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論賦稅06

與此同樣，供私人家庭利用製造的麥芽，也不受收稅人員的訪問和調查，然而在此場合家庭須按每人7先令6便士繳納貨物稅。7先令6便士等於10蒲式耳麥芽的貨物稅，這個數量完完全全等於任何節飲家庭的一切成員——男人、婦女和兒童平均可能消費的。然而在富裕的大家庭，經常在鄉間款待賓客，家庭成員所消費的麥芽的飲料隻構成家庭消費的非常小一部分。然而，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征收賦稅，或者是因為其他原因，供私人利用的製造麥芽不與釀造大多數時候相等。非常難想象，這樣的供私人利用的釀造或蒸餾不征收同一種稅究竟有什麽正當的理由。

經常有人說，對麥芽征收較輕的稅，能夠得到比現時對麥芽、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重稅更大的收益；在釀酒廠比在麥芽製造場瞞騙稅收的機會更大；為自己消費而釀造的人，免納一切稅，然而為自己消費而製造麥芽的人卻沒法免稅。

在倫敦的黑啤酒釀造廠，一誇特麥芽大多數時候釀造兩桶半以上，有的時候釀造三桶黑啤酒。向麥芽征收的各種稅為每誇特6先令；向黑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稅為每桶8先令。所以，在黑啤酒釀造廠，向麥芽、啤酒和麥酒征收的稅為每誇特麥芽產物26至30先令。在供大多數時候鄉村銷售的鄉村釀造廠，一誇特麥芽所釀造的非常少低於兩桶濃啤酒和一桶淡啤酒，經常為兩桶半啤酒。對淡啤酒征收的各種稅為每桶1先令4便士。明顯，在鄉村釀造廠，對麥芽、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稅，就每誇特麥芽的產物來說，非常少低於23先令4便士，經常為26先令。明顯，整個王國平均計算，對麥芽、啤酒和麥酒征收賦稅總額，就每誇特麥芽的產物來說，估計不少於24或25先令。然而，通過取消對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稅，通過把麥芽稅增至三倍，也就是說，每誇特麥芽從征收賦稅6先令提高到18先令，有人說，從這樣的單一稅可能得到比現時從一切那些重稅所得到的更多的收益。

的確，在過去的麥芽稅中，包含了每半桶蘋果酒4先令和強烈每桶啤酒10先令的稅。1774年，蘋果酒稅的收益隻有3083鎊 6先令8便士。這個數量可能比它的大多數時候數量略少，這一年對蘋果酒征收的各種稅都比平常收益少。對強烈啤酒的征收賦稅盡管比較重，然而收益更少，因為對這樣的酒類消費較少。然而為了彌補這兩種稅在平時可能有的數額，在所謂地方貨物稅中包括了，第一，每半桶蘋果酒征收過去的貨物稅6先令8便士；第二，每半桶酸果汁酒征收過去的貨物稅6先令8便士；第三，每半桶醋征收過去的貨物稅8先令9便士；最終，每加侖蜜蜂酒征收過去的貨物稅1l便士。一切這些稅的收益可能能夠抵償所謂對蘋果酒和強烈啤酒每一年征收的麥芽稅而有餘。

麥芽不僅可以用來釀造啤酒和麥酒，而且可以用來製造下等火酒和酒精。假如麥芽稅提高到每誇特18先令，那就一定要降低對以麥芽作為部分原料的各種下等火酒和酒精所征收的貨物稅。在所謂麥芽酒精中，麥芽大多數時候隻占原料的1／3，餘下的2／3為大麥，或1／3大麥和1／3小麥。在麥芽酒精的蒸餾廠中，比在釀造廠或麥芽製造場走私的機會和引誘都要大得多。

這樣的機會是因為酒精的容積小而價值大產生的；這樣的引誘是因為稅率較重產生的，計每加侖酒精征收賦稅3先令10便士。增加對麥芽的征收賦稅，降低對蒸餾的征收賦稅，走私的機會和引誘都會減少，這可能讓國家收益進一步增加。

在過去的一段時候，大不列顛的政策是抑製火酒的消費，因為覺得它有損害大多數時候人民的健康和腐化他們的道德的傾向。依照這樣的政策，對蒸餾的減稅沒法太大，方便於不致在任何方麵降低這樣的酒類的價格。火酒能夠依過去的就像過去同樣貴，同時啤酒和麥酒這樣的衛生的、振奮精神的酒類的價格能夠很大程度降低。這樣而來，人民能夠解除他們現時最為抱怨的負擔之一，同時國家的收益能夠大為增加。

