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個別價值之間比例的變化
對於耕作不斷的改良還有糧食的不斷增加和富足肯定會增長對土地除糧食以外可供使用或者可用作裝飾的各種生產物的需要。在整個改良過程當中，可以料想獲得這兩種不同生產物的價值當中隻有一種變動。有的時候能夠提供地租，有的時候無法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應當總是伴隨那種總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成比例地增長。由於技藝以及工業的進步，人們對於服裝、住宅的建築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以及礦產、貴金屬以及寶石的需求愈來愈大，它們應當能夠交換到日益增多的糧食，即應當變得越來越貴。這就是這些商品在大多數場合所發生的情況。並且將會是在各種場合對於所有商品將要發生的情況，假如在某些場合並沒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其中某些商品的供應仍然以大於需求的比例增加的話。
比如說，一個砂石礦隨著四周鄉村的不斷進步以及人口增長，它的價值也肯定不斷地增長，特別是當它是周圍地區唯一的一個砂石礦的時候。但是一個銀礦的價值，即使在周圍1英裏內並沒有第二個銀礦，隨著所在的農村的進步其價值也不一定會有所增加。一個砂石礦的產品市場不會超過其方圓幾英裏的地方，所以對於它的需求常常必須和那個小地區的人口互成比例。不過一個銀礦的產品的市場則可以延伸到整個世界。所以，除去世界總的來講在進步以及人口在不斷增加，對於銀子的需求就不會因為銀礦附近一個大國的進步而增長。不過，假如在進步的過程中，發覺了要比已有的銀礦更加富足的新銀礦，即使對於銀子的需求有所增多，不過由於供應的增長加大，所以銀子的真實的價格反會逐漸降低，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數量，比如1磅重的銀，可能購買或者支配的勞動量會越來越少。換言之，可以交換的穀物的數量，勞動者維持生活的主要資料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小。
世界上商業發達以及文明的國家是銀子非常大的市場。
假如通過一般的改良白銀市場的需要就可增長，而同時供應卻沒有成比例的增加，則銀子的價值就在和穀物價值的比例中將漸漸提高。任何一個數量的白銀將可以交換到更大量的農作物，也就是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將漸漸變得便宜。相反，假如由於某些意外事件的緣故連著好幾年供應的增長遠遠大於需求，則銀子將會變得越來越便宜，那就是說，即使有這些改良，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也將變得越來越貴。
不過，另外一方麵，假如銀子的供應增長的速度幾乎和需求同步，那它就將能購買或者交換到幾乎等量的穀物，穀物的平均的貨幣價格將無論所有改變繼續和之前幾乎相同。
這三種情況看起來就全部包括了在改良過程當中所能發生的不同的組合情況。並且在過去的四個世紀當中，假如我們能夠根據在法國以及在不列顛所發生的情況來評判的話，以上三種不同組合情況好像在歐洲市場上都發生過，並且幾乎和我在這兒敘述的次序相同。
過去的四個世紀中有關白銀價值的變動的離題論述
第一階段
在1350年還有之前的一段的時間，英格蘭l誇特小麥的平均價格好像一直低於陶衡4盎司的銀子，大約合我們今天的貨幣20先令。之後，似乎從這個價格一直下跌到2盎司白銀，大約合我們今天的貨幣10先令。我們發覺這正是16世紀自開始的時候的價格，並且這個價格好像一直持續到1570年。
在1350年，也就是愛德華三世25年，頒發了所謂“勞動者法規”。在法規的序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奴仆的橫蠻無禮，迫使主人提高他們的工資。所以，法規規定所有仆人以及勞動者此後應當滿足在愛德華三世20年還有其前4年的時候通常所領取的工資以及津貼(津貼在那個時候不僅僅包括服裝，同時包括口糧)。由於這個原因，作為其口糧的小麥在任意地方無法超過10便士1蒲式耳，同時雇主有權決定向他們支付小麥還是貨幣。
