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本式自殺的深層意義解析

日本式自殺具有曆史傳承性和社會集團性。自古至今，它就一直是勇於承擔道德義務的表現，具有“報恩”和保全“名譽”的雙重倫理意義。同時。它又基於日本原初意義上的神道教信仰，使個體靈魂超越了肉體生命的有限性，與自然是性融為一體，最終回歸到先祖與後輩之間的生命循環中，實現了個體靈魂的重生，亦具有濃厚的宗教意蘊。

當代法國哲學家卡繆指出，隻有一個哲學問題是嚴肅的，那就是自殺。自殺是人類對待生命的一種極端方式。阿瑟·丹托說過；“沒有一種文化沒有其對待死亡的方式，或沒有對待苦難的方法。”人類在世上生存，苦難便不可避免，也許不同民族對待苦難或死亡的方式會不一樣，但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會把自殺列為解決方式之一。當然由於差異的存在，不同民族文化對“自殺”賦予了不同的深層意義。自古以來，日本對待自殺的態度和方式就不同於一般民族，其背後體現出的大和民族特有的倫理和宗教意義也值得我們去深思。

日本式自殺的曆史現象考察

自殺，可以說一個既普遍又特殊的世界性社會現象，它通常會被理解為是個體在遭遇無法排解的偶然性事件後的一種自我選擇。但在日本，自殺不僅有悠久的曆史傳統，還經常是某個社會集團共同選擇的解決問題方式。

典型日本意義的自殺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武士集團的“追腹”。早在封建社會保元之亂時期，源氏武士集團的首領源為朝的胞弟在被敵方捉住並殺害後，其家臣便在小主人屍體前切腹自殺，此種行為被後人冠以專門的自殺術語一“追腹”。此後，未能為主公戰死在沙場上的日本武士就常以“追腹”來回報主公恩情。《太平記》中明文記載了日本較早的大規模集團性切腹事件。1333年，後醒酬天皇領導的倒幕武裝圍攻京都，保衛光嚴天皇的北條仲時見大勢已去，遂切腹自殺，其家臣和部下武士432人接連切腹，追隨北條仲時。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實現統一，“追腹”之風也更為盛行，藩主們通常以手下追腹的武士人數眾多為榮。

到了近代明治時期，原型意義上的日本式自殺除了仍然保有“追腹”的形式外，還逐漸加入了新的內容。1912年，明治天皇下葬的當天，乃木希典大將及其妻乃木靜子雙雙追腹殉死，以回報明治天皇的恩德，乃術希典因此被奉為明治“軍神”。明治及其後的帝國主義時期，集團性的自殺事件頻繁出現。1933年初，伊豆半島觀光勝地三原山死火山噴口，一名少女跳下自殺，馬上引起了一股自殺風潮，到1936年，從三原山噴口跳下自殺的已過千人。1944年塞班島戰役中，日本守軍三萬餘人除戰死外，全部自殺，島上日本居民中約二萬餘人也在“向天皇盡忠”口號的激勵下集體自殺。據統計，兩次世界大戰中，僅剖腹自殺以向天皇效忠的日軍高級軍官就有近六百名。

這種具有集團性的自殺傳統延續到今天，現代日本社會仍然無法克服這一文化頑疾。所不同的是，現代日本人很少苒去選擇“切腹”的方式，但仍經常會讓人領略到自殺風氣的驚愕和震撼。1986年，日本國鐵平均每周有一名員工自殺，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自殺風氣。同年，18歲的女歌星岡田有希子跳樓身亡，日本又隨之掀起青少年的自殺風潮。1998年，以經濟的持續蕭條為引線，日本掀起了“經理自殺”之風，奪走了713名經理的生命。此外，“班級崩壞”和校園暴力導致的青少年自殺事件也時有發生。在日本，家庭集體自殺——“一家心中”(“心中”是日語中的一個詞匯，專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集體自殺)頻頻發生。1988年，日本有據可查的“一家心中”案件達400多起，奪走了1000多名父母和兒女的生命。近年來，網絡集體自殺也困擾著日本社會各界。近10年來，日本官方每年公布的自殺人數都超過三萬人，自殺率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可見，日本的自殺風氣由來已久，具有明顯的曆史傳承性和社會集團性。

日本式自殺背後的倫理意義探索

至此，不禁要問：日本社會的自殺率如此之高，難道是日本人喜歡自殺？當然不是。保存生命是生物的本性，任何物種都有自覺逃避死亡的本能。因此可以說，自古至今。如此眾多的日本人既然都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結束生命，必定有其想用生命的終結來換取的某種意義。從倫理角度來看。日本式自殺正是日本社會對待人生和生命的一種現世道德方式，這種道德思維滲透在日本社會的文化傳統血液中。對日本人具有深遠的影響。

