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世家不動
一、東漢士人的隱逸情結
歸隱泉林，不仕於時，曆來被認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誌的一種生存方式。在東漢士人社會之中，也一直存在著一種“以不仕為德高”隱逸情結，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說士人的去就之節。雖然按照儒家的說法，“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職責。然而，自王莽居攝之時開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結，就一直縈繞在士人之心靈深處。在東漢士人看來，“誌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隻有“國君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不臣於天子、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獨立；苦身修行，致力於砥礪自己的道德修養，才是令人敬仰的清節。而為了利祿汲汲於仕進的士人是失德和喪節的，令人鄙棄。
歸隱泉林，不仕於時，曆來被認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誌的一種生存方式。在東漢士人社會之中，也一直存在著一種“以不仕為德高”隱逸情結，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說士人的去就之節。雖然按照儒家的說法，“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職責。然而，自王莽居攝之時開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結，就一直縈繞在士人之心靈深處。在東漢士人看來，“誌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隻有“國君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不臣於天子、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獨立；苦身修行，致力於砥礪自己的道德修養，才是令人敬仰的清節。而為了利祿汲汲於仕進的士人是失德和喪節的，令人鄙棄。
王良出仕於光武之朝，其少習《夏侯尚書》，是一個典型的儒士，王莽時曾隱居不仕，光武時受大司馬吳漢征辟，曆任諫議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儉，其官箴堪稱為官者之典範。然而在他拜訪友人時，卻被拒之門外。據《後漢書》本傳載：“（王良）後以病歸。一歲複征，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征，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在王良的友人看來，王良不能息心於泉林，奔走於仕宦之間，居其位而沒有大的作為，於士節已是有虧。而王良自己也認為自己的作為不符合士人節操，於是慚而歸家稱病，最終卒於家中，再未應朝廷召聘。或許王良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彌補自己已經“虧損”的士節，扭轉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夠不再抱愧重歸士林。從這裏，我們深切地看到，在東漢士人觀念之中，出仕的士人無論在任期間其有如何優良的官德，於士節上，已是遜於不仕者一籌。
在東漢士人的道德評判標準中，仕與隱是相互乖離的道德取向，如果單純從道德意義上考慮，隱而授道，旌善興化，被認為是守誌，是具有“清行高節”，相反，對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譏諷為懷祿耽寵，因而在一定意義上，隱比仕有更高的道德價值。所以在崔篆勸孔子建一同出仕時，孔子建斷然拒絕，說：“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誌，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像孔子建一樣極端看重隱逸這種“清行高節”的東漢士人，往往把入仕僅僅當作盡士人之孝節、獲取生計奉養老母的工具而已，而決不是將仕宦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手段，在完成奉養這個任務以後，他們多是迅速地脫離官場，毫不流連。譬如周磐，作為沒落的貴族子弟（其祖父曾為天水太守），少遊京師學習儒家經書，好禮有行，諸儒宗之。因為家庭貧困，“居貧養母，儉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饑寒為憂，“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曆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裏。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塚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周磐雖然為官有惠政，應該具有一定的從政能力，然而他棄官如敝屣，從此以後再不應征：“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周磐的一席話，是將仕途視作榮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夠實現其人生理想的“生術”。
