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

一、抨擊葉派之肇始發凡期

最早對葉氏學說進行評批者，為吳江徐大椿(1693-1771)。徐氏宇靈胎，又名大業，晚年隱居洄溪，故又號洄溪老人，與葉桂齊名，為清代著名醫家。經驗豐富，博學多才。著有《醫學源流論》、《難經經釋》、《神農本草經百種錄》、《慎疾芻言》，《傷寒類方》、《蘭台軌範》等多種。其治學具有批判精神。他除了著《醫貫砭》，專門抨擊趙氏之學外，對《外科正宗》及《臨證指南》亦作了認真評點。其於指南一書，有褒有貶，雖貶多於褒，但議論持平，大致恰當，尚易為葉派中人所接受。此所以徐評之《臨證指南》，在葉派醫者主宰醫壇之曆史條件下，一直暢行，而轉求無徐評者，反不易得也。

葉、徐二人同時，而徐氏年齒較晚。葉派中嚐有人論徐氏之評指南，雲其“雖有失理微詞，不能掩其大醇。”這隻是嫌其有些措詞，未免對前輩有失禮敬，對評批則基本上持肯定態度。唯王孟英為維護葉氏學說尊嚴，曾反駁徐氏，將其評點之認為失當處，列條指出，但為數甚少，足見徐氏之評批，可挑剔處不多。

究徐氏之最為不滿者，為“治瘧禁用柴胡”及治熱入血室之亦塀棄柴胡，他說：“熱入血室，柴胡湯為主力，此千古不易之定法，而此老偏不用柴胡湯，其治瘧亦從不一用，口口聲聲推崇仲景，惟柴胡湯則視之如仇，專與相背”，“曆古相傳之定法，敢於輕毀，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問矣。”又謂：“醫者之學問，全在明傷寒之理，則萬病皆邇。”而《臨證指南》竟以偶爾受寒之小疾，充作傷寒一大法門，則平日所習何書？所治何疾耶？徐氏的這些批評，對後世抨擊葉派之醫家，很有影響。後人謂傷寒治法，至天士而失傳；葉派對仲景之學，實陽奉而陰違，凡此雲雲，均濫觴於徐氏，草灰線蛇，從上述評批中就已不難看出。而授葉派以複古派、衛道士反詆之口舌，亦已從徐批中即顯露出可擊之懈隙。

迄元和陸九芝出，則對葉吳之學，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究徐氏之於葉氏，尚屬於評批，而陸氏之於葉派，已純屬乎駁斥。故抨擊葉派之肇始發凡人，宜當以陸氏為代表。葉派中人，亦正因惡其開抨擊葉吳學說之風，故對其攻排極烈。陸氏書，除《世補齋醫書》及《嶺上白雲集》十二卷外，據其子潤庠雲：“尚有《駁評臨證指南》一種，為先公未成之書”，惜未問世。《世補齋醫書》共前後兩集，前集刊於光緒丁酉歲，為陸氏手定本，名之日《世補齋醫書前集》，蓋以刊布者尚有多種故也。陸氏謝世後“是書風行宇內，群以未得見後集為憾。”門人馮叔瑩乃銳然助其子任校讎之役，將所藏數種整理後於宣統二年付梓，名曰《世補齋醫書後集》，前後兩集各分上下冊。馮心鑒謂其書開前賢之奧秘，創後學之津梁，足以流傳不朽。又曰：綜觀其書，率皆發人所未發，解人所難解，晦者顯之，略者詳之，凡有妄解妄注，假名錯簡之處，不憚繁言辯駁而厘正之，大抵前集各種，以明理為主，後集各種，以辨誤為主，蓋欲病者不為醫所誤，醫者不為書所誤也。近人陳夢賚老亦謂其書繩前啟後，頗堪矜式。其中尤以文集十六卷及不謝方一卷，影響最大。

