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論賦稅03

乍看起來，貨幣利息和土地地租仿佛是可以與此同樣直接征收賦稅的對象。就像土地地租一樣，貨幣利息是完完全全支付利用資本的一切風險和麻煩以後的淨產物。對土地地租征收賦稅不可能提高地租，因為支付農場主資本還有他的合理利潤以後剩下來的淨產物，在納稅以後不可能比在納稅以前更大；依照同樣的理由，對貨幣利息的征收賦稅也不可能提高貨幣的利息率，因為一國資本或貨幣的數量，就像土地的數量一樣，在征收賦稅以前和征收賦稅以後是保持不變的。

在第一編的時候已經指出，大多數時候利潤率在各個地方都是由可以提供利用的資本量對於利用的數量或一定要用資本實行的營業量的比例規定的。然而利用的數量或應由資本完成的營業的數量不可能因為征收在貨幣利息上的賦稅增加或減少。所以，假如可供利用的資本數量不因為賦稅而增加或減少，大多數時候利潤率必定會保持不變，然而補償利用者的風險和麻煩所必要的這一剩餘部分也與此同樣會保持不變，因為這樣的風險和麻煩在任何方麵都沒有變化。所以，屬於資本擁有人的、用來支付貨幣利息的那部分餘額，也必定會保持不變。所以，乍看起來，貨幣利息也就像土地地租一樣，仿佛是適合直接征收賦稅的對象。

然而，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令貨幣利息遠遠不像土地地租那樣適合作為直接征收賦稅的對象。

第一，任何一個人擁有的土地的數量和價值不可能是秘密，總是能夠非常準確地給予確定。然而他所擁有的資本總量卻總是一種秘密，非常難極其準確地給予確定。除此之外，它還差不多是連續變化的。在一年之中，經常是在一個月之中，有的時候是在一天之中，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增有減。調查任何一個人的私人情況，為了讓賦稅與之相適宜，一定要去監視他的財產的一切波動情況，這會給人造成連續的和無止無休的苦惱，是任何人所沒法承受的。

第二，土地是沒法移動的對象，然而資本卻非常容易遷移。土地擁有人必定是他的地產所在的某一國的公民。那麽資本擁有人能夠說是世界公民，他不必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他會放棄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裏他受到令人苦惱的調查，對他征收苛重的賦稅；他會把資本移往另一個國家，在那裏他可以更加容易地實行營業，或享受到自己的財富。通過轉移資本，他會終止他在離去國家所維持的一切產業。資本耕種土地；資本雇傭勞工。一種把資本從任何一國驅趕出去的賦稅，會讓君主和社會的每一種收益來源枯竭。不僅資本的利潤，而且土地的地租和勞動的工資，都必定會因資本的移出而在一定程度上地有所減少。

所以，試圖對資本收益征收賦稅的國家，不是采用那種非常嚴格的調查方法，而是沒辦法不滿足於采用某種非常寬鬆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斷的估計方法。用這樣的方式估計征的賦稅的極端不平等和不確定，隻可以用它的極端輕微去補償，所以，任何一個人發現對自己的征收賦稅很大程度低於他的實際收益，盡管他的鄰人比他納稅稍微低些，他也不讓自己感到煩惱。

依照英格蘭的所謂土地稅，資本應和土地按同一比例征收賦稅。當土地征收賦稅為每磅4先令或推定地租的1／5時，資本征收賦稅應為推定為利息的1／5。當現行年土地稅第一次建立時，法定利息率為6％。所以，每100鎊資本假定應征收賦稅24先令，也就是說，6鎊的 1／5。自從法定利息率降至5％以來，每100鎊資本假定隻征收賦稅20先令。通過所謂土地稅籌集的總數，是在鄉村和主要城市間劃分的。大多數的錢取自鄉村；在取自城市的那一部分中，大多數又向房屋征收。剩下來向城市的資本或營業征收的稅收(因為不計劃對用於土地的資本征收賦稅)，遠遠低於那種資本或營業的真正價值。所以，不管最開始的評估可能是多麽不平等，也不可能引起什麽**。任何一個教區和地區依過去的按照最開始的評估來對它的土地，對它的房屋和對它的資本征收賦稅；然而國家的廣泛繁榮在大多數地方都讓所有這一切的價值大為提高，讓這樣的不平等現在更不重要了。任何一個地區的稅率依過去的總是一樣，這樣的賦稅的不確定性，就他可能向任何個人的資本征收來說，也已經大為減少，而且變得不那麽重要了。假如說英格蘭的大多數土地是按事實上際價值的一半來征收土地稅的，那麽，英格蘭的大多數資本可能是按事實上際價值的1／50來征收土地稅的。在某些城市，一切土地稅向房屋征收；比如在威斯敏斯特，資本和營業是不征收土地稅的。倫敦卻不同。