此種觀念影響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窮處、守誌不移，不能真正堅持所謂的高素浩然之業，而對名利表現些許的熱情，也會被士林視作不能守節。因得罪宦官致仕歸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來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熱諷，《後漢書》本傳載：“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裏，閉門掃軌，無所幹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王昱以劉勝為例，暗譏杜密不安寂寞，有損名節。應劭也依據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義，譏諷杜密“婆娑府縣，幹預王政”，是厚顏薄俗。郭林宗不能處鬥筲之役，辭官不做，又因察覺漢末時局之腐朽，雖然在士人階層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終於沒有涉足仕途，範滂曾品題其人品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顯然郭林宗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遊走在官僚係統的邊緣，其與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於人倫，品題人物被稱為“則哲之鑒”，其人物評價決定著士人階層的輿論導向，開後世人物品藻之先聲，在當時是一位風雲一時的人物。對於這樣的人物，東漢士人雖然對其風度、見識敬仰有加，但還是有人對其“清節”提出質疑。徐稺就曾經勸郭林宗說：“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對那些熱心政事的“隱士”的諷諫呢？
《後漢書·逸民列傳》雲：“自（肅宗）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於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同書《陳紀傳》雲：“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以此觀之，隱逸之士應該多出於時政昏暗之朝，與朝廷和政權的汙濁黑暗相比較，隱居林際水邊的士人自然顯得清白高尚，這些士人可以被稱之為具有高節清行。然而在整個東漢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時，隱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認為具有“清節”，這可能也是東漢士人在觀念上較為突出的特色之一。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隱逸清節的推崇體現了東漢士人群體的價值取向。《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儒家傳統強調的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在隱與仕的關係上，還是以仕為重，並最終以出仕作為士人生命的基調。東漢士人道德質重，普遍重視隱士之節、激貪厲俗之社會功能，但這種對處士節操的普遍重視，未免顯得有些不得其“中”。後世士人對此也頗有微詞，王夫之在論及東漢隱士之時，稱之為“遁非其時”。他說：“遁非其時，則巢、許之逃堯舜，嚴光、周黨之抗光武也，非其義，則君臣之道廢，而徒以全軀保妻子為本，孟子所謂小丈夫也。”而且他認為嚴光等人的隱逸不仕是對社會的不負責，產生的流弊也很多：“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的確，和心懷蒼生、兼善天下，補天捧日、矢誌不渝的入仕士人相比，孤高自傲、明哲保身的隱士們的士節是否就一定高尚麽？倒是範蔚宗之言頗值得後人思量：“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
二、東漢的世家大族
所謂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們是東漢豪族階層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又是士大夫集團的代表和領袖。
西漢後期。隨著豪族勢力的迅速發展，出現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還有父子相繼為宰相的例子。東漢建立後，世代公卿的家族越來越多．世家大族勢力進一步膨脹。曆史證明，在豪族社會基礎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世家大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它們必將成為東漢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光武帝劉秀為了約束世家大族，防止它們結黨營私，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手段。太尉西曹掾蔣遵因微過被免官禁錮，侍中戴憑為之求情，劉秀怒曰：“汝南子欲複黨乎？”(《後漢書》卷79《儒林傳·戴憑傳》)大司徒侯霸推薦“素有譏議”的前梁令閻楊，劉秀“疑其有奸，大怒”，賜侯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後漢書》卷26《馮勤傳》)崇山、幽都，相傳是舜流放驥兜、共工之處。“比周”意為結黨。劉秀如此多疑，說明他對大臣結黨高度警覺。繼侯霸之後擔任大司徒的韓歆、歐陽歙、戴涉三人相繼被殺，便都與此有關。劉秀曾對司徒馮勤說：“人臣放逐受誅，雖複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戒。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同上)
劉秀的上述言行，釋放出強烈信息，即大臣必須“盡忠於國。事君無二”，而不得“朋黨比周”。做到這一點，便可“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否則將有“放逐受誅”之禍。故韓歆等被殺後。“大臣難居相任”。蔡茂、玉況為司徒，小心翼翼，“清儉匪懈”，“皆得薨位”(《後漢書》卷26《侯霸傳》、《蔡茂傳》)。馮勤聽了劉秀的勸戒，“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明帝、章帝時期，最受信任的三公有趙熹、牟融、郭丹、鮑昱等。熹“正身立朝，未嚐懈惰”；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丹“廉直公正”；昱“奉法守正”(《後漢書》卷26《趙熹傳》、《牟融傳》，卷27《郭丹傳》，卷29《鮑永傳》)。他們的形象對世家大族有示範和矯正作用。
