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世家不動02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親信譙王恬據有京口，司馬道子接著於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荊州鎮江陵，取得了上遊。然後孝武帝又乘司馬恬死的機會再進一步，以皇後兄名士太原王恭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案後來改號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王恭與孝武帝關係之密切，遠勝於譙王恬。至此，東晉政局又恢複了中樞實際執政者（這時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製京口，權臣（這時是司馬道子）則據有上遊以為分陝之勢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勢為之大變，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馬道子獨攬朝權。據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虛譽而無實力，無法對抗司馬道子。所以他在籌劃討伐王國寶時，不得不以北府宿將劉牢之為府司馬，引他還駐京口以為援助。據《晉書》卷七四《桓修傳》，我們知道與劉牢之同還京口的北府將，還有晉陵人孫無終等，而劉裕就在孫無終軍中為司馬。這樣，曾長期被置於邊裔的北府將紛紛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內爭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而京口由於有了還駐的北府兵，也恢複了對建康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為了至少在名義上統領在北方屯駐作戰的北府諸軍，先有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領徐州刺史，後有劉該繼為徐州刺史，出鎮鄄城。隆安元年，劉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歸於王恭麾下。王恭雖然隻居究、青刺史而無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將軍一類軍號，但由於有劉牢之以府司馬率北府兵相隨，是名副其實的北府鎮將。《王恭傳》謂恭“自在北府”雲雲；又王恭起事前曾說劉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這些情況，說明在京口為北府鎮將的王恭，隻有倚靠劉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鎮懾作用；而劉牢之的北府兵南歸後還須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為門閥政治所用的軍隊，還不具有對士族的獨立性。
北府兵擺脫士族控製而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是王恭兵敗以後的事。王恭敗死後，駐在京口的都督軍府與州刺史分離：王恭所遺以京口為治的兗青二州複改徐州，謝琰為刺史；王恭所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職則由劉牢之繼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帶都督，成為所謂“單車刺史”；而都督擁兵，北府之名專歸都督所有。《晉書》卷一○○《孫恩傳》謂謝琰以徐州刺史南討孫恩，加督會稽五郡軍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書卷八四《劉牢之傳》則謂劉牢之奉朝廷命討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這裏，謝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劉牢之的“北府文武”指軍府所部，兩者是區別得很清楚的。
劉牢之由王恭府司馬上升為都督數州諸軍事，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轉變為獨立力量的開始，也是東晉門閥政治演變的一大關鍵。原來，劉牢之在王恭軍府時，王恭雖然隻有仰仗這支武力的支撐才能存在，然而他出於門閥士族的偏執，對劉牢之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劉牢之也自負才能，深懷恥恨。可是另一方麵，王恭為了得劉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與之拜為兄弟，甚至還在自己生死攸關的時刻，向劉牢之許下“事克即以卿為北府”的諾言。同時，司馬元顯派遣時為廬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將高素向劉牢之策反，其諾言也是：“事成，當即其（案指王恭）位號”。交戰雙方都對劉牢之以北府相許，後來果然成為事實，說明時勢如此，非劉牢之不能統率北府兵，非劉牢之不能發揮北府兵的作用。門閥士族壟斷北府職任，並按照自己的願望來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門閥士族專兵的現象，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這還隻能說北府兵已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至於說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還須要等待一個過程。
曆史的演變總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劉牢之並不能自如地運用其北府統帥的權力。《劉牢之傳》謂“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其時內有司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門閥士族桓玄的社會影響，一朝據位的劉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這些障礙。劉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舉措失常，一變再變，直到投降桓玄後桓玄以之為會稽太守時，才明白籌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勢對自己極端不利。他說：“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但是事機已失，無可挽回，廣陵一江之隔，遂不可達，終於窮途自縊。劉牢之完全失敗了。他敗於政治而不是敗於軍事。政治上失敗，軍事力量也隨之瓦解。後來劉裕興北府之師以克桓玄，並沒有現成的北府兵可用，隻有利用京口的條件另起爐灶。
值得注意的是，劉裕雖然起兵於北府，但是從義諸人除劉裕本人確知曾為孫無終司馬、劉牢之參軍外，其他人與昔日的北府有過直接關係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舊將，已經被桓玄誅戮殆盡。史家往往隻注意到劉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勝利，未曾注意與劉裕共義之人並不是那些當年有疆場功勳的北府將領，而這一點對於劉裕以後的活動是相當重要的。
