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十年動亂：如何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

“**”爆發，胡耀邦被打倒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5月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起草和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這標誌著“**”的爆發。5月25日，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公然貼出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很快就席卷了北京等地大中小學，北京的局麵變得動**不安。學生們響應號召，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大中小學的黨政領導和學校的老師。這樣，學校原來正常的教學秩序已難以維係下去。

為了避免局麵進一步混亂下去，保持社會的安定，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製定了關於“**”的“八條規定”，決定向北京市的大中學校派遣工作組。會議決定由團中央負責向北京市中小學派遣工作組。胡耀邦等共青團中央領導人於6月3日召開團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按照中央的部署立即成立“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希望在黨的領導之下，將混亂局麵平定下來。這樣，團中央從北京和全國各地抽調一千八百多名團幹部，組成三百多個工作組，陸續向北京市八個區的中學派出工作組。

很快，派駐中學的工作組與中學的紅衛兵發生衝突，北師大女中、清華附中等校的紅衛兵貼出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並給毛澤東寫信，控告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壓製學生運動，搞折衷主義。毛澤東也對劉少奇、鄧小平、胡耀邦等向大中學校派駐工作組的行為不滿。7月26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布《關於撤銷各大中專院校工作

組的決定》，宣布工作組從北京市中小學校撤出。

這樣，共青團中央僅僅向北京市中小學校派駐一個多月的工作組，就被迫從中小學中撤了出來，剛剛有所安定的局麵，變得更加混亂。7月27、28日，江青派人出席海澱區、西城區中小學師生代表大會，挑動學生反對共青團中央，把共青團組織搞垮。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下，7月29日晚，北京石油學院附中等八所中小學校的學生紅衛兵衝進共青團中央機關。他們在共青團中央的院子裏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他們高呼口號，聲討共青團工作組的“罪行”，對工作組的人員進行批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和關鋒、戚本禹來到共青團中央，對石油學院的紅衛兵表示聲援，並指責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人“怕革命、怕群眾、怕青年”，共青團脫離政治，搞“生產團”。

這時，在家養病的胡耀邦聽到這些消息後，指出“派工作組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很不正常”。（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胡耀邦指示胡克實要將這些情況反映給鄧小平。不過，這時“**”的風潮日益洶湧，形勢的發展已非胡耀邦、鄧小平所能掌控了。

1966年8月，胡耀邦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嚴厲批評向大中學校派遣工作組是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全會最後通過《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會議期間，“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找胡耀邦“談話”，他們給共青團中央和胡耀邦定了性，認為共青團中央在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錯誤，路線錯誤。“團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鎮壓革命的一方麵”。江青還指責胡耀邦向中小學派遣工作組是害怕群眾，“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了膽小鬼”。（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8月5日，毛澤東將自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張貼在中南海大院中，不點名地炮轟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團中央：“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一邊。”“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不是迷迷糊糊地犯錯誤，而是明明白白犯錯誤。”（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13日，中央文革小組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北京中學紅衛兵萬人大會，集中批判胡耀邦領導的團中央的“錯誤”，會上宣布以胡耀邦為首的團中央書記處所犯的錯誤主要有：

一、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二、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而是堅持資產階級立場；

三、口頭上堅持群眾路線，實際上猖狂攻擊群眾路線；

四、應對挑動學生鬥學生、壓製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錯誤負責。

不久，共青團中央被改組，兩名出身工農的書記組成團中央臨時書記處，胡耀邦等人被停職反省。1968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軍事代表進駐團中央。胡耀邦等共青團中央負責人不斷地被紅衛兵揪鬥批判，團中央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工作處於癱瘓狀態。

從1966年8月開始，到1968年10月之前，胡耀邦長期被批鬥、勞動改造，要求其寫檢查，交待問題。胡耀邦有時被打得全身紅腫，但對於紅衛兵和專案組強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仍堅持據理力爭。

參加中共“九大”，政治上暫時獲得解放

為籌備召開“九大”，1968年10月準備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八屆十二中全會是中共九大召開前的一次預備會議。按照黨章的規定，全會決議必須有半數以上中央委員表決通過，但是八大選出的九十七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去世的外，大部分已經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被剝奪了出席中央全會的權利，剩餘的四十人不足半數。為了能夠使“九大”順利召開，毛澤東提議要解放幾個被打倒的中央委員。這樣，陳少敏、李誌民、範文瀾三人被臨時解放出來，此外，又將十名中央候補委員補選為中央委員，人數為53人，剛好超過半數。不過，毛澤東仍不滿意，要求再解放一個。毛澤東指出：胡耀邦是個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有什麽問題呀？算他一個。（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後來，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要求選幾個年輕的進入“九大”的中央委員會，最後經毛澤東審議同意，胡耀邦和譚啟龍兩個“紅小鬼”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這樣，胡耀邦暫時獲得解放。

