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戰爭中發現與感受令人欣喜之美
小津到過中國，時間為1937年9月到1939年7月，身份是日本華中派遣軍直屬軍部野戰瓦斯部隊第二中隊步兵少士（1938年6月後升為中士）。
據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藝術》（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9年。原版：小津安二郎の藝術，朝日新聞社1979年1月20日1刷）附錄小津年譜，略曆如下：
昭和12（1937）年，34歲。7月，中日戰爭開始。9月10日，作為陸軍步兵少士應征入伍，隸屬華中派遣軍直屬軍部野戰瓦斯部隊第二中隊。9月24日，乘船從大阪浪花港起航，27日於上海虯江碼頭登陸。12月，參加老張營的戰鬥。
昭和13（1938）年，35歲。在華。2月，參加高壇鋪、三十裏鋪戰鬥。6月，晉級中士。
昭和14（1939）年，36歲。7月16日，小津從中國返回日本，退役。
年譜對小津在華情形（尤其是有關戰爭的情況），記載非常簡略。這是可以理解的，作為一部電影導演年譜，它所關心的，自然主要是電影方麵的人、事。有關小津在侵華戰爭中的表現及心理，佐藤書“戰爭經曆”章“開赴中國戰場”節，揭之甚詳，其中還大量引用了小津本人自述，頗有資料價值。現輯錄如下。
關於收到召集令的前後，小津在紀念1938年9月戰死於中國戰場的知友山中貞雄的一篇文字中有所描述：
山中接到召集令是在暑天裏。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37年8月25日。我驟然感到戰爭迫在眉睫。次日下午，山中和瀧澤英輔、岸鬆雄一起來到位於高輪的我家。我和池田忠雄、柳井隆雄正在商討電影劇本，就把桌上的稿件推在一邊，打開啤酒為他幹杯。
談了一陣上海戰況之後，大家商量目前上戰場應帶些什麽日用品，山中將它們一一細細記下。筆記本、小刀、萬應膏、刮臉刀等等。
“夥計，花種得不錯啊！”經山中一說，我才發現他正在瞧著庭院。院子裏秋日將臨的陽光下，雁來紅盛開。周圍恬靜安謐，看著這一情景真難想象此時此刻上海正在激戰。短短一語寄托著山中的今昔感慨。
不久山中就回去了。因為當天東寶製片廠給他舉行壯行會。自那以後第十五天我也接到了召集令。（小津安二郎“雁來紅記——至道院一周忌之際”，載《電影旬報》1939年9月11日號）
需要指出的是，到1937年9月接到戰爭召集令時，小津已是頗有成就的年輕導演，從1932到1934年，他的作品《生來才遇到》、《惡念》、《江湖戲班》連續三年被選為《電影旬報》十部佳片的第一位，一時名聲顯赫，就在1937年，他的作品《無限的前進》又被選為《電影旬報》十部佳片的第一位。正像他在文章裏所寫的那樣，雁來紅盛開，喝著啤酒，與同事商討著電影劇本，過著他平靜的導演生活，而與遠在中國的戰爭毫不相幹。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接到戰爭召集令，對小津而言，多少是有些突然甚至茫然吧。小津參戰時的心態究竟如何，從他9月24日從大阪港起航時寄給朋友的明信片大略可以窺見，明信片上隻寫了這麽一句：“去參加一次戰爭即回。”這近似滿不在乎的口氣，反映出，在小津眼裏，戰爭並不是什麽特別嚴重的事情，也許他把自己的參戰僅僅理解為國民應當為國盡責的一種行為吧。