《宋書》卷一○○沈約《上＜宋書＞表》，說到京口共義者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人，“誌在興複，情非造宋”。這就是說，他們參加起兵，目的隻在於打倒桓玄，興複晉室，而沒有廢晉自立，取代門閥政治的意圖。甚至於打倒桓玄，主要也隻是由於桓玄妨礙了他們仕進途轍的緣故。桓玄鄙視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無忌領小縣，分見魏、何本傳。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劉邁忌之而未見用。《晉書》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傳》孟昶語妻周氏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造反）。”所以劉裕在逐桓玄、滅盧循、“興複”東晉以後，為了“造宋”，還必須建立對北敵的疆場功勳，求取信於朝野，並於其中物色可以隨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晉宋禪代的準備。劉裕遲遲不敢稱帝，必於滅南燕、滅譙縱、勝後秦以後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有疆場功勳的劉牢之在，而劉牢之又能夠準確估量形勢，謹慎行動，代晉過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響於東晉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來特殊的曆史條件，使京口蘊藏著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沒有劉牢之輩北府將失敗的教訓，劉裕的成功得來可能更不容易。這是研究晉宋之際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個問題。
在本書的幾個篇章中，都涉及東晉的北府和北府兵的問題。借此機會，讓我將北府兵的創立及其發展階段，作一小結。
回顧東晉之初，門閥政治尚不穩定，王敦、蘇峻叛亂相仍。由於建康沒有較強軍事力量的支持，叛亂者動輒下都，威脅東晉朝廷的存在，而且擾及三吳地區。這種曆史背景，導致北府重鎮的建立。廣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斷南來的北方流民和他們之中的流民帥，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鑒是北府兵最早的組織者和指揮者。郗鑒以來，北府兵經曆了並不完全相銜接的四個階段：
一，郗鑒首創並受郗鑒後人控製和影響的階段，從鹹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門閥士族兵，從戰略上說來，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門閥政治，維持幾家當權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潛在的軍事叛亂，穩定東晉政局。有時這支軍隊也用於外戰，但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溫逼走郗愔後，這個階段遂告結束。
二，謝玄組建並由謝氏家族人物指揮，由謝氏豫州舊人劉牢之實際統領的階段，從太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門閥士族兵，領兵者有的是前一階段的北府舊將，有的是新應募而來的流民帥。它的主要作用是從事外戰，包括淝水之戰和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同時，它也起著支持建康執政，維持政局穩定，保持與上遊桓氏勢力平衡的作用。譙王恬在北府時，北府兵性質尚無變化，以後則越來越多地介入東晉內爭。
三，劉牢之為統帥的階段，自隆安二年至元興元年（398—402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正經曆著由門閥士族軍隊向次等士族軍隊的轉變。它雖在軍事上取得了獨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確，行動無準則，朝秦暮楚，東倒西歪。它想在門閥政治的鬥爭中取得近利，但擺脫不了對門閥士族的政治依賴，終於在幾經挫折以後歸於失敗。
四，元興三年（404年）劉裕在京口重組的北府勢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裝。它摧毀了以桓玄篡晉形式出現的門閥士族統治，也就是門閥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壓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領導的農民反抗鬥爭；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戰勝利。然後，出現了劉裕代晉自立。這一支本來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轉化為劉宋皇權，終於恢複了中國古代皇朝的權力結構形式和統治秩序。中國曆史上的門閥政治時期，也就是皇權變態時期，基本上宣告結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門閥士族仍然存在並起著相當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了。
二、北府將樂安高氏
太元時重要的北府將領並不止劉牢之一人。其餘的北府將動向如何？在後來的內爭中起過什麽作用？這似乎是一個尚未為史家注意的問題。這裏擬就其他北府將的一些事跡，探索他們在晉未政局中的態度，作為前節所論北府兵及本書其它有關論點的補充。
太元中期、晚期，隆安之初，還有一些北府將陸續回到南方，他們大抵都同劉牢之一樣，在江左紛紀政局中或秦或楚，幾經反複，備受摧殘，多歸滅亡。北府將晉陵孫無終，與劉牢之一起在王恭軍府，後來投降司馬道子，事見《晉書》卷七四《桓修傳》。元興二年（403年）孫無終為桓玄所害，見《晉書》卷一○《安帝紀》及卷九九《桓玄傳》。世為將家的北府將樂安高氏由北返南後，直接投向朝廷的司馬道子，其事跡較為曲折複雜，值得詳細加以考察。
《搜神後記》卷五：“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為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雲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為桓玄所殺”，雲雲。此則故事，其鬼神形見的荒誕部分在道術流行的東晉時期的著作中是常見的，可不置論。其所記高衡及其孫高雅之之事，則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案高衡於太元二年（377年）應謝玄募入北府，《晉書》著錄其事跡，僅見《謝玄傳》、《符堅載記》所謂東莞太守高衡與彭城內史何謙軍泗口、援留城一項。何謙是庾希居北府時舊將，高衡與他官守相當，資曆年齒當亦相近，估計也是久在江淮的流民帥。《搜神後記》所著高衡籍貫，與《晉書》相同，而增加了下述事實：一，高衡曾為魏郡太守，戍石頭；二，高衡為高雅之的祖父；三，高雅之與祖父高衡同居京邑，但與京口多有往來。這幾點事實沒有可疑之處，可以補充史闕。《搜神後記》所雲“雅之父子為桓玄所殺”一語，有可疑處，須另作稽考。所雲高衡、高雅之之事發生在“晉太元中”，如無誤記，則可證高衡或北伐南返過江較早，或沒有參加北伐，宜其得以在建康為司馬道子所用。
《搜神後記》未記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的名諱仕履。考諸晉末人物，看來應當就是高素。高素是一名隨謝玄北伐的北府將，官淮陵太守，見《謝玄傳》及《苻堅載記》附《苻朗傳》。最晚到太元末、隆安初，高素依司馬元顯，為廬江太守。王恭於隆安二年起兵時，司馬元顯遣高素說劉牢之使叛王恭，並許諾事成以劉牢之襲王恭位號，見《劉牢之傳》。是役，司馬元顯又以高素隨左將軍謝琰討伐王恭，滅之，見《司馬道子傳》。稍後，謝琰以衛將軍、徐州刺史鎮壓孫恩軍，高素為衛府司馬，受遣助劉牢之，見《劉牢之傳》。隆安五年孫恩軍至丹徒，高素以冠軍將軍戍守石頭，見《安帝紀》。元興元年（402年）桓玄大殺劉牢之同黨的北府舊將，高素包括在內，見《桓玄傳》。高素被殺時官吳興太守，當是高素鎮壓孫恩軍有功，繼替謝邈、庾恒出守吳興。東晉三吳的太守、內史通常以門閥士族居之，高素得為吳興太守，與劉牢之得力會稽內史一樣，說明劉牢之、高素在北府將中地位特殊，得以突破門閥士族的禁區為官，這在時局變化中頗具象徵意義。不過從門閥士族的傳統觀念看來，這畢竟是一種不尋常的權宜措施，隻要有機會，門閥士族總要對他們予以排斥。