和帝以降，外戚、宦官專權，政治環境日益惡化。大臣們多隨波逐流，容身自保。如竇氏當權時，“兄弟專朝”，“虐用百姓”。朝野“論議凶凶”，而“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梁氏及宦官當權時．“內外莫不阿附”(《後漢書》卷45《袁盱傳》)，“中外服從，莫不屏氣”(《後漢書》卷78《宦者傳》序)。這些大臣雖能“容身避害”(《後漢書》卷43《樂恢傳》)，甚至“光寵三族”(《後漢書》卷78《宦者傳》序)，但得不到輿論的好評．又每每隨當權外戚、宦官的覆滅而被處死、遠徙、免官、禁錮。長遠地看，這些人及其家族沒有前途，不是當時迅速崛起的世家大族的主體。
在外戚、宦官的**威之下，也有一些大臣敢於抗爭。如竇氏專權時，尚書仆射樂恢彈劾竇氏黨羽，“無所回避”。並上書和帝“諸舅不宜幹正王室”，後遭竇憲迫害，“飲藥死”。司空任隗和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後漢書》卷43《樂恢傳》，卷21《任隗傳》，卷45《袁安傳》)。竇氏敗後，和帝除樂恢之子已為郎中。任隗已薨，和帝“追思隗忠”。擢其子屯為步兵校尉。袁安亦薨，和帝“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後漢書》卷43《樂恢傳》，卷21《任隗傳》，卷45《袁安傳》)。和帝對這些忠臣的褒獎，及輿論對他們的讚揚。為世家大族進一步指明了發展方向，並創造了汝南袁氏等一批新興的世家大族。
袁安先人，隻有祖父袁良見於記載，且位不過縣令。袁安以下．則世代公卿。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祿勳。彭弟湯至太尉．彭子賀至彭城相，賀子忠至衛尉，湯長子成至左中郎將，成子紹至大將軍．湯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仆，逢子術至後將軍，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祿勳。其中安、敞、湯、逢、隗，“四世五公”(語見《後漢書》卷58《臧洪傳》)。與袁氏情形相似的還有張蔭、韓棱、周榮等．他們也都通過與竇氏的抗爭，使家族地位得以上升。張醋父祖皆無官位，而酷至太尉，二孫濟、喜皆至司空。韓棱父為隴西太守，祖父以上不詳。而棱官至司空，子輔至趙相，孫演至司徒。周榮家世不詳，當出身平民，而榮官至太守，子興至尚書郎，孫景至太尉，曾孫忠亦至太尉(《後漢書》卷45《張醋傳》、《韓棱傳》、《周榮傳》)。
安帝末年，何熙、役諷、羊浸、李郃、陶敦、楊震、朱寵、陳禪等，同外戚閻氏、耿氏、乳母王聖及宦官進行了鬥爭，從而使又一批世家大族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弘農楊氏。太尉楊震上疏，要求安帝疏遠王聖等人，安帝不聽。而“內幸皆懷忿恚”。耿氏和閻氏向楊震推薦親信黨羽．震皆不從，因而“見怨”於外戚。安帝大興土木，為王聖修建宅第，宦官樊豐等趁機舞弊，“詐作詔書”，調發錢穀和材木，“奮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楊震上疏彈劾，語氣“切至”，“帝即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遂共譖毀之。安帝罷其太尉，遣歸家鄉，楊震不服，“飲鴆而卒”。順帝即位後。安帝外戚、內寵被誅，楊震的門生“詣闕追訟震事，朝廷鹹稱其忠”。順帝乃除楊震二子為郎，並以禮改葬。據說，“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後漢書》卷54《楊震傳》)。從此，弘農楊氏的聲望和地位驟然提高。楊震曾祖以下皆無官位，自震以後則世代公卿。長子牧至侯國相，牧孫奇至衛尉。少於奉似無宮位，奉子敷早卒，敷子眾至侍中。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賜、孫彪皆至太尉。史稱“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雲”(《後漢書》卷54《楊彪傳》)。
外戚閻氏、耿氏及宦官、內寵將楊震迫害致死後，又“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將太子廢為濟陰王。太仆來曆，太常桓焉，廷尉張皓，光祿勳役諷．宗正劉瑋，侍中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這位太子就是日後的順帝。故順帝即位後，拜張皓為司空。桓焉為太傅，來曆為衛尉，“役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後漢書》卷15《來曆傳》)。其中。來曆有外戚背景，曾祖來歙官至中郎將，祖、父皆無官位，而來曆官至車騎將軍，子定至虎賁中郎將，孫虎至屯騎校尉，孫豔至司空。來曆在安順之際的表現，使來氏也成了世家大族。桓焉世代帝師．祖榮、父鬱皆至太常，而焉至太傅、太尉，家族地位進一步提高。張皓．祖上宮位不詳，而皓至司空，子綱至廣陵太守。順帝“欲擢用綱”。“不幸早卒”(《後漢書》卷56《張綱傳》)，否則也會位至公卿。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人皆平民出身，位至公卿後，家族地位必然大大提高。