1968年10月，胡耀邦參加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1969年4月，胡耀邦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江青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提出，胡耀邦隻要作一個“檢查認錯”，就沒什麽大問題了。但是，胡耀邦拒絕做這種趨炎附勢的事。由於胡耀邦拒絕在大會上“認錯”，也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力阻撓，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時，胡耀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個落選者之一。

事後，胡耀邦對家人講：“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麽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能自己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出息了。”在功名利祿**麵前，胡耀邦絲毫不為所動，堅決反對那種以出賣靈魂，喪失黨性原則為交換條件，換取一時高官顯位的做法，體現了一名共產黨人高尚的品格。

在五七幹校參加勞動，積勞成疾患肝病

1969年5月，胡耀邦參加完九大會議之後不久，便被遣送到河南省潢川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在潢川五七幹校，胡耀邦被安排從事挑糞、脫坯、拉石頭、扛麻袋等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胡耀邦總是傾盡全力，把安排的工作做好。胡耀邦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總是充分利用閑暇時間讀書和思考問題。曾和胡耀邦一起勞動的伍紹祖後來回憶說：“豫南的夏天溫度高達40多度，蚊子又大又多，跟轟炸機似地襲擊著人們。耀邦同誌隻穿個大褲衩，手裏搖著大蒲扇，鑽在蚊帳裏一本本地讀馬列。”胡耀邦的行為深深地影響和帶動了周圍的幹部群眾，“全連讀書成風”，胡耀邦成為大家的“精神領袖”。

但是，五七幹校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之營養不良，胡耀邦很快就累倒了。1971年2月，胡耀邦得了急性乙型肝炎，病得很重。這樣，胡耀邦向中央請示回北京治病。10月，胡耀邦被批準回京養病。這樣，胡耀邦結束了兩年半的幹校生活，重新回到北京。這期間，周恩來趁林彪事件發生的契機，千方百計地解救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將許多部級以上的老幹部從幹校、農場等地方接回北京。在這期間，胡耀邦雖然再次短暫回到幹校，但不久又重新被“解放”回到北京。從此，胡耀邦的幹校生活結束了。

拒絕在審查結論上簽字，甘當“三門幹部”

回到北京不久，1972年1月10日，在這天發行的《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參加陳毅追悼會的長長的名單中，出現了胡耀邦的名字。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人們都知道這實際上意味著什麽，它標誌著胡耀邦不再是被批鬥和審查的對象。很快胡耀邦就要複出，重新參加工作了。不久，中央組織部找胡耀邦談話，準備安排胡耀邦到甘肅省工作。但是，在如何對待駐團中央的軍代表起草的《關於胡耀邦的審查報告》審查結論上，雙方發生了衝突和鬥爭。胡耀邦被駐團中央的軍代表根據所謂的審查報告，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對這個審查結論很生氣，於是據理力爭，逐條駁斥。胡耀邦表示拒絕檢查，不承認自己屬於“三反”分子，也不承認自己是走資派。

由於胡耀邦遲遲不肯在審查結論上簽字“認錯”，複出的工作安排就被擱置起來。胡耀邦就這樣被長期地“掛”了起來，平日除了參加“學習會”，定期向軍代表做思想匯報外，其餘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埋頭讀書上。為此，胡耀邦自嘲自己為“三門”幹部，即隻逛街，不串門（怕串門連累別人）；有人來，不關門（接待有求於他的人）；好讀書，不入門（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過，這種長期被“掛”起來的生活，對於一個有誌於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的革命者而言，其中滋味，實在是局外人難以體味的。這種無味的生活，使胡耀邦內心備受煎熬。但即使如此，胡耀邦決不去做出賣個人良知和革命氣節的事情。正如胡耀邦在一次談話中講到的：“我這個人哪，一輩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個時代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樣；所以隻好立德，那就是說要一輩子保持氣節和人格。”這也正是胡耀邦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林彪事件的發生還是令胡耀邦倍感欣慰，重新點燃了他對黨和國家的希望和信心。就在他拒絕在審查結論簽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正當“四人幫”在台上瘋狂肆虐的時候，胡耀邦在給一位黑龍江的農墾青年寫的一封信中說：“我很幸運，能夠活下來，並且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顯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家夥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變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們利益一往無前地奮鬥的同誌，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時刻要忘卻什麽，追求什麽。”

