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個別價值之間比例的變化04

在進步的過程當中，每種特殊的動物食品變成最貴的食品的時候，它肯定就是為飼養家禽而耕種土地的前奏。在這一措施普及之前的一段時間，家禽的稀缺肯定會提高其價格。每當這個措施普遍實施之後，新的飼養方法常常使農場主可以在同一塊大小的土地上養殖更加多的那種特殊的動物食品。充足的貨源不僅僅迫使他以較低的價格出售，並且由於上述改良的結果，他也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假如他無法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則多產就不會長期存在。或許三葉草、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等的栽種，就是以這種方式促進了倫敦市場上鮮肉的普通價格多少低於上世紀初葉的價格。

豬把糞便看做自己的食物，就像家禽一樣貪婪地吞食被其他有用動物所唾棄的東西，一種剩下來的東西。不需要花錢，或者少花費便可以飼養足夠數量的動物以滿足需要，則這種鮮肉在市場上的價格就會比其他任何動物的鮮肉便宜很多。但是一旦需求超過所供應的數量，當豬的飼養以及催肥像飼養以及催肥其他牲畜一樣需要專門栽種的食物的時候，豬的價格就肯定肉的價格，使飼養生豬要比飼養其他牲畜昂貴。在法國，按照布豐先生的意見，豬肉的價格幾乎和牛肉相同。在大不列顛的大多數地方，豬肉的價錢現在要高於牛肉。

在大不列顛，經常把豬以及家禽價格的大幅度上揚歸咎於農家小戶以及小土地占有者數目的減少。後者數目的減少在歐洲各個地方都是技術改良以及耕種改良的直接先驅。不過與此同時它又可能促成豬以及家禽的價格上揚，並且要比在沒有發生這個現象的時候還要漲得快一些。就像同一個最貧困的家庭常常無須花費任何費用就可以飼養一隻貓，一個最為貧困的小土地占有者常常花費無幾就可以飼養一群家禽，或者一頭母豬以及幾隻小豬。他們餐桌上的剩餘，他們的乳漿、脫脂乳以及黃油乳都可以作為飼養那些動物的一部分食物，其餘的部分那些動物能夠在附近的田地裏自己去尋找而又不會為任何人造成明顯的傷害。因此由於那些小土地擁有者數目的減少，這些不需要什麽花費就能生產的商品的數量肯定大大地減少，所以它們的價格肯定要比沒有減少的時候提高得更快。但是，在改良的過程當中，無論如何它總要上揚到它所能達到的最大高度，或者達到這樣的一個價錢，即足以支付耕種為動物提供食物的土地所需勞動的費用，就像對於大多數其他耕地償付投入其勞動以及支出那樣。

製乳業像喂豬以及飼養家禽一樣原來也是作為一種廢物利用的業務。農場必須飼養的牲畜所生產的奶多過飼養小牛或者多於農場主家庭所需要的消費量，並且有一個特定季節產奶最多。不過在所有土地產品當中，牛奶或許是最易於變壞的。在炎熱的夏季，也是最為豐產的季節，它很難保存 42個小時。

農場主把一小部分牛奶做成新鮮牛油可以保存一周，製成鹹黃油則可以保存一年，製作成奶酪，他能夠把更多的牛奶保存數年。所有的這些乳製品一部分是為了自己家庭的食用儲備，其餘部分則送到市場以求賣得一個盡可能好的價錢，不過無法賣得太低，否則就會挫傷他把超出家用部分送到市場的積極性。假如價格太低，他就會把製**管理得非常馬虎，或許根本就不會想到要為了它專門弄一間房子，並且會讓整個製造在煙霧、汙穢以及肮髒的廚房當中進行。

三四十年之前蘇格蘭所有農場主的製**就是如此，今天還有非常多的製**是這樣。促使鮮肉價格逐漸上揚的原因，也就是需求的增長，還有由於國家進步而導致花費非常少甚值無須花費就可以飼養的牲畜的數量的減少，以相同的方式提高了乳製品的價格。乳製品的價格當然和鮮肉的價格相聯係，或者和飼養牲畜的費用相聯係，增長的價格足夠支付更多的勞動報酬，讓農場主更為關心製作過程中的清潔。所以製**獲得了農場主更多的重視，乳製品的質量獲得了不斷的改善。乳製品的價錢最後達到了這樣一個高度，以至於為了製乳用某些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來飼養牲畜都變得值得。並且當價格達到這個高度的時候，它就不可能再上揚了。假如再次上揚，更多的土地馬上就會轉用於這個目的。英格蘭的大多數地區看來就已經達到了這一高度，在那裏許多好地一般都投入了這個用途。假如我們除去幾個非常大的城市的郊區，在蘇格蘭好像並沒有一個地方達到了這一高度。那裏普通的農場主極少會單純為了乳製品用自己非常好的土地去栽種牲畜的飼料。雖然乳製品的價格在最近幾年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仍然太低。確實，和英格蘭的乳製品相比，蘇格蘭的乳製品質量較差，因此與其價格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質量低或許正是其價格低的結果，而不是它價格低的原因。我理解，即便質量好非常多，在國家現在的情況下，大多數送往市場的乳製品也不會賣得比現在好得多的價錢；而現今的這個價格可能不足以來支付生產質量更加好的產品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勞動的費用。在英格蘭的大多數地區雖然價格高一些，不過乳製業並未被認為是比栽種小麥或者催肥牲畜——農業的兩個大項目——具有更加多的利潤，而在蘇格蘭的大多數地區，它甚至還不會有英格蘭現在這麽大的利潤。