順帝初年，外戚、宦官勢力較弱，士大夫們略占上風。後者利用這一機會迅速擴張自己的勢力。司空張皓“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後漢書》卷56《張皓傳》)；太尉王龔“所辟命，皆海內長者”(《後漢書》卷56《王龔傳》)；尚書令左雄改革察舉製度，提高人仕門坎。十多個太守“坐謬舉免黜”，而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多位名士拜為郎中。史家描述當時朝中盛況說：“李固、周舉之淵漠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種忌、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頡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這些人物中不乏世代高官者。除前麵提到的桓焉及張皓、張綱父子外，還有：山陽王龔位至太尉，子暢位至司空；汝南陳蕃位至太傅，子逸至魯相；潁川李膺位至長樂少府，祖脩至太尉，父益至趙國相，子瓚至東平相；下邳陳球位至太尉，子瑪至吳郡太守，瑪弟琮至汝陰太守，弟子珪至沛相，珪子登至廣陵太守；漢中李固位至太尉。父郃至司徒，子燮至河南尹；江夏黃瓊位至太尉，父香至魏郡太守。孫琬亦至太尉；河南種篙位至司徒，子拂至司空，孫劭至大鴻臚。不見於上述名單的還有：弘農劉崎位至司徒，子寬至太尉，孫鬆至宗正；蜀郡趙戒位至太尉，子典至衛尉，孫謙至太尉，謙弟溫至司徒。東漢稱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為“公”，稱其子孫為“公子”、“公孫”，“公”之家族則稱“公族”。他們是朝廷顯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門數“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堅。
上述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與其成員不畏權勢的政治勇氣及竇、閻興衰所提供的曆史機遇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們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風，且代代相傳。汝南袁氏就是這樣。袁安“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袁敞“廉勁不阿權貴”，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為吏粗袍糲食……有清潔之美”，袁湯“諸儒稱其節”，袁逢“寬厚篤信，著稱於時”，袁忠“以清亮稱”。靈帝時，“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而袁賀之子袁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也。”閎弟弘則“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征辟”(《後漢書》卷45《袁安傳》)。弘農楊氏更是這樣。楊震6(J陸公廉，不受私謁”，所舉茂才王密曾“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慚愧而出。有故舊長者勸震為子孫開產業，震不肯，日：“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及彈劾外戚、宦官，又毫不畏懼。寧死不屈。楊秉亦“以廉潔稱”，在位“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朝野嗟怨”。秉乃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宦官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征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楊賜和楊彪也都有與外戚、宦官鬥爭的事跡。賜曾上書指斥“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彪曾揭發宦官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楊奇與靈帝的一段對話，更生動地反映出楊氏的門風。靈帝問：“朕何如桓帝？”楊奇答：“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靈帝很不高興地說：“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複致大鳥矣。”(引文分見《後漢書》卷54《楊震傳》、《楊秉傳》、《楊賜傳》、《楊彪傳》、《楊奇傳》)東漢的其他世家大族也多是這樣。
世家大族的門風，得到當時輿論的好評。特別是在桓靈之際的清議運動中．“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太學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士大夫們又“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日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廚”。“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顧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後漢書》卷67《黨錮傳》序)。宦官發動黨錮之禍，殺了“三君”竇武、劉淑、陳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顧”巴肅、範滂、尹勳，“八及”翟超，“八廚”劉儒等．使一批已經興起或即將興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殺，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門風卻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認同。
東漢世家大族有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麵的特征，其家族教育功能，則是最本質的特征。因為以“公族”為代表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教育條件和禮法門風，是培養當時所需統治人才的最佳場所。而正是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權貴、豪族、學者有了區別，也使曰後世家大族向門閥士族的轉變及門閥製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為社會和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三、魏晉南北朝的男女聚會：恣意欣賞他人美妻嬌妾
