
這一年確實是多事之秋，曆史學家桑兵將其政局分析為“鼎足而三”：北方拳變、東南互保與勤王運動。細察這場由康有為領導的勤王運動，頗有價值。革命的手段——暴力，斷非一般人可以采用。所以，縱有“時勢”之便，也未必能夠產生英雄。
庚子勤王，一般述史者多集中於長江中下遊流域唐才常的起事。唐才常與譚嗣同、畢永年是摯友，譚嗣同遇害後，異常憤恨。逃至日本後，唐才常倡議勤王，成為康有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日本時，畢永年極想將唐才常拉到孫中山的旗幟之下，但唐仍然選擇了康有為。唐才常之所以不從好友畢永年之請，李劍農分析：“此時唐不惟不忍與康梁立異，並且辦事的經費，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濟，實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
此時康有為的勤王策略，即如梁啟超亦稱之為“權術”——在海外借勤王鼓動捐款，對國內則號稱財源充裕而招誘各方豪傑。比如康有為即妄稱：“內地已有兵七十萬，新安廿餘萬，台灣萬餘人(百戰之兵)，南關萬餘，湖南廿餘萬人，長江各省卅餘萬，勤王之舉，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專待餉耳。”真實的情況哪有如此浮誇。圈內人梁啟超還是看得明白，他勸告說：“權術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但即便如梁啟超，也未能潔身自好，他讓主持勤王的保皇會“澳門總局”多致函各埠，“於籌款聚眾兩事，不妨稍鋪張揚厲也”。
秀才權術演化成的江湖之道，由此便成為：大肆鼓吹之下，廣大華僑的期望值與各路豪傑的貪欲之心同步增長，其增長之快，又大大超過保皇會的負荷力。畢永年為孫中山先生所招募的哥老會首領李雲彪、楊洪鈞等一幹人馬，為康有為的金錢所誘，也舍興中會而改投唐才常旗下。畢永年受此種種刺激，憤而削發為僧，去往浙江普陀寺出家。
這段勤王曆史因其隱秘，長期未有清晰描述，曆史學家桑兵耗10年之力，逐漸揭其麵目。其中頗有能展示康有為實際行動能力的種種可樂之處。康氏屢次告誡弟子：“今日辦事，非讀書時可比。”“辦事與論學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無再考之日。”希望弟子們抹掉頭巾氣，可他自己卻難去迂腐。他指示總局建全文書製度，“各種部箱皆宜備”，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軍謀即為它日考據”，三句話不離本行。
頭巾氣之外，最麻煩的是康有為毫無軍事常識。桑兵在其《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裏記錄：“保皇會在日本訂購舊槍，他隻圖引誘群豪，指示多購價廉質次者。甚至聽信陳翼亭別有用心的胡說，認為‘不如土貨之善矣’，要少購洋槍，多購土製抬槍線槍以省費用……更有甚者，他極力舉薦侄子康同富辦理廣東軍務，理由之一，竟是後者‘且能熟《三國演義》’。”
更重要的戰略選擇，一般人注意到唐才常的失敗，以為長江流域是勤王之戰略要點所在，但實則康有為的重點在兩廣(廣東、廣西)。1900年，義和團事發，廣東總督李鴻章征調入京，這看似廣東有了機會，但康有為又猶豫於廣東還是廣西。遲疑之間，康氏海外所募30萬元，用支無章，耗去大半。而被宣稱為戰略重點的長江方麵，隻分到4萬元，其中3萬元還是最大的資助者邱菽園直接贈與唐才常，而保皇會僅分撥1萬元。唐才常和他的自立軍苦等經費不至，失敗就義。而兩廣起義，事未舉，財已盡，當然失敗。被財源**而改投康有為的哥老會首領李雲彪、楊洪鈞幾年後去到香港尋康索錢，被康有為直接告發，一怒之下，借來手槍，意欲殺死康有為，後來被阻未遂。由此江湖廣泛傳言，康有為借勤王斂財自支。而這與孫中山借用500元尚能迅速還款對比，格調高低，判若雲泥。
簡而言之，秀才用兵的康有為算是徹底失敗了。經此一役，“自後不敢言兵”。保皇會一黨，此後的將光緒複辟之宏業付諸卦象，自欺欺人。
遊學日本與曆史潛流
與康有為大事張揚而最終不舉的勤王對應，1900年10月，極其艱難境況之下，孫中山領導下的惠州起義卻爆發，而且堅持時間不短，雖然仍告失敗，但取與康有為競爭的角度觀察，孫中山領導革命，無論意誌還是能力，康氏完全無可比擬。
在當時的粵督德壽的奏折與文告上，康孫並列，“康孫各逆勾結土匪”——據此以觀，李劍農先生分析：把“(傳說裏)紅眼睛綠眉毛”的孫中山，公然放在“帝師”一列，卻承他過於抬舉了。顯然，有此比較，傳統的階級等級並非霄壤之別。所謂“變”，此亦為一例。而孫中山也說：“當初次之失敗也(1895年)，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惟庚子(惠州起義)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情勢已變。
體製內的康有為，隻能依仗體製供給的資源以助變革，而當體製撤銷對他的支持，事將不成。勤王運動，是一明證。
庚子勤王運動，其背景是義和團運動與東南自保，即中國北方處於戰爭狀態，而東南各省卻“另立中央”，就時勢而言，無論勤王還是起義，最為有利。後來的辛亥年間，也未有如此大勢相助；而且康有為無論募集華僑資金之豐富，還是鼓動海內外社會輿論之沸騰，以及動員會黨人馬之眾多，都為之前之後各次起義所不及，但為什麽仍然失敗？這才是值得思索之處。單以康不知兵以論，自是原因之一。但社會轉型，隻是簡單認定英雄所造時勢，未免單薄。所以，以曆史動力形成的方法論來看，中國的現代化之途，無論結果以“革命”為標誌，還是以“變革”為標誌，都有賴各種力量的形成與相互作用，所謂“時勢”造就。這斷非單一因素可以促成，更非政治明星一呼而立。公允而言，此際中國，新舊過渡之際，麵對變局，各方力量，尚未準備就緒。
