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忠”的倫理觀與日本人的舍我奉獻

“過勞死”是日本詞典裏的一個特殊詞匯。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就已出現過勞死現象，但未引起日本社會的重視。進入20世紀90年代，過勞死案例大幅度增加，其中，還出現了自殺過勞死現象，即因工作強度大，個人不能承受這一壓力而自殺。過勞死已成為當今日本社會的一大頑疾。據統計，日本每年大約有四萬多人因過勞而死。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與現代社會節奏加快、經濟競爭激烈以及日本人為了大量掙錢而拚命工作等因素有關外，應該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因為前者如社會經濟等因素是一個共同的方麵，對其他國家而言也存在。而為何隻有日本在過勞死方麵表現的尤為突出呢？很顯然，這必需結合日本獨特的社會因素，從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方麵對這一現象來進行分析。

“忠”的倫理觀與日本人的舍我奉獻

在日本鐮倉時代，隨著武士階層社會地位的提高，日本逐漸形成了關於武士的倫理道德規範——武士道。起初，武士是和主人結成一種“主從恩義”的契約關係，武士替主人打仗，主人則恩賞他們。後來，又演化為一種主人、家臣、隨從之間的效忠與依附關係。忠的道德倫理就構成了封建關係的最高規範。初期，武士對主人的“忠”是建立在私利基礎上的，即以主人的恩賞作為交換條件。1232年，日本統治者頒布了第一部武家法典——《貞永式目》，告誡武士要敬神佛、尚勤儉、克己奉公、重視團體利益等。這一法典對武士的道德觀念影響很大。廣大武士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漸養成了忠勇、尚武、重視名譽、輕視死亡的文化心理。再加上武士和主人的世襲情誼，就使得武士逐漸克服了自我的私欲，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即為主人犧牲一切的奉獻精神。後來又經過與中國朱子倫理等儒家學說的融合，武士道逐步轉化為一種單方麵的絕對的效忠。武士把為主人戰死作為自己的最高榮譽，在不能光榮圓滿地完成任務時則以切腹自殺的方式來體現對主人的忠誠。

這種效忠的文化觀念同樣也滲透到日本的企業精神當中去。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對員工忠誠心的培養，這在全世界都堪稱楷模。正如沃特曼和波得斯在《成功之路》一書中所指出的：“生產率這件事，並不在日本人有什麽奧秘，而純粹是在於人們的忠誠心，在於他們經過成效卓著的訓練而產生的獻身精神，他們個人對公司的認同感。”日本企業家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將傳統的“為主人效忠”、“對家長絕對服從”等觀念成功演化為一種“一切為了企業”、“做企業的忠誠戰士”的企業文化。此外，在具體的實踐中，日本企業還通過終身雇傭、員工持股、鼓勵員工參與決策等方式樹立和提升員工對企業的忠誠意識。

在日本工人看來，忠於企業是他們一切行為的基本準則。於是日本人也就演變為一種企業人。為了忠誠於企業，日本職工往往將自己人生托付給某個特定的企業。其活動的封閉性和過分依賴性，日積月累使很多人成了隻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工作機器，除了企業安排加班外，如果當天工作沒有完成，自己還主動無報酬地加班加點直到工作做完才回家。日本節假日較多。因為習慣於忙碌，在連休的日子裏，職員們反而覺得不知所措、無所適從。有些職員甚至還下意識地往企業跑。日本某著名評論家譏諷這種職工為“社畜”。這種舍我的忠誠自然會引起日本工人“過勞死”。

集團意識與日本人工作價值的外在體現

日本是一個資源缺乏、自然災害頻繁的島國，孤懸於亞洲大陸的東部。這種地理環境孕育了日本人的一種危機感、排外心理和集團意識。日本以櫻花為國花。有人也說，日本人就像櫻花，單個花朵並不起眼，而滿樹盛開時，就非常好看。櫻花體現了日本人的集團精神。而這也正是日本突出的民族性格。日本的學生從小就接受集團主義教育。小學教育培養學生以集團主義為核心的基本生活習慣、自我控製能力、遵守公共道德和日常社會規範的態度，以及愛故鄉、愛國家的感情和愛他人的情操，並使其形成基本的行為方式，為走向社會打好基礎。