在一切國家，想要避免對私人情況實行嚴格的調查。

在漢堡，任何一個居民一定要向國家支付自己一切的 0．25％；因為漢堡人民的財富主要是資本，這樣的稅能夠看成是對資本征收的稅。任何一個人自己估稅，在地方長官麵前，每一年把必定數量的貨幣投入公庫，通過宣誓，宣布這是他所擁有一切的0．25％，然而不宣布總數量多少，就這件事也不接受到任何考察。通常覺得；這樣的稅的繳納是非常忠實的。在一個小共和國裏麵，人民對他們的地方長官懷有充分的信心，深信有必要為維持國家而納稅，而且相信稅款會被忠實地用於那個目的，這樣的憑良心的和自願的支付有的時候是能夠預期的。這也不是漢堡人民所特有的。

瑞士的翁德沃爾德州經常受到暴風雪和洪水的災害，因此常需作出非常的開支。遇到這樣的情況，人民聚集起來，據了解，任何一個人用最大的坦誠宣布自己的一切共值多少，方便於征收賦稅。在蘇黎世，法律規定任何一個人應依照他的收益的比例征收賦稅，收益總額他一定要通過宣誓來宣布。據了解，他們毫不懷疑自己的任何同胞會對他們說謊。在巴西爾，國家的主要收益來自對出口貨物征收的小額關稅。一切的公民都宣誓，他們每三個月支付法律規定的一切賦稅一次。一切的商人，甚至一切的旅店主人，都受到托自己記載在境內外賣出的貨物。每三個月末他們把這樣的記錄送交財務官，在記錄接下來計算出應納稅額。沒有人懷疑收入將會因這樣的信托而受到損失。

讓任何一個公民通過宣誓來宣布自己的財產數量，在瑞士的這些州中，仿佛並不算是什麽困難。然而在漢堡，那就會算是最大的困難。那些從事冒險的貿易計劃的商人，想到要在一切的時候暴露自己的實際情況，都會感到十分戰栗。他們預見到，這樣來做的結果，時常是信用的破產和計劃的慘敗。一種謹慎的節儉的人民，從來不從事一切的這類計劃，而且不感到他們有必要去作出這樣的隱瞞。

荷蘭在奧倫治王子就任總督後不久，對每個公民的一切財產征收2％的稅，也就是說，所謂五十便士取一。每個公民自行估稅，按和漢堡同樣的方式繳稅；通常覺得，納稅是非常忠實的。當時人民對他們的新政府十分愛戴，這是他們通過一次總暴動剛剛建立的。稅隻付一次，方便於解救國家的非常急需。誠然，它太重了，沒法永久持續。在一個市場利息率非常少超過 3％的國家，2％的稅達到大多數時候從資本所得的最高淨收益的每磅 13先令4便士。對這樣的稅，不在一定程度上侵蝕自己的資本，非常少有人可以付得起。在特殊的緊急狀態下，人民出於巨大的愛國熱情，作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放棄一部分資本，去拯救國家，他們不可能在長時期內持續這樣做；假如他們這樣來做的話，賦稅不久就會讓他們傾家**產，完完全全沒有力量去支持國家。

英格蘭通過土地稅對資本征收的賦稅，盡管和資本成比例，卻並不計劃要減少資本或取走他一部分。它隻不過想要成為一種對貨幣利息征收的稅，他的比例和對土地地租征收的稅同樣；所以，當後者為每磅4先令時，前者也可能為每磅4先令。漢堡的稅，還有翁德沃爾德和蘇黎世的更輕的稅，用意也與此相同，不是對資本征收賦稅，而是對資本的利息或淨收益征收賦稅。荷蘭的稅用意是在向資本征收賦稅。