魏晉士人猛吃毒藥，各種毒物鬱結體內，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見《如何過日子是更重要的問題》一章)，在藥與酒的雙重刺激下，做出了眾多怪異之舉，絕不是現在的新新人類所能比肩的。中國有史以來，從沒有一個朝代的上流階層像魏晉時代的士人那樣貼近於西方嬉皮士。
東晉的名士王忱，出身於琅邪王家，聲名顯赫，更做到過荊州刺史的頭等要緊職位。但就是這麽一個高官，其舉動之荒誕，即便朋克樂隊成員也會瞠目結舌。此人的老丈人親人去世，他帶著朋友前去吊喪。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幾個朋友一起脫得精赤條條，披散著頭發闖了進去，十幾個人繞著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該老丈人正在傷心之際，忽然見以女婿為首的十幾個光腚繞著自己轉圈，其驚懼氣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為屬於荒誕狂放，周的行為則隻能用獸欲勃發來形容。周是東晉初年的高官，位居尚書仆射(副總理級別)之職。當時的大將軍王敦非常忌憚他，一看見他就緊張，一緊張就出汗，隻要碰見周，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著扇子猛扇。後來王敦兵變成功，將其處死。周死前，破口大罵：“老天有眼，快殺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從他嘴裏一直流到腳後跟，周依舊神色不變，可見此人不是個平庸之輩。
就是這個慷慨激昂的周，卻做出過荒唐至極的事情。尚書(部長級別)紀瞻邀請朝廷要員們到家裏做客，席間叫出自己的寵妾給大家表演歌舞。別人看看歌舞，稱讚幾句也就罷了，可是周居然**心大動，眾目睽睽之下忽然脫了衣服，當著人家丈夫的麵衝上去就要強奸這個女人。眾人一看，這還了得？當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這才沒有得逞。這種死不要臉的行徑，若非在酒與藥的雙重作用下，恐怕不會出現。
魏晉時期士人行為的這種荒誕，全部歸結到毒藥和酒上麵也不大公允，這種行為更多的是一種犬儒主義與自我放縱的混合變種，毒藥和酒隻是將其釋放的一個由頭。很多人是以酒和藥為幌子，真正驅動他們的是**狂放的心靈。儒家的禮教已經被擱置一邊，生與死的匆匆變換又見識太多，有什麽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麽是被禁止的呢？這些士人物質上的滿足可以輕易得到，心靈卻又處於如此廣闊的空間。自我被釋放了，卻又無處依托，就在廣袤天地間隨意遊**。有人在靈魂深處為自己尋覓到家園，有人則完全迷失。
這是一個審美壓倒了倫理的年代，也是一個自由而迷惑的年代。這種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特異行為，而且也不乏可愛之舉。比如，阮籍經常和鄰家酒鋪的女掌櫃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邊。做丈夫的開始很懷疑，觀察了很久，發現阮籍確實沒有任何不軌，就沒有幹涉。阮籍的心胸，確實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擬的。
但有時，這種特異行為會變得極其下流，晉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晉時期，許多貴族子弟經常舉辦性聚會，他們一起脫光了衣服喝酒，然後就各自和妾侍**，互相觀摩。
不過，那種**party放到當時的社交大環境裏看，卻也是其來有自。晉朝人交往時相當親昵隨便，對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煉丹家葛洪性格嚴肅，對當時的一些習氣非常憤慨，發表了若幹評論，留下了當時社交風氣的記錄。根據葛洪的說法，賓客相見也不互道寒溫，客人一進來就喊：“老東西在哪兒？”主人馬上回答：“你這老狗來了？”不這麽打招呼的，大家都說他古板，不和他來往。招呼打完了，下麵就是聚會，有人當眾洗腳，有人就地撒尿。這些人對男女之嫌也不顧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內室闖，恣意欣賞人家的妻妾，嘴裏還不幹不淨，對她們的身段和臉蛋大加評論，全無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來，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發現了就拖出來觀看。主人雖然難堪，但當時習氣如此，如果加以阻擋，倒顯得自己小氣。**party隻是這種聚會的加強版。這些硬拉女人出來品評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說明當時的性觀念確實寬鬆。
我們自然很難相信當時的社交禮節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說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這裏還有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時的風氣。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兒女婿(就是借錢久不歸還，讓王戎大為光火的那一對)，去得過早，人家還在臥室裏睡覺呢。他就直接往臥室裏闖，把女兒女婿堵在被窩裏，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兒女婿看王戎守在床頭，興致盎然地看著他們倆，也不尷尬。女兒從北麵下床，女婿從南麵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臉色平靜無異。如此情形，即便在現代人看來，也會覺得頗為怪異，認為這個老丈人太不正經。依此來推斷，葛洪的說法想來也還可靠。