高素南返以後在司馬道子一邊，與高衡同。但高衡早已不見於曆史記載，而高素卻又有隆安五年戍石頭之事，疑其時高衡早死，高素戍守石頭係代高衡之任。取這些事實與前引《搜神後記》對勘，以高素為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是可以合拍的。
據《王恭傳》，劉牢之反王恭，恭敗還京口城，高雅之閉城門不納，則其時高雅之當適在京口城。據前引《搜神後記》“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之語，已知高雅之常往來於建康、京口之間。而高雅之又是劉牢之之婿，雅之常來京口，也是合乎情理的。高素得以受遣說劉牢之倒戈，除由於北府舊誼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二家有姻親關係。我們知道後來桓玄進至姑孰，勸劉牢之降時，所遣之人是劉牢之族舅何穆之，顯然也是利用親戚關係。
高、劉二家在江左多變的局勢中曾一度分屬司馬道子和王恭兩個對立陣容，這大概是由於劉牢之、高素兩家南返時機不同，受不同形勢影響的結果。但王恭敗死、劉牢之投降司馬道子以後，劉牢之與高素二人進退就基本一致了。劉牢之最後決定背叛桓玄時，企圖先奔廣陵，以就其婿廣陵相高雅之；而當劉牢之途窮自縊後，偕劉牢之子劉敬宣北奔的也是高雅之。數月以後，高素為桓玄所殺，劉敬宣、高雅之等擬據山陽起兵以反桓玄，不克而走，投奔南燕。
《搜神後記》敘及高雅之，未著官守，似為較早之事，其時高衡健在，而高雅之尚在未仕之年。《晉書》錄高雅之事跡，最早的是《王恭傳》高雅之閉城不納王恭一條，亦未著其官守，隻是說劉牢之遣子劉敬宣與婿高雅之共擊王恭雲雲。但《通鑒》此處卻謂高雅之為東莞太守，而東莞太守又曾是其祖高衡早年位號。疑高衡死後高雅之代襲此位，就像以後高素於隆安五年繼高衡戍守石頭的職任一樣。隆安三年，高素以衛府司馬隨謝琰東出，雅之或亦在軍。四年，高雅之與桓不才、孫無終等擊孫恩，戰於餘姚，敗績；又戰於鬱洲，被孫恩俘獲，分見於《安帝紀》、《孫恩傳》以及《天文誌》（中）、（下）。其時高雅之為寧朔將軍。高雅之何以得從孫恩軍中歸來，不明原委。元興元年（402年）劉牢之叛桓玄失敗，欲奔高雅之之時，雅之為廣陵相，見《劉牢之傳》。高雅之與劉敬宣北投慕容德，見《劉敬宣傳》及《慕容德載記》。元興三年劉裕逐桓玄後，高雅之南歸，南燕人追及雅之，殺之，見《通鑒》。
高雅之事跡，史籍所見如此。與《搜神後記》扡格之處，隻有“雅之父子為桓玄所殺”一點。案桓玄殺高雅之父高素，據《通鑒》在元興元年十一月，其時高雅之在北，自山陽奔南燕，不可能罹於高素之難。高雅之之死，當以《通鑒》所記南燕追兵殺之為是。所以我疑“雅之父子”被殺一句，是指高雅之之父和高雅之之子均被殺，亦即桓玄殺高素時並及於高雅之之子。這樣，《搜神後記》此則故事就可以詮釋通暢。或者，還有一種可能，即“雅之父子”，中“子”字為衍文，去掉“子”字，也可以詮釋通暢。總之，此則故事雖似小說家言，但是去其偽而存其真，頗可以補史籍之不足。高衡、高素、高雅之為北府將門樂安高氏三代之說，也可以成立。高氏三代將門中，祖孫兩代都曾為東莞太守，祖父兩代都曾為謝氏（分別為謝玄、謝琰）部將，都曾替司馬道子戍守石頭。以輩分論，高衡老將，為劉牢之父執，與劉牢之之父曾為謝氏豫州舊將者一輩；高素則為劉牢之的親家，自然是同一輩；高雅之與劉敬宣更是患難與共，進退相隨，義同於手足。這是北府最重要的兩個將家中三代通誼，地位相近，命運也相近的一個實例。他們是東晉中期以來眾多的北府將家中有較多史料可以稽考的兩個家族。
樂安高氏三代，在紛壇政局中基本上是歸屬於東晉朝廷一方，沒有像劉牢之那樣出現戲劇性的反複。但是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劉氏是同步進退，同歸失敗。卷入上層政治漩渦的將門，不知如何自處，行動相當盲目，高氏、劉氏是一樣的。他們同是次等士族進入最高統治地位這一曆史性事件的先驅者和犧牲者。所以劉牢之的反複無常，看來是他個人的失算，實際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將門這一社會階層在門閥政治的變化中茫茫然無所適從的必然表現。高氏將門的表現，何嚐不是如此？
附帶說及，樂安高氏之僑寓江左者，據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說新語·言語》“孫綽賦遂初”條及同書《輕詆》“高柔在東”條及注，頗載高柔事跡。高柔字世遠，樂安人，營宅於會稽東山畎川，與名士孫統、孫綽鄰居友善，並為謝尚所重。《世說新語·輕詆》注引孫統《高柔集敘》謂高柔“家道隆崇”，娶泰山胡母氏女，曾為司空參軍、安固令。案此司空指郗鑒，郗鑒為司空在成帝鹹和三年至鹹康四年（328—338）；安固縣，屬揚州臨海郡。《高柔集敘》又謂“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案何充鹹康四、五年為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六年遷尚書令，高柔為冠軍參軍當在鹹康四至六年之間。從高柔婚宦及交遊看來，高氏得入士族之列，但非一流門第。稍後出現的北府將樂安高衡與此樂安高柔有宗族關係，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係由營居會稽畎川的高氏分離出來，尚無直接證據。我們已知以下一些情節：一，謝尚在東時甚重高柔；二，謝尚在成、康時自東出仕，有一段戎旅生涯，穆帝永和初以來長期居豫州西府督將之任；三，西府與北府曆來關係密切，謝玄所募北府將有些即是豫州西府舊人。據此類情節推測，樂安高衡或其父兄輩有可能與高柔同居會稽，隨謝尚出充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後來謝萬的西府兵敗潰，高衡率兵流**淮域，太元初始歸北府建製。當然，這隻是一種推測。此推測如能證實，則樂安高衡與彭城劉牢之經曆更多相同之處：同為次等士族，同屬於北府中的豫州勢力，同為謝氏多年舊屬。
劉裕從劉牢之、高素兩家的失敗中接受了教訓，看清了道路。《宋書》卷一《武帝紀》載，劉牢之將反桓玄，邀劉裕同奔廣陵，劉裕答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案指桓玄）新得誌，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劉牢之之甥何無忌問劉裕“我將何之？”劉裕答：“鎮北（劉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能守節北麵，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劉裕有前車之鑒，待機而不妄動，一有口實，就敢於獨樹一幟，與劉牢之和高素都不相同。桓玄稱帝堅定了劉裕以兵相圖之心，卒得利用京口環境首倡起事，一舉成功。高素和劉牢之作為先驅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三、道術與政治
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劉牢之、劉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門閥士族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在劉裕取代東晉政權的過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術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在進行目的相同的活動。
東晉以來，江左社會中道教和佛教同步發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會各階層，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這個時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並行不悻，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樣的宗教壁壘。