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胡耀邦即使在當時處境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仍想盡辦法去幫助還沒有得到“解放”的老幹部盡快獲得解放。胡耀邦多次為陳丕顯的“解放”出主意、打氣，鼓勵陳丕顯積極向毛澤東寫信反映個人情況，爭取早日得到“解放”。陳丕顯給毛澤東的信，很快得到毛澤東的批複。陳丕顯被解除監禁，初步獲得了“解放”。

讀書班上改造學習，葉劍英力薦胡耀邦參加整頓

1975年5月，胡耀邦被點名，要求其參加“四人幫”組織的專門為整肅老幹部而在中央黨校舉辦的讀書班。讀書班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到會上講話，做了報告。

這時，到讀書班畢業典禮會上講話的葉劍英又一次解救了胡耀邦。曆史上，葉劍英與胡耀邦同在延安的中央軍委共事。那時，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參謀長，胡耀邦在軍委總政治部任組織部長。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耀邦同誌參加總參謀部的審幹工作。在康生大搞“逼供信”、對革命幹部群眾妄加罪名的情況下，胡耀邦堅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做到不冤枉一個好人。從那時起，葉劍英對胡耀邦這小個子組織部長留下良好的印象。後來葉劍英進一步了解到耀邦常常秉燭夜讀，好學深思，更是讚不絕口。

建國後，葉劍英長期在軍隊係統工作，而胡耀邦擔任共青團的總書記，兩人工作上的往來就變得少了，但是這並沒有消磨兩人建立在彼此信任和真誠基礎上的革命友情。1964年，已經嚴重“左傾”的城鄉社教運動在全國正開展得如火如荼，此時在陝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對這種過火行為表示擔憂。胡耀邦在研究後果斷決定要“三暫停”：捕人暫停，雙開（開除黨籍又開除公職）暫停，麵上奪權暫停。後來他又提出簡單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藝批判和學術批判暫停，打擊投機倒把的群眾性運動暫停。同時他又以極大的熱情領導和推動各級幹部狠抓當前工農業生產，主張放寬政策，搞活經濟。

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某些領導，對胡耀邦的舉措嚴厲批判。大會小會的連續批判，加之過度的勞累，胡耀邦突發大腦蛛網膜炎，被搶救住進了醫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緩和，西北局某些領導繼續對胡耀邦進行批判。這時，從北京到陝西視察軍事的葉劍英對胡耀邦敢於頂風糾“左”的行為，敬佩不已。為防止胡耀邦發生意外，葉劍英堅決地將胡耀邦帶回了北京，使胡耀邦逃過一劫。

在讀書班的畢業典禮上，當葉劍英發現胡耀邦也在讀書班裏後，當即和胡耀邦談話，詢問胡耀邦文革以來的基本情況。當葉劍英得知胡耀邦在被“解放”後，由於一直拒絕在錯誤的審查結

論上簽字的基本情況後，就回到中央向鄧小平介紹了胡耀邦的基本情況。

正主持全國各個領域的整頓工作的鄧小平，隨著整頓工作的發展，將科技戰線的整頓提上了議事日程。鄧小平對曾在部隊、西南局和中央一起共過事的胡耀邦是了解和信任的。支持葉劍英的建議，同意胡耀邦參加整頓工作。

1975年7月17日，負責科技工作的華國鋒找胡耀邦談話，宣布由胡耀邦、李昌主管中國科學院的全麵工作。華國鋒還傳達了鄧小平對胡耀邦等人的工作意見：一、了解和掌握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準備向國務院匯報；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中科院的發展規劃；三、加強中國科學院的組織整頓，向黨中央提名中國科學院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名單。

將近十年靠邊站，沒有工作的胡耀邦，盡管這時已經是六十歲的花甲之年了，但仍有一股“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豪氣和熱情，他將黨分配給他的這次工作，看作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幹革命的機會，倍加珍惜。在接到任命之後的第五天，就匆匆地走馬上任了。胡耀邦決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大幹一場。

中科院整頓成為胡耀邦在“文革”後期走出人生低穀、投入中國曆史大轉折恢弘事業的拐點和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