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品 不受不貪分

【原文】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複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 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雲何菩薩不受福德?”

【譯文】

［釋迦牟尼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一位菩薩，用滿恒河沙相等數量的世界中的七寶來進行布施。如果另一位菩薩懂得一切事物都沒有自己的真實本性，［人們所說的功德，］成就於對佛教真理的認同，那麽這位菩薩所得到的功德，將勝於前一位菩薩。”［須菩提問：］“為什麽呢?”［佛回答說：］“須菩提，這是因為所有的菩薩都不接受福德。”須菩提問佛說：“世尊，為什麽菩薩不接受福德呢?”

【智慧故事】

救苦救難觀世音——中國民眾的菩薩觀

中國是北傳佛教發展史上的大本營，所應北傳佛教在中國也就搞得最為轟轟烈烈，熱火朝天，由是傳承至今。細究其原因，則不難發現，北傳佛教在大本營中國是以大乘佛教為主的大小乘並舉傳播。與原始佛教一樣，由於大乘佛教一方麵有正視眾生諸苦的苦辱觀，另一方麵還具有自身獨特的救世觀，倡導眾生平等和普度眾生，因此在中國傳播的大乘佛教的菩薩觀念也就特別的容易深入人心，並因此而世代流傳。

佛教的這種苦辱觀是其所特別容易深入人心的教義基礎之一，也是其易於在中國世代流傳的重要教義基礎。這是因為佛教的苦諦義認為，人生即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等如此諸多的苦。一言以蔽之，人生就是苦難，人生即苦海。這種苦難觀或者說苦辱觀，就特別的容易打動中國民眾的心弦。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基督教文化可以被稱之為是一種罪感文化，那麽佛教由此則可以被稱之為是一種苦感文化。加之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佛教這種作為一種苦感文化的宗教，在與一個苦難眾多的民族訴說苦難時，就會引起情感上的共鳴，從而變得特別容易溝通，理性上也就特別容易趨同。

而大乘佛教的救世觀則是其在中國取得重大傳教成果的另一重要教義基礎。大乘佛教的核心教義就是眾生平等和普度眾生。眾生平等的概念，基本上類同於土生土長的儒家所說的大同社會。而所謂的普度眾生，也就是要救人救世。在對普度眾生這一教義的論述上，釋迦牟尼在生前講經說法時，就以宗教神話故事的形式，在比喻說法過程中，塑造了文殊、普賢、觀音、地藏等諸多救苦救難、救人救世的菩薩形象。尤其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的形象，更是在中國民眾之中深得人心。人在苦難中，誰都希望能夠得到同情和救助，於是，觀音菩薩這位一聽到呼救即趕來來救助的菩薩，也就深受中國民眾的特別信仰和崇拜。正是這些原因的存在，才使得民眾渴望救星的情感趨向和心理願望，成為了一種具有深厚曆史淵源的宗教文化傳統。

但縱觀中國民眾菩薩觀中的救星觀和觀音觀，有其切合大乘教義的一麵，同時也存在有其背離教義的一麵。

切合大乘教義的一麵是，大乘教義中的核心教義就是眾生平等和普度眾生。菩薩作為覺悟且又是有情的覺悟者，本來也就應當以普度眾生為終身己任。否則，也就做不了菩薩。既然菩薩已經作了菩薩，那麽就應當對菩薩之職位盡職盡責。且在普度眾生時，還要像釋迦牟尼在經文中所講到的那樣無我、忍辱、不受和不貪。

中國民眾的菩薩觀中，背離大乘教義的一麵也同樣存在。按照釋迦牟尼在本經中所廣泛運用的三段論說法即是：所謂菩薩者，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意思也就是，菩薩也隻不過是教人領悟人生真諦，解脫人生煩惱，從而獲得自身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境界、智慧和信仰的一種名義，一種方便說法而已。

這也就是自大乘佛教傳人中國之後，即便沒有誰見過金身、銀身、銅身、鐵身、石身或泥身菩薩度人，也沒有準見過觀音度人，但大家還是信仰菩薩。釋迦牟尼所不斷強調的另外的一點是，所謂眾生者，即非眾生，是名眾生。在此，他也就是說，眾生自性有佛，自心即佛。隻要能夠自性不迷，自心開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眾生也就都能自覺覺他，自救救他，自度度他，眾生也就都是自身的菩薩，他人的菩薩。

但在上述意義中，中國民眾的菩薩觀，確實是缺乏這種“我也是菩薩”的定位觀念，也就是缺乏一種我要自度也要度他的觀念。正是這種“我也是菩薩”觀念的缺乏，才使得中國民眾的菩薩觀成為了一種被動的菩薩觀，其間始終存在著一種等待被度和等待被救觀念傾向。這也就是中國民眾的菩薩觀背離大乘佛教原教旨主義的一麵。

你可以是菩薩，我也可以是菩薩，他也可以是菩薩，這種多人稱的菩薩觀，才是真正切合大乘菩薩道的原旨教義的菩薩觀，才是切合現代社會文明的宗教文化心態。

【原文】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譯文】

［佛回答說：］“須菩提，菩薩對他所作下的福德，不應當貪得與拘泥，［因為福德也是虛幻不實的假象，］所以說菩薩不接受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