宮省上層的佛、道活動，很容易與政治發生關係。就佛教言，《司馬道子傳》載許營疏雲：“僧尼乳母，競進親黨”；聞人奭疏亦雲：“尼姏屬類，傾動亂時”。釋寶唱《比丘尼傳》卷一《支妙音尼傳》謂妙音為孝武帝及司馬道子所敬奉，“權傾一時，威行內外”，甚至殷仲堪得為荊州刺史，也是桓玄借妙音之力促成。這是一方麵的情況。
另一方麵，道教進入宮省，也影響東晉政治。《真誥》卷二十《翼真檢》第二：“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這裏“時賢”所指，主要是道教名流許邁、許謐和楊羲等人。《晉書》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後傳》謂簡文帝為相王時，曾問許邁以繼嗣之術，遂納宮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司馬道子。《太平禦覽》卷六六六引《太平經》則謂簡文帝曾使人祈請於道教徒濮陽，於是黃氣墮室，遂有孝武。以後孝武帝與司馬道子結交於道教首領孫泰，是有這種曆史背景的。
佛教與道教同步發展，在士族門戶之內往往也是如此。東晉奉道教諸士族，並不排佛，反之亦然。據《郗愔傳》，郗愔、郗曇兄弟諂於道，而郗愔子部郗卻以佞佛著稱，為支遁信徒。《世說新語·術解》謂郗愔信道精勤，因服符水患腹內惡，為他療疾者卻是沙門於法開。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師道，但據《蓮社高賢傳·道敬法師傳》，王羲之子王凝之為江州刺史時，其孫年十七，從慧遠出家於廬山，稱道敬法師。謝玄之孫謝靈運，自嬰幼即長於道教環境之中，而謝靈運又篤信佛教，先後與高僧慧遠、曇隆、道生等多有交往。劉《隋唐嘉話》卷下還說謝靈運被殺於廣州，死前以美髯施諸南海祗洹寺為維摩詰須，寺僧深寶惜之。
東晉時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學影響，彼此抵觸無多，與蕭齊時顧歡引夷夏觀念入於道教，因而出現佛道交爭的情況不同。這是東晉時佛道得以同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傳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學僅及於士族階層者不同，有更廣闊的社會基礎和更長久的活動力量。
但是東晉佛教和道教的傳播，也有重要的差別之處，即佛教較重思想信仰，道教則偏於法術。《高僧傳》卷九、卷一○雖有神異諸僧事跡，但時涉東晉者少，並且沒有以神異之術授徒聚眾之事。道教則不然。東晉時道教上清諸經尚未流布，傳教者類皆以道術為招引手段。《抱樸子·道意》謂其時“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雲雲。就此而論，道教在民間，比佛教影響要大得多。當佛道活動於宮廷中和士族間的時候，民間道教以法術相誑惑，團聚了不少平民。在孫恩起事以前二十餘年，彭城人盧悚傳布道教，事之者八百餘家，於孝武帝鹹安二年（372年）率徒眾三百，由京口至建康，突入殿庭，略取府庫甲兵。盧悚，《晉書》卷八《海西公紀》及卷二七《五行誌》（上）均謂之為“妖賊”，《法苑珠林》卷六九稱“彭城道士”，《通鑒》鹹安二年稱“彭城妖人”、“大道祭酒”，其為道教首領，自無疑義。《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稱盧悚為“徐州小吏”，可知其人社會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非一般平民。道教由於以道術相惑而具有較大的團聚力量，所以此時企圖利用宗教力量聚眾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這種情況，從東漢以來一直如此。劉勰《滅惑論》謂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流毒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劉勰雖為攻訐異教而發，但合事實。
《晉書》卷一○○《孫恩傳》、《宋書》卷一○○《自序》以及《建康實錄》卷一○，均謂孫泰之師錢唐杜子恭，有道術，人多惑之，敬之如神。杜子恭以法術結交朝望，由來已久。《太平禦覽》卷六六六引《太平經》：“陸納為尚書令，時年四十，病瘡，告杜恭，……恭為奏章，又與雲飛散，謂納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軍病，請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差，何用吾？’十餘日果卒。”案陸納年四十時當哀帝興寧三年（365年）；王羲之死，據《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注及《法書要錄》卷八載張懷瓘《書斷》（中），在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可知杜子恭結交陸、王輩，最晚就在這個時候。《宋書·自序》謂“東土豪家”，“京邑貴望”，並事杜子恭為弟子，可見杜氏在上層人物中影響之大之廣。
《異苑》卷七：“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人其館，是夕即［謝］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道家奉經修事之處。據此可知謝氏與杜氏關係極為密切。杜治主事人物“杜明師”，就是杜子恭。杜子恭原名杜昺，唐以後載籍寫作杜靈、杜炯，子恭是其字。
杜子恭死，孫泰傳其秘術，一方麵交結於朝貴，一方麵以道木誑惑百姓。孝武帝末年，孫泰從流放地廣州回到建康，與司馬道子、司馬元顯輩交往，影響更大。司馬元顯屢詣孫泰，求其秘術。《魏書》卷九七《桓玄傳》載桓玄討司馬元顯檄文曰：“居喪（案當指居孝武帝之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這時的孫泰，已經產生了聚眾起兵，取司馬氏天下的圖謀。《孫恩傳》說：“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又說：“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聚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孫泰以會稽內史謝“發其謀”而被誅，可見他確有反晉之“謀”，比北府將幾經反複之後始有劉裕“造宋”之舉，要早幾年。可以說，以道教為活動手段的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蓄謀取代門閥士族統治，取代東晉政權，本來是走在北府將前麵的。
孫泰被殺一事，史籍記載頗有歧異。《通鑒》謂孫泰收合兵眾，為時所忌，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並其六子。”但是《晉書》卷一○《安帝紀》卻說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於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這兩條史料說的是同一件事，歧異處是被殺者一作孫泰，一作反於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而孫泰卻也曾作過新安太守。杜炯被殺事無它佐證，當為孫泰之誤。但是《晉書》誤孫泰為道教世家杜炯，而且標出京口地方，罪名是反叛，似不是一般的魯魚亥豕之誤，其中似乎有其致誤之因，而且涉及政治。為了探求真象，茲據《南齊書》卷五四《高逸·杜京產傳》，參考其它資料，將錢唐杜氏數代人物事跡排比如下：
杜子恭《南史》卷五七《沈約傳》曰：“社靈，字子恭。”杜靈即杜昺所改，李延壽避唐諱也。杜子恭以字行。
杜該正史缺名。《雲笈七簽》卷一一一《洞仙傳·杜昺傳》：“桓衝欲引昺息該為從事，昺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仕進’”。案桓衝欲引杜該為州從事，當在衝為揚州刺史的寧康元年至三年（373—375年）之時。
杜運劉毅衛軍參軍。案劉毅初為衛將軍，在義熙五年（409年）。
杜道鞠州從事。案義熙四年以後至東晉之末，揚州刺史為劉裕兼領，是杜道鞠為劉裕故吏。《真誥》卷一九《翼真檢》第一《敘錄》，謂杜道鞠“道業富盛”雲雲，是其雖居州官而道教領袖地位迄無變化。
