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流

三、詰難葉派之別開生麵期

惲氏之後，學術爭鳴與門戶之間的互相攻訐，已夾雜在一起，竟成了中醫界迄今未能完全**除之惡習。但學術上的質難詰駁，也在深入發展。

迄山陰祝味菊出，其對葉派之批判，有新見解，如論溫邪引起溫病說之非，說貫中西，言前人所未言，開始觸動葉派學說之根本。祝氏早年懸壺成都，為四川名醫，後到上海，獨樹一幟，形成一個以溫補為特點的祝氏學派，被中醫界公認為是仲景一脈之後勁。

祝氏初到上海時在1927年，據其自雲：彼時滬上醫家，多屬葉派。視氏因醫風與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懸壺，"於是虛心下氣，待診於名醫朱某之門，凡三閱月，深佩其機巧莫測，料變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輕而重，而死，醫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涼解表，甘淡驅濕，而致透熱轉氣，清營散血。由宣化濕濁，滋陰清熱，而至滌痰開竅，平熄肝風。醫者逐步做到，而總不能弭其變，挽其死，於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醫之所以成名醫者，在於料病識變，而不在於劫病救變。”為此，祝氏對葉派醫者大為不滿，他猛烈抨擊這種時弊說：“彼時醫處方，以輕靈為通俗，以寒涼為平穩，侈言病變，予謀卸過，偽作謙和，過示審慎，用藥維輕，用術維精，煦寒問暖，若有同情，成則居為已功，敗則諉諸天命，可以欺婦孺，駭庸俗，烏足以受大命。”又說：“彼時俗之醫，習用輕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見不藥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憊而後休，貪天之功，以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評葉派醫者，采用這樣措詞，真可謂是惲氏學派之遺風。但祝氏之攻訐，是由於憤慨，因彼時葉派中人，排斥異己，亦頗為失當。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證甚劇，先由葉派醫者治療，全謂熱入心包，主用清官之類，因治不見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薑、附之類，一劑後未見轉機，病家心焦，複延葉派名醫，謂已為祝氏誤治，不可救藥，辭不治。病家於悲痛中覓祝強歸，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後，因學驗豐富，膽識過人，乃一力承擔，處方無更隻字，先後服六劑而告愈(此事詳載於《傷寒質難》)。從這一例子來看，葉派中人，因篤信己學，竟有輕率攻誹他醫若是者，祝氏受到這樣攻擊，在著述中有憤憤之詞，應當說是情有可願的。但現在時代已經不同，醫者若仍因學術觀點之異，繼續互相攻訐，就隻能加深門戶之見和助長黨同伐異之風，給振興中醫事業帶來損害，這一點現在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據《溫病明理》記載，惲氏之世，時醫已多“崇拜天士為醫聖，謂鞠通《溫病條辨》，可以與仲景《傷寒論》分庭抗禮。”這說明中醫不但曾有人把仲景當偶象來崇拜，也早有人把葉天士作為偶象來崇拜。所以薑春華老說，“我們不要把葉氏當作偶象來崇拜，不要把他治療溫病的經驗當作頂峰。”這無疑是正確的。在這一問題上，祝氏不迷信權威的態度是很為可取的，祝氏以五段代六經，已足說明他崇尚仲景學說而不泥於仲景學說。對於葉桂，他說：“天士亦人也，人盡有智也，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當然，這話在崇拜葉氏為醫聖的人看來是狂妄。但祝氏認為：“學說之演變不已，往往昨是而今非，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昔耶。”又說：“苟能融會中西，探索真理，不通則已，通則豁然開朗，如登泰山之頂而望日出，氣象千萬，彼金元諸家，直足底浮雲耳。”這種見解，在執著成見，拒絕新知，以仲景或天士為醫聖，拜倒於古人腳下，為已有知識束縛住自己的思想，而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人，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祝氏醫著中，《傷寒質難》一書，很有學術價值，此書新見解不少。內中“太陽傷寒關於溫熱病之分辨”一篇，實為詰難批評葉氏學說之專篇。總的來說，祝氏認為葉派之學不可盲從，《溫熱論》瑕疵很多，吳鞠通、王孟英輩推波助瀾，以為葉氏之溫熱，足以頡頏仲景之傷寒，實則疵謬矛盾，不勝枚舉。

《傷寒質難》係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陳蘇生老筆錄，寫於1944年，刊行於1950年，是一本以師生問答形式匯錄的研討外感熱病之專著，文筆暢茂，論理精湛，且參西說中，不乏創見，惜僅印過二千冊，現社會上已很少流傳。(上海中醫學會圖書館有藏本。)陳蘇生老原亦時方醫者，曾與祝氏展開舌戰，幾經辯論，始折服稱弟子，後卒獲視氏心傳，成為視派之傳人，著有《溫熱管窺》(內部印行)，亦不同凡響之作。陳老今尚健在。