非常明顯，在每種由人類的勞動栽種的產品的價格並沒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以及完善的耕作費用之前，並沒有一個國家的土地可以獲得充分的耕作以及改良。為了做到這點，每種產品的價格首先必須足夠支付良好穀地的地租，由於它調控著其他大多數土地的地租。其次，需要足以支付勞動以及農場主的費用，就像常常對於良好的穀地所支付的一樣，或者換句話說，要足以補償農場主所投入的資金還有普通利潤。每種產品價格的這種上揚顯然必須先用以栽培它的土地的改良以及開墾。獲利是一切技術改良的結果，任何東西假如其肯定結果是虧損，就不應當稱之為技術改良。為了一個商品而改良土地，它的價格卻又無法收回成本，這就是虧損。假如一個國家的完美的技術改良以及耕種，就像大多數的情況那樣被看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則所有那些不同種類的原生產物的價格的上揚就不應視作一種公共災難，而應該視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驅以及伴隨物。

以上所有不同原生產物的名義價格或者貨幣價格的上揚並不是銀價貶值的結果，而是它們真實價格上揚的結果。它們變得不僅僅要比之前值得交換更加多數量的白銀，並且值得交換更多數量的勞動量以及生活必需品。因為把它們送往市場需要花費更多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因此它們投入市場之後，代表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數量也更加大，或者說等於更多的勞動量以及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類

原生產物的第三類以及最後一類是這樣的一些原生產物，人類的勞動對於增加它們的數量的作用有限或者不確定。這一類產品的價格在技術改良的過程當中自然上揚。因此，即使這類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在技術改良的過程當中自然而然趨向於上揚，但是不同的意外事件也可以偶然使得人類的勤勞在擴大它們的產量上獲得一些成功，其真實價格有的時候也可能下跌，有的時候在改良的不同時期保持原狀，有的時候在同一時期又多少有一些上揚。

還有一些原生產物，它們的天性讓它們成為其他原生產物的附屬品。如此一來，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提供的後一類原生產物的數量就肯定受到前一類原生產物數量的限製。譬如，任何的一個國家可以提供的羊毛或者生皮的數量是受到那個國家所飼養的牲畜的數量大小的限製的。國家的進步狀態以及農業的性質又肯定決定著這一個數目。

能夠設想，在技術改良的進程當中，那些逐漸讓鮮肉價格提高的原因應該對於羊毛以及生皮的價格具有一樣的效果，並且使它們成比例地提高。假如在技術改良的原始階段將後一類商品的市場局限在前一類商品的狹窄市場之內，則上麵所說或許就會成為事實。不過它們各自的市場常常是非常不同的。

鮮肉的市場在各個地方幾乎都是局限在自己國內。當然，愛爾蘭以及英屬美洲的某一些地區進行著相當規模的醃肉貿易。不過我相信，它們僅僅是商業世界中絕無僅有的這樣做的國家，換言之，它們是僅有的兩個向其他的國家出口相當數量的鮮肉的國度。

反之，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場在技術改良的原始階段就不完全局限在本國。它們可以非常容易地運輸到遙遠的國度，並且羊毛在運出的時候無須進行任何加工，生皮也隻需要略微加工。因為它們是許多製造業的原料，即使其本國可能對於它並沒有任何的需求，但是其他國家的工業可能對於它們有所需求。

在耕種落後也是人口稀少的國度，羊毛以及生皮的價格常常總是要比整個動物的價格還高一些。而在技術改良不斷深入、人口不斷增長的國家，對於鮮肉的需求則還要大一些。休謨先生提出，在撒克遜的時代，一頭羊身上一次剪下的羊毛就占了一隻羊的價值的2／5。這就要比它在現今估計的比例高非常多。依據我所知，在西班牙的某些省，宰羊的時候常常隻是單純為了取毛以及取脂。而羊的軀體經常被丟棄在地上任其腐爛，或者讓野獸或猛禽嚼食。假如說在西班牙有的時候才發生這種現象，則在智利是常常發生的事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西屬美洲的非常多的地區幾乎常常是單純為了獲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殺有角牲畜。而海地島常常受到海盜侵擾，法國移民定居(現在沿海岸延伸到幾近於整個西部半個島)之初，改良以及人口繁殖都並沒有達到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某些價值之前，那裏也常常專為獲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殺牲畜。西班牙人現在仍擁有該島的東海岸還有整個內陸地區和山區。

即使在技術改良以及人口增長的過程當中，整個動物的價格肯定上揚，不過軀體的價格也受到這個上揚的影響，並且可能要比羊毛以及生皮價格所受的影響還大。軀體的市場在原始的社會狀態之下，總是局限在生產它的本國當中，現在肯定和技術改良以及人口增長成比例地擴大。而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場即便在一個野蠻的國家裏常常也延伸到了整個商業世界，所以它就不會以同樣的比例擴大了。個別國家的技術改良不會對於整個商業世界有太多的影響。所以這樣一些商品的市場在這些改良後或許保持不變，或者幾乎和之前相同。

但是，在事物的自然進程當中因為改良的結果從整體上來說市場應當也有所擴展。特別是假如這些商品都是某些製造業的原料的話，則那些製造業就應當在國內興旺起來，而市場即使不會擴大非常多，最起碼也會轉移到比之前更接近於產地的地方去，那些原料的價格最起碼應該由於節省了從前把它們運到遙遠的國家的費用而上揚。所以，即使它不可能和鮮肉的價格同比例增加，也應該自然而然地上揚一些，並且肯定不應該下跌。