所以，在愛德華三世25年，10便士1蒲式耳被當做是一個非常適中的小麥價，所以它要求頒布一個特殊的法規來迫使仆人在交換他們日常的津貼以及口糧的時候接受這個價格。並且在第25年之前的10年，也就是愛德華16年，法規所指的那個時候，它被看做是一個合理的價格。不過在愛德華三世16年，10便士包含有半盎司的申銀(陶衡)，接近於我們今天貨幣的半克朗。因此，陶衡4盎司的白銀相等於那個時候的貨幣的6先令8便士，幾乎相當於今天的20先令，應當視作是1誇特即日蒲式耳的合適價格。
關於這個在那個時候被視作是穀物的合適價格，這一法規所提供的證明肯定要比曆史學家以及其他作者有關穀物在某些特殊年份異乎尋常的昂貴或者便宜的紀錄更加可靠。並且根據那一些紀錄非常難做出關於什麽可能是它的平均價格的任何的判斷。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讓我們相信，在14世紀的初期，還有其前的某些時候，小麥的通常的價格不少於1誇特4盎司(白銀)，而其他的穀物的價格也和它相應。
1309年坎特布裏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長拉弗·波恩在其就職日曾經舉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僅僅保存了那一天的菜單，並且記載了非常多項目的價格。在那一次宴席上消費的第一次是53誇特小麥，價格是19鎊，也就是7先令2便士1誇特，大約相當於我們現在貨幣20先令2便士1誇特；第二項是58誇特麥芽酒，價格為17鎊10先令，也就是6先令1誇特，大約相當於我們現在貨幣18先令，第三項是20誇特燕麥，價格為4鎊，也就是4先令1誇特，大約相當於我們現在貸幣12先令。其中麥芽酒以及燕麥的價格好像高於它們和小麥價格的平均比例。
這些價格之所以被記載並不是因為它們特別昂貴或者特別低廉，而僅僅是作為一次擁有重大意義的有名宴席所花費的大量糧食實際支付的價格的偶然記載。
1262年，亨利三世的第51年，恢複了一個在古代稱作麵包以及麥酒的法定價格的法規。國王在序言當中說，那一個法令是在國王的祖父的時候由英格蘭國王製定的。所以，它很大可能是國王的祖父亨利二世的時候製定的，甚至於還可能古老到諾爾曼征服的時候。法令依據小麥可能發生的價格，規定小麥從那個時候的1誇特1先令到20先令時的麵包價格。並且這類法令常常考慮到了所有對於中等價格的偏離，也就是高於或者低於它的價格。所以，10先令包括6盎司白銀(陶衡)，大約等於我們現在的貨幣30先令。依據這個推測，它肯定是這個法令起初頒布的時候被視作1誇特小麥的中等價格。並且隨後一直持續到亨利三世第51年。因此假如我們設想那個時候的中等價格不少於這個法令所規定的最高的價格的1／3，或者說不少於含有陶衡4盎司白銀當時貨幣的6先令8便士，是不會有非常大的錯誤的。
所以，根據這些不同的事實，我們有理由得出一個結論，大約在14世紀中葉還有之前的一段相當長時間，1誇特小麥的平均或者常常價格可推測為白銀4盎司(陶衡)之上。
大概從14世紀中葉再到16世紀初，小麥的通常或者平均價格，即所謂的被視作合理的以及適中的價格好像逐漸降低了一半，導致了最終降到白銀2盎司(陶衡)左右，大約等於我們現在的貨幣10先令。直到1570年前後，可能仍維持在這一價格。
在諾薩伯蘭五世亨利伯爵1513年所記載的家務開支賬上有關小麥有兩個不同的價格。其中一個是1誇特6先令18便士，另外一個是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隻包含有2盎司白銀(陶衡)，大約相等於我們現在的貨幣10先令。
從愛德華三世第25年再到伊麗莎白統治開始，在這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從不同的法規來看，6先令8便士一直被當做是所謂適中以及合理的價格，是小麥的通常或者平均價格。在那段時間因為幾個變化的結果，在那個名義上的金額裏，硬幣的含銀量一直在不斷地減少。但是銀的價值增長了，足夠補償那個名義上的金額所包含的銀量的減少，以至於立法當局也不覺得有必要去考慮這個情況。