又上海兒科名醫徐小圃，原亦時方醫者，後因其子伯遠病危，時滬上葉派中名家及西醫均束手，經祝氏一力承擔而治愈，徐氏受此影響，後亦轉變醫風，成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遠、仲才，俱受業於祝氏，徐仲才教授現執教於上海中醫學院。祝派門人，健在者尚多，滬上名醫如江克明、王紹基、王九峰等俱屬。

與祝氏同時而極力攻排葉派者，尚有孔慶萊(1816一？)，孔氏名藹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後至日本入慶炎大學，得化學博士學位回國，先受聘於商務印書館，編輯《化學》，能詩，為南社社員，後以身弱多病，鑽研醫學，現代名醫陳道隆為門下士。在1929年執教於浙江中醫專門學校時，於《校友會年刊》上發表了《中風真類辨》、《近代醫派論》等醫文。他對徐靈胎十分推崇，貶吳塘則頗烈，《近代醫派論》說：“徐氏以天縱之資，道德高隆，聰明正直，品才學識，卓絕千秋，上承道統，下啟後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蓋數百年中第一人也。"對葉派中人則大加貶斥，他說：“妄人吳鞠通者，荒謬絕倫，**無廉恥，竊人餘唾，以著《溫病條辨》，人以邇名，其學則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無足取，其說本無足錄，時逢末劫，其書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簡陋而易學也，昧然宗之，視為蘭台秘笈，竟謂歧黃至理，盡於此矣，病家既趨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驕橫，心高氣傲，幾目病人為無物。”孔氏甚至說：“紅羊兵禍，不過十年，鞠通之禍，直百年而未已。”故他大罵鞠通，說他是“醫門敗類”，並認為其學之流行，實為黎民之厄運，他為了貶斥其學，故特著《鞠通發揮》一書。此外，他對王孟英，亦加攻誹，說：“同時有王孟英者，揮文弄墨，似是而非，比於鞠通，似覺稍勝一籌，然亦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因他對孟英開口陰虛，動筆寒涼，十分不滿，故又“著《孟英問堆》以辨之，蓋以其似是而非，誤人實深，故不自覺其言弗也。”他還認為陸九芝之抨擊葉吳，雖然鶴立雞群，但力量不足，故收效亦微，又因曲高和寡，他“慨餘風已杳，痛後繼無人。”故有上述二書之撰作，但因未嚐印行，僅以手抄本流傳，故影響不大。此外，孔氏尚著有《診餘痛言》，內容未詳。

在《醫界春秋》雜誌上，熊寥笙老在致餘無言書中，亦雲據其治療經驗，以葉派藥法治濕溫，療效不好。熊老亦為今醫林之耆宿。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對葉派學說也持批評態度，他在杭州中醫專校講課時，曾抨擊葉派，說：“近代葉派之流，於病狀尚未說明，先以五行之談為鋪張，則直是油腔滑調矣！”其實，葉氏寫案，比較樸實，其言五行者雖多，但侈談者實少，後世學葉氏的人，不能獲其神髓，徒在字麵上著力，以五行之談為鋪張，好象邯鄲學步，這固然是一個為章氏抨擊的原因。但章氏對五行學說持批判態度，故其論如上，其實章氏全盤否定五行，是不正確的。但章氏之論濕溫，對葉吳提出懸牛頭賣馬脯，名不符實的批評，言前人所未言，語頗精深，他指出；濕溫之名，首見於《難經》，然尚未誌其症狀，迄《脈經》始補充之，嗣後《活人書》、《本事方》皆以之為據，但後人竟以脈證完全相異之病，“強傅以濕溫之名，葉桂倡之，吳塘以來附之，眾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療，古今或容有異，若以病狀定病名，此不能違古而妄更，葉吳之濕溫，可謂懸牛頭賣馬脯矣。”此論對後人之抨擊葉派，很有啟迪。在對葉派學說之抨擊中，若此別開生麵之論，陸九芝、惲鐵樵之後，殊不多見。因祝味菊、章太炎諸氏之詰難葉派，不因循陸、惲等人已談過之舊說，故餘稱為詰難葉派之別開生麵期。

四、批評葉派之奠基祇定期

陸氏抨擊葉派，尚不過措詞較為激烈。惲氏與廢止派大論戰，彼此常謾罵，寒溫之爭夾雜其中，由此而掀起互相攻訐之風，到詰難葉派期尚頗有陋習。但再次以降，排異攻訐漸轉為注重說理，學術爭鳴風氣稍趨正常。