杜京產字景齊，不仕。京產之名，說明他出生於京口，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輩有居於京口的曆史。《真誥》卷一二《稽神樞》第二注，謂杜京產與陶弘景“共有詩詠”雲雲。杜京產（436—499年）比陶弘景（456—536年）年長一輩。
杜棲隨父隱居。《顏氏家訓·雜藝》謂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棲或錢唐杜氏族內其他人物。
以錢唐杜氏家世資料與其它資料對參，試作推論如下：
《魏書》卷九七《桓玄傳》曰：孫泰“雖加誅戮，所染既多”雲雲。前引《雲笈七簽》亦曰：“孫泰以妖惑陷咎，及禍延者眾。”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孫泰一案多有株連獲罪，或有反抗舉動，乃意料中事，而發生過盧悚事件的京口，應首當其衝，震動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曆史。杜子恭為孫泰之師，孫泰被殺後子恭“忽彌日聚集，縱樂無度”，並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之語，說明杜子恭涉孫泰案，甚或有聚眾反抗之事，而這類反抗必定也是司馬元顯壓平的。考慮這些情況，《晉書·安帝紀》誤記殺杜炯於京口，不為無因。不過孫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當指隆安三年。《宋書·自序》記“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晉書·孫恩傳》亦記“子恭死，孫泰傳其術”。把孫泰之死說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後，恐怕是時間倒錯，不足為信。
杜子恭之子杜該，事跡不詳。杜該下一輩杜運，杜運子杜道鞠，一為劉毅參軍，一為揚州從事，年代在劉裕、劉毅與盧循軍作戰之時以及稍後。由此可斷，杜子恭雖染孫泰之案，但其後人並未參預孫恩、盧循的活動，或雖有所參預而旋即被劉毅、劉裕爭取過來。劉裕輩還是要與道教領袖杜氏家族維持良好關係，以減孫恩、盧循之勢。
孫恩、盧循起事雖有濃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衝突的成分畢竟不大。在孫、盧的對立陣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眾所周知的門閥士族人物以外，還包括極有影響的道教領袖錢唐杜氏。惟其如此，孫恩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隨，隻有極力扇動宗教狂熱以平衡杜氏的影響，因而出現大批的棄嬰、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熱是難於持久的，所以盧循隻有遠走廣州。自此以後，宗教在盧循軍中雖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習俗還是保存著的。
以上關於東晉未年道術與政治一節，主要是藉道教流傳立說。其實江南之地，尤其是會稽一帶，民間普遍崇奉的並非有組織的道教，而是舊俗相沿的巫覡，追隨孫泰、孫恩、盧循的恐怕多是篤信巫覡的農民。不過巫覡近於道術，孫泰利用了民間舊俗，所以能夠誑惑而起。
四、孫恩、盧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晉末道教的廣泛傳布，道術手段的廣泛利用，曾經為盧悚從事政治活動創造了群眾條件，後來又為孫恩、盧循從事規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動創造了群眾條件。農民群眾爆發鬥爭，是階級鬥爭性質。但是從其領袖人物而言，無論是盧悚還是孫恩和盧循，他們所追求的，從首要方麵說來，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們謀求自身的政治權力，謀求可以與門閥士族相當甚至超過門閥士族的政治權力，這卻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問題。
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孫恩之亂》一節，分析了孫恩、盧循的身世。他指出孫恩先人孫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趙王司馬倫的謀主。他又論及盧循先人盧諶與趙王倫的死黨劉琨關係非同一般，疑盧氏亦道教世家。他還從徐道覆的濱海籍貫及其與盧氏的婚姻關係，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陳先生還認為“彭城道士”盧悚遣許龍迎海西公於吳一事，“許龍或即許邁同族；盧悚或即盧循同族，彭城為其僑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無可考，不能決定”雲雲。陳先生綜貫會通各種史籍，於其所探賾諸事雖未遽下斷語，但推測十九中的。茲承襲陳寅恪先生見解，不憚繁複，略作補充如下。
道教徒孫秀雖然出身小吏，但在趙王倫得勢時居中書令之位，這段經曆足以使他脫離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從寒庶地位上升。孫秀後人何時南渡，史籍無微。南渡後的孫氏大概卜居在吳會，因為孫氏的活動幾乎都在吳會地區，他們在吳會有相當的基礎；而後來發孫泰聚兵之謀的，也是會稽內史會稽人謝。孫恩起兵地點，是經過他自己實地選擇的。據《宋書》卷五三《謝方明傳》，孫泰被殺後，孫恩曾為吳興太守謝逸的舅子長樂馮嗣之和北方學士馮詡仇玄達的“從者”，“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而當孫恩率眾自海島趨上虞登陸後，會稽、吳郡、吳興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孫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這種情況，如果事先沒有孫氏長期在吳會的經營和組織，隻憑“樂屬”的自發行動，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驟然出現的。
孫氏過江後不求官於建康，而以道教為手段活動於吳會，原因何在呢？我認為，一，孫氏先人在北方時，與東海王越的勢力沒有曆史淵源，沒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條件；二，孫氏不是乘永嘉之亂過江，因而也沒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時機。所以孫氏在東晉，直到太元末年還默默無聞，後來孫泰出仕，是由於以道術得幸於帝王，而非憑其才地。晚渡傖荒，其先人一般與胡族政權有染，他們要在東晉得到仕進機會，除了武功以外，隻有靠特殊的際遇。即令得到入仕機會的人，想要預於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孫氏情況當然也是這樣。不過孫恩其人由於家世影響，多少還具有一些士流的特點。他愛書法。《法書要錄》卷二虞和《論書表》謂孫恩起兵後自會稽入海時，曾帶走王羲之、王獻之所書棐板甚多。孫恩還有文章行於時，《隋書·經籍誌》中著錄有《孫恩集》。從這些看來，孫恩在文化素養方麵本來具有出仕的條件。他也不是安於屈居裏巷之輩。孫恩求聞達而無門徑，又不像北府將那樣有流民武力可資憑借，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為他用以爭競於時的重要手段。
盧循為孫恩妹夫，範陽盧氏盧湛之後。盧諶好老莊，擅書法，善屬文，反映盧氏家族業已完成從儒學向玄學的轉變。八王之亂後期，在成都王穎與東海王越對壘階段，盧諶父盧誌是成都王穎死黨。成都王穎失敗後，盧誌、盧諶父子雖暫時受命於東海王越，但不屬東海王越係統。所以永嘉之末，盧氏既未預司馬越、王衍項城之難，又未渡江進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盧諶先投劉琨。劉琨敗後盧諶沒於胡中，出仕後趙，死於永和六年（350年），事跡備見《三國誌·魏誌·盧毓傳》注引《盧諶別傳》以及《晉書》本傳和有關《載記》。盧氏子孫渡江，當在盧諶死、後趙亡、中原亂之時，其為晚渡倫人，更無可疑。參以盧驚事跡，盧氏族人渡江後或即卜居於京口。