戴夫南博士反對對現行貨物稅製度作出這樣的改變的看法，仿佛是沒有依照的。這些反對看法是：這樣的稅不就像現時這樣來劃分，平等地落在麥芽製造人的利潤、釀酒商的利潤和零售商的利潤上；就它的影響利潤來說，會完完全全落在麥芽製造人的利潤上；麥芽製造人非常不容易在他的麥芽提價中收回他付出的稅額，就像釀造人和零售商在他們酒類的提價中那樣；不僅這樣，對麥芽征收的這樣重的稅可能會減少大麥耕地的地租和利潤。

任何賦稅都沒法在長時期內降低任何一個行業的利潤率，後者必定總是和靠近的其他行業保持它的水平。現行對麥芽、啤酒和麥酒的征收賦稅並不影響經營這些商品的商人的利潤，他們幾乎全都是從自己商品的提高價格中收回墊支的稅，還有額外的利潤。誠然，稅收會讓征收賦稅商品的價格高昂，以致減少對它的消費。然而麥芽的消費是在麥芽酒中，對一誇特麥芽征收18先令的稅不可能讓這樣的酒的價格比在征收其他的稅(現時為24或 25先令)時更高。反過來，這樣的酒可能變得更便宜些，它的消費非常可能是增加而不是減少。

非常不容易理解，為什麽麥芽製造人要在他的麥芽的提高價格中收回18先令，有的時候會比現時釀酒商在他們酒類的提高價格中收回24、25先令、30先令更難。沒錯，麥芽製造人在每誇特麥芽上現在要墊支的稅不是6先令，而是18先令。然而釀酒人現在要墊支的稅是每誇特他釀造所用的麥芽24、25先令，有的時候是30。麥芽製造人墊支不太多的稅，比起現時釀酒商墊支比較多的稅來，不可能更不方便。麥芽製造人在他的倉庫中所儲存的在長時期將要利用的麥芽，不可能比釀酒人在他的酒窖裏時常保存的啤酒和麥酒更多。所以，前者也可以和後者相同快地收回他的貨幣。然而，不論墊支較重的稅可能會給麥芽製造人帶來多麽大的不方便，能夠通過給予他比現時大多數時候給予釀酒商的信用較長的信用去補償。

假如對大麥的需求沒有降低。大麥耕地的地租和利潤也就不可能減少。然而製度的改變，將對釀成啤酒和麥酒的麥芽征收賦稅從每誇特24和25先令降到18先令，非常可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大麥的需求。除此之外，大麥耕地的地租和利潤總是會和其他同等肥沃和同等耕種良好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潤接近相等。假如少些，一部分大麥耕地不久就會轉到某種其他的用途；假如多些，更多的土地就會轉用於種植大麥。當土地的任何一種產物的大多數時候價格能夠稱為壟斷價格時，對它征收賦稅必定會減少栽種土地的地租和利潤。當葡萄酒遠遠落後於有效需求，以致它的價格總是超過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種良好的土地的產物的比例時，對葡萄酒這樣的貴重的產物的征收賦稅，必定會降低這些葡萄園的地租和利潤。

葡萄酒的價格已經達到大多數時候送往市場的數量所可以得到的最高價格，不減少這樣的數量就不可能把他價格提高；不承擔更大的損失就不可能減少那種數量，因為土地沒法轉用於種植任何其他具有同等價值的產物。所以，賦稅的一切重量會落在地租和利潤上，準確地說是落在葡萄園的地租上。當有人提議對食糖征收新稅時，我們的食糖種植人經常抱怨，這樣的稅的一切重量不是落在消費者身上，而是落在生產者身上，生產者絕沒法把他們納稅以後的食糖價格提得比以前更高。

在納稅前的價格仿佛是壟斷價格，用來表明食糖不是恰當的征收賦稅對象的論據，可能正好證明它是恰當的征收賦稅對象，壟斷者的利益，當他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利益時，必然是最恰當的征收賦稅對象。然而大麥的大多數時候價格從來不是壟斷價格，大麥耕地的地租和利潤從來沒有多於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種良好土地產物的比例。對麥芽、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稅從來沒有降低大麥的價格，從來沒有減少大麥耕地所需要的地租和利潤。對釀造人來說，麥芽的價格時常和對它征收的稅額成比例地上調，這樣的稅，還有對啤酒和麥酒征收的各種稅，時常提高價格，或降低這樣的商品的質量。這樣的稅的最終支付時常落在消費者身上，而不是落在生產者身上。