有人認為這種**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實這和真正的性解放運動完全不是一碼事。那些妾侍是否願意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是否願意被他們**，這在他們眼裏根本就不是問題，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過是一種**裸的性淩辱而已。
主人對奴隸、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權，那些貴族子弟自可借此權力完全實現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顧忌對方的感受。石崇家裏廣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狀，厚厚地撒在**，當成土製的體重計，然後讓他寵愛的姬妾在**走，足跡比較輕的，石崇就賞賜珍珠，足跡比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給她們吃的，強迫減肥。很明顯，石崇喜歡比較骨感的女性，於是就強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審美趨向和現代人確實頗為吻合，但他的舉動則完全是無視對方意願的霸道行徑。
因此，當我們用性解放來比附貴族少年的“對弄婢妾”，拿女士減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時，始終要記得一點：在一個傳統的等級社會裏，這一切都被塗抹上屈辱與暴虐的色彩。
除了壯陽藥以外，他們還發明了各種“奇技”，試圖提高性質量。**在魏晉時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虛心地學習這門學問，他的兒子曹丕更聲稱當時各個階層的人都熱衷此道，勤學苦練，甚至連太監都不肯落後，身殘誌堅，也堅持學習。
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的理論實在是太奇怪了。幾乎所有的**都認為性技巧的根本在於“還精補腦”，就是說忍精不射，可以補腦子。根據葛洪的說法，當時**的流派有十幾家，“或以補救損傷，或以攻治眾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但是他們的主旨都是還精補腦。
葛洪用動人的言辭描述了還精補腦的好處，“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能讓人延年益壽。但是，不管葛洪說得如何動聽，大家如果真都去“還精補腦”，得前列腺炎的時間一定會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後的另一個道教大師陶弘景也強調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會得病，精盡就會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閉精鎖關”，至於具體做法，他提出了“禦女術”以供大家學習。他認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從女人那裏吸取陰氣來滋補身體。如果一次隻和一個女人**，吸取的陰氣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彌補**中喪失的陽氣，收支遠不能平衡，所以**過程中應該不斷換人。如果一次和十二個女人**而不泄精，利潤就很可觀了，長期堅持可以青春常駐。如果一次和九十三個女人**而不泄精，那就可壽至萬年。
為了更好地賺取性利潤，陶弘景建議男人應該“弱入強出”。何為弱入強出？就是“納玉莖於琴弦麥齒之間，及洪大便出之，弱納之，是謂弱入強出”。這種**方式也被稱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進去，生龍活虎地出來。**認為這樣做可以吸取陰氣，又不損失元陽，有很大好處。一般人總是“強入弱出”，在陶弘景看來，這簡直是找死。
按照**的說法，**過程中如果沒有“施精”，男人就沒有什麽真正的損失。八十歲的男人，如果能在**中不“施精”，那麽他大可以高高興興地從事性活動。由上述理論看來，那些**大師完全不知道人體有前列腺的存在。長期充血而不釋放會導致前列腺炎，這一點他們毫無意識。
總體來看，“禦女術”簡直是一個混蛋理論，除了對一些**體位想得還算周到外，其他的說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蠻則更讓人發指。這種理論把女性當做榨取性利潤的工具，以迎合猥瑣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沒有人在乎那些被“禦”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貴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圖從這種性行為中為自己牟取好處，就拿這種混蛋理論來聊以**。**中不斷更換身下的女性，這實在是對女性野蠻透頂的侮辱。有人居然把這種禦女術當做中國古代性科學發達之征兆，其實這無非是古代性墮落之明證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貴人並沒有壽至萬年，多半倒是會落個西門慶的下場，想到這個，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許欣慰。
不過在這些瘋狂愚昧的禦女術和性聚會之外，更多的畢竟還是健康清新的自由**。魏晉是一個擱置了禮教、回歸內心重覓自我的時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獸性，但確也有人發現了世界的美好。如果隻看到野蠻荒誕的那一麵，我們就會得出一個歪曲的結論。
兩晉南北朝殘留下大量民歌樂府，這些詩歌和王洛賓收集的西部情歌頗為仿佛，裏麵描畫的是甜蜜的**、男女的歡悅以及堅貞的愛情。這些樂府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從中我們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愛，下麵摘錄幾首。
晉初孫綽所作的樂府詩《情人碧玉歌》裏以女子的口吻描寫處女的第一次性行為，雲收雨覆後女子歡悅“顛倒”的感覺：
碧玉**時，郎為情顛倒。芙蓉陵霜榮，秋容故尚好。