日本企業倫理的核心是企業集團主義。企業集團主義的基本理念是企業超越一切的存在。其實質上就是企業中心主義。在企業中，企業的生存總是優先於個人，企業內的“和”超越了對個人個性、創造力的尊重。正如竹內靖雄在《正義與嫉妒的經濟學》中所指出的，“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個人主義不是指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或‘自我實現’的‘強式’個人主義，而是‘在給定的條件下首先考慮將不利益減到最小的‘弱式’個人主義。因為大膽地堅持個人主張，將會導致與所處境遇發生衝突而受挫的重大不利益局麵出現，為了避免這一點，日本人考慮的就是‘在這一給定的情況下我能做什麽？’”

日本人的勤勞精神與企業集團主義密切相關，它是後者的外在表現形式。沒有對企業的忠誠，對工作的熱情就會喪失。同樣，正因為以勤勞為天職，才能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才能長久與企業共存續。很大一部分日本勞動者，都不太注意自己的健康，而且把與家人的團聚也放在其次，為了企業，同時也可以說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間斷地勞動。企業集團主義注重的不是規則，而是他人的督促和評價。調動員工積極性的原動力一方麵是合理的製度使然，另一方麵卻是來自他人的無意識監督，這可說是日本獨有的。他人的評價以及對此的個人意識，這是企業集團主義所強調的評價方式。

在這種集團主義氛圍中，日本企業員工要實現其價值就必須經受兩種檢驗：一是企業集團的評價；二是他人的評價。而要達到這兩項標準，員工都必須以犧牲自我為前提。這種外在的評價對於日本人來說至關重要。他們的自我意識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為了獲得一個較高評價，他們不惜忘我投入工作，精神始終都處在一種外在的無形壓力下。如能獲得較高的評價，則覺得死也值得；反之，則寧可“保節自殺”或“以死謝罪”。所以，除了身體上的過勞死外，日本商界非常流行自殺，特別是在銀行界，各類經理更是自殺成風。這種精神過勞死無疑與日本的集團意識有很大關係。

日本人追求絢爛一刻的審美心理

日本人的高強度工作和奉獻精神，除了與他們的效忠倫理、集團意識有關之外，與他們對人生的審美意識也有很大關係。日本過勞死現象很早就已出現，為何到現在不僅沒有得以遏製和減少，反而還呈上升之勢呢？很顯然，這與日本人對人生的審美心理有很大關係。

鬆下電器公司創業之初，員工都是積極主動地要求加班加點。後來甚至弄到得老板出麵製止的地步。日本工人一年的勞動時間至少比歐美等國多出幾百小時。日本人在工作中不斷積累成功的體驗，將自我發展與工作業績聯係起來。在工作中，講究奉獻、追求高業績和完美。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甚至可以犧牲自己和家庭。就是因為這種積極工作的精神，使得其他國家的人驚訝地稱日本人為工作狂、工蜂、工作中毒者和過勞分子等。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審美心理對他們造成這種影響的呢？這又必須和日本的國花——櫻花聯係起來。

日本人喜愛和崇拜櫻花，除了用它來喻含和抒發集團精神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帶有追求櫻花般的絢爛一刻的審美心理。櫻花綻放時確實絢爛美麗，然而卻短暫即逝。於是，日本人往往借櫻花來喻人生之短，崇拜櫻花的一刻絢爛。這就形成了日本人獨特的人生審美心理。日本人“追求完美、重視名譽、急流勇退、剖腹自殺”等現象，無不與這種審美心理有很大關係。特別是日本的一些作家，自殺的非常多。尤其是像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甚至是在事業正輝煌時自殺。而這種結果又沒有其他明顯的外因，因此，隻能歸結到他們對人生的審美心理上。

日本人的這種追求絢爛一刻的審美心理，無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造成很大影響。這也內化為一種相對持久的動力。正是在這種審美心理的驅動下，日本人才可以把工作延伸到業餘生活和家庭，拚命奮鬥。很多職工甚至把企業等同於生命，這也可以更好地解釋日本人狂熱工作的精神和過勞死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