此時如時逸人(1896-1966)之論寒溫，雖對吳鞠通等有批評，但措詞平允，重在說理，且一分為二，字裏行間沒有以詆訾泄憤為快之氣氛，這樣討論學術，值得我們效法。

時氏治學，以善於博采眾長稱，他認為：對古代開始懷疑，而後深入鑽研，獲得收獲，“學術界的生機在此。如果專一崇古信古，以為古人天生上智，企不可及，畢身鑽研，祗做到食古不化而已，有什麽進步可說？”這是很正確的。時氏著作，有《中國時令病學》、《時氏處方學》等。他在《中醫傷寒與溫病》一書中，對葉派有微詞，他認為：“《溫熱論》經章虛穀、王孟英捧場，儼然認為談溫病者特出的宗派，”其實此書的缺點也不能忽略。時氏對首先犯肺說，也持異議，並認為吳塘說九種溫病都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是固執葉氏的錯誤理論，所以有與實際脫節的舛誤。認為葉氏“傷寒多有變證，溫病在一經不移”雲雲，亦是千裏之失。對《溫病條辨》，他說長處有三，缺點居六，如“(一)他將溫病發展到溫疫方麵，將經中所載‘厲大至，民善暴死’等等盡皆列入。即吳又可所說戾氣。亦都盡量包括。(二)關於外感伏氣等，亦都具備，並無成見。(三)認識到四季氣候變遷，能影響人體健康，把環境氣候變動，和體質有連帶的關係，亦都分別說明。”這是他的長處，至於缺點則：“(一)傷寒溫病，性質相同，經過亦大致相同，硬要分別為病在三焦，未免牽強。餘認為三焦之說，僅可認為病證經過之次序，如第一期，第二期之類。吳氏疑為凡病溫者，在手太陰，祗說到外感初起，有呼吸器病的一部分，如外感初起，並無呼吸器的症狀，一概認為在手太陰，未免無的放矢。(二)用桂枝湯治溫病初起，亦覺不妥。可能說是用桂枝湯，必然引起高熱，後用白虎湯來退熱，即使幸而獲效，已成焦頭爛額，以後用三甲複脈專翕大生膏之類，釀戊嚴重危候，鞠通不能辭其責任。(三)誤服桂枝湯後，是否須用白虎湯，須以症狀為主，如不能分析病情，隻以白虎湯來塞責，亦未能認為滿意。(四)溫病中包括風溫、溫熱、溫疫、冬溫四種，立一法以統治，亦覺尚待研究。(五)溫病初起，桑菊銀翹力量太輕，白虎力量太重，太過不及，都不適宜。《傷寒論》中麻杏石甘湯，葛根黃連黃芩湯，都可借用，吳氏計不及此，未免所見不廣。(六)濕溫初起，有表邪為多，藿香正氣加減用之，頗少捷效。吳氏惟先用三仁湯，亦未能認為滿意。”總之，時氏認為《溫病條辨》是缺點多，優點少。他認為吳氏繼承了葉氏的遺產，便狂妄地欲與仲景對立，這是不對的。但此書不是專為批評葉派學說麵撰寫，以上所論，不過書中所偶及，故尚不足為此朗之代表作。

可推為此期之代表作的，餘謂當推《溫病論衡》，此書措詞雖並不激烈，但說理精湛，批評葉派很顯力量，確具有“絕葉吳之根株，搗葉吳之巢穴，斫葉吳之根本”的作用。因為謝誦穆通過嚴密論證，抓住了批評葉派學說最為關鍵的一點，這就是“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溫病，考其症狀，在葉天士之前，並不稱為溫病。”而葉派以漠不相關之前賢學說為甲盾，以內難仆景為護符，將前人的溫病，與自己杜撰的溫病，擾在一起，弄得如油入麵，不可複別，反而使本來已比較複雜的溫病學說，變的更加複雜了。因為傷風、肺脹等呼吸器病，本來並不稱溫病，葉氏混稱之後，就從此憑空闌入到溫病範疇。謝氏認為：為了有利溫病學說之整理，“不應當承認其為溫病，當屏之溫病範圍之外。”

謝氏認為葉派學說理論上錯誤很多，治療上措施不力，時醫盲從，必須衡正。又鑒於陸九芝的抨擊葉派，屬於支支節節的鏟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僅成對抗之勢，而並未扼葉吳之要吭。他為了徹底**平葉吳之壁壘，認為必須抓住根本問題，來“推翻葉吳之溫病”，所以有《溫病論衡》一書之撰作。他還說：醫者用不著為此而杞憂，因為“推翻葉氏之溫病，僅為推翻溫病學說過程中之一部分，決非推翻溫病學說之全體。”而“芟此贅疣，則溫病學說之整理，或將厘然有序。”這樣批評葉派，因為抓住關鍵不放，顯得很有力量，又因《溫病論衡》分析入理，確是動搖了葉派學說之根本。此外，《溫病論衡》中關於溫病當定肺胃二係，伏氣之說為無稽等論說，雖多係秉前人之說而發揮之，但說理之精詳，表述之清楚，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至此，對葉派學說之批評，可謂已經謝氏而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