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帝王克己

一、唐太宗納諫：一個超級演員的完美表演？

從《貞觀政要》等典籍的生動記載裏，是不難得出這麽一個結論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確確實實已經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他確實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經無限地接近於“內聖外王”。

可是，從登基的那一刻開始，手足相殘、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備“內聖外王”的資格，所以，為了繞開這些障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規避的手段。

貞觀十三年，魏征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麽'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麽歪理！”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

貞觀時期的20多年裏，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穀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所以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場景：頭一個月他還在表彰勸諫自己不要沉迷於遊獵的大臣，第二個月他就已經在野外縱馬引弓了。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過三個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由大部分要臣參加的禦前政論會議。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條適合本朝發展的路線方針。

剛剛從關東地區巡視回來的魏征在會上信心滿滿地說:“正如餓極了的人很願意吃東西，大亂之後百姓也更願意接受教化。隻要上下同心，按照聖哲的教導行事，幾個月就能見效。要是兩三年才見效，那就是失職！”

名儒封德彝對此卻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之後，人心日漸澆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漢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漢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們的結論是:“魏征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相信他的邪說，必會禍亂國家。”

這場著名的辯論，最終是魏征獲得了勝利。許多年以後，唐太宗發自肺腑地感歎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輝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勞。”又過了許多年，曆史學家們在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時，激動不已地呼喊出了這個名詞:“貞觀之治”！

曆史學家們激動不已，曆史卻沉默不語。

在這沉默不語的曆史背後，有這樣一連串數字: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誌》）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一連串的數字背後，是另一連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漫長的800年裏，這些幾乎永恒不變的數字，簡直平靜得令人窒息。

為了可以把這條殘酷的脈絡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麵這一連串數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誌》）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誌》）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在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後，是另一連串災難性的名詞:秦末大亂、綠林赤眉之亂、黃巾之亂、隋末大亂、安史之亂……

二

曆史永遠是理性的，甚至永遠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裏，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都在作殊死搏鬥。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前提下，中國的大多數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農作物品質也一直沒有什麽改進。無論這些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都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王莽時代的大騷亂，一直被史書解讀為王莽暴政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隨著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經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又幾乎沒有什麽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生殖力增加所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問題。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最先反對王莽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後一刻才棄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設而成功，卻不得不因為無法繼續推動物質文明建設而失敗，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們的虛榮，卻滿足不了草民們的肚皮。生殖力過於旺盛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經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這不是王莽和他那個時代能夠和平解決的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發明雜交水稻。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而史籍卻仍在一味地奢談那些年朝廷的腐朽與昏庸-譬如宦官專權，再譬如外戚幹政。

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明清兩代對江南的充分開發，以及番薯、玉米等新農作物的引進，曾一度將這一上限提升至4個多億（道光年間數據）。但更多的時候，曆史往往等不及這個上限的到來就選擇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兩代。

這是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樣的一畝耕地，兩個勞動力耕作，顯然要比一個勞動力耕作產出更高。所以，國家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征用，實際上等同於在變相地壓低生產力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就是大量流民的湧現，導致武裝暴動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國曆史一直都缺乏對“暴政”和“仁政”的具體定義。但凡社會安定，這段時間實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會動**，這期間實行的必為“暴政”。這自然有道理，但從結果去為前因定性，難免會出現失誤。王莽成為逆賊和暴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沒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時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則是另一個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樣的政績，因為王莽無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長的戰爭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統一全國時，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隻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

曆史既證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觀，也無法肯定魏征的“功績”。同樣，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隻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隻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裏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

不過，作為一個治世傳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偉大政績”之外，貞觀之治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一個傳奇皇帝，一個史上最接近“內聖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三

普通大眾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曆史和現實生活一樣，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備偶像氣質的皇帝。

對儒家知識分子們來說，這種仰望同樣是必需的。“內聖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孔子曾經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他看來，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政治，隻能稱之為“霸道”或者暴政，而遠非“王道”。他們曾經花費了很長時間，試圖找到這種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實現道德（內聖）與政治（外王）的完美結合。他們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誠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寶座。最後卻又不得不接受那個殘酷的現實-當王莽死於亂刃之下，儒家知識分子們那個從“內聖”開始，最終抵達“外王”的理想也隨之宣告破滅。此後他們不敢再在人君麵前放肆地談及“外王”（譬如“禪讓”），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傾注到了對皇帝的影響上麵，培育或者勸諫。在無法自己製造和推舉皇帝之後，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們走上了一條將“外王”改造成“內聖”的折中之路。