因為這裏所提出的製度改革，唯一可能受害的人是為自己私用的目的而釀造的人。然而這一上層階級的人民現時享有的豁免支付貧苦勞工和所繳納的非常重的稅必然是最不公正、最不平等的，也就是說，就算上麵所說的改革永不實行，也應該給予廢止。然而可能是這一上層階級人民的利益，迄今阻止了這一必然會增加國家收益和救濟人民的製度改革。

除了上麵所說的關稅和貨物稅這樣的賦稅之外，還有幾種其他賦稅對價格會產生更不平等和更間接的影響。其中有法國的所謂通行稅，這在古老的撒克遜時代稱為Duties of Passage （通行稅），他最開始的目的仿佛和我們的關卡稅或我們的運河和通航河道通行稅同樣，是為了維持道路或航行。這樣的稅當應用於這個目的時，最恰當的征收方法是依照貨物的體積和重量。因為最開始這是一種地方的和省的稅，應用於地方的和省的目的，所以它們的管理在大多數場合委托給征收的市、教區或莊園，這樣的社團覺得是依這樣的或那種方式對它們的利用負責的。君主是完完全全不負責任的，然而在非常多國家卻自己掌握了這樣的稅收的管理權；盡管他在大多數場合很大程度加重了這樣的征收賦稅，在非常多場合卻完完全全忽視了它的應用。

假如大不列顛的關卡稅變成了政府收益來源之一的話，通過非常多其他國家的實例，能夠明白它的可能結果是什麽。這樣的通行稅無疑地最終落在消費者身上，然而消費者不是依照他繳稅時的支出比例納稅的，不是依照他所消費的東西的價值，而是依照消費物的體積和重量。當這樣的稅不是按體積或重量而是按貨物的推定價值征收時，它就會變成一種內地關稅或貨物稅，很大程度阻礙一個舉足輕重的貿易部門，也就是國家的內地貿易。

有些小國家，對在陸地或水上從一國運往他國的過境貨物征收一種類似通行稅的稅。在有些國家，這樣的稅稱為過境稅。有些意大利小邦，位於波河與他支流之上，從這樣的稅得到一點收益，完完全全由外國人支付，這可能是一個國家可以向外國國民征收而不在任何方麵妨礙自己的工商業的唯一的稅。世界上舉足輕重的過境稅是丹麥國王向一切通過波羅的海峽的商船征收的。

作為關稅和貨物稅的大多數的是對奢侈品征收賦稅，盡管它不加區別地落在每一種收益上麵，最終或沒有報償地是由征收賦稅商品的消費者支付的，然而它不是平等地或成比例地落在任何一個人的收益上。因為每個人的心情規定他的消費程度，任何一個人作出貢獻是依照他的心情而不是和他的收益成比例的，浪費者比他們的應有比例貢獻得多，節儉者卻比他們的應有比例貢獻得少。在一個擁有巨大財富的人的幼年時期，他從國家的保護得到非常大收益，然而他由消費而對國家作出貢獻，大多數時候非常少。住在另一個國家的人對自己收益來源所在國的政府的維持，並不通過自己的消費作出任何貢獻。假如在這樣的國家不征收土地稅、對不動產或動產的轉移不征收任何重稅，就像在愛爾蘭那樣，這樣的不動產業主可能從一個政府得到非常大的保護，然而對它的維持不貢獻一個先令。在政府在某些方麵附屬或依存於另一國家政府的國家，這樣的不平等可能是最大的。

在附屬國擁有最大限度的財產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選擇住在統治國。愛爾蘭正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對不動產業主征收賦稅的提議在該國受到非常大的歡迎是不足為奇的。要確定何種住在國內或多久住在國內時一個人才可以作為不動產業主而受到征收賦稅，或征收賦稅應該在什麽時候開始或終止，可能有些困難。然而，假如你把這樣的非常特殊的情況除外，因為這樣的稅收而產生的個人所做的貢獻的任何不平，可能由造成這樣的不平的情況本身得到補償，這樣的情況是，任何一個人的貢獻都是完完全全自願作出的，他完完全全有權力去消費或不消費這樣的征收賦稅商品。所以，當這樣的稅是合適地估征而且對合適商品估征的，繳納這樣的稅就比繳納其他的稅更少有人發牢騷。當稅收由商人或製造業者墊付時，最終作出支付的消費者最終就把它和商品價格混同起來，差不多忘記了他們是在繳稅。