略晚於陸氏，溫熱派著名醫家柳寶怡，對葉吳之學也很有異議。柳氏不但說葉香岩治溫病之法失之膚淺，批評葉派廢六經而不講，對吳鞠通猶痛加懲創，說其溫病必始於上焦手太陰雲雲，背謬為尤甚。還通過節錄他人之說，抨擊吳鞠通“肆改原文，捏為聖訓”“誣聖誤世”。

約與柳氏同時，有雷少逸於1882年著《時病論》，內中有一篇“傷寒書統治六氣論”，究其內容，也是為駁斥葉派觀點而作。又莫枚士《研經言》中，有“駁臨證指南二條”，謂“溫熱類，以神昏為心包絡病，考古說神昏屬陽明，見於《素》脈解厥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說，則葉氏之於經學可知也。”莫氏認為：此為“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誤人也亦不淺”

略晚於雷氏，有紹興名醫何廉臣(1861-1929)，初習仲景之學，繼從樊開周遊，於葉派之學，致力頗深，但出以問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門訪道，遇名醫輒相與討倫，覺無所得而返，後與趙晴初切磋時病治法，頗有啟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國名醫驗案類編》、《通俗傷寒論》(原書僅三卷，何氏加出發揮，內容比原書增加三倍)等，在醫界影響均較大。其學術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於葉派學說，也常有批評，他對時醫“於古書全不講求，專奉葉氏《臨證指南》為金科玉律，依樣葫蘆”之風氣，很為不滿。他認為：溫病新感少，伏氣多，衛氣營血的的辨證方法，隻對新感溫病尚可適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證哉！故治宗六經成法而加以變通，認為：“溫熱病隻講三焦，不講六經，此屬妄言，仲景之六經，百病不出其範圍，豈以傷寒之類，反與傷寒截然兩途乎！葉案雲溫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確，仲景明雲伏氣之發，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傷於寒，伏邪自口內而發，奈和以吳又可《溫疫論》混牽耶！”何氏曾將葉吳學派的四層三焦辨證法，與俞根初的六經辨證法，仔細作了比較，認為“遠不逮俞氏發明六經之精詳，包括三焦而無一遺憾。”但何氏治學，主張崇實黜華，以實用為原則，故善於采擷寒溫二派之所長，並不完全摒棄葉派藥法，加之從學樊開周時，專從葉法，自號印岩，以及批評葉派，較為溫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誤當作為葉派中人。實則何氏在學術上除了倡伏火之說，主張寒溫一統，主張崇尚六經等，與葉派有著原則上之區別，故為紹派傷寒之中堅，而不能隸屬於溫熱派。

紹興名醫中，對葉派學說有批評者，尚有近代名醫楊則民(1893一1948)，楊氏為諸暨人。一名寄玄，字潛廠。著述較多，所編講義及醫著，約20餘種。其中《內經哲學之檢討》一文，最為有聲於醫林。他在浙江中醫專門學校任教時，於校友會年刊上，亦有批評時醫泛用輕靈法之文發表，他說：“近世醫家用藥多主輕靈，視使用經方如犯大辟，不論急性熱病，慢性熱病，設病人體力尤強者，其入手數方，大抵以輕靈劑與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輕藥愈大病，薄使用經方者為未達於理，觀其所用，為‘輕透絡熱’，‘輕解氣熱’，‘辛涼發表’，‘宣通肺胃’諸藥，無不作用輕微，經方家因斥為‘醫不好病藥不死人’之無聊劑，其病愈為自愈，而非藥愈。”楊氏認為：輕靈劑“惟病輕者可用，”“惟病輕者有效，體力壯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種清輕疏通之劑，不僅遷延時日，直養癰遺害耳。”又說：“吾友徐君究仁，謂時令病輕證，其人體力強，本可自然治愈，雖發熱惡寒頭痛胸悶，與重病初期症狀相似，但隻用輕通疏宜之品數味，靈其氣機，可隨手愈，荊芥、薄荷，固可清熱，桑葉、**、大豆卷、絲瓜絡，無不可以清熱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楊氏還認為：“解熱劑如大豆卷、絲瓜絡、西瓜翠衣、竹葉、荷葉、蓮子心、燈心渚藥，既非芳香，亦無作用，石斛、茅根、蘆根等僅粘漿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熱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藥仲景方中所不收，顧近人竟於此大發議論，不曰輕清透氣，即曰輕清透絡，此真庸人自擾矣。當急性熱病細菌發揮其作用時，而謂用此等藥即可解熱，人其誰信。”“其人體強，自然療能，由自救之結果而一旦解熱，或病原體受生體抗毒素之防禦而不能發揮勢力，則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種藥物之作用也明矣，醫者不知自返，竟貪天之功為己功，因而推及此種藥物醫治之效能，其說之無當，亦明矣。”