所以，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裏，如此描述萬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學臣僚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所需要的隻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觀裏，一個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應該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黃仁宇說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們期望他（萬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這些儒學臣僚們希望“皇帝”不僅僅隻是一個職位、一份職業-這樣太低級趣味了，它應該是一種社會製度。這種製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則是各種各樣抽象化了的禮儀，譬如每年開春，皇帝在侍臣們的攙扶下，去地裏顫顫巍巍地“扶犁”。

這種形式主義作風並不是簡單的虛偽或者做作，因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強調過:禮，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現形式。

從《貞觀政要》等典籍的生動記載裏，是不難得出這麽一個結論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確確實實已經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他確實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經無限地接近於“內聖外王”。

四

貞觀四年，李靖率軍大破突厥。唐太宗對侍臣們“興奮”地說:“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嚐不痛心疾首，誓滅匈奴……”（《舊唐書·李靖傳》）

李淵早年稱臣於匈奴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當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證據，就是李世民上麵的這番話。實際上，這段話卻是信口雌黃。《舊唐書》的史料來源，一是房玄齡等人主持的國史館修撰的國史，另外還有太宗的“禦用撰史人”許敬宗編撰的《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等書。而這段“高祖稱臣”的記載，正是由許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編入《太宗實錄》，日後被史官原文抄入了《舊唐書》。

其實，秉承唐太宗旨意，為唐高祖捏造各種不光彩履曆這種事情，許敬宗還幹了不少，譬如，《資治通鑒》記載，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夏縣，屠之”。

司馬光在這段話後麵附了一段《考異》，說:“據《高祖實錄》記載，唐高祖曾經說:'當年平定薛舉，沒有殺俘，以至於他們再次叛亂，所以這次一定要把能夠參軍的男子全部殺掉。'顯然，這是許敬宗將太宗的罪過推諉給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鑒》同一卷裏還有一段關於唐軍擊破軍閥劉黑闥的記載。司馬光也憤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異》:“據《太宗實錄》記載，劉黑闥再次造反，高祖對太宗說:'上次擊破劉黑闥，我想殺光他的黨羽和部隊，將崤山以東變成無人區，你不聽我言，落了現在這個結局'。高祖隨後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殺叛區所有15歲以上的男丁。最後，在李世民的苦苦勸諫下，此事方才作罷。”

司馬光一番考據之後，對這段記載不屑一顧，說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於有殺光整個崤山以東地區百姓的事，史臣們想把所有的優點都送給太宗，但對高祖的汙蔑，未免也太過分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五

為父親捏造這些“劣跡”，對李世民而言，有著很強烈的現實目的。

譬如“高祖稱臣”這件事情，往大了說，和將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樣，可以凸顯出自己在創立唐帝國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在自己手裏，帝國才得以脫離對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絕對的獨立性；往小了說，則是諱疾忌醫，借誣蔑老父“稱臣突厥”，來掩飾自己即位初年與突厥“結盟”的那場“渭水之恥”（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來犯，太宗在渭水與之訂立屈辱性盟約）。既然在老父手裏帝國已經向突厥稱臣，那麽自己當年在渭水河畔，雖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稱臣的恥辱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

這些最後都成了李世民用來規避走向“內聖”的各種障礙的手段。

玄武門前濃重的血跡和隨後對老父的幽禁，既舉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道德難題。這個道德難題有兩層含義:家庭倫理道德中的“孝悌”與政治倫理道德中的“正統”。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暴君都曾麵臨過類似的道德難題，不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像李世民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麵這和李世民當日所麵對的險惡局勢有關，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殘餘勢力仍然足夠龐大，而李世民最擔心的，就是這些李建成舊部打出“誅篡逆，複正統”的旗號。另一方麵，李世民所獲得的輿論支持，主要來自儒家知識分子，他早年設立的文學館，網羅了四方名流賢達，尤其是“十八學士”海內知名。為了換取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們所把持的社會輿論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須勉為其難地去解開這個道德難題。