特殊用途資本的利潤稅

在某些國家，對資本利潤征收特殊的賦稅，有的時候是當資本用在特殊的貿易部門上，有的時候是當資本用在農業上。

屬於前一種的，在英格蘭有對沿街叫賣的小販和巡回小販征收的稅，有對出租的馬車和轎子征收的稅，有對酒店主為獲取零售麥酒和火酒執照征收的稅。在最近一次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征收另一種同樣的稅。據了解，實行這次戰爭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貿易，因而因這次戰爭得到利益的商人應該對支持戰爭作出貢獻。

然而，對利用在任何特殊商業部門的資本的利潤征收賦稅，不可能最終落在商人身上(他們在大多數時候情況下一定要有自己的合理利潤；然而在實行自由競爭的地方，所得也不可能多於這樣的利潤)，總是落在消費者身上，他們一定要在商品價格中支付商人墊支的賦稅，通常還帶著一點超額。

當這樣的稅和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由消費者支付，不可能造成對商人的壓迫。然而當他不和商人的營業成比例而是對一切的商人與此同樣征收時，盡管最終也是由消費者支付，然而優惠大商人，對小商人造成一點壓迫。對每輛出租馬車每星期征收賦稅5先令，對每輛出租轎子每一年征收賦稅10先令，當他由這樣的馬車和轎子的擁有人墊支時，和他們各自的營業範圍保持頗為準確的比例。既不給大商人優惠，也不壓迫小商人。對賣出麥酒的執照每一年征收賦稅20先令，對賣出火酒的執照每一年征收賦稅40先令，對賣出葡萄酒的執照每一年征收賦稅80先令，對一切的商人都是一樣。必定會讓大商人得到一點好處，對小商人造成一點壓迫。前者比後者會感到更容易從自己貨物的價格中找回所墊支的賦稅。然而，稅額的輕微讓這樣的不平等不是那樣重要，而且在很多人看上去，稍稍抑製小麥酒店的增多也不是不合適的。

對商店的征收賦稅用意在對一切的商店征收賦稅同樣。它不可能不是這樣。要讓賦稅和商店營業的大小保持極其準確的比例，就沒辦法不實行調查，然而這在一個自由國家是完完全全沒法接受的。假如賦稅非常重，它會壓迫小商人，迫使差不多一切零售業落入大商人手中。前者的競爭既已消除，後者就會享受到這樣的營業的壟斷權，就像一切其他的壟斷者的一樣，他們不久就會聯合起來，提高他們的利潤，很大程度多於為支付賦稅所必要的。最終的支付不是落在店主人身上，而是落在消費者身上，在店主的利潤上加上非常大的超額。因為這些原因，就把對商店征收賦稅的計劃擱置起來，取而代之的是1759年的補助稅。

法蘭西的所謂個人貢稅，可能是歐洲一切地區對農業資本的利潤征收中的舉足輕重的賦稅。

在封建政府盛行時的歐洲混亂狀態下，君主沒辦法不滿足於對無力拒絕納稅的弱小人民征收賦稅。大領主盡管願意在特殊緊急狀態下幫助君主，然而拒絕繳納任何日常的賦稅，然而君主又沒有強大到足夠強迫他們。一切歐洲的土地擁有者最開始大多數都是農奴。在歐洲的大多數地區，他們漸漸得到解放。他們中有些人得到了地產的財產權，通過便宜奴隸條件擁有地產，有的時候是在國王後麵，有的時候是在某個其他的大領主後麵，就像英格蘭古代的依據官文享有不動產者一樣。其他沒有得到財產權的人，對他們在自己的領主下所占用的土地得到了必定年限的租地權，因此變得不依附於他的領主。大領主們仿佛滿懷惡意，對這樣的下層人民這樣來享有的繁榮和獨立程度，既感到憤怒，又非常輕視，樂於同意君主向他們征收賦稅。

在某些國家，這樣的稅隻限於依照便宜奴隸條件所有的土地，在這樣的場合，貢稅據了解是不動產的貢稅。薩的尼亞過去國王設立的土地稅，在普羅旺斯、朗格多克、多菲那和布列塔尼各省，在蒙托邦征收賦稅區，在阿讓和康頓選舉區，還有在法蘭西某些其他地區征收的貢稅，就是對通過便宜奴隸條件所有的地產征收的賦稅。在其他國家，賦稅是向一切擁有農場或屬於他人的土地(不管他所有條件如何)的人的推定利潤征收的，在這樣的場合，貢稅被說成是個人的貢稅。在法蘭西的大多數稱為“選舉區”的各省，貢稅就是這一種。不動產的貢稅隻對國內的部分土地征收，必定是一種不平等的稅；然而它並不總是一種武斷的稅，盡管在某些場合它是武斷的。個人的貢稅，用意是在和某類人民的利潤成比例，然而這樣的利潤的大小隻可以猜測，所以必定既是武斷的，又是不平等的。

