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度形成

在奴隸社會，主要官職都是世襲的。封建社會逐漸采取選拔官吏的辦法。魏、晉、南北朝時，選拔官吏實行“九品中正製”由地方政府進行。九品中正製的選官標準全憑門第出身，於是名門望族子弟被選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門出身的人隻能被選為下品小官，以至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隨著封建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族地主階級的經濟力量不斷加強，人數不斷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應的地位按門第高低選官的九品中正製，堵塞了他們進入仕途的道路。加上這種作法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長期操縱地方政權，稱霸一方的弊病，因而越來越不適應封建王朝的統治利益。

科舉製度創立

科舉製度始於隋朝。科舉，就是由封建國家設立科目，定期舉行統一考試，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這種作法，也叫“開科取士”。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楊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擴大地主階級的政權基礎，正式廢除了九品中正製，將選官權力收歸中央。規定各州每年以文章華美為標準選拔三人，薦給朝廷。後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總管、刺史等以“誌行修謹”（有才）、“清平幹濟”（有德）二科薦舉人才。隋煬帝楊廣即位後，又創置了進士科，國家用考試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作官，這就是我國科舉製度的開始。

創置科舉製度，是我國古代選官製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適應了庶族地主階級興起的曆史趨勢，為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加入統治集團開辟了道路。隋朝實行的科舉製度，一直為以後的封建朝代所沿用，並不斷加以發展和完善，成為封建國家選官的基本製度。和隋朝以前的選官製度相比較，它有利於選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對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舉製度始於隋，完備於唐、宋，終於清，在中國前後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廢曾對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科舉製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競爭性，有益於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有益於文化的編製和普及，更因為其有利於封建王朝統治的穩定和鞏固而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視。但科舉製度自身的弊端使其日益成為社會思想文化發展進步的滯礙。科舉製度的廢除，是中國教育史上帶有革命性質的變革，但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帶了負麵影響。

開科取士打破豪門壟斷官選自隋文帝開科取士以來，科舉製度一直被當作國家的掄才大典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檢閱曆朝皇帝實錄，幾乎都設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組織和主持考試事宜。為了保持科舉考試的莊重性、嚴肅性及其正常順利進行，還指定專門的機構對考試實行嚴格的監督，一旦發現舞弊行為，立即糾參，由皇帝頒發諭旨，飭派大臣查辦。若所參屬實，按律治罪，決不寬恕。在清代，考官因徇私舞弊、違犯科試條規，重則斬首，輕則流放、革職；至於考生，則革除名籍，永遠開除士列。曆代封建統治者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視科舉製度，是因為這一製度有利於王朝統治的穩定和鞏固。隋唐以後，實行開科取士，打破了豪門士族壟斷選官的局麵，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通過嚴格的考試入選為官吏，躋身於統治階級的行列，從而使科舉選官成為鞏固皇權的工具。皇權通過科舉製度在民間創造了新的統治力量和賴以支撐的階級基礎———士紳階層。隨著科舉製度的推行，這個階層的人數就越多，隊伍就越大。有力地鞏固了封建統治。

科舉製度有利於社會各階層的流動。科舉考試不再唯門第、財產是問，注重士人的知識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對平等的競爭性，從而為社會流動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由於科舉考試程序的相對嚴密和應試對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較之前者，其改變社會地位的願望更為強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題名時”，其獲雋的機會相對較多。可以說，從唐至清，科舉製度一直是促進社會下層士人向上層流動，導致社會結構變動的重要力量，不斷的定期的開科取士，使得士人階層不停地吐故(進入官僚隊伍)納新(接納新的生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隊伍的新陳代謝。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使飽學儒家經典的士子進入官僚隊伍，可以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願望；另一方麵，由於他們來自社會下層，了解民間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時能給僵化的官僚體製增添生機，某種程度上有利於減輕腐化，抑製腐敗；又因為他們受過係統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國家的有關理論知識，有較好的文化素養，也使官僚隊伍保持較高的水準，有利於行政效率的提高。追溯封建社會漫漫綿延的曆史原因，與科舉製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在社會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會緊張乃至對抗是不無關係的。

科舉製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統製與文化普及功能。但由於每次考試錄取的名額有限，所以，這一階層中除了小部分入仕從政、參加社會流動外，而絕大多數仍滯留在社會下層，成為文化的傳播者。

千年之後的評價

科舉製度在中國綿延1300多年的史實，表明它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方法不失其合理性。科舉考試的組織、嚴格的考場紀律，試卷批閱中謄錄、複審、磨勘、落卷的搜集等嚴密的程序，對於舞弊行為的嚴肅懲治等等，這些都是無可非議和不能否定的。由於每次中額人數有限，“非學而優”者不能入選，因而造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風尚，凡經過科舉考試獲取功名的士子，毫無例外地受到社會的尊重。所以，盡管科舉廢除，科舉功名的社會價值並未完全喪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會的垂青。科舉製度本身並無太多的弊病，它所要革除的隻是考試的內容、八股文體和為封建君主專製政治選才的宗旨。

科舉製度的廢除還造成社會道德風氣的敗壞。在科舉製度下，與“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相輔而行的，士紳還以“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為己任。他們重義輕利、求仁求智的行為舉止在社會上具有示範作用。但科舉廢除後，隨著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增高，資本主義製度下追逐私利日益為社會所承認，日漸成為當時社會個體行為取向的標準。士紳功名身份的失落雖有助於社會價值取向的轉移，但傳統的“貴義賤利”的價值觀念日漸被“嗜利忘義”的風尚所取代，由此導致官場腐敗的加劇，社會關係長期對立與無序，其影響至今還是顯見的。

科舉製度的廢除，雖然摧毀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等級製度，但由於士紳階層的瓦解，使社會上層與下層、城鎮與鄉村之間的界限更加固定，對社會的整合功能造成長期的消極影響。科舉製度曾為傳統中國社會上、下層之間的社會流動提供了可能，雖然這種流動能力極為有限，但對民眾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權與紳權處於相對平衡狀態，中國社會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長期穩定。科舉製度廢除後，社會沒有適時地提供替代性的製度，以致社會上下層流動局麵不複存在。科舉製度廢除後的第六年，清朝就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