所以，在1436年通過了一個法令：每當小麥的價格低於6先令8便士的時候無須特準，小麥就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過了一道法令，假如小麥價格並沒有超過6先令8便士，不準許小麥進口。司法當局曾經以為當麥價這樣低廉的時候，方便出口，不過當麥價上揚的時候，對於進口則變得慎重了。因此， 6先令8便士的含銀量和我們今天貨幣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銀量幾乎相等(比愛德華三世的時候同一名義數目的含銀量減少了1／3)。那個時候6先令8便士曾經被視作所謂適中以及合理的價格。
依據1554年菲力普王以及瑪麗女王的第1年以及第2年的法律還有 1558年伊麗莎白第1年的法規，當1誇特小麥的價格多於6先令8便士(在那個時候要比現今的同一名義數目含銀量多不到2便士)的時候，小麥的出口就被以相同的方式禁止了。不過很快就發現假如麥價到如此低賤的時候，才不限穀物出口，事實上就等於全部禁止了出口。所以，在1562年也就是伊麗莎白第5年，當1誇特小麥的價值不超過10先令，包含和現今名義數目幾乎相同數量的白銀的時候，小麥在有一些港口是容許出口的。因此，這個價格在那個時候被視作所謂的適中以及合理的麥價。它和1512年諾薩伯蘭家務開支中的價格幾乎一致。
在法國，穀物平均的價格在15世紀末以及16世紀初同樣要比杜普列·戴·聖莫爾先生有關穀物政策論文的斯文作者所發現的前兩個世紀當中的穀價要低許多。在同樣的時期，麥價在全歐或許都降低了。
因為耕作不斷的改良以及改進的結果，銀價隨著穀物價格成比例上揚，它的原因可能是：對於銀子的需求增多了，而供應卻依然像之前一樣，或者是供應漸漸減少，而需求卻好像之前一樣未變；世界上那個時候知名的礦山大多數已經變得枯竭，所以開采的費用大量增加。它或許部分地屬於前種情況，部分地屬於後種情況。在15世紀末以及16世紀初，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和幾百年前相比日益趨向一個較為固定的政府形式，安全保障的增加自然也促進工業的進步。對於貴金屬的需求，好像對於各種奢侈品以及裝飾品的需求一樣自然會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大。年產物的增大肯定要求更多的鑄幣來讓貨物流通。富人的數目增加了，肯定要求更多的白銀餐具以及其他銀飾品。那個時候供應歐洲市場白銀的大多數礦山很可能已大大地枯竭，並且開采所需的費用越來越貴，這是非常容易就能夠推測出來的。由於歐洲的許多礦山是從羅馬時期就開始開采的。
在古時候，從諾爾曼征服的時候起，或許還應從愷撒入侵之日算起，直到美洲金礦的發現，銀價一直在不斷地下降。這是大多數論述古代商品價格的作者的見解。他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部分是因為對於穀物價格以及其他某些土地原生產物價格偶然間進行的觀察，部分是因為一種普遍的看法，也就是由於各國銀產量伴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長，因此其價值隨著量增加而降低。
在他們觀察穀物的價格的時候，三種不同的情況似乎常常把他們帶進歧途。
第一，在古時候幾乎所有的地租都是以實物，也就是以一定量的穀物、牲畜、家禽等等交付的。但是，有的時候也有這種情況，地主規定他能夠對於佃戶任意要求，或者全年交付實物，或者用一定數目的貨幣來代替。如此所交付的實物可轉換成一定數目的貨幣，在蘇格蘭這個就叫做價格轉換。因為地主總是有權選擇收取實物或者收取貨幣，所以為了佃戶的安全起見就需要使轉換的價格低於而不是高於市場的平均價格。所以，在很多地方其價格常常僅略高於市場平均價格的一半。
在蘇格蘭的大多數地區，交納家禽這一習慣直到現在依然保持著，而在有的地方也還習慣納牲畜。假如不是公定的穀價製度結束了換價，換價或許在交納穀物方麵還可以繼續存在。公定的穀價是依據法定標準，每一年依照不同縣區實際的市場價格對於各種不同質量的穀物所評定的一個價格。這一製度照他們的說法在轉換穀物地租方麵使佃戶獲得了充分的保障，也讓地主更方便，雙方都依照當年的公定價格而並不是依據其他任何定價。不過看來一些收集古代穀物價格的作者常常把蘇格蘭所謂的轉換價格誤作了實際市場價格。弗利伍德就曾經承認有一次犯了這樣的錯誤。但是，為了著述的原因，他覺得不宜於做出這樣的承認，因此直至他把這個轉換價格運用了15次之後，他才承認。那一個轉換價格是小麥1誇特8先令。這一數目在1423年，他所研究的第一個年頭，包含的銀量和我們今天的貨幣16先令的含銀數量相等。不過在1562年，在他研究的最後的一年，那一數目的含銀量也不比現在的這個名義數目所包含的白銀多。