這種道德思維的關鍵在於日本人對“恩”的理解。總體來說，日本人認為恩情是一種債，不能輕易欠下。一旦受恩於他人，必須予以償還；如果償還不了，名譽就會受損，產生“恥”感；而如果恥感一直無法消除。最後自殺就成為了拋除這一切問題的終極選擇。

封建時期，日本武士剖腹自殺主要出於報答主君的“恩”和維護自身名譽的需要。在封建武士團內部，最重要的倫理關係是上下主從關係。武士依附於各自的主君而生存、獲得榮譽和地位，主君對臣仆最重要的恩顧，就是給予他們領地或其他利益。對於武士來說，最重要的道德準則就是要對主君盡“忠”，為主君的利益戰鬥至死，以此作為對主君“恩”的報答。而通過盡忠，武士還可以獲得集團所稱頌的“名譽”，保住其立足於社會的“資格”——武士身份。室町時代，日本著名武士足利義滿在《竹馬抄》中強調，“為主君舍棄生命乃武士之本意”，“不可惜有限之生命而遺永世之惡名”。“追腹”殉葬便成了日本武士對主君盡忠報恩最常見的、最極端的形式；剖腹自殺也是對自身“名譽”受辱時洗刷恥辱、維護名譽的最終途徑。“武士在牽涉到名譽問題時，接受以死作為解決許多複雜問題的鑰匙。”武士把戰敗、被俘或者死在他人刀下都當作對名譽的玷汙，自殺就成為全忠義、保名節的最高體現。

到了近代，出於侵略戰爭的需要，天皇崇拜開始盛行，日本社會處於主導地位的倫理關係變為君民關係，對天皇一元式的“忠”取代了封建時代對各自主君多元式的“忠”。日本式自殺被賦予了天皇崇拜的意味。隻有為履行對天皇“忠”的義務而自殺，才具有最高的、絕對的道德意義。封建武士道傳統遺留下來的“名譽”觀念得到繼承，日本人把戰敗或被俘視為莫大的恥辱，並將這種恥辱與天皇的“神性”及大和民族的優越性聯係起來。自殺成了“舍生取義”、保全天皇和大和民族精神上的榮耀的根本途徑。對天皇的“忠”以神道所宣揚的君民之間先驗性的家族血緣關係形成的“皇恩”為邏輯前提。帝國主義時代的日本式自殺比封建時代的“追腹”，更強調臣民對天皇單向的道德義務。

在現代日本社會中，日本人則更習慣把自己稱為“曆史和社會的負恩者”。日本人認為在日常與他人接觸的生活中，不斷地增加著新的恩情債，“知恩報恩”才是最高美德。現代日本人的“忠”也從“恩”中派生，即個體必須忠於給自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公司或其他集團，而自殺則被視為是“報恩”、保全“名譽”的一種重要方式。現代日本青少年自殺現象頻發，最主要的社會原因有兩種：第一，親友的恩情債和過高的社會期望，對日本青少年造成巨大的學習壓力；第二，校園暴力等“班級崩壞”現象對部分處於弱勢地位的日本青少年的人身尊嚴(即“名譽”)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歸結起來，兩者都共同指向一個更為深層的倫理原因，即由“報恩”和“名譽”帶來的生活壓力，使他們隻能以自殺這種極端方式來履行“報恩”和保全“名譽”的雙重道德義務。其他日本流行的自殺事件，如“經理自殺”、失業自殺和“過勞死”等，也主要是為了報公司之恩、保忠誠之名和洗刷工作失敗帶來的恥辱。另外，日本社會很多老年人傾向於自殺，是因為他們擔心親友在生活上的過度照料，使自己背負無以償還的人情債，自殺可以免除由這種人情債帶來的愧疚感，還可以保全生前的“名聲”。

與強調生命應該剛健有為的儒家生命觀、認為自殺即是對生命犯罪的西方生死觀不同，日本式自殺，實質是日本人勇於承擔道德義務的表現，其背後隱藏著“報恩”和保全“名譽”的雙重倫理意義。再深入到日本民族文化層麵分析，我們會發現。日本式自殺其實更根源於一種集團主義生存方式所產生的恥感與罪感相交織的民族文化。隻有在一種集團主義生存方式中，個體才會對他人及群體的價值評價極為敏感。而這正是恥感產生的社會心理前提。日本人的罪惡感則“突出地表現在背叛個人所屬的集團之時”。對日本人來說，“知恩報恩”是維護集團和諧性的根本行為準則。“名譽”即是忠於集團的外在表征。“知恩不報”與玷汙“名譽”都是對集團的“背叛”，二者都會產生一種基督教倫理中“原罪”般的罪惡感；但與後者不同，這種罪惡感可以通過體麵的“自殺”予以洗清。