《盧諶別傳》說及盧諶死後其“胡中子孫”過江之事，但未指明始過江者究竟是誰。根據《盧循傳》，盧循為盧諶曾孫。如果史籍所謂盧諶“胡中子孫”過江者乃是確指盧諶子輩及孫輩而非泛指盧諶後人，那末始過江者應當就是盧循的父輩和祖輩，而這些人的名諱，史籍中均可考見。
據《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書》卷七三《宰相世係表》（一三），盧諶子輩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號南祖，居巷北者號北祖。北祖盧偃以下，曆仕慕容、拓跋，世傳盧諶書法，子孫繁衍貴達，以迄隋唐，是範陽盧氏正宗。南祖盧勳，史不著其後人。馮君實《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認為盧氏北祖和南祖，分別為盧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並非巷北巷南之謂，因而斷定盧勖過江始為盧氏南祖，盧循則盧勖之孫。馮氏此說甚有理據，可以肯定。《盧循傳》稱盧循“善草隸弈棋之藝”，虞和《論書表》亦謂“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這正是範陽盧氏的家學與門風。《盧循傳》中還透露盧循之父為盧嘏。因此江左盧氏南祖世係當為盧勳一盧嘏一盧循三代。看來盧諶“胡中子孫”過江者，正是指諶子勖和諶孫嘏。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定盧諶“胡中子孫”南來的過程。永和六年，盧諶死，正值北方大亂。盧勖、盧嘏當於服喪終製以後南來。盧勖在《晉書》中無跡可尋，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來後不久即死。與盧氏父子同行過江者可能有盧氏族人，例如盧悚。他們南行采取自廣陵渡江路線，渡江後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們的先人與東海王越為仇，祖輩臣事胡族政權，自己過江又晚。凡此種種，都使他們無緣進仕建康。盧氏族人盧悚得為徐州小吏，可能際遇較好。但盧悚主要活動並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間傳播道術，其徒屬八百餘家之中，估計盧氏宗親當占相當比例。盧嘏南來卜居以後，事跡無聞，以盧悚、孫泰情況度之，大概也是從事道術活動。
《高僧傳》卷六《慧遠傳》，謂慧遠早年在北，曾與盧嘏“同為書生”。那時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老莊，其學行誌趣與盧氏家風合，可知盧嘏當亦如此。後來慧遠欲渡江從範宣習經，以路斷不果，乃改從釋道安出家於太行，時年二十一歲，當東晉永和十年（354年）。盧嘏於盧循兵起時隨在軍中。義熙六年（410年）盧循從廣州回兵北上，進據江州，曾登廬山謁見慧遠，時距盧嘏、慧遠同學之時，已逾半個世紀了。假定盧嘏與慧遠同歲，則盧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盧循是孫恩妹夫，徐道覆又是盧循姊夫。這是三個互通婚姻的家族，社會地位應當是相同或相近的。我們已知孫恩、盧循都是晚渡傖荒和道教首領，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魏書》卷九七《劉裕傳》：“［盧循］黨琅邪人徐道覆為始興相”，似徐道覆為琅邪人。但是《晉書》記載江左人物籍貫，除門閥士族必著舊望以外，一般人物或著舊望，或著僑居之地，並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舊望，還是其僑居之地，尚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晉仆射宣之後，宋有徐愛。”晉仆射徐宣不詳。徐愛，《宋書》卷九四有傳，曰：“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與這一與晉、宋皇室都有親近關係的人同族為琅邪人。《宋書》卷一《武帝紀》（上）記徐道覆，隻是說“其（案指盧循）同黨徐道覆為始興相”，未著琅邪。《宋書》卷五○《劉康祖傳》有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義熙未於廣州起兵，攻始興郡之事。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帶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進攻之地，又為道覆長期駐守過的始興。頗疑道期為道覆近屬，道覆敗亡後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廣州，攻始興。如果推測可以成立，則徐道覆籍貫當同於徐道期，為東海人，而非琅邪人。《魏書·劉裕傳》所說琅邪徐道覆，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僑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東海徐道覆，與道教徒東海徐寧當為同族。
徐寧，東海郯人。祖台，西晉丹陽令；父褚，太子洗馬，見《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係表》。徐寧事跡附《晉書》卷七四《桓彝傳》。王敦之叛前夕，徐寧為江北廣陵附近一荒縣的縣令，不為人知，桓彝力薦於庾亮，始得過江至建康為吏部郎。徐寧雖不屬晚渡倫人，亦不類門閥士族，如非特殊際遇，是難於入仕建康的。徐寧之孫徐羨之盡管顯貴於劉宋初年，但《宋書》卷四三《徐羨之傳》還說他“起自布衣，又無術學”；《南史》卷二三《王華傳》亦謂為“中才寒士”，可證徐寧家族地位未因徐寧入官而有大的變化。徐道覆沒有特殊際遇，所以沉淪裏巷，不得仕進，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徐寧是有名的道教徒，這對徐道覆卻能發揮較大的影響。
《太平禦覽》卷六六四引《神仙傳》：“鮑靚，明帝時人，年過七十而〔屍〕解去。有徐寧者，師事鮑靚……”。《文選》卷二一顏延年《五君詠》注引顧凱之《嵇康讚》：“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事之。”又《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為西河侯，……徐寧為長史。寧坐收北闕叛將，不擒，免官……。”注：“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羨之祖也。……羨之年少時常來形見，自稱‘我是汝祖’，戒其禍福，後並如言。”《真靈位業圖》亦有“西河侯陶侃，長史先用徐寧，被彈，後用蔡謨”雲雲。如果徐道覆果為徐寧同族，則徐寧的家世門戶與道教信仰，都可以作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證。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後不得官宦，遂以傳布道教為其職業，與孫恩、盧循相同。
綜上所敘，孫恩、盧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點：一，同為僑人；二，同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為婚家；五，同活動於建康以外而不得進入東晉政治中樞；六，同有突破門閥政治限製的要求。這種種條件，使孫、盧、徐三家結合在一起。他們先是力求憑借道術躋身門閥政治行列之中，失敗以後轉而利用他們所團聚的道教信徒乘時舉兵，反對當權的司馬道子父子。