楊氏總的認為：輕靈劑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輕靈劑予之，可以無過而使用，其立心尚足問乎？楊氏治醫，向無封畛之見，“以為醫者天職，在能愈病，使經方而有益治療，固當遵用，輕靈劑而有效病體，顧可薄視乎者，設存門戶之見，藥非輕靈，即為失葉法薪傳，用必經方，斯為仲景信徒，不悟輕病與大方，是為牛刀割雞，重病而予輕劑，是為以卵敵石，二者皆不可也。”這正是紹派對寒溫之爭所持之態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楊氏對葉派藥法的批評，這也是十分明顯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發表類似觀點之文者，尚有壽守型等人，壽氏在《我對中國醫學之認識》一文中，有“清代醫學更趨袁落的原因”一節，謂：“葉天士派的輕清方法，使醫生技術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傷寒究三焦溫熱參六經之我見》一文中，除了對“溫熱病隻究三焦，不講六經，此是妄言”說表示讚同，並指出：“今之時醫，每囿於寒溫之畛域之見，不肯一用經藥，苟遇此等證(柴按：指暑溫等熱病)，仍用桑菊銀翹等溫病套方以為治，於是治之而無功，治之而益劇，雖不死於藥，實死於貽誤病機耳，醫者之大患，奠此為甚。”這顯然也是對葉派藥法之批評。

二、攻排葉派之登峰造極期

從陸九芝對葉派學說進行激烈的抨擊，後來一直發展到惲氏學派對葉吳學派的猛烈攻排，這是由曆史條件所造成的，不能純粹看作是文人相輕之結果。

這一時期，應以惲鐵樵氏為代表。惲氏為江蘇武進人。襟懷高潔，文筆矯健，其早年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學報》時，取文一律以優劣為衡，佳者雖無名新進，亦獲厚酬，否則即名家，亦擯而不錄，至公無私，為時人所稱頃。即此一端，其為人可知。

惲氏之世，消滅中醫之逆流，其勢洶洶，麵中醫界有些人卻在散布“仲景學說已經過時”的錯誤觀點，這與廢止派的攻擊《傷寒論》，在客觀上起了異曲同功的作用。廢止派的猖狂進攻，葉吳學派對仲景學說的曲解，以及當時中醫界嚴重的黨同伐異的不良風氣，使惲氏深惡痛絕。這種環境，使得惲氏在論戰中不可能平心靜氣地來討論學術。因此，《群經見智錄》尚是應戰之作。《傷寒論研究》已含挑戰意味。而《溫病明理》確已不乏罵訾。惲氏對中醫不會滅亡這一點，具有堅定的信念，他說：“謂中醫將滅亡者，杞人憂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葉吳學派，認為葉派之流，一方麵散布懷疑《傷寒論》的謬論，一方麵“惟恐中醫被取締，妄欲結烏合之眾以為黨，以與潮流相抗，而號於眾日，吾欲保存國粹，彼等野狐禪之醫學，豈是國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說醫家誤治屢屢，覆轍相尋滔滔，皆葉吳王三家之造孽，惟葉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須將其黑幕揭破。在《溫病明理》一書中，惲氏就是這樣地邊批駁，邊訶斥，他甚至說吳鞠通既不懂得六經，又不懂得三焦，創為謬說，致殺人千萬，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這樣子的攻排葉派，真可謂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廢止派的反擊與對溫熱派的駁斥，不加區別，一律猛烈攻排，在學術爭論中發生這種情況，這是時代造成的局限性，如從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不必為此而深責這位傑出的中醫理論家，相反，在觸處荊棘的環境中，惲氏不但站在與廢止派論戰的最前列，為捍衛中醫學作出了貢獻，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舊派醫家及有力者所忌，終至遭到函授學校一度被迫停辦的挫折之後，仍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且不屈不撓，急流勇進，於1933年重新開辦函授醫學事務所(問業者達五百餘人)，這種即無立足之地，亦決不隨俗浮沉，違心佯狂的精神，應予高度評價。