但是，在英格蘭即使毛織品製造業處在興旺狀態，不過從愛德華三世以來英國羊毛的價格下跌了非常多。有許多可靠的記錄顯示在愛德華三世統治的時候(14世紀中葉，或者約1339年)1托德(即28英鎊)羊毛的適中而合理的價錢是不少於那個時候的貨幣10先令。以20便士1盎司計算包含白銀陶衡6盎司，大約等於我們現在的貨幣30先令。現在21先令1托德或許是英格蘭最優良羊毛的一個好價格。因此，在愛德華三世的時候羊毛的貨幣價格和它今天的貨幣價格是10：7。其真實價格的優勢則還要大一些。以6先令8便士1誇特計算，10先令在那個時候是12蒲式耳小麥的價錢。以28先令1誇特計算，21先令是現在6蒲式耳的價格。所以，古代羊毛的真實價格和現代羊毛的真實價格間的比例是12：6，或者2：1。在古代，1托德羊毛所能夠購買的生活必需品是今天所能購買的2倍，所以，假如勞動的真實報酬在這兩個時期是相同的話，那它所能買到的勞動量就是今天的2倍。

羊毛的真實價值以及名義價值的貶值在事物的自然進程當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它隻能是暴力以及人為的結果：(一)是絕對禁止從英格蘭出口羊毛的結果；(二)是允許從西班牙免稅進口羊毛的後果；(三)是禁止愛爾蘭向英格蘭之外其他任何國家出口的結果。因為這些法規的後果，英格蘭的羊毛市場並不是因為英格蘭的改良而獲得擴大，相反一直被禁錮在國內市場當中，並且其他幾個國家的羊毛也被允許進來參與競爭，愛爾蘭的羊毛被迫與之競爭。因為愛爾蘭的毛紡業遭到不公平以及不公正的待遇，愛爾蘭隻允許加工其本土的很小部分的羊毛，人們隻好把大多數羊毛送到大不列顛——對於他們唯一開放的市場。

我並沒有能找到任何有關古時候生皮價格的可靠記載。羊毛常常是作為一種補助金上交給國王的，對於補助金的評價最起碼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確定了那個時候應有的普通價格，不過生皮的價格似乎又並不是這樣的。但是，弗裏伍德從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和該院牧師兩人的賬單當中給我們提供了它們的價格，最起碼是在那個特殊場合的價錢：即12先令可買到5張公牛的生皮：7先令3便士可以購買5張母牛的生皮；9先令可以購買 36張兩歲的羊皮，2先令可以購買16張小羊皮。在1425年，12先令包含我們現今貨幣24先令相同數量的白銀。所以，一張公牛皮在那一賬單裏估價為我們現在貨幣4先令的白銀量。它的名義價格大大的低於現今的價格。不過以6先令8便士1誇特計算，12先令在那個時候可以購買14 /52蒲式耳小麥，以3先令6便士1誇特計算，將等於我們現在的51先令4便士。因此，一張公牛皮在那個時候可以購買現在我們10先令3便士所能購買的小麥。它的真實價值相當於我們現在貨幣的10先令3便士。

在古代，在冬天的大多數時候，當牲畜隻能吃得半飽的時候，我們無法設想它們會長得非常肥壯。重4英石也就是常衡16磅1張的公牛皮，在現在可能被當做是中等牛皮，而在那個時候就可能被認為是十分好的牛皮了。不過我知道在那個時候，在1773年2月每英石半克郎就是公牛皮的普通價格，而那樣的一張牛皮今天僅僅價值10先令。因此，即使它今天的名義價格要比古代的要高一些，但它的真實價格，它所能購買或者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數量要少一些。就像上述賬單所述，母牛皮的價格接近於普通公牛皮價格，羊皮的價格則超出它許多。它或許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則又大大低於母牛皮的價格。在牲畜價格非常低的國家，但凡不打算留下來保持存欄頭數的小牛常常非常小就被宰殺了，就好像蘇格蘭二三十年之前的情形那樣。由於這樣能夠節省牛奶，而牛皮的價格還不足以來補償奶價。

生皮的價格現在是大大地低於前幾年。這或許是由於取消了對於海豹皮的關稅，並且1796年又允許在一定的時間內從愛爾蘭以及殖民地免稅進口生皮的緣故。取整個這個世紀的平均數，其真實價格或許多少要比古代高一些。這個商品的性質不像羊毛那樣能夠非常方便地運往遠方的市場，與此同時，它不容易保存。一張醃製過的皮革常常認為不如新鮮皮革，它的賣價要低一些。這個情況肯定會降低生皮在隻可以生產而無法製造加工的國家內的價格，所以生產國隻好出口生皮。如此一來，這個情況肯定會降低生皮在野蠻國家裏的價錢，而提高生皮在進步以及製造加工的國家的價錢。所以，在古代生皮的價格肯定是趨向於降低，而在現代則趨於提高。除此之外，我們的製革工人也遠遠不能像織布工人那樣成功地讓國人相信國家的福祉安全維係在他們行業的繁榮中，所以他們受到的保護就要少得多。