第二，他們有的時候被有些關於法定價格的古代法規在抄寫的時候由於抄寫人的粗心所造成的錯誤所誤導，有的時候實際上被立法當局所起草的條款所誤導。
古代關於法定價格的法令好像首先總是從規定小麥以及大麥的價格處於最低的時候上等麵包以及淡色啤酒應有的價格，然後規定在這兩種穀物的價格逐漸漲到最低價格以上的時候麵包以及淡色啤酒應有的價格。不過這些法規的謄寫人似乎常常認為抄寫三四個最高以及最低價格就夠了。我猜想他們是想憑此來節省勞動，並且判定這些已經足以表明在所有較高的價格中應當是什麽樣的一個比例。
所以，在亨利三世的第51年關於麵包以及淡色啤酒的法令中，麵包的價格是依據小麥不同價格，從1誇特1先令到20先令還有那些年代的貨幣的價格來調整的。不過在拉弗赫先生的刻印法規匯編之前，在所有法規的抄本當中謄寫人從沒有謄寫過超過12先令的價格的法規。因此有些作者被這一不實的謄寫所誤導。非常自然地做出結論：1誇特6先令大約相等於我們現在貨幣18先令，是小麥的通常或者平均價格。
在大約同時頒布的刑車法以及頸手枷法中規定淡色啤酒依據大麥價格要從1誇特2先令到4先令，每次上揚6便士調整一次。但是，4先令並沒有被視作最高價格，即使那個時候大麥常常會漲到4先令，並且這些價格隻是作為其他價格(不論是高一些或者低一些)中應當遵守的並與其保持比例的例子。這一點我們能夠從法令的最後一句話：“ebk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推斷出來。這句話文字即使不非常確切，但是意思非常明白：“淡色啤酒的價格剛好是以這種方式根據大麥的價格每次漲跌6便士而上揚或者下跌”。立法當局在起草這一法令的時候本身似乎像謄寫員在謄寫其他的法令一樣粗心大意。
在蘇格蘭的一部古法律書《皇位的尊嚴》的古代手稿中，有一個公定的價格法規，其中規定麵包的價格按照小麥的不同價格進行調整。具體來說，從每一蘇格蘭波爾(大約等於英國半誇特)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認為是製定該項法令的時候，3蘇格蘭先令大約等於我們今天的英幣9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從這一點做出了結論，3先令是那時小麥曾經漲到過的最高價格，然而10便士1先令或者最多2先令是那個時候的通常價格。但是查閱手稿後，一切就明白了，所有這些價格都隻是作為例子，用以說明小麥以及麵包個別價格間應該有的比例。法令的最後的一句是“reliqua iudicabis secundum pra~scf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fium bladi’，它的意思是“關於穀物價格的其餘的情況你可根據上麵所寫的條款來進行判斷”。
第三，他們好像也被小麥在遠古的時候有的時候售價非常低廉所誤導，覺得既然那個時候其最低價格要比後來一些的時候低得多，則其通常價格肯定也要低非常多。但是，他們可能也發現了在古代它的最高價格也非常高，如其最低廉的價格低於後來所知道的任何的東西的價格一樣。
所以，在1270年，弗裏伍德為我們提供了1誇特小麥的兩個價格。一個是那個時候的貨幣4鎊16先令，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貨幣14鎊8先令，另外一個是6鎊8先令，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貨幣19鎊4先令。在15世紀末或者16世紀初無法找出一個和這些過高的價格相近的價格。穀物的價格即使在任何時候都有不同，不過在動亂以及混亂的社會中波動得最劇烈，在那些動亂的社會裏所有商業以及通訊的中斷妨礙著國家的富裕部分救濟貧窮部分。金雀花王朝自從12世紀中葉左右到15世紀末一直統治著英格蘭，那個時候的英格蘭長期處於混亂狀態。某個地區可能富裕，而另外一個不太遠的地區由於穀物遭受季節性的某些意外事件的破壞，或者由於鄰近某一男爵的入侵或許遭受到饑荒的威脅，假如某敵對於貴族的土地處在這兩個地區之間，前者就不會給予後者起碼的援助。都鐸王朝從15世紀後期直到17世紀初一直統治著英格蘭，但是由於都鐸王的強有力的管理，並沒有一個男爵有足夠的武力膽敢擾亂社會安全。