這樣的稅是或能夠是完完全全確定的，能夠這樣來評估，讓有關付多少或在何時應該付也就是說，有關繳稅的數量和繳稅的時間，不留下任何疑點。不論在不列顛的關稅中或在其他國家的同一種稅收中有的時候發生什麽不確定的情形，從這樣的稅的性質卻不可能產生不確定，除了因為征收這樣的稅的法律措詞有不準確或不靈活的地方。

對奢侈品的征收賦稅通常是而且總是能夠零星支付，依照納稅人需要購買征收賦稅商品的比例來定。在繳稅時間和方式上，它是或可能是一切稅收中最方便的。所以，整個說來，這樣的稅和其他稅相同，是符合有關征收賦稅四原則中的前三個原則的。它在任何一個方麵都違反第四個準則。

這樣的稅，按它對國庫帶來的收益的比例來說，總是比差不多任何其他的稅從人民口袋中取出的多或讓人民沒法得到的多。它按照可能有的四種不同情況造成這樣的結果。

第一，這樣的稅的征收，就算用最恰當的方式實行，也要求有大量的關稅和貨物稅人員，他們的薪俸和津貼是對人民的真正征收賦稅，不為國庫帶來任何東西。然而，一定要承認，這樣的支出在大不列顛比在大多數其他國家要少。在1775年7月5日截止以前的一年中，在英格蘭消費稅委員管理下的各種賦稅的總收入為5507308鎊18先令8十便士，這是花了5．5％的費用來征集到的。然而，在這個總數中一定要扣除征稅貨物出口的獎金和退稅，讓淨收益降到500萬鎊以下。鹽稅是一種消費稅，然而由不同的管理部門征收，征收費用更大。關稅淨收益不是250萬鎊，官員的薪俸與其他開支占10％以上。然而海關官員的津貼在各個地方都多於他們的薪俸，在某些港口為薪俸的二倍至三倍。所以，假如官吏的薪俸與其他支出為關稅淨收益的10％以上，那麽征收該項收益的開支、薪俸和津貼加在一起，就可能達到 20％或30％以上。消費稅官員非常少或根本沒有津貼，這一部分收益的行政機構是新近建立的，通常不像關稅行政機構那樣腐敗，時間的長度尚沒有引進和允許非常多流弊。假如對麥芽征收現在對麥芽和麥芽酒用各種稅所征收的一切收益，通常覺得可節約每一年貨物稅支出5萬鎊以上。把關稅僅限於少數幾種貨物，依照貨物稅法來征收這樣的關稅，從每一年關稅支出可能可能得到更大的節約。

第二，這樣的稅對某些產業部門必定會造成某種阻礙或抑製。因為它們總是提高征收賦稅商品的價格，所以它們會抑製該商品的消費，因此也會抑製它的生產。假如那是一種自己國家生產的商品或製造品，就會利用較少的勞動去生產或製造它。假如那是一種外國商品，這樣的賦稅讓價格提高，自己國家製造的同一種商品，沒錯，能夠因此在自己國家市場上得到某種好處，較大數量的自己國家勞動能夠因此轉向製造它們。然而這樣的外國商品的價格提高盡管能夠鼓勵某一部門的自己國家產業，卻必定會差不多在任何一個其他部門抑製這樣的產業。伯明翰的製造商購買他的外國葡萄酒越貴，他就一定要越便宜地賣出他的用來購買外國葡萄的那部分五金器具或讓這樣的五金器具的價格越便宜(二者是一回事)。所以，那部分五金器具因為對他價值較小，他製造這樣的器具的激勵也就越小。一國消費者對另一國剩餘產物付出的價值越大，他售出用來購買它們的那一部分自己的剩餘產物或它的價格(二者是一回事)就越便宜。他們自己的那部分剩餘產物就變得對他們價值很小，他們就較少激勵要去增加它的產量。很明顯，一切向消費品征收的稅均有一種傾向：如他為自己國家商品，就會讓製造征收賦稅商品中所利用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降到自然會有的水平下麵；如他為外國商品，就會讓製造用來購買征收賦稅外國商品的自己國家商品所利用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降到很容易會有的水平下麵。這樣的稅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國民產業的自然方向，讓之轉入一種和它自己會采用的方向不同的、通常也不是有利的方向。