確實，生皮被阻止出口，並且被宣布是有害的行為。不過它們卻能夠通過納稅從國外進口，即使從愛爾蘭以及殖民地的進口關稅被取消了(期限僅為5年)，但是愛爾蘭在出售其剩餘還有其他國內無法製造加工的商品上並不將自己局限在大不列顛的市場當中。普通牲畜的生皮在這些年份裏被列入殖民地隻可以送回母國不可以運往別處的商品之內。但是愛爾蘭的商業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並未由於支持了大不列顛的製造業而遭到什麽大的損害。

任何的法規隻要是想要降低羊毛或者生皮的價格，讓它低於它應該有的價格，那麽在一個進步以及文明的國家裏就肯定會提高鮮肉的價格。在經過技術改良以及耕作過的土地上飼養的大小牲畜的價格需要足以支付地主對於改良以及耕作過的土地所期望的地租以及農場主有理由期望的從經過改良以及開墾過的土地上獲得的利潤。假如無法這樣，農場主立刻就會停止飼養它們。所以，所有通過羊毛以及生皮的價格還無法支付的那部分就必須由軀體來支付。前者支付得比較少，後者就需要支付得多。至於將這個價格如何分攤在軀體的不同部位之上，地主以及農場主並不關心，隻要對於他們應該支付的都支付了就可以了。因此，在一個進步以及文明的國家當中，這些法規對於地主以及農場主利益的影響不會非常大，即使作為消費者他們的利益或許會受到食品價格上揚的某些影響。

但是，在一個並沒有經過改良以及野蠻的國家裏情況就完完全全不同了。由於在那裏大多數的土地隻能用於飼養牲畜，在那裏羊毛以及生皮構成了那些牲畜的價值的主要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地主以及農場主他們的利益將深深受這類法規的影響，而作為消費者其利益則將幾乎不受什麽影響。羊毛以及生皮價格的下跌在這樣的情況下將不可能提高軀體的價格；由於國家的大多數土地隻適於飼養牲畜，不適於作他用，所以人們還是會繼續飼養相同數目的牲畜。相同數量的鮮肉仍然將投入市場，對於它的需求也不會比之前增大，其價格也仍然和之前相同。牲畜的整體價格將下跌，並且伴隨它的下跌，主要生產牲畜的那些土地，即那個國家的大多數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潤也將下降，長時間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禁令並不是由愛德華三世所製定，但是卻常常被說成是愛德華三世所製定的)在那個時候的情況下變成了可能想象獲得的最具破壞性的法規。它不僅僅降低了聯合王國大多數土地的真實價值，並且通過降低最重要的一種小牲畜的價錢，它將大大地延緩土地之後的改良。

蘇格蘭的羊毛因為和英格蘭的聯合被從歐洲的市場驅逐了出來，被禁錮在大不列顛狹隘的市場裏，結果價錢大幅度地下降，蘇格蘭南部縣市的大多數土地的價值(由於蘇格蘭主要是一個養羊的國家)將會深受聯合的影響，假如鮮肉價格的上揚並沒能充分補償羊毛價格的下跌的話。

人的勤勞對於增加羊毛或者生皮產量的作用就其依賴於本國牲畜的產量來說是有限的，就其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產量而言也是不確定的。就這點來說，它主要並不取決於那些國家的產量，而取決於那些國家自身是否能進行加工，與此同時也取決於他們認為是否應該對於這種原生產物的出口采取禁止的措施。因為這些情況都完全和國內工業無關，它們肯定使人的勤勞的作用變得無法確定。因此在增加這種原生產物的生產當中，人的勤勞作用不僅僅是有限的，並且是不確定的。

在增加另一種非常重要的原生產物鮮魚的上市數量中，人的勤勞作用同樣也是有限以及不確定的。它要受到國家地理位置的限製，它要受到不同各省距離海港的遠近的限製，受到河流湖泊的數量的限製，還有受到那些海洋、湖泊、河流當中這種原生產物的蘊藏的豐富和貧瘠的限製。伴隨著人口的增長，伴隨著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越來越大，買魚的人更加多了，而這些買魚的人也有比之前更多的其他的各種貨物，或者說，有數量更加大、品種更加多的貨物能夠來買魚。不過假如不雇傭比之前隻供應一個狹小以及封閉的市場所雇傭的勞動更多的勞動，一般也就不會供應這個大的以及擴張了的市場。一個市場從每年僅僅要求1000噸魚到每年要求10咖噸魚，假如不雇傭比之前多10倍的勞動量，市場就不會獲得充分的供應。魚常常都必須到較遠的地方去捕獲，這就必須用較大的船隻，使用各種各樣較昂貴的機器。因此，這個商品的真實價格當然要在技術改良的進程中不斷上揚。我相信各個國家的情況多少都是如此。

即使具體某天捕魚的成功性可能不非常確定，不過假定一國的當地的情況不變，則人類勞動在將一定量的魚送到市場中的一般效力，在一年或者幾年以內能夠想象是相當確定的，並且無疑它也一定會是如此。但是，因為它更多取決於國家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取決於國家的財富以及工業，所以在不同的國家在改良的每個不同時期人的勤勞的作用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時候又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它和改良的狀態的聯係是不完全肯定的，我這裏說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