孫恩等的活動，客觀上看來也是次等士族對門閥士族的一種反抗，但並不都是自覺行動。據《孫恩傳》、《盧循傳》，孫泰被殺後，孫恩於海中聚眾，不過是“誌在複仇”，即複司馬道子父子殺孫泰之仇。所以他隻是表司馬道子父子之罪，請朝廷誅之。孫恩據有會稽，自號征東將軍，這顯然隻是假借東晉朝廷的名號，並無建號自立之意。以後盧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劉裕所授廣州刺史之號。盧循俘獲原廣州刺史吳隱之，以隱之黨附桓玄，表朝廷誅之，朝廷不許，盧循也不專擅行事。《宋書》卷五二《王誕傳》，王導曾孫王誕被桓玄徙廣州，盧循以王誕為平南府長史，誕說循曰：“下官遠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知，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期。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盧循乃遣王誕、吳隱之同還建康。這種種跡象說明，孫恩、盧循雖然對門閥士族進行了衝擊，以求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門閥士族的束縛，這一點與劉牢之相像。孫恩、盧循、徐道覆都不曾建號以與東晉朝廷決裂，也是他們精神上受到束縛的表現。
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早就認為孫恩純係野心家，不承認孫恩起兵是正義的農民戰爭。我起先不同意範文瀾先生的意見，後來感到這種意見頗有道理。不過孫恩不是一般意義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門閥政治這一時代特點，這與劉牢之、劉裕並無不同。孫恩本無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是由於門閥政治之爭導致司馬元顯“苦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條件。發樂屬既損害樂屬本人及其家庭，又觸及樂屬主人的利益，結果是地主與農民同起反抗；征發枉濫指發及樂屬以外，結果是樂屬與自耕農民同起反抗；樂屬主人多是江左吳姓豪族，結果是江左吳姓豪族也與孫恩同起反抗。司馬元顯的一項措施，牽動了江左社會的許多矛盾，使孫恩起兵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有很複雜的性質。加上道術的煽動作用，幾十萬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間形成了。
須要說明，本節主旨隻是從孫恩、盧循、徐道覆家世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動向立論，而不求綜論數十萬農民的反晉鬥爭。被壓迫群眾自發的反晉鬥爭是正義的，爆發這場鬥爭的原因和鬥爭的英勇事跡，史籍具在，清楚可考，隻是這些並非本節主旨，所以不多論敘。
五、孫恩、劉裕與次等士族
孫泰、孫恩等人在江左以道術奉事帝王公卿，又轉而以道術聚眾起兵反晉。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於次等士族的晚渡僑人謀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會、政治意義，與原為門閥政治服務的北府將轉而顛覆門閥政治一樣。
劉牢之與劉裕，孫泰與孫恩，這是兩支雖然表現迥異但實質上卻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平行活動力量。它們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走過相似的道路。當劉牢之隻是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時，孫泰也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孫泰由於企圖成為獨立勢力而聚眾時被司馬元顯誘殺，劉牢之亦以擁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孫恩乘農民暴動之勢起兵反對門閥士族，劉裕則乘桓玄篡晉而起兵消滅門閥士族的代表桓玄。兩種勢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於它們反映了統治階層變化這同一的曆史趨勢的緣故。
《太平禦覽》卷九七二引《三十國春秋》，盧循由廣州領兵北上時，曾饋劉裕以益智粽，劉裕則答以續命湯。這是當時很多地方的風俗，京口也是如此。據《至順鎮江誌》卷三《風俗》，京口逢端午則“係百索”，“為角黍”。“角黍”即粽，端午作粽，起源甚早。益智出廣州，故盧循得饋益智粽與劉裕，並且還以之饋贈廬山慧遠。“百索”，以五采絲係臂，辟鬼辟兵，即所謂“續命縷”，起源亦甚早。劉裕贈盧循的“續命湯”，當為“續命縷”之訛。劉裕、盧循出自京口，皆同此俗。劉、盧二人社會地位本來相近，但此時卻處於敵對的競爭地位。他們互以此二物為贈，或是寓機語於酬對之中，說明二人頗有心照。
從劉牢之和劉裕、孫泰和孫恩這兩支力量的平行活動中，我們看到在統治階層發生變化的時刻，一支堅強的軍隊是十分重要的。北府兵基礎牢固，活動於建康附近，敗散了還可重建。所以劉牢之之後，劉裕又繼踵而起。建康的任何執政者，都不能忽視北府勢力。孫泰、孫恩的基礎卻與之不同。他們以道術幹人主，雖不失為一條出仕門徑，但他們的命運決定於人主偶然的寵幸和門閥士族暫時的優容，是不可靠的。孫泰在建康，雖獲得一部分門閥士族的信奉，而王珣卻得以一言流之於廣州。孫泰在廣州，雖得王懷之任之為太守，又得王雅薦之於朝廷，但謝又以一言而誅之，並及其子。孫泰在東晉居官，浮沉生死全在他人，沒有什麽可恃之資。這樣才使孫恩無可選擇，隻有乘三吳民怨而走上以道術組織武力的道路。三吳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反抗力量，但是在孫泰的領導下他們隻能是一支盲動的衝擊力量，暫時靠道術的鼓動而自存。等到宗教熱度降低，他們的衝擊力量不但將喪失，而且連農民起義的色彩也會逐漸減退。
但是，孫恩畢竟是首先對東晉門閥政治表示決裂的人。他的起兵不能不對劉裕以後的行事產生直接影響。孫恩起兵摧毀了門閥士族在三吳統治的盤根錯節的基礎，掃**了一些最具影響的僑姓士族，所以劉裕以後的活動，包括“造宋”在內，沒有遇到來自三吳的僑姓門閥士族的很大反抗。因此，孫恩和劉裕二人，就其客觀作用說來，都是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孫恩還是劉裕的先行者。當劉裕得勢，獨攬朝政，把門閥士族擺在一邊的時候，盧循，徐道覆向建康進攻的行動，隻能認為是次等士族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生死競逐。劉裕有北府資實，又有複晉的功勳。他還有為東晉平寇亂的口實，師出有名。盧循反對司馬元顯的理由，由於司馬元顯之死，已不複存在，宗教狂熱又已消失，師老兵疲，不堪久戰。所以次等士族這兩支力量競逐的必然結局，是越來越清楚了。
次等士族反對門閥士族壟斷政權，反對門閥政治，在東晉末年是遍及全國的事，上遊荊州政局的紛壇變化，也反映了這種總的形勢。隆安以來在上遊活動的勢力，殷仲堪與桓玄都是門閥士族，而楊佺期卻是次等士族。楊佺期由北南來，居襄陽邊地，以武力自固，似劉牢之。楊佺期出北土華胄，以晚渡不得預於東晉門閥政治行列，又似盧循。殷、桓由於處在不被中樞信任的地位，所以暫時與楊佺期結成聯盟，借重楊佺期的兵力，反對當權的司馬道子，這與王恭、劉牢之之間暫時結盟的關係大體一樣。楊佺期與殷、桓之間，畢竟存在具有時代意義的矛盾。楊佺期受門閥士族排斥，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誌，逐步發展為一支獨立於門閥政治的勢力。這種情況，與下遊的劉牢之、劉裕一樣，與孫泰、孫恩也很相似。不同的是，上遊的鬥爭沒有宗教勢力介入，楊佺期以外還沒有其它的次等士族勢力的代表存在，情況比較簡單。下遊畢竟是全國重心所在，矛盾更為複雜，其變化又製約著上遊局勢。上遊次等士族代表楊佺期的勢力雖然被門閥士族桓玄並吞，但是桓玄終於又被下遊次等士族代表劉裕消滅。曆史趨勢如此，勝利者終究是次等士族。上遊的變化，不過是全局變化的一個回流，一個片段，一個側麵。
回顧晉末曆史，事端迭起，矛盾交織。各種矛盾在局勢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應起的作用。我在這裏企圖說明的問題隻是：各種矛盾的發展都受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的製約，都在促進次等士族奪取門閥士族的統治權力，從而完成孝武帝開始的重振皇權的過程。“晉祚盡昌明”，而繼立的宋祚卻執行著司馬昌明的遺囑；其中被揚棄的，是以“王與馬共天下”為開端的門閥政治。這是一個曆史的辯證過程。