碧玉**時，相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其後的《子夜歌》裏更寫道：
宿夕不梳頭，絲發披兩肩，婉轉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又有用含蓄筆法道出的**：
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裙，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
《讀曲歌》中又描寫了男女歡愛留戀，不願從溫柔鄉中抽身：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複曙，一年都一曉。
這些詩中的女子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中得到愉悅。她們不是性聚會中被當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進行性壓榨的屈辱傀儡，她們是有著肉體快感和愛戀情愫的女人。在這裏，**是互動互娛的生命之歌。在沒有汙穢玷染它的時候，它本該如此。
四、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
孫泰、孫恩等人在江左以道術奉事帝王公卿，又轉而以道術聚眾起兵反晉。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於次等士族的晚渡僑人謀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會、政治意義，與原為門閥政治服務的北府將轉而顛覆門閥政治一樣。
劉牢之與劉裕，孫泰與孫恩，這是兩支雖然表現迥異但實質上卻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平行活動力量。它們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走過相似的道路。當劉牢之隻是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時，孫泰也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孫泰由於企圖成為獨立勢力而聚眾時被司馬元顯誘殺，劉牢之亦以擁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孫恩乘農民暴動之勢起兵反對門閥士族，劉裕則乘桓玄篡晉而起兵消滅門閥士族的代表桓玄。兩種勢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於它們反映了統治階層變化這同一的曆史趨勢的緣故。
一、晉末的北府兵
《晉書》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際，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史臣所論，起自陳郡謝氏謝尚輟黃散以受軍旅，迄於謝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間四十餘年（344—387年），謝氏於晉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見謝氏家族發揮的曆史作用。與東晉其它幾家當政士族相比，謝氏翼衛東晉朝廷而又門風謙退，不妄生事端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還有不曾為史臣注意到而後果甚為重要的問題，即淝水戰後不及二年，謝安離京師外駐廣陵，讓出了中樞相權；三年甫過，謝玄又退居會稽，讓出北府兵權。謝氏此舉雖屬被逼於皇帝和宗室的壓力，但壓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棄相權和兵權，這在東晉門閥政治曆史上是罕見的。謝氏離開中樞的結果，是相權完全歸於宗室司馬道子；謝氏讓出兵權的結果，是由謝氏組成和指揮的北府兵逐漸解體。長遠看來，這些變化對於門閥政治的逐漸消亡，關係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戰前夕從事淮南、淮北的戰爭，指揮者是謝玄。淝水之戰，謝石受其兄謝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統率兄子謝玄、謝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軍應戰。謝安則坐鎮建康。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謝玄為前鋒都督，謝安甚至自求征討。這些階段，合共約十年左右，馳騁疆場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將領是出身謝氏豫州軍府的劉牢之，指揮權則在謝氏家族人物之手。謝玄卸北府之任後，北府宿將日就零落，他們分散於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軍府，不再自成係統，也不能合力應戰。這時羌、氏、鮮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諸國彼此攻伐，鮮卑拓跋部力量逐漸興起，長期戰事不已，北方混亂異常。所以南北之間作戰的機會大大減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暫時沒有從事外戰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謝玄自彭城南返會稽以後，原由謝玄統領的徐州，與兗、青二州又析為二鎮。宿將朱序監兗青二州軍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鎮淮陰。朱序為桓溫舊部，將家出身，當十餘年前桓衝為徐州時曾暫駐兗州。朱序雖然資望甚深，但於北府沒有多少曆史關係。所以當他再度出刺兗、青時，謝氏舊將留駐淮南、淮北者未必服從他的節度指揮。觀《晉書》卷八一《朱序傳》序於此時表求運江州米帛以資軍俸一事，可知朱序兗、青任內，軍資還要仰賴上遊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兗、青就地取給，也不能從揚州江南諸郡獲得，其處境是困難的。朱序在兗、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陽，譙王司馬恬遂出繼兗、青之任。《晉書》卷三七《譙王恬傳》：“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為都督兗、青、冀、幽、並、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譙王恬所督既包括晉陵在內，則其時兗、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陰南遷京口。《譙王尚之傳》直謂其父“活鎮京口”；《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異苑》謂恬在京口為都督，重修鄧艾廟，均可證實此點。《元和郡縣圖誌》卷二五亦作如是說。