第三，希望通過走私來逃避納稅經常招致沒收財產與其他處罰，讓走私人完完全全破產。一個人盡管因為違犯自己國家的法律而無疑是特別應受到懲罰的，然而他經常沒法違犯自然正義的法律，假如他的國家的法律從來沒有把大自然不覺得是罪行的事定為罪行，他在任何一個方麵就會是一個極好的公民。在至少通常懷疑有作出非常多沒有必要的開支與很大程度地亂用公共收益的腐敗政府，用來保障國家收益的法律非常少受到尊敬。當不用偽證就可以找到容易的和安全的走私機會時，還對走私有所顧慮的人是不可能很多的。假裝對購買走私貨物有所顧慮(購買走私貨物盡管是對違犯收益法和差不多總是和它相伴的偽證的鼓勵)，在大多數國家都會被覺得是偽善的一種表現，不僅沒法得到任何人稱讚，反而會讓假裝這樣來做的人被懷疑為是比他的大多數鄰人更大的騙子。因為公眾這樣的縱容，走私人經常被鼓勵去持續從事一種他這樣然而被教導去看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無辜的行業；當收益法的嚴峻懲罰正要落到他頭上時，他經常要用暴力去捍衛他習慣地看成是自己的正當財產的東西。從最開始可能是因為輕率而不是因為想要犯罪，最終他經常成為社會法律的最固執的最堅決的破壞者之一。因為走私人的破產，他的資本以前是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現在卻被吸收到國家收益或稅收官員的收入中，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讓社會的資本總量減少，讓原本會得到維持的有用勞動減少。

第四，這樣的稅至少讓經營征收賦稅商品的商人要經常受到稅收人員的訪問和令人討厭的檢查，無疑地有的時候讓他們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總是讓他們受到非常多的麻煩和苦惱；盡管就像已經提到過的，嚴格說來苦惱並不是支出，卻必然是等於一個人願意用來讓自己免除這樣的苦惱的支出。消費稅法律，盡管就製定這樣的法律的目的來說更有效力，卻比關稅法律更加容易令人苦惱。當商人進口了應征收某種關稅的貨物時，在繳納關稅並且把貨物存入自己的倉庫以後，他在大多數情況下就不可能受到海關官員的進一步的麻煩和苦惱。應征收貨物稅的貨物卻不是這樣。商人沒有方法中止貨物稅官員的連續訪問和檢查。所以，消費稅比關稅更加不受到人歡迎，征收貨物稅的官員也是這樣。有人說，這些官員盡管通常可能也完完全全就像海關官員同樣好地履行他們的職責，然而因為這樣的職責迫使他們經常要去找他們的一點鄰人的麻煩，所以他們大多數時候養成了一種他人經常不具有的冷酷性格。然而，這樣的說法可能隻僅僅是舞弊商人的看法，他們的走私因為貨物稅官員的勤勉而受到阻止或者被發現。

對消費品的征收賦稅和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產生的不可分離的那種不方便，落在大不列顛人民身上也和落在政府費用差不多相同浩繁的其他國家人民的身上那樣輕。我們的狀況不是十全十美的，是還有待於改善的，然而和我們的大多數鄰國的情況同樣好，可能比他們的情況還要好一點。

因為對消費品征收賦稅就是對商人利潤征收賦稅的思想，這樣的稅在有些國家對貨物的每一次賣出都一再征收。假如對進口商和製造商的利潤征收賦稅，卻也應對介乎他們之一和消費者之間的一切中間買主仿佛征收與此同樣賦稅。西班牙的著名的Aleavala（消費稅）仿佛就是依照這個準則建立的。它在每一種財產——不管是動產或不動產——賣出時征收，起初為10％，後來為14％，現在僅為6％；在財產每次賣出時均重複征收。像這樣的稅的征收要求有足夠多的稅收官員，去監視不僅是從一省到另一省，而且是從一個商店到另一個商店的貨物運輸。它不僅讓某些種貨物買賣，而且，還讓一切各種貨物的買賣人——任何一個農場主，任何一個製造商、任何一個商人和店主都受到稅收人員的連續訪問和調查。在建立這樣的稅的國家的大多數地區，沒法生產出供在遠方銷售的東西。國家每個地區的產物，必定會和靠近的消費成比例。所以，烏茲塔裏茨把西班牙的製造業的毀滅歸因於這樣的Alcavala（消費稅）。他能夠把農業的衰落與此同樣歸因於它，它不僅是向製造品征收的，而且也向土地的天然產物征收。

在那不勒斯王國有一種類似的稅，按一切契約價值的3％征收，因此也向一切銷售契約的價值征收。它比西班牙的稅要少一些，並且在大多數的城市和教區能夠支付一種補償金去替代。它們能夠用自己所喜歡的方式去征取這樣的補償金，通常是用不幹擾當地的內地貿易的方式。所以，那不勒斯的稅就不像西班牙的稅那樣具有破壞性。