在增加從地下開采的不同礦物以及金屬中，特別是某些較為寶貴的金屬中，人的勤勞作用好像是並沒有限製的，但是也是完全不確定的。

任何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貴金屬量不受到其地理位置中的任何東西的限製，如其自身礦藏的豐富或者貧瘠。在那些並沒有礦山的國家常常擁有大量的這些貴金屬。其數量在每一個國家裏看來取決於兩種不同的情況：首先，取決於其購買力，取決於其工業的狀況、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依據上述各種情況它就能夠決定在從本國的礦山或者從其他國家的礦山輸入或者購買黃金以及白銀這些奢侈品的時候，是雇傭較多的勞動量還是較少的勞動量以及投入較多的還是較少的生活必需品。其次，決定於在一特定的時間裏能夠向商業世界供應這些貴金屬的礦山是富饒還是貧瘠。由於這些貴金屬運輸容易並且便宜，它們體積小並且價值高。所以即便在距離這些礦山非常遠的國家，這些貴金屬的數量肯定也要受到礦山的富饒或者貧瘠的影響。它們在中國以及印度的數量肯定一直受到美洲礦產的富饒程度的影響。

因為在每個特定的國家裏它們的數量取決於以上兩種情況的前一種(購買力)，其真實價格，就像所有其他奢侈品以及多餘品的真實價格一樣，或許隨同該國的財富以及技術改良一同上升，隨著該國的貧困以及蕭條而一同下跌。擁有大量剩餘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國家可以比並沒有什麽剩餘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國家用更多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來購買這些貴金屬。

因為它們的數量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裏取決於以上兩種情況中的後一種(供應商業世界的礦產的富饒或者貧瘠)，因此其真實價格，它們所能夠購買或者交換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真實數量無疑也多少與那些礦山富饒程度成比例地下降，而和礦山的貧瘠程度成比例地上漲。

即使，在一特定的時候間裏能夠向商業世界供應這一些貴金屬的礦山的富饒或者貧瘠是一個條件，但是它和一特定國家的工業狀況並沒有任何的聯係。它似乎甚至和世界的工業狀況也並沒有非常必要的聯係。當然，技藝以及商業逐漸地擴展到地球上更多地區，在擴展了的更加廣闊的地麵上找尋新礦或許要比禁錮在一個狹小的地帶更加具有一些成功的機會。但是，因為舊礦的逐漸趨向於枯竭，新礦的發掘是一件最不確定的事情，並且也是非技術或者努力所能夠絕對保證的。大家都承認所有的跡象是不可靠的，隻有真正發現一個新礦並且成功地開采了才可以確定這個礦的價值的現實性以及存在。在這種尋找當中似乎對於可能的成功或者人類努力的可能失敗並沒有確定的界限。在一兩個世紀的進程當中也可能發現一些新礦，它們要比我們現有的任何礦山都更加富饒。

一樣可能的是，已知的最豐富的礦山將要比在美洲的礦山發現之前所開采過的任何一個礦山都要顯得更加貧瘠。無論是這兩種事件中的前者或者後者是否可能發生，對於這個世界的真實財富以及繁榮並不具有什麽重要意義，對於人類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也並不具有什麽樣的重要意義。其名義的價值，換言之，表示或者代表這個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將非常不同；不過其真實價值，它所可以購買或者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則將非常相同。在前一種情況1先令或許代表的勞動不多於現在1便士所代表的勞動，而在後麵一種情況下1便士可能代表的和現今1便士所代表的相同。不過在前一種情況下，一個之前口袋裏有1先令的人並不比現在口袋裏有 1便士的人更加富有；而在後麵一種情況下，一個之前有1便士的人將和現在有1先令的人一樣富有。金銀餐具的便宜以及充足將會是這世界從前一事件中獲得的唯一好處，而那些奢侈的小玩意兒的昂貴以及稀缺則是這世界從後麵一事件中獲得的唯一不便。

關於銀價變動的離題話的結論

大多數搜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者好像都認為穀物及一般物品的貨幣價格低，換言之，認為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僅是那些金屬缺乏的一個證據，並且也是那個時候國家貧窮野蠻的一個證據。這一概念和金銀富足讓國家富裕以及金銀缺乏讓國家貧困的政治經濟學體係有著緊密的聯係。關於這個體係我將會在本書的第四篇當中作詳細的說明以及探討。目前我僅僅想說明貴金屬昂貴的價值無法作為任何一個國家當時的貧窮或者野蠻的證據。它隻是那個時候供應商業世界的礦產貧瘠的證據。一個窮困的國家因為它沒有能力購買非常多的金銀，所以它不會比一個富國為金銀支付更加高的價格，那麽這一些金屬的價值在前麵一種國家要比在後麵一種國家更高。在中國，一個要比歐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國度，貴金屬的價值要比在歐洲任何部分都高。

當然，因為歐洲的財富自從美洲的金礦被發現後有了非常大的增長，因此金銀的價值漸漸下降。但是它們價值的下降並不是因為歐洲真實財富的增長還有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的增長，而是因為偶然發現了比之前所知道的礦山更加富饒的礦山。歐洲金銀量的增長還有製造業以及農業的增長是兩大事件，它們即使幾乎發生在同一個時間，卻產生於不同的原因，因此兩者相互間並沒有任何的自然聯係。前者源自於一個偶然事件，其中既沒有謹慎又無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後者源自於封建製度的崩潰以及政府的建立，對於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鼓勵以及人民可以享受其自身勞動成果以及生活的安全感。波蘭的封建製度依然繼續存在，它在現在還是一個像發現美洲之前一樣貧窮得可憐的國家。但是，穀物的貨幣價格上漲了，貴金屬的真實價值就像在歐洲其他部分一樣下降了。因此它們的數量肯定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增加了，並且是和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