在本章的末尾讀者將會發現弗裏伍德收集的從1202年到1597年小麥的所有的價格，包括轉換為現代貨幣以及按照時間順序分成的7個時間段，每一時間段為12年。同一時候，在每一時間段的末尾，讀者將發現在那12年當中的平均價格。在那個漫長的時期裏，弗裏伍德搜集了不到80年的價格，以至於最後一組12年中還缺少了4年的價格。
因此，我從伊頓學院的賬本上補充上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價格。這是我做的唯一補充。讀者將能夠看到從13世紀到16世紀中葉每12年的平均價格是在漸漸下降，而到16世紀末又開始上揚。確實，弗裏伍德所搜集的價格好像主要是那些特別昂貴或者特別便宜的，所以我不想妄言依據它們可以做出非常可靠的結論。
但是，迄今為止，隻有它們可以證明，因此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希望闡明的東西。弗裏伍德自己即使和大多數其他作者一樣好像都相信在所有這段時間裏銀子的價值由於其產量的漸漸增加而一直在下降，但是他所收集的穀物價格一定和這種意見是相左的，但是它們都和杜普列·戴·聖莫爾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同一時候也和我力圖說明的相一致。弗裏伍德主教以及杜普列·戴·聖莫爾先生好像是以最大的勤奮以及忠誠收集古代各種物品價格的兩位作者。多少有些奇怪的是，雖然他們的意見是這樣不同，但是他們收集的事實，他們所涉及到穀物的價格最起碼能夠說是非常準確地吻合。
但是，一些最慎重的作者推測，遠古的時代銀子的昂貴並不是完全因為穀物的價格低廉，而是因為土地的某一些其他原生產物的價格低廉。聽說，穀物作為一種商品，在那個原始年代和其他大多數商品相比較要昂貴得多。我覺得這裏指的是牲畜、家禽還有各種獵物等大多數未經製造的商品。在那個貧困以及野蠻的時候，這些東西遠低賤於穀物，毫無疑問是真實的。不過這個低廉並不是銀價高昂的後果，而是那些商品的價值低賤的結果。即它並不是由於銀子在那些年代能夠購買或者代表更大量的勞動力，而是由於那一些商品在較為富裕以及進步的年代隻能購買或者代表更少量的勞動力。美洲屬於西班牙的白銀肯定要比歐洲便宜得多。由於陸路以及海路的長途運輸，貨運以及保險均需花費費用，出產銀子的國家要比進口銀子的國家的銀子便宜。
但是，烏洛阿告知我們，幾年之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花21便士就可從三四百頭的牛群中任意選一頭牛。拜倫先生告知我們16先令(英幣)是在智利首都買一匹馬的價錢。在一個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的國家，因為其中大多數土地完全沒有開發，隻要用極小量的勞動就可以捕獲牲畜、飛禽以及各種獵物，因此它們也隻能購買或者支配極小量的勞動。它們的售價非常低並無法說明在那兒銀子的真實價值非常高，而隻可以說明那一些商品的真實價值非常低。
需要始終牢記，是勞動而並不是任何一種特殊商品或者一類商品是衡量銀子以及所有其他商品價值的真正的尺度。
不過在幾乎荒蕪或者人煙稀少的國家，牲畜、飛禽、各種獵物等，因為它們都是大自然的產物，所以大自然生產的遠多於居民所需要的。在這樣的狀態下，供應經常超過需求。所以，在社會不同的狀態，進步的不同階段，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換的勞動量很不相同。
在社會各種各樣的狀態下，進步的每一個階段，穀物都是人類辛勞的產物。不過每種勤勞的平均產物或多或少總是和平均消費相適應，平均供應和平均需求相適應。
除此之外，在進步的不同階段，在同樣的土壤以及氣候條件下，生產相同數量的穀物，按照平均水平，要求接近相同數量的勞動，換言之，要求接近相同數量的價格。在耕作不斷改良的狀態下，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長或多或少將為牲畜——農業的主要工具——的價格不斷上揚所抵消。因此我們盡可放心相同數量的穀物在社會的每一個狀態下，在進步的每一個階段，要比同等數量土地的其他天然生產物都更準確地代表同等數量的勞動。所以，依據觀察，在財富以及進步的所有不同階段，穀物是一個比其他任何商品更加準確的衡量尺度。在所有那些不相同的階段，我們通過把銀子和穀物相比較要比把銀子和其他任何的商品相比較更能準確地判斷銀子的真實價值。