日本式自殺的深層宗教意義解析

前文提到，保存生命是生物之本性，自殺是對這種生物本性的自我克服，因此，自殺需要非凡的勇氣和強大的精神支撐。日本式自殺除了出於“恩”的償還、“恥”感的消除和名譽的保全外，還有更為深層的宗教精神支撐，它來源於日本原初意義上的神道教信仰。因此，揭示日本人宗教信仰的內核，是我們剖析日本式自殺的宗教意義的關鍵所在。

由於外來宗教文化豐富繁雜，日本人的宗教觀念經過糅合，形成了複雜多元、缺乏虔誠神性的特點，其宗教信仰與世俗生活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盡管如此，“日本遵循日本高貴的先例，在不放棄本國的曆史和文明中最美好的東西的同時，采納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東西，並將它同化了。”因此，雖然諸多外來文化如佛教、基督教等已融匯於日本人的宗教文化中，但仍存在著一些對日本國民產生普遍影響的內在的基本觀念。這些觀念可以溯源到以日本古神道為核心的土著信仰，並構成了日本宗教信仰的重要精神內核。

古“神道”即“敬神之道”，是一種以祖先崇拜為特征的、自然崇拜的多神教。古代日本人生活於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在頻繁的自然災害麵前顯得無能為力，因此萌生出多神論的自然崇拜，乞求與眾多自然“神靈”和諧共處，以避免自然災害的侵襲。一切自然事物，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飛禽走獸都具有神格；不僅具有“善”性的優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可稱為神，連具有“惡”性的凶惡者、奇怪者、極可怕者亦都可稱為神。神通過**生出包括大小眾神和包括人在內的自然萬物。自然萬物具有神性，人的靈魂也萬世不朽：先祖死後可以與肉身分離，靈魂存在於另一個世界中。並守護著子孫。神靈和祖靈居住在一些較為隱蔽的自然景觀中，譬如高原、大海、深山、森林等等，這些靈魂與自然生命融為一體。神、人、自然三者是以“生”為媒介的親子關係，即和諧的生命一體的關係。這種和諧一體關係產生出一種寬泛的“恩”的意識：不僅人與人之間存在“報恩”的關係，人與自然萬物之間也存在這種“報恩”關係。現代日本人在自殺地點選擇時，通常對山川河流、風光名勝情有獨鍾。在人生最後時刻選擇回歸大自然，將靈山聖水當作自己生命的最後歸宿，就是因為在這些地方，自己的靈魂可以與先祖的靈魂、與具有靈性的自然生命融為一體。

在自然萬物和諧一體的泛靈論基礎上，日本人還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靈魂循環的觀念，即人死後靈魂脫離肉體，前往彼世，和祖先們的靈魂一起過著和現世大體一樣的家族生活；而且彼世的祖先們將商量由誰應當回到現世，一旦決定某人可以回到現世，某人的靈魂就潛入母胎重新托生。顯然可見，日本神道信仰中的靈魂循環觀念，既不同於佛教的因果輪回報應說，也異於西方基督教那樣的天堂地獄觀念。日本人相信“每個日本人死後都將變成神”，生前的善惡之舉並不影響來世的輪回。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日本人始終拒絕把惡的問題看作人生觀，他們相信人有兩種靈魂，但卻不是普的衝動和惡的衝動之間的鬥爭，而是‘溫和’的靈魂和‘粗暴’的靈魂。每個人、每個民族的生涯中既有‘溫和’的時候，也必有‘粗暴’的時候。並沒有注定一個靈魂要進地獄，另一個則要進天堂，這兩個靈魂都是必須的，並且在不同的場合下都是善的。”根據這種觀念，無論善惡，每個人都能進入生死循環之中。重要的是，人在現世與彼世之間反複不斷地進行循環，死即意味著生，一切死都是再生。

受上述泛靈論和生死觀的影響，日本人普遍認為，自殺並不是對生命的終結，也不是對生命犯“罪”，而是意味著主動實現了生命的再生。肉體的生命可以通過自殺予以結束，但靈魂卻因此獲得循環和重生。針對為何日本人在傳統自殺行為中會選擇切腹的疑問，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解釋說：“所以特意選擇身體這個部位切開，乃是基於以這裏為靈魂和愛情的歸宿之處的古代解剖學的信念”。因此，古代日本武士切腹就是象征著釋放靈魂，使靈魂得以重生。切腹武士身穿白色和服也正體現出切腹並非不潔的死刑而是純淨的重生儀式。

剖腹在現代日本社會漸漸退出曆史舞台，但最近出現的“一家心中”、網絡集體自殺無不與生命一體、靈魂再生的宗教信仰大有關聯，帶有濃厚的宗教意蘊。在神道觀念中，人與自然、生與死以及善與惡之間的界限都極為模糊，反而體現出日本宗教信仰特有的“和”的意義。當自殺的靈魂超越了肉體生命的有限性，回歸到祖輩與後輩之間的循環之中，就實現了與自然靈性的完全融合，這也正符合了日本民族對“和”的獨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