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一切地區的征收賦稅劃一製度(隻有少數無關緊要的例外)，讓國家的內地貿易，也就是說，內陸和沿海岸貿易，差不多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內陸貿易差不多完完全全自由，大多數貨物能夠從王國的一端運往另一端，不要求有任何的允許證或通行證；也不受到稅收人員的盤詰、詢問或檢查。有少數例外，然而並不幹擾國家內地貿易的任何重要部門。沿海岸運輸的貨物要求有證明單或海關放行證。然而，假如你把煤炭除外，餘下的貨物差不多全是免稅的。這樣的內地貿易的自由是征收賦稅製度劃一的結果，它可能是大不列顛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個大國必定是它自己產業的大多數產物的最好的和最大限度的市場。假如因為同樣的劃一所產生的同樣的自由可以推廣到愛爾蘭和各殖民地，國家的偉大程度和帝國的每個地區的繁榮可能會比現在的更大。

在法國，各省分別實行不同的稅法，要求有眾多的稅收人員駐紮在王國邊境，還有差不多任何一個省的邊境，通過阻止某些貨物的輸入，或對輸入征收某種稅，讓國家的內地貿易受到非常大的幹擾。有些省能夠繳納賠償金去替代鹽稅(gabelle)。其他的省完完全全免征鹽稅。有些省完完全全免除煙草專賣，在王國的大多數地區卻由總包稅人享有煙草專賣權。aids(貨物稅)和英格蘭的貨物稅差不多，在不同的省非常不同。有些省完完全全免納這樣的稅，然而支付一種賠償金或同等的東西。在實行這樣的稅而且實行包稅的地方，有非常多種地方稅隻在某個市或某個區征收。Traites(關稅)和我們的關稅差不多，把王國分為三大多數：第一，實行 1664年關稅的省，包括皮卡第、諾曼底和王國的大多數內陸省份，稱為五大包稅區的省；第二，實行1667年關稅的省，包括大多數的邊境省份，稱為外疆各省；第三，據了解是當作外國對待的各省，或者說，因為它們被允許和外國實行自由貿易，在它們和法國其他省份實行貿易時，征收對其他外國同樣的稅。這些省份是阿爾薩斯，·麥茨·圖爾和凡爾登三個主教管區，還有敦刻爾克·貝允和馬賽三個市。在五大包稅區(這樣來稱呼是因為古代把關稅分成五大部門，每一部門最開始都是一個特殊包稅區的對象，盡管現在已經合為一個)各省，還有在外疆各省，有非常多地方稅隻在某一個市或區實行。在被當作外國對待的各省，尤其是在馬賽市，也有一點這樣的地方稅。不需要說明，這樣而來會對國家的內地商業造成多麽大的限製，還有需要有多少稅收官員來駐守這些不同省份和地區的邊界，它們都是實行這樣的不同的征收賦稅製度的。

除了因為複雜的稅法製度所引起的通常限製之外，除穀物之外可能是法國的舉足輕重產物的葡萄酒的貿易在大多數的省受到非常的限製，這是因為對某些省份和地區的葡萄園比對其他葡萄園給予的特殊優惠引起的。我相信，能夠發現，葡萄酒最著名的省份是葡萄酒貿易受到這樣的限製最少的省份。這樣的省份所享有的廣泛市場，鼓勵在它們的葡萄園栽培和隨後在它們的葡萄酒釀造兩方麵都得到良好的管理。

這樣的不同的和複雜的稅法不是法國所獨有的。米蘭這個小公國劃分為六省，每省對幾種不同的消費品有不同的征收賦稅製度。領土更小的帕馬公國劃分為三個或四個省，每省也同樣有它自己的製度。在這樣的荒謬的管理下，隻有土地非常肥沃和氣候的不適宜才讓這些國家免於不久就會陷入極端貧窮和極端野蠻的狀態。