但是，這些貴金屬量的增長看起來並沒有增加其年產量，既沒有改革國家的製造業以及農業，也沒有改善它的居民的生活環境。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擁有礦山的國家，或許是歐洲兩個僅次於波蘭最為赤貧的國家。但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肯定要比歐洲其他部分低一些。因為它們是從這兩個國家運到歐洲其他各地去的，在運輸過程當中不僅僅作為貨物裝運以及保險需要花費費用，並且還要花走私費用，由於它們的出口是被禁止的，不然就要交納關稅。因此和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量相比較，它們的數量在那些國家肯定大於歐洲其他任何地區。但是，這些國家都要比歐洲大多數國家窮。即使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封建製度廢止了，它們並沒有比之前改進多少。

因為金銀的低廉價值並不是所在國的財富以及繁榮狀態的證據，所以其昂貴的價值，還有一般商品——特別是穀物的低廉的貨幣價值也都並不是它的貧窮以及野蠻的任何證據。

一般商品的低廉的貨幣價值，特別是穀物的貨幣價值的低廉，也並不是那一時代的貧窮或者野蠻的證據。和穀物低廉的貨幣價格成比例的某些特殊種類貨物(比如牲畜、家禽，所有的各種野味等)的低廉的貨幣價格才是非常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個證據。它清楚地表示：首先，牲畜的非常大的豐富與穀物的豐富成比例，所以牲畜所占用的大麵積的土地也和穀物所占用的土地成比例，其次，這種土地的低廉價值與麥地的低廉價值成比例，所以也和國家絕大多數土地的未開墾以及未經改良的狀態成比例。它清楚地顯示國家的資金以及人口和其領土的幅員並無法形成平常在文明國家所有的比例，並且表明那個時候那個國家的社會都還處在發展的嬰兒期。從一般商品的或者個別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我們隻可以推論出那個時候向商業界供應金銀的礦山是富饒還是貧瘠，推斷不出那個國家是富裕抑或貧窮。不過從某種商品的貨幣價格的高低和其他商品的貨幣價格的高低的比例，我們可以以幾乎接近肯定的可能性推論出那一國家是富裕還是貧窮，其大多數土地是經過了改良還是並沒有經過改良；能夠推論出那個國家是處在一種野蠻狀態，抑或處於一種文明的狀態。

因為白銀價值的下降，商品的貨幣價格的上揚將對於所有各種商品產生同等的影響：即假如白銀的價值降低了1／3，或者1／4，或者1／5，那麽所有的商品的價格肯定普遍地提高1／3或者l／4，甚至l／5。不過一直作為公眾議論以及談話主題的各種食品價格的上揚，對於所有糧食並不產生相同的影響。用本世紀的平均數作為實例，穀物的價格即便依照那些把這個上揚歸結於白銀價值下降的人來說，穀物價格上揚遠不如其他有些食品價格上揚的那麽多。因此其他那些食品的價格的上揚無法完全歸咎於白銀價值的降低，這個時候其他的某些原因必須要考慮進去。上麵已經提及過的一些情況，或許就足以充分說明那一些個別食品上揚的原因。它們的價格的確是和穀物的價格成比例地上揚了，而並沒有必要求助於設想的銀價的降低。

至於穀物自身的價格，在這個世紀的頭64年期間還有在上次嚴重的氣候反常之前，一直是低於上個世紀的後64年的。這個事實不僅僅為溫莎市場的記錄所證實，也被蘇格蘭所有的縣市的公定穀價調查表，還有麥桑斯先生以及杜普列·戴·聖莫爾先生：勤勞而忠實地收集的法國幾個不同市場的記錄所證實。這個證據是對於這樣一件非常難以確定的事件所能夠指望的最全麵的證據。

至於過去的那10年或者12年間穀物價錢的昂貴，它能夠從氣候的不好尋找到充分的原因，而並沒有必要推測銀價有什麽貶值。

因此，認為白銀的價值一直是在貶值的看法看來並不是建立在細致的觀察上的，或者說並不是建立在穀物的價錢，或者其他糧食的價格上的。

或許可以說，依據這裏已有的記錄，現在相同數量的白銀可以購買的幾種食品的數量要比上世紀有些年份可以購買的數量少一些；並且要確定這一變化是產生於那些商品價值的上揚，還是因為白銀價值的下跌，這是一種徒勞而無用的區分。它對於一個隻帶有一定數量的銀子到市場上去購買東西的人或者隻有一定貨幣收入的人來說不會有什麽用處。

我不敢斷言，了解這個區分就可以以較為便宜的價格買到商品，而且也無法因而說這個區分就變得完全沒有一點用處。

提供一個國家繁榮狀況的簡潔證據也許對於公眾會有一些用處，假如某些食品價格的上揚全然是因為白銀價值的下跌，那就僅僅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因為美洲礦山的富饒，由於隻有從這裏能夠推論出銀價的貶值。即使有這種情況，國家真實財富、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也將會像在葡萄牙以及波蘭一樣漸漸下降，或者像在歐洲其他大多數地區一樣逐漸上揚。不過假如某些品種食品價格的上揚是因為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上揚，因為土地的肥力增強，或者由於對於土地進行了更大的改良以及良好的耕種，因為土地變得更適於穀物生長。假如是這樣一種情況，那它就以最為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國家是處於繁榮以及進步的狀態。土地組成每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一個部分的財富。這個區分對於公眾可能有某一些用處，或者最起碼它可向公眾證實國家財富當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那部分的價值在不斷增長。