簡而言之，解決這些道德難題，一開始動力並不是成為“內聖”，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獲取盡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處心積慮地大造社會輿論，將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過是為了抹殺父親作為創業之主的地位；同理，極力抹殺兄長李建成在創業過程中的功績，也是為了證明他不夠資格擁有這個帝國。論功行賞，這帝國隻能是李世民的，老父親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擺著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後再在史書中偽造幾條“高祖許諾以秦王為太子”之類的記載，“正統”問題也就算勉勉強強地解決了。

而解決監禁父親所帶來的“孝悌”問題，李世民則采取了一種迂回策略。他誣蔑父親多次有過喪心病狂的大屠殺的“劣跡”，甚至將兄長李建成也虛構成執行老父大屠殺政策的劊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是想要用“仁”之大義來規避“孝”之小義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淵既然如此殘暴不仁，那麽，其反對者李世民強行接替他的權柄，雖屬不孝，但卻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諒的。

六

“孝悌”在儒家政治觀中具有綱領性的地位。漢儒們很早就說過，如果一個人在家裏不能夠做到“孝悌”，出來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誠，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問題上獲得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諒解，也並不那麽容易。

貞觀六年春天，監察禦史馬周就曾尖銳地指責過他的“大不孝”。馬周說，年邁的太上皇，獨自住在狹窄潮濕的大安宮內已經很久。東宮皇太子的宅邸尚且處在宮城之內，太上皇作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宮城外麵去了，這像什麽話？況且陛下也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馬周還說，陛下眼下正興致勃勃地準備去九成宮消夏避暑，卻從來沒有想過太上皇留在濕熱的大安宮裏所受到的煎熬，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馬周的激烈言詞，顯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為補救措施，他邀請老父親隨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結果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宮。從這一邀一拒中，也不難看出這父子二人間的感情裂痕已深。

為太上皇建造單獨的避暑行宮，成了解決這場“孝道”糾紛的最終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宮落成之前，李淵卻早早地去世了。

貞觀七年的冬天，從少陵原狩獵歸來的李世民，在未央宮舉行宴會，邀請唐高祖也一同參加。個中盛況，《資治通鑒》有詳細記載。李淵在宴會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吟詩，笑道:“如今胡、漢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則向老父親敬酒，說道:“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全是您的教導之功。以前漢高祖劉邦也曾在這個地方大擺筵席，向他的老父親敬酒，卻在老父親麵前誇耀自己的成就。對此我是不願意效仿的。”李淵大悅。

看起來父子間似乎已經隔閡盡除。

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李淵在貞觀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長孫皇後則死於貞觀十年。儒家知識分子們驚訝地發現:偉大的“天可汗”，為他的父親所修築的陵寢，規模居然明顯地小於為長孫皇後修築的陵寢。

顯然，這對父子自玄武門喋血之後，從來就沒有達成過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熱情再次燃燒起來。貞觀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請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了皇宮中一座新修築的高台。李世民眺望著遠方起伏的山巒，魏征卻說自己視力不好，什麽也看不見。李世民把規模宏大的昭陵（長孫皇後所葬之處）指給魏征看，卻遭到了這位剛直大臣的無情搶白:“臣以為陛下爬這麽高，是為了眺望獻陵（唐高祖所葬之處）。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見了！”

七

對於儒家知識分子們的這種“改造”熱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現得相當配合。

貞觀二年的夏天特別長，秋雨都來了，暑熱卻還沒過去。宮中炎熱潮濕，大臣們於是聯名上奏唐太宗，請求營建一座幹燥避暑的閣樓。李世民說:“朕呼吸係統有病（氣疾），當然不適合長期住在潮濕的地方。不過若答應你們的請求，耗費恐怕會很多。當年漢文帝珍惜十戶中人之家的資產，而放棄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漢文帝，如果耗費卻比漢文帝還多，又哪裏有資格做百姓們的父母？”

貞觀四年，唐太宗又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決於朕。但朕確實是能夠自我控製的，隻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願。”魏征在邊上補充說:“隋煬帝就是個慘痛的教訓。”

可惜，事實上李世民並不是一個真正能夠自我控製的人。同樣是在貞觀四年，就在說這番自誇的話前後，他還曾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對此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都給拆毀了，以示節儉，天下人因此而眾口稱頌。如今又回過頭去重建，這算什麽呢？陛下天天說巡幸不是什麽要緊的事情，隻會白白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什麽呢？當日太上皇要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還可以賜給貧民，雖然最後太上皇沒采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陛下的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卻大興土木，這又算什麽呢？”