小津所屬部隊為華中派遣軍直屬部隊野戰瓦斯第二中隊，是使用毒瓦斯作戰的特種部隊。毒瓦斯是國際法所禁止使用的武器，因此，這一部隊是秘密的。中隊配備了許多圓桶裝的糜爛性毒瓦斯、路易氏毒瓦斯等等，還有坦克、輕裝甲車、汽車等裝備。當時的毒瓦斯最普通的是叫作“紅筒”的一時性瓦斯。吸入這種毒瓦斯十分鍾左右，人便痛苦地滿地打滾。由於配備了坦克和裝甲車，富有機動性，這支部隊似乎頗受重視。該部於1937年9月進攻大楊鎮，12月進攻南京，翌年2月至3月向徐州方麵北上，其中，1938年2月17日至19日，北上徐州途中，在三十裏鋪發生的戰鬥是場鏖戰。該部奉命去救援被圍的馱馬輜重部隊，被中國軍隊包圍了兩天才突圍。4月至5月進攻徐州，6月至9月駐留南京，10月參加漢口作戰，至1939年1月擔任漢口附近的警備任務，3月參加南昌作戰，並於同年9月返回日本。
這樣說來，發生在中國戰場上的著名的南京大屠殺、台兒莊戰役，以及後來的武漢戰役，小津所在的部隊都參加了。
小津在戰爭中的心理狀態，又究竟是怎樣的呢？佐藤書裏選錄了一封小津從戰地寫給中學時代朋友們的信，內容如下：
1938年3月24日，於定遠。收到許多美味可口的薄脆餅幹，謝謝！本日乃3月24日，春的彼岸今天就結束了。去年秋的彼岸的中日正午，從大阪啟航至今，光陰荏苒，已經半載。自上海經南翔-嘉定-太倉-常熟-無錫-常州-金壇-丹陽-鎮江，在這裏渡揚子江，再經揚州-儀征-六合-滁縣至定遠與南支，主要公路行程150多裏（日本裏程，1裏等於3.9公裏——原譯者按）。
今在定遠。近日精神益振。部隊是於2月3日入城的。50多天，戰友死了很多。
夥伴中，和尚頭部中彈，腦漿和血噴灑一地，一聲未吭，當即斃命。藥劑師臂部被槍射穿骨折。戰死者火化，負傷的送返後方，部隊人員驟減。附近一帶還常有殘兵出沒，據聞是李宗仁直係部隊的殘部。西南隻有20裏之遙就是盧州，也不能疏忽。尤其是從最近二三天開始，他們轉入攻勢，乘夜包圍定遠向城內發射迫擊炮彈。但我並不驚慌，槍炮聲也早已習以為常，仍能酣然熟睡。
子彈不容易擊中我，而且也絕不能讓它擊中。現在眺望定遠城外，風景異常清明秀麗。柳吐新綠，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黃。平原千裏，一望無垠，遠處迷迷蒙蒙，但見白雲如絮。加之天氣晴朗，把春風駘**、春日和煦、春日遲遲這些漢字的形容詞拿來套用，與此情此景完全合適。明麗的春光任何漢字的形容詞都可當之無愧。尤其是楊柳之綠、油菜花之黃，顏色鮮豔近似原色，極為悠然自得的構圖，那就純然是一幅CrownLeader2的插圖。
沒有討伐任務就整天睡大覺。傍晚洗完水缸浴，挑上燈油與士兵奕棋。班長棋路最差。
士兵生活也習以為常，身心俱好。一天的日子好歹總能對付過去。請勿念！
真想吃碗炸蝦蓋碗飯、安倍川豆麵年糕。忽然出現意想不到的食物，一定很引起食欲。
想喝水，口對陶壺嘴猛飲粗茶，常常這麽想也這麽做了，看來我也日漸變成野人了。
近來常常聽說部隊將換防，據傳是換一部分。不知我是否屬於那一部分。即使是謠傳也無妨。這種事聽起來舒服，很好。據說鬆井大將已經凱旋。此刻他可能剛洗完澡，坐在草墊上，就著鬆魚的生魚片，喝上一壺。
眼下的日子是休整。
謹望諸位多加保重
並致謝忱
此致
奧山正次郎先生
置鹽高先生
吉田與藏先生
橋本泰太郎先生
（摘自《小津安二郎的書信》）
雖然也許是出於安慰國內朋友們的考慮，小津這封信寫得非常平靜，但其中恬淡甚至超然物外的形象，卻是符合小津一貫的風格的。在隨時都有性命之虞的非常時期，稍有空閑，小津居然能陶醉於敵國美妙的田園風光之中，他看待周圍環境的眼光，與其說是來自一個殊死搏殺的士兵，不如說是來自一個素養良好的電影導演。事實上，即使在槍林彈雨中，小津所想到的仍然是電影，據密友野田高梧記載的他談戰爭體驗的話，有這樣一些：
他說，遇上敵人夜襲時，我們立刻熄滅篝火，敵人的槍彈打得餘燼火星四濺，每當火光一閃，我都看到映在身後的民家土壁上的我們的影子。當時我想，啊，這完全可以用在電影上。他還說過，那也是在夜間，敵人的狙擊兵從前麵的的樹林中向我們射擊，於是我們立刻還擊，子彈掠過眼前的杏樹，白色杏花紛紛飄落，非常好看，等等…… （野田高梧“小津安二郎其人”，《電影旬報》1964年2月增刊號）