它對於公眾調整其低級仆人的貨幣報酬也許有某些用處。假如某些品種食品價格的上揚是因為白銀價值的下跌，其貨幣報酬，假如之前並不是太大，肯定就應該按照這個下跌的幅度而增多。假如並沒有增加，他們的真實補償將會明顯地減少。不過假如這個價格的上揚是由於增長了的價值，是因為出產這些食品的土地經過改良，更為肥沃了，則判斷應當以什麽比例增加貨幣報酬，或者是否應該增加就變為一件需要人們極其慎重對待的事情了。因為改良以及耕作的擴大，肯定要或多或少按穀物價格的比例提高每種肉食的價格。我確信，它同時肯定也會降低每種植物性食品的價格。它提高了肉食的價格，這是因為大多數生產肉食的土地原來是適合於生產穀物的，現在生產肉食的土地需要給地主以及農場主的麥地提供地租和利潤。它降低了植物食物的價格，這是由於通過增加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其繁殖力。農業的改良同樣引進了非常多的植物食品的新品種，它們要比小麥要求的地少，勞動量少，上市也更加便宜。這些東西既是土豆以及玉米，或者叫做印度小麥。它們是歐洲農業，或許是歐洲本身從其商業以及航運的擴張中所得到的兩個最為重要的改良。除此之外，許多植物食品的品種，它們在農業的原始狀態都是局限於菜園子裏，並且是用鍬種植的，而現在經過改良被移植到了普通的地裏，並且是用犁頭種植，比如菁蕪、胡蘿卜、卷心菜等等。

所以假如在技術發展進程當中一種食物的真實價格肯定上揚，那麽另外一種食物的真實價格就肯定下降。而判斷一種食品的價格的上揚會在多大程度上從另外一種食品的價格的下降中獲得補償，將變為一件更需要慎重行事的事情。當鮮肉的真實價格達到了其高度(或許除了豬肉，每種鮮肉好像早在一個世紀之前英格蘭的大多數地區就都已達到)，其後任何的其他一種動物食品發生的任何漲價，都不會對下層人民群眾的境況產生許多的影響。英格蘭大多數地區窮人的境況必然不會因家禽、魚、牲畜或者鹿肉的價格的任何上揚而感到苦惱，反之他們肯定會由於土豆價格的下降而感覺輕鬆愉快。

在現在這個匱乏的季節當中，小麥的昂貴價格必定會使窮人感到苦惱。但是在中等的豐年，當小麥處在常年的平均價格的時候，其他任何的原生產物的價格的自然上揚都不會對他們有非常大的影響。他們感覺痛苦的也許更多的是因為課稅而引起的某些工業品價格的人為上揚，如，食鹽、肥皂、皮革、蠟燭、麥芽酒，啤酒以及淡色啤酒等。

技術改良進程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幾乎所有的製造品的真實價格的逐漸降低是技術改良的自然結果。在所有製造業中，毫無例外地製造工藝的真實價值也下降了。因為機器更加完善，技術更加熟練，以及對工作分工更加適當，所有這一切技術改良的後果自然使得製造任何一件產品需要的勞動量大大減少。與此同時，因為社會的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應當是大幅度地上揚，不過所需要勞動量的大量減少常常遠遠超過對於價格中最大上揚的補償。

的確，有一些製造業中原材料的真實價格的必要的上揚遠遠超過了技術給生產帶來的所有好處。在粗木工以及細木工的工作中，和細木工中的粗活中，由於土地改良，木材的真實價格的必要上揚也遠遠超過最好的機器、最熟練的技巧以及對於工作最恰當的分工所帶來的全部好處。

不過在原材料的真實價格或者完全並沒有上揚，或者上揚不多的情況下，製造品的真實價格卻降低了非常多。

在本世紀還有上世紀的進程當中，在原材料為賤金屬的那些製造業當中製造品價格的下降最顯著。一個較好的手表機件，在上世紀中葉前後或許要賣20鎊，現在或許隻要20先令就可以買到了。刀匠以及鎖匠的製造品還有所有以賤金屬作為原料製作的玩具以及所有伯明翰、設菲爾德出產的商品在同一時候其價格都有非常大的下降，即使並沒有大到鍾表製造業那樣的程度。但是，它已經足使歐洲其他各地的工匠們感覺吃驚了。他們在非常多場合承認過去即便以2倍、3倍的價錢也無法生產出質量一樣好的產品。或許再也沒有要比這一些以賤金屬作為原料的製造業所進行的勞動分工更加細致的分工了，或許再也並沒有要比這些以賤金屬作為原料的製造業使用的機器可以有更多的改良的餘地了。

在這同一時期內，服裝製造業的價格就沒有如此明顯的下降。反之我有把握說最為上等的服裝的價格在那25年或者30年間還和其質量成比例地上揚。聽說，這是因為製作服裝所用的衣料全部是用西班牙羊毛織成的，它的價格有了非常大的上揚。全部用英格蘭羊毛織成的約克郡呢絨的價格在這個世紀確實和其質量成比例地下跌。但是，質量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我查閱了這方麵的所有信息，都多少有一些不確定性。服裝製造業裏勞動的分工現今和一個世紀前幾乎完全相同，所使用的機器也並沒有什麽大的不同。但是，在分工以及機器這兩方麵或許還是有一些較小改進的，它們也許引起了價格的某些下降。

不過，假如我們把現今這個製造業的價格和過去較早的時候即在接近 15世紀末的時候的價格相比的話，這一點下降看來仍然較為合理以及無可厚非。因為那個時候勞動可能還沒有什麽分工，使用的機器和現在相比也非常不完善。