張玄素的這番擠兌沒留任何餘地，李世民很尷尬，隻好回頭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其實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如今玄素既然這麽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的。”當然，房玄齡也知道“方便朝貢”不過是個很蹩腳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他當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聖明”。

儒家知識分子心目中“內聖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於納諫和勇於改過的事跡史不絕書，其“鏡鑒理論”和“水舟關係論”更深入人心，看起來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標準，不過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嚴格按照某種既定的模板運作，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讚張玄素阻止太宗營建洛陽宮、實有“回天之力”的同時，貞觀五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了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得到了太宗的極口稱讚，並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陽宮終究還是修了起來，而且極為奢華，據《資治通鑒》記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在個體的欲望與儒家知識分子寄希望於自己的仁德這二者之間，李世民一直處在一種痛苦的煎熬之中。出於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築洛陽宮；為了那眾人稱頌的仁德，他又屢次接受大臣們的勸諫，放棄了修築。當屈從於個體的私欲而不顧一切把洛陽宮華麗地修築起來之後，他似乎又受不了滿朝士大夫們打量他的異樣目光。所以，最終，洛陽宮問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狠下心，把負責工程的建設部部長（將作大匠）找來痛罵了一頓，指責他營造得過於奢華，免了他的官，然後把剛剛落成的宮殿，又給拆毀了。

八

類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隨著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太宗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裏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裏，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裏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於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李世民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氣疾”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因而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他拿出“氣疾”為自己辯護，多少有點兒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是因為“氣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隻是當時還隻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是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於他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太宗留在了京城。不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裏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來了，實在是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麽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他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當然，一個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會偶爾出軌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裏學的。”太宗聽了大怒，對著房玄齡發飆說:“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鬥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著長孫皇後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征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征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九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追溯起來，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

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征，與王莽當年對“內聖”的主動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兒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潔癖所帶來的強烈快感，但對唐太宗來說則完全相反，在對“內聖”的偽追求過程中，他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帶來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太宗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於執行進諫的內容，卻一直都興趣索然。

這種形式主義遊戲玩久了，有時候也會讓人感到很厭倦。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就對魏征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遊獵過於頻繁，但朕以為雖然如今天下無事，可武備還是不能鬆弛的，所以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後苑狩獵，並且這又沒有勞民傷財，能有什麽錯？”

魏征無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讓大家進諫，也應該讓大家暢所欲言。如果說得對，陛下采納了，對國家自然有好處；如果說得不對，陛下不予理會，也沒什麽損失。”

李世民說:“你說得太對了！”

魏征的回答裏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情緒。從唐太宗的牢騷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種抗拒“改造”的情緒。這種抗拒，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更加充分。

這年十月，禦史柳範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遊獵。結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職。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範梗著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們在這一年裏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遊獵，李世民則借遊獵一事屢次向臣僚們發難，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一個人如果不是發自內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強接受外界壓力的“改造”，最終都不免會有這樣的反抗情緒。

作為一個極為重視曆史存在感和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違製向史官索求關於自己的曆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就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製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裏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麵記載了自己的缺點……盡管史官們一再婉拒，但最終太宗仍然從房玄齡手裏看到了國史，並對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這一行為，既是對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認可（希望自己在史書裏留下“內聖”的美好形象），同時也是對這一理想的背離（一個抵達“內聖”境界的人，又何必關心史書對自己的評價）。

十

貞觀十三年，魏征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麽'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麽歪理！”

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後。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識分子們絲毫沒有吝嗇自己的讚美，在史書中給了他一個“小太宗”的稱號。李忱臨朝的13年，是一段極為沉悶的時光，沒有發生過任何激動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數據，相反，藩鎮割據依舊，宦官弄政也依舊。

李忱“小太宗”的勳章，恰恰點破了“貞觀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樣，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現著自己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對文職官僚們極為罕見的尊重。

沒有任何像樣的大事件可以用來標誌李忱。彌漫在他所統治的13年裏的，隻有無數細節生動的故事和軼事。各式各樣從諫如流的美談，就在這種鋪天蓋地的細節泛濫中放肆地四處流淌。受到特殊優待的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沒有辦法不將李忱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聯係起來。因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觀貞觀年間的曆史，是不難發現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後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注，以至於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

