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曾子固書】
某啟：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向往1。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2、《素問》3、《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而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1豈勝向往：非常想念。
2《難經》：扁鵲所著。
3《素問》：秦漢間人總結而出。
王安石這篇文章中所說的曾鞏，我們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歐陽修的學生，並且深受歐陽修的器重，而且曾鞏這個人為人正直，也是胸襟坦**，他與王安石的關係很好。而這一篇文章是王安石同曾鞏討論治學的態度與方法的一封回信，信中闡述了自己正確的治學之道，主要是有兩個方麵。我們從王安石這裏所指出的學生的兩條途徑就可以發現，王安石這裏所說的治學方法與古聖先賢所說的有一些不一樣，我們知道古人讀書講求“教之道，貴以專”，而這種方法是真正能夠培養人才的方式。就比如我們讀書讀了這麽多年，現在回過頭去一看都隻是一些皮毛常識而已，真正的學問可以說一點都沒有，就是因為隻存在表麵，而且又多又雜，就弄得滿腦子裝的並沒有真正的智慧，而隻是一堆表麵的知識而已，這對於解決根本的問題沒什麽用，這是我們非常遺憾的，而且知識多了，覺得這個我也懂，那個我也懂，其實都隻懂點皮毛，可是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這其實是很害人的，因為真正遇到事情了，就不能解決，那時才要出大亂子，所以我們就知道王安石這些方法的優劣所在了。他首先是強調要博覽群書。除讀儒家的經書外，對於百家諸子之書，甚至於醫書《難經》、《素問》、《本草》、筆記小說等都“無所不讀”。“無所不讀”是王安石讀書的一條經驗。他所以能提出變法主張，與“無所不讀”，吸收各家學說之所長不無關係。接下來是要注重調查。“農夫女工，無所不問。”請教對象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擴大到勞動人民，這使王安石能夠了解民間疾苦，體察下情，實行變法。“無所不問”，是“無所不讀”的補充與延伸。這些事我們應該分辨的地方。
【鯀說】
堯谘孰能治水，四嶽1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2，而其才則群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1四嶽：四方諸侯。
2方命圮（pi）族：違抗命令，危害族人。
王安石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鯀，就是治水英雄大禹的父親。我們來看看，在洪水肆虐的緊迫形勢下，堯召集“四嶽”即四方諸侯征詢領導治理洪水的人才，大家一致推薦鯀來擔當此重任，堯卻不大放心，說他常常不聽指揮甚至危害同族的人，所謂“方命圮族”。但四方諸侯的首領都替鯀辯解，說不是這麽一回事，應該讓他試試，不行再撤換也可以。堯這才勉強同意，並訓示鯀要恭忠其職。王安石在這篇文章中對鯀的評價持有折衷偏褒的態度，一方麵說鯀“方命圮族”，同時又肯定“其才則群臣皆莫及”，並得出結論“舍鯀而孰使”，唯有鯀在“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的危急時刻當此治水重任，顯然作者是讚同“四嶽”的意見的。而且一種意見的正確與否，尤其是涉及到一個人的評價和使用，要看當時的情勢，那時禹未出世，舜未出山，因此應治水之急啟用鯀是正確的，這樣做體現了“堯之聖”和“群臣之賢”，也說明了“相遇之難”。所以這裏主要說的是在十分危急而又沒有更加合適的人選的時候，才用了鯀，那要是有更加合適的人選，那就一定不能用鯀這個明知不合適的人了。這是王安石還說到了一個知音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一直是一個非常苦難的問題，不過孔老夫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就是說不要擔心別人不能夠了解自己，而應該擔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要是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麽能力，就像我們讀了這麽多書，學了這麽多知識，說能力、說智慧真的是一點都沒有，可是還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能幹大事情，為什麽就是沒人用我，這實在是隻有傲慢而已，是一點能力都沒有，所以真正的人才不要怕沒知音，隻要擔心自己德行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夠的問題就可以了。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複不一1，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2，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3，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嚐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4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5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裏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誌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6。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餘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減太公哉！
1辯之反複不一：反複辯論，沒有定論。
2伯夷非其君不事：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效命。
3不念以怨：不抱怨。
4夷紂：殺商紂王。
5元元：黎民。
6其亦理有不存者也：在道理上說不過去。
王安石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是探討的關於伯夷的問題，我們知道曆史上伯夷是一位著名的隱士，司馬遷對他是很讚歎的，認為他很有節操，能為商朝而死。曆史功過後人評，其實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們“讀史以明誌”，要從這些古人的事情中選擇我們應該遵守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成為我們一生的精神支柱，這樣一些東西讓我們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能振作起來，這才是關鍵的事情。所以司馬遷這種說法能夠給人提供一種精神力量，這確實是很好的，因為曆史的具體事情我們已經不能理解了，那麽好的稱頌與不好的貶斥比起來，前者更能激發人的本善的心，這是更可取的。不過王安石在這裏卻對司馬遷的說法“大不為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並從以下兩個方麵進行了闡述，首先是這種說法與伯夷對殷商的態度不符。“商衰以不仁殘天下”，天下都痛恨暴君紂王，而最厲害的應是伯夷。當年伯夷與太公曾一起投奔周文王，當時鏟滅紂王的心沒有什麽兩樣，而當太公輔佐武王為使民眾免於苦難之時，伯夷卻不讚同，這不合情理。另外，從年齡推算，恐伯夷未能趕上武王伐紂的時代也未可知，因此說伯夷“叩馬而諫”，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其次是認為這種說法與伯夷對周朝的態度也不符。作者認為“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伯夷反對，不可思議。周武王為仁君，伯夷本“待仁而後出”，及至仁君出反而“不事之”，也不合情理。因此，王安石認為伯夷之事“聖賢辯之甚詳而明”，而後世以“偏見獨識”歪曲了本來麵目，所謂“失其本”，所以才生出“叩馬而諫”反對伐紂，“不食周粟”及恥於事周等荒唐之說。作者自信地認為，假若伯夷能活到武王之時，恐怕其助周的功業不比太公遜色。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1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2。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以為之謀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為之矣。