至於徐州刺史之職，自謝玄離北府後即由執政司馬道子兼領。因此之故，徐州刺史雖置文武，但府第當在建康。《元和郡縣圖誌》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羨等北鎮下邳而於京口有留局以後說：“後徐州寄理（治）建業（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馬道子兼領徐州時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通鑒》謂“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彭城劉該不見於今本《晉書》。《魏書》卷二六《長孫肥傳》有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記事，據《通鑒》時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宋書》卷一《高祖紀》元興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同書卷五一《宗室長沙王道憐傳》，謂義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內史劉道憐追斬叛將劉該。劉該刺徐州時駐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後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習於征戰而且還反複於南北之間的將家。劉該刺徐州之前曾為散騎常侍，此官在晉世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東晉末年亦可用將門子弟居之，劉隗之孫劉波自北投南，為桓氏將，曾累遷而居此職，劉牢之子劉敬宣亦嚐居此職。凡此種種跡象，說明劉該或為北府將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馬道子。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之後，據《司馬道子傳》，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衛將軍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馬元顯。下年王恭死後謝琰出刺徐州，當是另行組織徐州刺史這一機構。而劉該由徐州刺史轉北青州刺史，亦當在這個時候，因為不能有兩個徐州刺史同時存在。
總綰北府諸將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謝玄去職之後，先由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遙領，後入將家劉該之手而遷治於接近黃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這是一方麵的情況。另一方麵，本來是僑寄江北、常以廣陵為治的兗州，卻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譙王恬之手，移鎮京口。這樣，就在東晉的要害之地，出現了罕見的州治互移現象。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這是出於中樞控製北府諸將的需要。
淝水戰後謝玄北伐，北府諸將多偕同北行，謝玄自領的徐州與兗州刺史，也均隨軍事需要移駐北方。其時北方各族混戰正酣，江表無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穩定，京口無需重兵駐守。後來謝玄南歸，北伐活動暫時停頓，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諸將並未立刻相偕南還。暫駐淮陰的宿將朱序，雖以其監青兗二州軍事、二州刺史之職，有指揮北府諸將的權責與資望，但未必為北府諸將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願望。所以司馬道子以執政地位兼領徐州刺史，必有對北府諸將遙領而羈魔之的目的，但實際上是徒有其名，鞭長莫及。後來劉該刺徐州鎮鄄城，當是承司馬道子的意旨，謀求實際控製久在荒裔的北府諸將。這當然是不會有成效的。劉該出為徐州刺史後，隻有一兩年即轉為北青州刺史。
如前題所敘，太元政局，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既是主相相維以張司馬氏的皇權，又是主相相爭而各有樹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譙王司馬恬以兗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兗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實際控製遠在北方的北府諸將的作用，所以改鎮京口，徐圖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與建康呼應，以代替過去徐州刺史鎮京口的作用。司馬恬在京口，以子司馬尚之為廣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圖牢固地控製下遊，以為建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