在法國，現時(1775年)每一年向20個征收賦稅區(稱為“選舉區”)征收的個人貢稅共達40107239利弗16蘇。這個總數在各個省份分攤的比例，每年不同，依照國王樞密院所收到的有關作物豐歉與其他可能增加或減少它們各自的納稅力量的情況的報告來定。每一征收賦稅區又分為若幹小選舉區，對全區征收的稅收總額在各小選舉區間的分配也是每年不同，依照向樞密院提出有關各自力量的報告來定。樞密院就是有最好的願望，也不可能極其準確地讓這兩種估計和征收賦稅省份或地區的真正力量成比例。愚蠢和誤報總是會在一定程度上誤導最正直的樞密院。

任何一個教區應該分攤的對整個選舉區征收的稅額，任何一個人應該分攤的對他的教區征收的賦稅總額，與此同樣每年不同，依照環境被覺得如何要求來定。這樣的環境，在一種情況下由選舉區官吏判定，在另一種情況下由教區官吏判定，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省長的指引和影響。據了解經常誤導這樣的評估的，不僅有愚蠢和誤報，還有友情、黨派仇恨和私人仇恨。

非常明顯，非常少有應該納稅的人在評估以前可以明白他應該繳納的是多少。甚至在評估以後他也沒法確切明白。假如有任何應該免稅的人。被征收賦稅，假如有任何人被征收的稅多於他的應稅比例，盡管他當時一定要繳稅，然而假如他們提出申訴，而且可以證明他們的申訴是有理的，下一年整個教區就被重新征收賦稅去償還他們。假如任何納稅人破產或無支付力量，收稅員就一定要代他繳稅，然後在下一年對整個教區征收賦稅去償還收稅員。假如收稅員自己也破產，選舉他的教區一定要就他的行為對選舉區的總收稅官負責。然而，因為總是收稅官對整個教區提起訴訟是件麻煩的事，所以他選定五六個最富的納稅人，命令他們補償因收稅員的沒有支付力量而失去的款項。隨後教區重新征收賦稅，去補償這五六個人。這樣的重新征收賦稅經常多於征收賦稅年份的貢稅。

當一種稅征收在某一特殊貿易部門的利潤之上時，商人們全都小心不讓送往市場的貨物多於他可以通過足夠補償墊支稅額的價格賣出的數量。有些人從這樣的貿易中抽回自己的一部分資本，因此市場的供應比以前較少，因此貨物的價格上調，賦稅的最終支付就落在消費者身上。然而當賦稅征收在農業資本的利潤之上時，從農業中抽回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資本是不符合農場主的利益的。每個農場主占用必定數量的土地，為此他們支付地租。為了合適地耕種這樣的土地，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資本；抽回任何一部分這樣的必要的資本，農場主不可能更有力量去支付地租或賦稅。為了支付這樣的賦稅，他的利益絕不在於減少產物的數量，從而讓市場的供給比以前更少。所以，賦稅沒法讓他提高自己產物的價格，把最終的支付推給消費者而讓自己得到補償。

然而，農場主也就像任何一個其他的商人一樣，一定要得到自己的合理利潤，要不然他就沒辦法不放棄這個行業。在征收此種賦稅以後，他隻有向地主少付地租才可以得到他的合理利潤。他一定要付出的賦稅越多，他所可以付出的地租就越少。當租約有效期間征收這樣的賦稅時，無疑地可能讓農場主陷入困境或破產。在重新訂立租約時，賦稅必定會落在地主身上。

在征收個人貢稅的國家，對農場主應該按照他在耕種中所利用的資本的比例征收賦稅，所以，他經常不敢擁有良好的馬群或牛群，而是想要用最惡劣、最沒有價值的農具去耕種土地。他不信任評估員的公正，所以假裝貧窮，願意看起來就好像無力支付任何東西，因為恐怕沒辦法不支付太多。因為這樣的可憐的方法，他可能沒有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利益，通過減少他的產物所損失的，可能比通過減少他的繳稅所節儉的更多。盡管因為這樣的不良的耕種讓市場的供給無疑地要稍微差些，然而這樣而來造成的價格的小小上調甚至沒法補償農場主的產物的減少，那就更沒法讓他向地主支付更多的地租。公家、農場主和地主全都是因為他的耕種退步而受到損失。有關個人的貢稅通過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抑製耕種，因此讓任何一個富裕國家的主要財富來源枯竭，我已經在本書第三編作出過評述。