除此之外，穀物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是人們普通喜愛的植物食品，在每個文明國家組成了勞動者的主要食糧。因為農業的擴大，每個國家的土地生產的植物食品要比動物食品多得多，所以各地勞動者主要是依賴這個最便宜而又最為豐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過活。除了最繁榮的國家或者勞動報酬最高的地方，鮮肉僅僅是勞動者食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家禽則是更小的一部分，獵物則完完全全不存在。在法國，甚至在蘇格蘭，除了節日以及某一些特殊場合外，貧苦的勞動者極少吃鮮肉，而蘇格蘭的勞動酬勞略高於法國。因此，勞動的貨幣價值更多的是取決於作為勞動者食糧的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而不是鮮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平均貨幣價格。所以，金銀的真實價值，也就是它們所能購買或者支配的勞動的真實量，更多地取決於它們所能購買的或者支配的穀物的數量，而不是鮮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數目。
但是，對於穀物或者其他商品價格的這些少量的觀察應當不會誤導許多聰明的作者，假如他們並沒有遭到流行的見解影響的話。那就是因為白銀的數量在各個國家將隨著財富的增長而自然增長，所以其價值將隨其數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這個見解看來是全然沒有根據的。
在任何一個國家裏貴金屬的數量可以由兩個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一)供應貴重金屬的礦山的產量增多而貨源充足；(二)人民勞動的產品的增多，財富增加。這兩個因素中的第一個肯定會引起貴重金屬的貶值，而第二個就和其無關。
當更加富饒的礦山被發掘後，更大量的貴金屬進入了市場，而它們所要換取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數量卻和之前完全一樣，這樣同等數量的金屬肯定就隻能換取較為小數量的商品了。所以，在任何一個國家，假如貴金屬數量的增長是源自於礦產的增加，那麽它肯定會引起它們的某些貶值。
反之，當任何一個國家的財富增長的時候，當其勞動的年產物變得越來越多的時候，為了使更多的商品可以流通，肯定就需要更多的鑄幣，而人民購買得起，因為他們有了更多的商品可和它交換，自然願意購買更多的銀餐具。他們的鑄幣數目亦將因需要而增加。出於虛榮以及炫耀他們的銀餐具，或者出於一樣的原因，他們擁有的美麗的雕像、繪畫以及其他奢侈品和珍品的數量可能同樣增加。不過由於雕刻家以及畫家在富裕以及繁榮的時候非常可能要比在貧困以及蕭條的時候所得的報酬更要優厚，所以金銀也可能變得更值錢一些。
假如偶然發現的更為富饒的礦山未能讓金銀的價格下降，則金銀的價格自然而然是隨著每個國家的財富的增長而上揚，因此不論礦山處在什麽狀態，任何時候富裕國家中金銀的價格都要比貧困國家中的高。金銀像所有的其他商品一樣，當然要尋求能賣到最好價格的市場。而任何商品能賣到最好價格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出得起最好價格的國家。需要記住，勞動是支付給任何東西的最終價格。在勞動能獲得同樣優厚報酬的國家，勞動的貨幣價格也將會和勞動者的食糧價錢成比例。不過金銀在一個口糧富足的國家要比在一個口糧供應困難的國家，換言之在富國要比在窮國能換取更多的口糧。假如這兩個國家相距非常遠，其中的差異便可能更大，雖然金銀自然地會從較差的市場流向較好的市場，但是要運輸大量的金銀或許會十分困難，而又隻有運送大量的金銀才能讓它們在兩地的價格接近同一個水平。假如兩個國家相距較近，兩地價格的差異就會小一些，並且有的時候可能小得都覺察不出來，這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運輸非常容易。中國是要比歐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國度，但其口糧的價格和歐洲相比卻相差非常大。大米在中國的價格要比小麥在歐洲任何地方都還要便宜許多。英格蘭要比蘇格蘭富裕很多的國家，不過穀物的貨幣價格在這兩國相差非常小，小到僅可覺察獲得的程度。