消費稅能夠用兩種方法征收：一是設立官員由政府任命而且向政府直接負責的行政機構去征收，他的收益必定每年不同，依照稅收不時的變動而異；二是按必定的稅額包出，包稅人能夠任命他自己的官員，這些人盡管一定要按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征稅，然而處在總包稅人的直接監督之下，向他直接負責。包稅絕沒法成為最好的最節約的征稅方法。除了為支付大概定稅額、官員的薪俸和一切行政開支所必要的以外，包稅人一定要從稅收中得到必定的利潤，至少和他所作出的墊支、他所承擔的風險、他所經曆的麻煩和他為管理一項這樣複雜的事業所一定要具備的知識和技能成比例。政府在自己的直接監督下建立一種和包稅人所建立的同樣的管理機構，至少能夠省去這樣的利潤，這樣的利潤差不多總是大得可怕的。要承包公共收益的任何巨大部門，要求有巨大的資本或巨大的信用，單是這樣的情況就會讓對這樣一種事業的競爭限製在極少數人中間。在少數具有這樣的資本或信用的人中，隻有更少數的人才具有必要的知識和經驗，這樣的情況進一步限製了競爭。能夠成為競爭者的非常少數的人，覺得聯合起來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們成為合作者而不是競爭者，在包稅投標時，他們所出的標價很大程度低於實際的價值。在公共收益實行包收的國家，包稅人通常是最富有的人。單是他們的財富就激起了公眾的憤怒，然而差不多總是伴隨著這樣的暴發財富的虛榮，還有他們大多數時候誇耀這樣的財富的愚蠢的誇張，更進一步地激起那種憤怒。

公共收益的包稅人從來不覺得法律過於嚴厲，這樣的法律懲處任何逃稅的試圖。他們對納稅人毫無憐憫之心，這些人並不是他們的臣民，如果他在他們包稅期滿後的那一天廣泛破產，也不影響他們的利益。在國家處在最緊急狀態之時，君主對自己收益的準確支付的渴望必定是最大的，此時包稅人總是要抱怨說，假如沒有比現行法律更嚴峻的法律，即便是最大多數時候的稅額他們也沒法付出。在這樣的國家困難的時刻，他們的要求是沒有方法反駁的。所以，稅法漸漸變得越來越嚴厲。在大多數公共收益均實行包稅的國家；稅法總是最嚴酷的。在君主直接監督下征稅的國家，稅法是最溫和的。也就是說，就算是最差勁的君主，也會對他的人民感到更多的同情，這是沒法期望於他的包稅人的。他明白，他的家族的永遠偉大依存於他的人民的繁榮，他絕不可能為了他自己的任何暫時的利益去有意地破壞這樣的繁榮。對他的包稅人來說就不是這樣的，這些人的偉大不是人民繁榮的結果，而是破壞這樣的繁榮的結果。

有的時候一種稅不僅通過必定的稅額包出，除此之外，還給予包稅人對征收賦稅商品的壟斷權。在法國，煙草稅和鹽稅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征收的。在這樣的場合，包稅人從人民索取的不是一種而是兩種過度的利潤：包稅人的利潤，壟斷者的更加過度的利潤。煙草是一種奢侈品，任何一個人都有買或不買的自由。然而鹽是一種必須品，任何一個人都一定要向包稅人購買一定的數量；因為假如他不向包稅人購買這個數量，通常覺得他就會向走私者購買。對兩種商品所征收的稅是非常重的。所以對非常多人來說走私的**是不可抵擋的，同時法律的嚴峻和包稅人的官員的警覺使屈服於這樣的**的人差不多必然會傾家**產。鹽和煙草的走私每一年把幾百人送進監獄，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的人被送上斷頭台。用這樣的方式征收的這些稅為政府帶來非常大的收益。1767年煙草包稅額全年為22541278利佛。鹽稅的包稅額全年一共是36492404利佛。兩種情況的包稅都是從1768年開始，持續六年。把人民的鮮血看成和國王收益比一錢不值的人，可能會讚成這樣的征收賦稅方法。在非常多其他國家也建立了同樣的鹽和煙草的稅收和壟斷，尤其是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領土內還有意大利的大多數邦。

在法國，王室的大多數實際收益是從八個來源得到的：貢稅、二十取一的稅、人頭稅、關稅、鹽稅、貨物稅、官有財產和煙草包稅。後五者在大多數的省都實行包征。前三者在各個地方都是由政府直接監督和指引的行政機關征收的，廣泛承認，依照它們從人民口袋中取出的錢的比例，送入國庫的比其他五種多，後者的管理是更為浪費的沒有意義的。