惲氏的22種著作，其中《傷寒論研究》、《熱病學》等都是論外感熱病之專著，而《溫病明理》一書，專以攻誹葉吳之學為主眼，故為研究抨擊葉派醫家學術觀點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書雖主要是采擷陸九芝之說來表明自己的意見，但不乏引伸發揮之處，故其學術價值，雖在《溫病論衡》之下，卻遠在《溫熱辨惑》之上。

惲氏兩次創辦函授學校，從學者甚多(初次從學的達六百餘人)，影響很大，故形成一個惲氏學派。其門人則以徐衡之、章巨膺兩人較為著名。徐氏為武進人，曾與姚若琴主編《宋元明清名醫類案》，並與章次公共同編纂了《章太炎先生醫論集》，徐氏曾為《溫病明理》寫序，序文之抨擊葉吳學說，亦頗烈。章氏為江陰人，對葉吳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亞於其師。章氏也認為：“今日醫學晦盲否塞之現狀，”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虛穀之徒，複從而鋪張揚厲”所造成，所以他緊緊跟隨其師惲氏，有《溫熱辨惑》之撰作，此書通過熔裁陸、惲諸氏之說，來表明自己的意見，屬課徒教學之作，學術上新見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藥須有下證”，“傷寒下不嫌遲，溫病下不嫌早說，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見。

與惲氏同時而對葉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張山雷(1873-1934)，張氏名壽頤，江蘇嘉定人。熱心於中醫教育，在浙江蘭溪中醫專校任教時，自編教材，注重實用，著作亦多，約20餘種。其中如《中風斠詮》、《瘍科綱要》等，在醫界均有一定影響。其《濕溫病古今醫案平議》一書，主要是因為感到《溫病條辨》一書之論濕溫，看似“羅羅清疏，言之成理，然總是憑空擬議，懸想仿佛”，“竊恐執死法以治活人，枘鑿方圓，格格不入，貽誤亦必不小”所以他選擇治案，推闡原委，欲為學子立一臨床實驗之正鵠而撰此書。書中對葉派之抨擊，字裏行間，每有可見。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議中，說：“讝語神昏，本屬熱灼腦髓，擾亂神經”“若以葉派諸公處此，必謂逆傳心包，犀角地黃，玄參知麥，牛黃至寶之屬，俯拾即是，乃演成蘇談之所謂防其痙厥，防其外閉內脫，而無一不痙厥閉脫，隨呼隨應，時醫名手，八九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後說：“……神誌已糊，腦神經已受熏灼，醴泉所謂熱入營絡，侵犯心主宮城，尚是葉派欺人之語，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話，不必再汙筆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醫初診一案，在丙醫八診後之平議中，認為：今日見證，是“熱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陰之明證，乃至此則想出養陰二字，則又葉派殺人之絕妙好手也。”他說此等方案“本無可取，然姑存之而備論其謬，以告初學，俾知驚惕，亦是一法。”現其上議，可知其持論與陸九芝同。此與“自葉氏《溫熱論》，以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八字提綱，遂若溫熱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將陽明最多最重要之證，略而不言，一見神昏，必從心包主治”，以至寶、犀黃，生地，玄參等龐雜亂投為慣技，助紂為虐，終至不可救藥雲雲，亦可互為印證。

於此，抨擊攻排葉吳之學的流派，由陸九芝、惲鐵樵，張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該派在與葉派的學術論爭中，由底定鞏固而加深加廣，流澤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