小津對戰爭的這些回憶，絲毫不見有殘酷與醜惡之處，相反，他處處能夠發現與感受令人欣喜之美。至於戰爭的正義性及道德上的合法性這些問題，更不在他回憶與反思的範圍之內。一邊是美學上的高度敏感，另一邊則是道德與正義上的高度麻木，這種強烈的反差，不禁令我們好奇：一代電影宗師的小津，在其內心究竟是怎樣達到平衡的？
佐藤在書中給出了一個解釋，這個解釋實際上是一種辯護。佐藤提出，平民或者“對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對政治對社會問題通常會采取一種避而不談的態度：
1939年，小津與池田忠雄共同創作了描寫接到召集令後主人公的心情為題材的劇本《茶泡飯的滋味》。這一題材應謳歌戰爭鼓舞士氣的，但因為寫得比較消極，審查當局審查劇本時被駁回，沒能拍成電影。說這件事顯示了不讚成軍國主義的小津人道主義者的麵目也未嚐不可，但實際上小津隻是不能夠積極讚成軍國主義，決不是消極地不讚同軍國主義。（著重號為引者後加，下同）和他指責戰後自吹曾“堅決反對戰爭”的家夥說“那是騙子”一樣，那也是小津本來的心意。隻是和1939的《茶泡飯的滋味》沒有積極地鼓舞士氣同樣，小津於1956年拍攝的《早春》中講“再也別打仗了”，“啊，讓戰爭見鬼去吧”，如此等等也是消極的，猶豫不決的。這兩種表現大概出自同一感情。我認為，那是出自這種感情：可以侃侃而談個人道德問題，但一提到國家、民族、社會、政治之類，就有些羞於開口。如果說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麽這個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礎就在於此。談論個人道德個人能夠負責，然而社會、政治問題即使談論個人也難以負責。自己難以負責的事大談特談就覺得貽笑於人了。小津的這種感情表現為令人焦急的對社會的消極態度。但是不能否定，這種怕貽羞於人的感情中，的確包含著真正的平民力量，也使人備感親切。因為這種感情表現為對社會或政治問題持消極態度的同時，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無誤的事物也堅持到底的態度。這種感情有時甚至帶有敢於違逆時代風潮般的叛逆性。
或許平民一詞應換言成工匠。雖說平民一般是非政治性的。然而實際上當政治成為時代潮流時，他們往往比政治性的知識階級更加積極地采取政治性態度。那時候，他們如果對於政治仍然持消極態度，那無非是對政治問題毫不關心，不然就是相信自己由遠比政治更有意義的事業與社會聯係在一起，後者多見於對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小津的非社會、非政治的態度，就是對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的工匠一類的態度。凡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對工作本身感到十分有人生意義的人，要求他們對社會和對政治表明某種態度，他們就以為似乎別人是在多管閑事。而且，他們認為，隻有在做絕對有自信的事時才有資格對人趾高氣揚，因而本能地憎惡那些沒有充分把握便對人擺出一副領導者麵孔的人，並把自己采取那種態度看作是非常可恥的。小津認為：“再也別打仗了”，“讓戰爭見鬼去吧”之類的話是可以說的，但也許即使隻說這樣的話，他也感覺羞愧吧。