然而，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後，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而出；因為九成宮修建得過於華麗，他又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但原因卻是因為修築出來之後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看出，哪一場屬於表演，哪一場屬於真意。

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隻是納諫，而不是執行納諫的內容，因為他們需要的，隻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隻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聖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於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隻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

二、宋太祖的“秘密誓約”：不殺上書言事者

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封建專製時代難能可貴的進步——

據陸遊《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此後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掲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然後由皇帝親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誦訖，複再拜而出”。儀式莊重而神秘。碑中“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觀念極重的古代，第三條當然是極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軍攻破開封，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秘密就此公開。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勳向宋高宗轉達重要口信，據曹勳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嚐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然要當知而戒焉。’”(《鬆隱文集》卷26《進前十事劄子》，《會編》卷98《北狩聞見錄》，《要錄》卷4建炎元年四月，《宋史》卷379《曹勳傳》)

在君主專製的條件下，敢於直言是極其不易的。眾所周知，唐太宗虛心納諫，從善如流是出名的，但這隻屬個人的政風，並未立下什麽製度性的死規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專製時代難能可貴的寬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進步。與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強調優禮士大夫，台諫官的諫諍和糾劾條件在不少場合下是比較寬鬆的，他們受到宋太祖誓約的保護。官員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嶺南。古代的專製政治當然是殘酷的，且不說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動輒遭殺身之禍。宋人謝逸在《讀阮籍傳》中說:“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乎頹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其實，在整個中國古代，又何嚐不是“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

“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嚐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

宋太祖誓約在北宋曆代執行得相當嚴格，如大臣盧多遜和丁謂圖謀皇位，也僅流放了事。在北宋後期的激烈黨爭中，大批反變法派流放嶺南，變法派章惇、蔡卞製造冤獄，確實想將他們定為“大逆不道之謀”，而置於死地，但宋哲宗說:“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誌，未嚐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宋史》卷200《刑法誌》)隻有在宋欽宗時開了殺戒。宋徽宗認為宋欽宗誅斬王黼、朱勔、童貫等人“不祥”，故命曹勳傳話，要宋高宗引以為訓。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這是宋朝政治冤獄和文字獄最濫，正直士大夫受禍最烈的一代，主要也僅開三次殺戒:第一次是殺張邦昌、宋齊愈等降金媚敵者，第二次是殺害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第三次是殺害嶽飛、張憲和嶽雲。秦檜得勢之後，睚眥必報，殺心極重，但畢竟受到了皇帝的羈束，而在大部分場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約的羈束，對許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懲，也就是流放嶺南或海南島。

南宋第二個權臣韓侂胄得勢時，“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僅是貶竄了事。為時不久，“偽黨之禍寖解”，並未開殺戒。後韓侂胄在政變中被殺，宋寧宗最初並不知情。後有詔斬其同黨蘇師旦，才開了殺戒。蘇師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當韓侂胄之“廝役”，屬武官，在宋人眼裏不算士大夫。第三個權臣史彌遠為人陰鷙，他以謀反的罪名，殺害了武學生華嶽和濟王趙竑，但對許多名士，也僅是設法將他們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個權臣賈似道，對政敵和名士，“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也未開殺戒。賈似道最終流放到漳州，在木綿庵被縣尉鄭虎臣“拉殺”，即擊殺，並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斬殺的，隻有其幕僚翁應龍。

由此可見，陳公輔的說法是符合史實的。後世認為宋政“寬柔”，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來，宋太祖的秘密誓約確是體現了“寬柔”的積極方麵。當然，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總體製下，此種政治文明的進步畢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計過高。特別宋高宗不顧宋太祖毒誓，親自下令的兩次屠戮，即使在中華古史上也是罕見的凶殘。

自宋以後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麵的倒退，則是顯而易見的。皇帝的專製**威不斷強化，政治過程的殘暴化，動輒迫害和誅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視司空見慣。從珍視人命的現代人權和文明理念看來，這是理應被批判、譴責而唾棄的曆史罪惡傳統。