就數目來說，蘇格蘭的穀物一般顯得要比英格蘭的便宜很多，不過就其質量來說，蘇格蘭的穀物一定要略微貴一些。蘇格蘭似乎每年都要從英格蘭獲得大量的供應，而每種商品的價格在進口國家肯定略微要比在其出口的國家貴一些。因此，英格蘭的穀物在蘇格蘭肯定要比在英格蘭貴一些。不過從質量上來說，或者就英格蘭小麥所製成的麵粉或者麥片的數量以及質量來說，它在蘇格蘭市場上售出的價格通常不比在市場上與之競爭的蘇格蘭穀物更昂貴。
在勞動的貨幣價格上，中國和歐洲的差異要比這兩個國家在口糧的貨幣價格上的差異更加大，由於在歐洲勞動的真實補償要比在中國高。歐洲的大多數地區都處在進步狀態，蘇格蘭的勞動的貨幣價格要比英格蘭低，是因為勞動的真實補償低廉得多。蘇格蘭即使在向富裕邁進，但是進步的步伐要比英格蘭慢很多。從蘇格蘭到英格蘭的移民多，而從英格蘭移出的移民非常少，這充分證明了兩國對於勞動需求的截然不同。不同國家間勞動真實補償的比例當然並不受他們的實際財富或者貧困所調控，而是受到他們是處於進步、停滯或者衰落的狀態所調控。這一點一定要牢牢記住。
因為金銀在最富裕的國家當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價值，所以它們在最貧窮的國家中自然僅僅具有最小的價值，即所有民族中最為貧窮的民族裏，它們基本上沒有任何價值。
糧食在大城鎮中總是要比在偏遠地區貴一些。但是，這並不是銀子真正便宜的後果，而是糧食真正昂貴的後果。把銀子運到大城鎮並不比運往偏遠地區需要花費的勞動更少，而把糧食運往大城鎮消費的則要多得多。
在非常富裕以及商業非常發達的國家，譬如荷蘭還有熱那亞地區糧食昂貴，其原因和大城鎮糧食昂貴一樣。它們無法生產足以養活其居民的糧食。它們在工業方麵富裕，在製造方麵以及節省勞動的各種機器方麵，在製造航運還有其他運輸及商業工具和手段方麵，都有非常好的手藝以及技巧，不過他們在穀物生產方麵卻一籌莫展，糧食需要從遙遠的國家運來，因此他們必須通過提高它的價格來支付從那些國家運來的運費。把銀子運到阿姆斯特丹並不比運往但澤需要的勞動更少，不過運輸糧食則費用要多得多。銀子的真實價值在那兩個地方肯定非常接近，不過糧食的真實價格則非常不同。即使荷蘭或者熱那亞地區的居民的數目未變，但是他們的富裕程度下降了，他們從遙遠的國家供應自己的能力減低了，隨著這種衰退出現的肯定是白銀數量的減少(無論是作為衰退的原因還是結果)。這個時候穀物的價格不但不會隨著白銀數量的減少而下降，反而會上揚到饑荒的時候的價格。當我們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時候，我們應當放棄所有奢侈品，因為奢侈品的價格在富裕以及繁榮的時候是一直上揚，在貧困以及蕭條的時候下降。而生活必需品的情況則完完全全相反。它們的真實價格，它們所購買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在貧困以及蕭條的時候上揚，在富裕以及繁榮的時候下降，因為繁榮的時期穀物總是非常富足。穀物是一個必需品，銀子僅僅是一件奢侈品。
因此，在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這段時間裏，無論貴金屬的增長情況如何，貴金屬的數量由於財富的增長以及土地的進一步改良也增長了。無論在大不列顛還是歐洲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有減少的趨勢。假如誰收集了古時候各種東西的價格，無論從對於穀物還是其他商品的價格來觀察，他們都沒有理由推論說在這段時期銀子的價值貶值了，他們更加沒有理由根據假定的財富的增長以及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