在1487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4年，頒布的法令規定：“任何人賣出最上等紅色平呢絨或者上等精製的其他平呢1碼售價多於16先令，每出售1碼將會被罰款40先令。”所以，16先令含有大約我們今天貨幣24先令的白銀就是那個時候被看做1碼最上等呢料的合理價格。並且因為這是一個節約法，這種呢料或許通常出售的價格還要高一些。然而1基尼在現在可能就被認為是最高的價錢了。所以，這些呢料的質量想來應當是相同的，並且今天的質量可能要更好。但是，即便依照這個假設，最為上等的呢料的貨幣價格看來從15世紀末以來已經大大地降低，而其真實價格也下降了許多。6先令8便士，那個時候是並且在其後非常長一段時間裏一直被認作是1誇特小麥的平均價格。因此，16先令那個時候就是2誇特小麥的價錢，並且是3蒲式耳多的小麥的價錢；估計1誇特小麥現在的價格是28先令，1碼上等毛料的真實價格在那個時候最起碼必須等於我們今天的貨幣3鎊6先令6便士。買了1碼毛料的人就需要放棄他對於等於今天所能購買的相同數量的勞動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權。

粗呢的真實價格的降低即使非常可觀，但是還是沒有上等毛呢的真實價格降低得那麽大。

在1463年，愛德華四世第3年頒發的法令規定：“任何家用仆人、普通勞動者，還有居住在城外或者自治市外的工匠的仆人不可以穿1碼超過2先令的衣料。”在愛德華四世第3年，2先令所含銀量和我們現在的貨幣4先令的含銀量幾乎相同，不過現在每碼價格為4先令的，或許要比之前普通仆人中最窮困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要好得多。所以，他們服裝的貨幣價錢按照質量的比例，現在的要比古代那個時候的便宜一些，其真實價格必定也要便宜很多。10便士在當時視作l蒲式耳小麥的所謂適中而合適的價格。因此，2先令就是2蒲式耳以及2派克小麥的價格，而現今3先令6便士1蒲式耳，那麽那個時候的2先令將會價值8先令9便士。為購買1碼這種衣料，窮苦仆人需要舍棄購買相當於今天8先令9便士所能夠購買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這也是一項限製窮人奢侈以及浪費的節儉辦法，由此可見他們的服裝過去一直要比現在昂貴得多。

依據同一法律，那一階層的人民禁止穿價格多於14便士約等於我們今天的貨幣28便士1雙的長襪。而14便士是那個時候1蒲式耳以及將近2派克小麥的價格。以現在的1蒲式耳3先令6便士計算，將價值5先令3便士。在現在對於最窮苦以及下賤的仆人來說，我們應當把它看做是一雙長襪子的非常昂貴的價格。不過，在那個時候為了1雙長襪他需要付完全等於這個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的時候，或許在歐洲還並不是任何一個地區都知道織襪子的技術。他們的長襪都是用普通布料做的，這或許就是它們昂貴的原因之一。聽說第一個在英格蘭穿著長襪的人是伊麗莎白女王。那是西班牙大使贈給她的禮物。

無論在粗呢製造業抑或是在精呢製造業當中，古代使用的機器要比現在所使用的要不完善得多。從那以後經曆了三次重大的改良，或許還有非常多小的改良。無論這些改良的具體次數還是它們的重要性，現今都非常難加以斷定。這三項重大的改良是：(一)將手工紡紗杆(老式錠子)以及紡錘換成紡輪。有了這樣的紡輪同樣的勞動能夠完成2倍以上的工作；(二)使用幾項十分新穎的機器，它們大大地方便也減少了精紡毛線的卷繞的時間；換言之，縮短了在把經紗以及緯紗放入織機之前對於它們進行安排的時間。這一道工序在那一些機器發明之前是非常冗長乏味而煩瑣的；(三)采用漂洗機代替人在水中踩，讓布料變密。一直到16世紀初期，在英格蘭既沒有任何種類的風車，也沒有任何的種類的水車，並且據我所知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曾有過水車以及風車。它們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引進到意大利的。

這些情況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向我們說明，粗紡以及精紡製造品的真實價格為何在古代要比現在高那麽多。再說將商品運到市場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因此當這些商品到達市場之後，它們需要購買或者交換更加大量的商品的價格。

在古代英格蘭的粗紡製造業或許跟工藝以及製造業都處在萌芽狀態的其他國家一樣，它或許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中每種不同的工作是偶爾由家庭當中不同成員完成的，並且是隻有當他們沒有其他事要做的時候，紡織才是其工作。與此同時那也並不是他們賺取大多數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工作。之前已經指出過，用這種方式完成的產品總是要比以紡織為職業作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生計的人完成的商品便宜得多。另外一方麵，在那個時候英格蘭還沒有精紡業，僅僅有富裕的商業國家弗蘭德才會有精紡業。並且在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以和現在相同的方式由完全依賴或者主要依賴以紡織為生的人所進行的。除此之外，它是一種外國製造品，因此必須向國王繳納某些關稅，即古代的噸稅或者磅稅。自然，這個關稅或許不會非常高。那個時候用高關稅去限製國外製造品進口並不是歐洲的政策，其政策是要鼓勵進口，讓商人可以盡可能以一個優惠的稅率供應達官貴人其本國無法提供的而又需要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

這一些情況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向我解釋了為何在古代，粗紡業的真實價格和精紡業的真實價格相比，大大地低於現今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