三、趙匡胤加強皇權宰相從此隻能站著奏事

趙匡胤時代，宰相的地位發生了不小的變化。趙匡胤除了在權限製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製上也刻意予以打壓。為此，一般說來，行事相當大度的趙匡胤，還很小器地耍過一個小花樣：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等等；隋唐時代，宰相的身份沒有那麽尊貴了，但是仍然可以麵對麵地坐在皇帝麵前，品著香茗，商討政事，輕鬆而且從容，於是有“坐而論道”一說；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麵前，他心裏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麵前來。”幾個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撤掉了宰相們的椅子，從此，宰相們就隻能站著侍候了，遂成為製度。那一年，趙匡胤大約三十五歲左右。眼睛昏花雲雲顯然隻是個小把戲而已。後來，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後的時代，可能是心理變態的緣故，宰相們就必須跪著伺候了。從此，除了爹娘，再也沒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麵前。中國人也活得空前委瑣。當然，這些已經是後話。以後再說。

趙匡胤采用贖買政策，將節度使們曾經擁有的大權逐漸融解掉，最後，使曾經炙手可熱的節度使，變成了一個隻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榮譽性頭銜，用來獎勵和安置那些皇親貴戚、文武大員。由此，實現了帝國權力結構中意義特別深遠的轉變。

這就是杯酒釋兵權的大體過程、由來與背景。這個故事，特別典型地代表了趙匡胤的風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觀之，應該說趙匡胤是一個非常大氣的政治家。這種大氣建立在他對人情世故爛熟於心、對宏觀大勢與人的微觀心理都具有極強的洞察力上，因而顯出一種特別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國人中極其罕見的王者風範。這種王者風範，是一種恢弘大度的行為方式和氣質，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這種東西，隻在具有正常、健康還要超凡脫俗的身、心、才智的培養基上，才能培植、發育得出來。因此，翻檢史書，在中國曆朝曆代的記錄裏，即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是難得一見。這和古今中外曆史上常見的，將齷齪的內容隱藏在神聖的名義之下，通過陰謀的方式，凶殘地表現出來的所謂“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兒。用今天的眼光觀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這幾位號稱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與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較起來，也不遑多讓，或許還要出色幾分。在這方麵能夠勝過他的，可能隻有一位漢文帝。

但是，僅僅這些還遠遠不夠。遠遠不足以說明好漢趙匡胤對“臥榻”熱愛的程度和由此產生的**。他走得比這些可要遠得多了。

在政治上，趙匡胤實行了“三權分立”的製度設計，將過去世代裏由宰相統籌負責的行政、軍政、財政三大權力剝離開，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統屬的三大部分構成：管理政事的中書省、管理軍事的樞密院和管理財政的三司。

中書省就是政事堂，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宰相為其首長，官銜叫同平章事，意思是與皇帝共同議政；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意思是與宰相同議政事；

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構，其最高首長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也設有副職，稱為樞密副使或同知樞密院事；

中書省與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其中，中書省又稱政府、東府，樞密院又稱樞府、西府。樞密使與宰相的地位相當，號稱執政，二者互不統屬，互不通氣，各成體係，各自對皇帝負責。後世所謂“宰執”一詞，就是由此——宰相與執政簡化而來；

財政大權則由三司執掌，其最高首長為三司使，號稱“計相”，下設鹽鐵、戶部、度支三部，是僅次於二府的中央權力機關，其首長同樣直接對皇帝負責。

不知道出於什麽考慮，趙匡胤還設立了兩個職權、級別、地位、任務完全一樣的監察、輿論機構，就是禦史台和諫院。禦史台的首長是禦史中丞，諫院的首長是知諫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監察部長。其職責勉強可以類比為今天的監察部、中紀委和中央新聞單位的內參部門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這兩個部門的威權極重，經常是由那些學術、才能、品行都很出眾的人物出任其職位。他們控製了監察與言路，氣勢非凡，鋒芒所向，經常可以將宰相等高官拉下馬。是帝國政治舞台上極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個推測是，之所以設立兩個並行的機構，是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汙。

為了防止各級官員們培養起離心離德的力量，趙匡胤在幹部製度上實行了官、職、差遣三相分立的製度。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製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裏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

官，隻是用來確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祿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員禮儀服飾和序遷即晉

升的階級等，因此，叫做“寄祿官”，或階官。

職，則是一種加官，如大學士，學士等等，代表了一種對榮譽或才能的肯定，勉強可以類比為今天的職銜或銜位，並不意味著擔任相應的館閣職位，因此，叫做“貼職。”