在北美的南方各州還有在西印度群島有所謂人頭稅，每一年向任何一個黑人征收賦稅若幹，是真正向農業中利用的某種資本的利潤征收的賦稅。因為種植人大多數既是農場主又是地主，所以，賦稅的最終支付落在作為地主的他們身上，沒有任何補償。

對耕種中利用的奴隸每人征收賦稅若幹，仿佛從古以來在全歐洲就非常常見。在俄羅斯帝國，現今依過去存在這樣一種賦稅。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一切各種人頭稅常被說成是奴隸的標誌。然而，對納稅者來說，每一種稅不是奴隸的標誌，而是自由的標誌。誠然，賦稅表明他隸屬於一個政府，然而，既然他有些財產，他本人就不可能是一個主人的財產。對奴隸征收的人頭稅和對自由人征收的人頭稅完完全全不同。後者是由被征收的人自己支付的，前者是由此外一種人支付的。後者在大多數場合既是完完全全武斷的又是完完全全不平等的；前者在某些方麵盡管是不平等的，因為不同的奴隸都具有不同的價值，卻在任何方麵都不是武斷的。每個主人都明白自己有多少奴隸，準確地明白自己要納多少稅。然而，這些用同一名稱表示的不同的稅，卻被覺得具有同樣的性質。

荷蘭向男仆和女仆征收的稅，不是對資本的征收賦稅，而是對支出的征收賦稅，和對消費品征收的賦稅相似。在大不列顛最近向每個男仆征收的1基尼的稅，就是這樣一種稅。它落在中等階級的人身上最重。一年收益200鎊的人可能雇傭一個男仆，一個收益1萬鎊的人不可能雇傭50個男仆。這樣的稅不可能影響窮人。

對特種用途中的資本的利潤征收賦稅，絕不可能影響到貨幣的利息。沒有人會對把錢用在征收賦稅用途中的人比對把錢用在不征收賦稅用途中的人收取較少的貸款利息。對從各種用途的資本產生的收益征收賦稅，在政府想要比較準確地征收的地方，在非常多場合都落在貨幣利息上。法蘭西的20便士取一的稅(V洫StJeme)，和英格蘭的土地稅是一種類似的稅，是同樣向來自土地、房屋和資本的收益征收的。就它的影響資本來說，它比英格蘭土地稅征收在同一資源上的部分評估更為準確，盡管不是非常苛刻。它在非常多場合完完全全落在貨幣利息上麵。在法蘭西，貨幣經常被投入一種所謂“年金契約”，也就是說，一種永久年金，債務人如果可以償還原來借的數量，隨時均可贖回，然而債權人除非在特殊場合，沒法贖回。二十取一的稅仿佛沒有提高這樣的年金率，盡管它是完完全全依照這樣的年金征收的。

土地、房屋和資財的資本價值稅

當財產保留在同一個人手中時，不論對它征收什麽永久性的賦稅，目的都不是要減少它的資本價值或取走資本價值的一部分，而隻不過在取走從中產生的收益的一部分。然而當財產轉手時，也就是說，從死者轉到生者、或從生者轉到生者手中時，向它征收的賦稅經常必定要取走它的資本價值的一部分。

一切各種財產從死者向生者的轉移，還有不動產也就是土地和房屋從生者向生者的轉移，都是在性質上公開的、眾所周知的交易，或是沒法長久隱瞞的交易。所以，對這樣的交易是能夠直接征收賦稅的。資本或動產從生者轉移到生者采取貸款形式的交易，經常是秘密的交易，能夠永遠讓之成為秘密的交易。所以，對它不容易直接征收賦稅。對它曾用兩種不同的方式間接地征收賦稅：第一，要求包含償還義務的契約寫在支付過一部分印花稅的使用紙(或羊皮紙)上，要不然就無效；第二，要求這樣的契約登記在公開的或秘密的登記簿上，在登記時征收必定的稅，要不然就無效。印花稅和登記稅經常征收在把一切各種財產從死者轉移給生者、或把不動產從生者轉移給生者的契約上，這樣的交易可能是不容易直接征收賦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