法國的財政在現時狀態下仿佛能夠實行三種非常明顯的改革。第一，廢除貢稅和人頭稅，同時增加二十取一稅，讓它增加的收入等於前兩者的金額，這樣而來就讓王室的收益能夠保持，征收費用能夠很大程度減少，貢稅和人頭稅所造成的下層階級人民的苦惱能夠完完全全防止，上層階級的負擔也能夠不致比現在更重。我已經指出過，二十取一的稅是一種和所謂英格蘭土地稅非常近似的稅。大家都會承認，貢稅的負擔最終落在土地擁有人身上；大多數的人頭稅是按應納貢稅每磅若幹的比率估征的，它的大多數的最終支付也必定與此同樣落在同樣階級的人身上。所以，二十取一的稅盡管有所增加，方便於得到和貢稅、人頭稅數額同等的額外收益，然而上層階級人民的負擔，依過去的能夠不致比現在更重。因為貢稅大多數時候向各個人的地產和租戶征收中的巨大不平等，改革後非常多個人的負擔無疑會加重。這樣的享有特惠者的利益和反對，最可能阻止這樣的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改革。第二，使鹽稅、貨物稅、關稅、煙草稅也就是說，一切關稅和貨物稅在王國的一切地區劃一起來，這些稅的征收費用能夠大為節省，然而王國的內地貿易也能夠變得和英格蘭的相同的自由。第三也是最終，把一切這些稅交由一個由政府直接監督和指引的機關管理，總包稅人的過度利潤能夠納入國家收益。因為個人的私人利益所產生的反對，也非常可能阻止後兩種改革計劃的實現，就像阻止第一種改革計劃的實現。

法國征收賦稅製度在任何一個方麵仿佛均劣於不列顛製度。在大不列顛，每一年對於不足800萬人民征取到1000萬鎊，不可能說有任何一個階級受到壓迫。依照埃克斯皮裏神父搜集的資料，與《穀物法和穀物貿易論》作者的觀察，情況可能是：法國，包括洛林和巴爾在內，大概有2300萬或2400萬人，為大不列顛可能擁有的人口的三倍。法國的土壤和氣候比大不列顛優越。法國土地的改良和耕種遠在大不列顛之先，所以，凡是需要長時期來建造或是積累的事物，法國都比大不列顛多，如大城市還有城市和鄉村中方便的和建築良好的房屋。有了這些優勢，能夠希望在法國可以征收到3000萬鎊的收益去支持國家，就像在大不列顛征收1000萬鎊那樣容易。依照我所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估計(盡管我承認是非常不完完全全的估計)，1765年和1766年，歸入法國國庫的一切收益，大多數時候在308至325百萬利佛之間；也就是說，不足1500萬鎊，就沒有達到預期的半數，假如法國人民也依照大不列顛人民的同一比例納稅的話。然而通常都承認，法國人民受到賦稅的壓迫比大不列顛人民重。然而法國必然是歐洲的一個大帝國，除大不列顛帝國之外，享受到著最寬容最溫和的政府。

在荷蘭，對生活必須品征收重稅據了解破壞了他們的主要製造業，甚至可能漸漸地阻礙他們的漁業和造船業。大不列顛對生活必須品的征收賦稅是無足輕重的，迄今沒有任何製造業受到征收賦稅的摧毀。不列顛製造業負擔最重的稅隻有一點原料進口稅，尤其是對生絲的進口。然而荷蘭中央政府和各市的收益據了解達525萬英鎊以上，因為荷蘭人口多於大不列顛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依照人口的比例，他們必定被征收較重賦稅。

在一切恰當的征收賦稅對象均已征收賦稅後，假如國家的緊急狀況依過去的持續要求新稅，那就一定要向不恰當的對象征收。所以，對生活必須品征收賦稅可能不是因為荷蘭共和國的愚昧，它為了得到和維持自己的獨立，盡管作出了巨大的節約，還是被卷入了耗費巨大的戰爭，導致沒辦法不大量舉債。除此之外，荷蘭和新西蘭這樣的特殊國家為了維持本身的存在，或者防止國土被大海吞沒，沒辦法不作出巨大的開支，這必定讓這兩個地區的賦稅負擔大為增加：政府的共和形式仿佛是荷蘭今日偉大的主要支柱。大資本擁有人、大商業家族通常或是直接參加了這個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是具有某種間接的影響。為了他們從這樣的情況得到的尊敬和權威，他們願意住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如果自己運用他們的資本，會帶來較小的利潤，如借給他人，會帶來較小的利息；在這個國家裏，他們可以這樣得到的不大的收入，可以購買的生活必須品和便利品比在歐洲任何其他地方少。這樣的富有人民的定居，盡管有一些的不方便，也必定會讓國家的產業在某種程度上活躍起來。一旦國家發生任何的災難，讓政府的共和形式受到摧毀，讓一切行政落入貴族和軍人之手，讓這些富有商人的重要性化歸烏有，那樣，他們就不可能高興住在一個自己不再受到多大尊敬的國家。他們會把自己的住所和自己的資本移往某個其他國家，然而荷蘭的工業和商業用不了多久也就會跟著支持它們的資本遷移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