差遣，隻有差遣，才是官員們所擔任的實際職務，代表了真正的實際權力與責任，因此，叫做“職事官”。

如中書令是中書省的最高長官，但是擁有這一官稱的人隻意味著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隻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製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麵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用今天的官製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長隻是一個頭銜，並不能實際過問教育部的事務，必須由商業部的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然後再代理教育部部長。這時，隻有在這時，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了。

一個可能的推斷是，太祖趙匡胤設計這麽一套製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隻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才能夠明白自己是個什麽東西。致使所有的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職時間上，文官隻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製，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隻是個臨時工而已。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係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在官員任期上也相當嚴格。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此人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趙匡胤不允許，下詔令百姓離去；百姓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製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

這套幹部製度的真正利弊之處，在短時間裏很難看出來。一眼看上去，它對於把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權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趙匡胤求仁得仁，這正是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另一方麵，在未來的歲月裏，這套東西與其它的因素相結合，不停地同時在幾個領域裏演化，最後，終於在各種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別奇妙，或者特別怪異的果實。這可能就遠出於趙匡胤的預料了。

譬如，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為了適應這套官製的運行，勢必會有一些人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隨著一年年加入官場的新鮮血液，這些閑官的數量將會越來越多。由此生出的一個怪胎就是相當困擾帝國的“冗官”問題。

這套製度與其他因素結合後的另外一個衍生物則極其美妙。

此時，一個宏觀因素，可能在這個交互作用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

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轉型時期行將完成之際。這一轉型時期從盛唐開始，而到趙匡胤的北宋前期結束。從此，中國社會由門閥世族占據主導地位，變成世俗地主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

——南北朝時代，蕭衍當上皇帝時，曾經放出狂話：“我自應天從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當皇帝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關天下士大夫們屁事？可見，那時改朝換代，僅僅是大門閥貴族的事情。經過武則天時代的清洗，特別是進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國以後，門閥貴族們的高貴家世，恰好成為割據者和叛亂者們敲詐勒索、荼毒殺掠的對象。經過長期戰亂，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貴的傳統世家幾乎被消滅殆盡。因此，北宋必須通過科舉製度大量開科取士，才能獲得治理國家的有用之材；這又使科舉製度迅速完善並且規範，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最重要途徑。有唐一代，宰相絕大多數出自門閥世家；到北宋時期，從趙普開始，“白衣卿相”大比例增多。布衣寒士、平民百姓通過科舉一途大量湧進官場，從而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時代再也不是僅僅與豪門貴族有關了，地主、商人、市民階級在茁壯成長；一幅《清明上河圖》，把這個新興的社會，描畫得清清楚楚。趙匡胤無心插柳柳成蔭，用自己完全基於“臥榻”情結的設計，明顯加快了這個社會的巨大轉型。於是，我們知道，現在人們喜歡說的一句話叫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或者叫“位卑未敢忘憂國”。國家興衰成了關乎天下士大夫的事情。

四、趙匡胤曾鄙薄文人：隻會玩弄文字酸氣十足

宋太祖趙匡胤雖是一員武將，卻是有文化的人。據說，趙匡胤沒當皇帝時，他搬家裝載貨物的車上沒有金銀珠寶，隻有數千本書。可是，就是這個愛讀書學習的趙匡胤，卻看不起文人，盡管有時候他也會說文人幾句好話。

後人都以為宋朝重文輕武的做法是趙匡胤定下的，其實趙匡胤在社會地位等方麵貶抑部隊將領的做法是出於防範的需要。由於貶抑部隊將領，勢必要用知識分子做國家幹部，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地位就提高了。

實際上，趙匡胤是既貶抑部隊將領也並不重視文人的。有一次，趙匡胤在開封的皇宮裏對心腹大臣趙普說:“過去地方部隊的割據勢力殘暴無道，百姓深受其害。我選一些有能力的文人到地方當幹部，即便這些文人不幹有益的事，也比不上一個部隊將領作惡的危害大。”對趙匡胤來說，讓文人當幹部僅僅是因為文人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部隊將領大，更不會像部隊將領那樣危及國家政權的根本。有一次，趙匡胤指著皇宮朱雀門上的“朱雀之門”問趙普:“為什麽在‘朱雀’後加個‘之’字？”趙普說:“這個‘之’字是助詞。”趙匡胤冷笑道:“寫成‘朱雀門’該多好，為什麽非要多加一個‘之’字？之乎者也，文人隻會玩弄文字，酸氣十足，多此一舉！”由此可見，趙匡胤對文人確實是有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