那麽，經此一役，康有為領導中國無論變革還是革命，已失去可能。仍取曆史動力觀察，他們的作用將一如“公車上書”之路徑，為宣傳與鼓動，進行社會動員，並嚐試再次被政府吸納，重入體製。康有為們沒有再造製度的能力，這或者是傳統讀書人之命運悲劇？
戊戌年間，康有為即將上位之際，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了他的《勸學篇》，曆史學家徐廷以簡約地概括為：(張之洞)使國人深刻意識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恥，知道落後日本、土耳其、暹羅和古巴的恥辱；(2)知懼，知道越南、緬甸、朝鮮、埃及和波蘭的可怕命運；(3)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4)知要，知道中學和西學的要點——前者是實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後者是政治體製而不是技術；(5)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中體西用”，實為張之洞思想之核心，即複興儒家為國家道德基礎，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備實用。徐廷以評論：“張之洞聰明但不正確的原則，是抵抗保守派攻擊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頑固派，也不能責備他背叛儒家和中國傳統。站在這個無懈可擊立場上，他繼續為變革的必要性辯護。”
一般史論，張之洞為溫和或者說保守的改革家。在尋找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他當然也是康有為的競爭者，隻不過相當長的時間裏，他被遺忘。
曆史自有其邏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未必正確與成立，但《勸學篇》裏提供的一種理解日本現代成功之路徑，及其中國可仿效之道，卻鑄造曆史另一動力來源。在《勸學篇》中《遊學·第二》一章論稱：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榎本(武揚)、陸奧(宗光)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在這一章節裏，張之洞還非常實際地提出了一些理由，解釋到日本學習勝於到西方，而這些樸素之論，反而得到異乎尋常的認同與響應——“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日本)。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日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日)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康有為其在上書裏，也有變法三策：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俄”指彼得變法，“日”指明治維新)、大集群臣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雖然甲午戰爭僅過去4年，日本為仿效與學習之國，已漸為潮流。隻是康有為所論，過於宏大，反不及張之洞具體而微更具說服力。
為什麽“敵國”日本，此際反成中國追隨之國？從日本的角度觀察，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曆史學教授任達(Douglas R.Reynolds)檢索日本國內檔案，認為：1898年1月升任為參謀總長的川上操六基於沒有永久的朋友或敵人，隻有永久利益的原則，提出戰勝中國後，日本戰略思想需要彈性，主動與中國友善。史稱“川上主動”。
從當時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看，甲午戰爭後，三國幹涉，日本還遼——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上，日俄衝突上升為主體，與中國友善則為一種回應俄國挑戰的策略。為著日本的本國利益，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由此變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屬進行一連串的關鍵性會晤，分別拜見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擇長江流域的權臣作為日本的政府公關的重點對象，其意在“為長江沿岸各省訓練現代化軍隊，作為抗衡北方俄國的砝碼”。
而當時出任日本駐華公使的穀野文雄，在1898年間，不僅在口頭，而且寫信給中國官員，表示日本政府承諾支付200名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的費用。由於事前未獲授權，他馬上受到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認為承諾過多。不過，西德二郎雖然申斥，但仍確認日本(穀野文雄)既已作為承諾，便有責任如數支付。
效法日本，遂由此而興。留學卻是最方便彼此的一種選擇，而且，日本之門已經打開。
在張之洞撰寫《勸學篇》的兩年前，中國總理衙門派出13名年齡由18～32歲的學生到日本學習，其中4人不適——不適應日本食物，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豬尾巴”一類的辱罵……而返國，留下來9人。這是一個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