《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3，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說吳以救魯，複說越，複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跡其事，乃與夫儀、秦、軫、代4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為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為固不宜至於此，矧5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6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1不一省：沒有一次看望過。
2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並沒有因為天下的憂患而影響到自己的心態。
3墳墓之國：即將成為墳墓的國家。
4儀、秦、軫、代：戰國時期的說客。
5矧：更何況。
6詎：怎麽可能。
王安石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子貢，他是孔子的名弟子，我們來看看。端木，他的字叫做子貢，他是出生於公元前五百二十年，而去世於公元前四百五十六年，他是孔門七十二賢當中的一員，他也是孔子的一個非常得意的門生。並且被列在言語這一科非常優秀的學生之中。孔子曾稱說過，他是“瑚璉之器”，因為他利口巧辭，而且非常善於雄辯，另外還有幹才，做事情方麵也是比較通達。他曾經擔任過魯國和衛國的相。並且子貢還在經商之道這方麵很擅長，曾經再曹國和魯國這兩個國家之間經商，結果富致千金，可以說非常富有了，他也是孔子弟子當中最富有的一個。據說，當孔子病危的時候,子貢沒來得及趕回來,他就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老師,所以別人守墓隻守了三年就離開了,而他一個人又在墓旁再守了三年,所以加起來就是一共守了六年。這是非常難得的。而王安石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因為不象儒者所為，“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作者認為，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如何為官?當如大禹，當時“民之患”、“君之憂”為“洚水”，因此“用於君”“食於民”的大禹為治洪水“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省其子”，從而被儒家奉為楷模；如何為民?當如顏回，“獨樂陋巷之間”，“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二人賢德同道，因處境不同而表現各異。如果反過來，顏回要是生於禹那個時代處於禹那個地位而獨樂陋巷那就成了楊朱了，而禹要是生於回那個時代處於回那個地位而九年三過其門不省子那就成了墨翟了。這是王安石他的觀點。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1，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楊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人為不為命也。孟、楊之道未嚐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者，獨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2？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3，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為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4？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
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1人為不為命也：人能不能幹成大事，這是由命決定的。
2其為賢也孰禦哉：要成為賢人，還有誰能阻止嗎？
3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才能上處於卑賤的地位就是卑賤的，罪責上應該處死的就要被處死。
4孟子豈以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孟子怎麽會認為這是他的命，而不認為這是他的罪過該得的呢？
王安石這篇文章中所說的“楊孟”是指的楊雄和孟子，我們來看看。揚雄，出生於公元前五十三年，而去世於公元十八年，他的字是叫做子雲，他是西漢蜀郡成都也就是現在的四川成都郫縣這個地方的人。他從小勤奮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口吃不能劇談，喜歡潛心思考。為人簡易清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邀名當世有大度，非聖賢之書不讀。他精通《易經》、《老子》，善辭賦。年輕時，曾一度欽慕屈原司馬相如的辭賦。他以司馬相如的賦為範本，寫了不少華麗的辭賦，傳至京師，為漢成帝所喜，召為給事黃門郎，與王莽、劉歆、董賢等為同僚。以後認為辭賦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轉而研究哲學。他認為，“經莫大於《易》”，“傳莫大於《論語》”，於是就模仿《周易》寫了《太玄》，模仿《論語》寫了《法言》。還撰寫了《訓纂》、《方言》、《蒼頡訓纂》等語言文字學方麵的著作。王莽篡權後，揚雄為中散大夫。但他不願趨炎附勢，同流合汙。所以甘願寂寞，不參與朝政，在天祿閣校書，同時自己埋頭著書。盡管如此，揚雄還是沒有逃脫厄運。王安石這篇文章的開頭兩句，作者明確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而時人論者在性命觀方麵各有其“失”，概括起來有這樣兩種：一種以孟軻的“人性之善”為根據，隻承認“賢之為賢”是“性”，而認為“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則不是“性”。作者批評這種人隻學了“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即沒有了解孟子的真正旨意。這些事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