從中國戰場回來後不久寫成的《茶泡飯的滋味》，正是由這種羞恥感誕生的作品。時代已被完全塗成戰爭色彩，而小津被當作從中國戰場凱旋的勇士。人們注視著作為一個士兵經過戰爭體驗的小津將怎樣地變化。但小津根本沒有變化。自以為上過戰場就有資格談論戰爭，這對小津來說無疑是件非常可恥的事。小津一定會這樣認為：自己畢竟是個有拍攝精彩電影才能的工匠而與社會聯係的人，絕對不可能是發表一番關於戰時國民應取什麽態度的演說的人。
……其次我認為（《茶泡飯的滋味》中）“不管上戰場還是留在東京，在玩命這一點上都是一樣的”這句台詞含義很深。表麵上看，這不過是重複當時國家強製推行的國內一般平民必須以前線士兵同樣的心情從事工作這一道德觀，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小津本人的自畫像投影於主人公身上，那麽，可以認為這是小津自負心的表現，它表明，即使如《淑女忘了什麽》那樣的好萊塢電影式的、資產階級趣味的情節劇我也是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拍成的。也許有人過早地認為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小津本人的自畫像，但不能否認，接到召集令後先舒舒服服睡個午覺的主人公的形象，和從大阪啟航赴中國戰場時滿不在乎地在明信片上隻寫一筆“去打一次仗即回”的小津形象，是一脈相通的。
大概小津在考慮戰爭與自己的關係時，首先規定了自己是拍攝好萊塢電影式作品的，一般說來與愛國主義思想毫無幹係的電影匠人（或稱藝術家也無甚差別），確認自己也是以士兵對待戰爭般認真嚴肅的態度對待工作的，因而沒有絲毫必要改變自己。然後，他自問自答：那麽在這種徹底的自我肯定的前提下配合戰爭，作品將會是什麽樣子的呢？就這樣，寫出了這個電影劇本。就是說，小津在這部作品中費盡心機地試圖配合戰爭。然而，審查當局卻不認為這種程度的配合戰爭算作配合戰爭，倒是把它看做是一味追懷戰前享樂風俗的作品。（佐藤書，255頁以下）
我不知道，佐藤的這個解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小津的實際。這裏我也不想去討論，佐藤所說的這種平民式的非政治態度是否合理。我想說的是，佐藤這種想法在日本應當是有代表性的，它至少反映了日本戰後一部分自認有理性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想法，——這個想法的根本就是認為國民（包括藝術家）無需對國家的政治、社會負責，為國盡一己之能工作乃至捐軀，是國民應盡的職責；進而言之，無論對華戰爭是否正義，國民無需對此曆史負責，相反，在戰爭中為國付出生命者，永遠值得後人敬仰與紀念。有了這樣的想法，在日本屢有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就沒什麽可奇怪的了。
在西方，對納粹德國戰爭暴行的反思，幾乎構成戰後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基礎，直到2001年，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德裏達到中國演講，縈繞心懷的還是有關寬恕的問題。相比之下，在亞洲，對於日本的戰爭暴行，卻沒有引起深刻的社會思想心理反思，更遑論構成戰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基礎，這不能不說是亞洲的一種悲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不會反思的東方，必然是一個重蹈覆轍的東方。我不想危言聳聽，但我不能欺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