門閥士族讓出了統治權力。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了。但是在社會上，文化上，他們還有相當大的潛力和影響。次等士族勝利了，用軍事力量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但還要把門閥士族供奉在廟堂之上，以為自己張目。劉毅聚結門閥士族與劉裕對抗，門閥士族謝混黨附劉毅，均被劉裕處死。這就是說，政治軍事權力全入次等士族劉裕之手。但據《晉書》卷七九，劉裕受禪，以不得謝混奉璽紱為憾。劉裕本人也漸染士族習俗，以風雅為高。《藝文類聚》卷一四沈約《〔梁〕武帝集序》說：劉裕雖闕章句之學，卻是“好清談於暮年”。《南史》卷三三《鄭鮮之傳》：劉裕為宰相後“頗慕風流，時或談論。”這就是說，次等士族劉裕總攬了政治軍事權力之後，還必須附庸風雅，周旋於按照傳統本是被門閥士族長期壟斷的文化領域之中。盡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勢力業已轉化為皇權，中樞和藩鎮總是控製在皇室之手，門閥士族人物雖然還可能興風浪於一時，形成政局的暫時反複，但是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是確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在皇權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傳播依然如舊，但道術活動受到控製。杜氏家族後人或仕或隱，以傳杜氏道術聚眾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現了。
東晉和南朝，曆來都被認為是門閥政治的時代。實際上，真正的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隻存在於東晉，不存在於南朝。東晉門閥政治以皇權政治的變態出現。劉宋以後，皇權政治基本上恢複了常態。在東晉門閥政治之下，必須維持幾個最強有力的門戶之間的利益平衡，還要保留司馬氏的皇位。各個強大門閥士族之間，彼此起著製約作用，所以當權士族多少有所顧忌，而東晉政權也得以維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門閥政治，恢複了皇權政治，但皇權政治的基礎和格局並不能一次鞏固下來，政權反而失去了穩定的因素，不斷發生皇族內戰和易姓換代糾紛。宋齊兩代，皇帝與諸王爭鬥頻繁，幾無寧日，政局如走馬燈。相比之下，東晉朝廷的砍殺並不多見。這或許可以視為門閥政治曾經發揮過一些積極作用的證據。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八“東晉將相”條謂東晉能享國百年，蓋自有術。“嚐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概見矣。”洪氏所見不為無因，隻是所謂國事與外寄之當“付”者，並非皇帝自擇，而是迫於形勢。明代於慎行《穀山筆麈》卷一六《論略》謂：“喬本世臣，國體乃關，廉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於氏之論失之迂腐，但也並非全無道理。
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不存在了，門閥士族還在，而且還頗為頑強。但是他們畢竟已經越過了權勢的頂峰而就衰了。他們無法以淩駕於皇帝的赫赫權勢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隻好擺出傲慢、排他的姿態，以圖顯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從政的特權和獨特的社會地位。唯其如此，他們鑽營富貴而又賤視富貴，依附王侯而又傲視王侯，才不能不矯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來，他們好像是偶人戲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無寧說是他們的先人，那些人曾經左右過東晉局勢，但早已成為塚中枯骨。《梁書》卷二一《王峻傳》載，琅邪王氏王峻之子王琮尚始興王女，以不惠而被始興王離異。王峻矜持地對始興王說：“臣太祖是謝仁祖（陳郡謝氏謝尚）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王峻台詞很強硬，但是顯而易見，真正的強者並不是王峻本人，而是東晉時的陳郡謝氏和琅邪王氏。
《魏書》卷七二《賈思伯傳》，思伯雖貴重而不驕人，答人問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此為雅談。由賈思伯之言可見，一般說來，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懂得有盛必有衰，懂得“衰至便驕”，不衰無須驕矜作態的道理。隻不過南朝的那些忸忸怩怩的門閥士族，並不像北魏賈思伯一樣，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一事實罷了。
唐長孺先生在論及門閥士族衰落和寒人興起問題時曾說：“士庶區別在晉、宋之間似乎己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那隻能是表示士族集團業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才以深溝高壘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入南朝後，門閥士族以妄自尊大其門戶地望為好尚，偃仰自高，驕矜溢露，不放棄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這確如唐先生所說，不過是他們感到威脅嚴重以後“深溝高壘”自固的一種手段而已。我讚同唐先生的卓識，隻是想作一點補充，即門閥士族“深溝高壘”以自固，不但是為了如唐先生所論戒備寒人的“僭越”，而且是為了戒備皇權的蠶食侵逼，後者的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寒人的“僭越”必須仰賴於皇權。
沈約記晉宋間事，認為寒人之起，在劉宋中葉。《宋書》卷九四《恩幸傳·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遍，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雲雲。沈約解釋作為皇帝近習的寒人勢力之起，是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獨運”的結果；寒人憑借“國權”、“王命”，始得淩駕“百司”，而“百司”之主，往往就是憑藉門第偃仰自高的門閥士族。所以門閥士族深溝高壘以嚴士庶之別，是他們明白自己已處於“空置”地位的時候對皇帝“主威獨運”的一種戒備措施，不管他們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客觀意義隻能是如此。不過沈約隻看重宋孝武帝、宋明帝個人專斷的政治舉措使寒人得以代替門閥士族掌握機要的事實，而未究及寒人何得恰在此時而不是在別的類似的政治條件下（例如東晉孝武帝時）成批地出現於朝堂之上。沈約也未能論及門閥士族驕矜自大之狀看來是針對寒人，實際上是對皇權利用寒人而產生的戒備心態。
門閥爭高，南風北扇，王侯也不得不攀附士族以自重，但是強者畢竟還是王侯。北魏尊士族，胡漢相揉，而首姓歸於元氏；李唐纂《氏族誌》，而推崇“今朝冠冕”，以李氏為首。皇權侵奪門閥士族地位，東晉以後曆代如此，而後甚於前。我們知道，唐代山東舊族，如唐太宗所說，本已“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力求自築“深溝高壘”，死守其已失的膏粱、華腴陣地，企圖淩駕新朝冠冕，這與晉宋之間的情況，何嚐不是相通而又更甚呢！《夢溪筆談》卷二四沈括慨歎唐代氏族以“地勢相傾，互相排低，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以上述觀點來解釋這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氏族相傾相詆，同樣不是反映這些門戶的強大，而是反映它們因生機己失而日趨虛弱，不得不驕矜作態以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