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淺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的產生與特點

“原始的信仰與崇拜往往積澱成為一個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並成為其文化生長和價值選擇的製約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種神器是鏡、玉、劍，象征智、仁、勇三種力量，這種崇拜對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價值取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象征著勇的神器——劍成為日本曆史上各個時期崇尚武力的見證。

考古發現表明，從古墳時代中期起，劍、刀、甲、胄、馬具等攻擊性武器激增，說明日本民族對武器和武力的崇拜淵源久遠且漸趨強化。從一個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發現其價值取向，而這種信仰與崇拜往往積澱為文化發展方向和價值選擇的決定力量。

在《日本書記》及《古事記》中，伊奘諾尊用神劍斬殺火神柯遇突智，後來倭姬將神劍授予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用神劍東征平定蝦夷地方，把神劍供奉在熱田神宮。可見，刀劍既是殺人的工具，又是權力和權威的象征。《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以大量的篇幅記載了上古時代日本列島諸國之間的戰爭。很明顯，對刀劍及武力的膜拜折射出了日本民族的尚武傳統，這便是武家文化產生的原始土壤。

早在公元八、九世紀，武士道便隨著武士成為曆史舞台的主角、武家文化拉開帷幕而初現端倪。關西軍閥首領源賴朝集團戰勝關東的平清盛集團，官拜“征夷大將軍”，“1185年在鐮倉建立了軍事獨裁統治——幕府，”成為日本曆史上第一個武士政權。武士對大名(封建諸侯)及將軍的效忠機製正式形成。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經曆了平安主從道德、鐮倉／室町武士道和德川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的發展軌跡，但“武士道”的稱謂卻是出現在日本戰國時代。武士是大名的家臣，精於弓馬、騎射、刀術，效忠和服從主君，為主君征戰沙場，攻城掠地。武士領取俸祿，為了報答主君的恩情，對主人忠心耿耿。武力社會的勝負由武士的向背決定，鐮倉／室町和戰國時代的武士道較之平安主從道德，給武士的禮遇越來越高。武士作為職業軍人，是幕府統治的中堅，也是各政治派別極力爭取的力量，擁有社會精英的政治地位；武士的道德規範自然成為日本全民的道德規範，武士的倫理觀也極大的左右了社會標準體係，武士道精神就是武士倫理道德的核心。武士道的精髓是“忠義勇武”，其主要特點有：

(一)忠誠至上。“在武者之習中，主從意識居最重要的地位……以從者對主人忘我的獻身精神為核心。”無論平安主從道德，還是各個時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這是身為武士必須具有的美德，講求對大名和將軍絕對的忠誠和徹底的服從。武士為了自身和後代在武家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惜生命來效忠，“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為主君忠誠赴死的武士人人稱頌，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會上無立錐之地。武土家庭就是培養忠臣孝子的搖籃。“曾輔佐足利義滿將軍的著名武將斯波義將，所著《竹馬抄》，訓誡子弟，為主君舍棄生命乃武士之本份。”

(二)重名輕死。武士將名譽看得非常重要，如果麵臨名譽與生命的兩難抉擇，武士會毅然選擇名譽。名譽不僅關係個人的得失，還關係到家族的榮譽和利益，所以在必要時刻，武士不惜犧牲性命保全名譽。武士“驅使於矢石之間，出身於生死之門”，因此“武士好禪”，武士修禪宗來凝聚精神，積蓄能量，置生死於度外，隨時準備用生命的絕唱換取崇高的名譽。《平家物語》第九卷“木曾之死”將武士為主君壯烈自盡描寫的極其震撼人心：

今井四郎兼平正在酣戰，聽到喊聲(主公源義仲已被射死的喊聲)，說到：“事到如今，我還為誰而戰呢！請看吧，東國的諸位，這就是日本第一硬漢自盡的楷模！”說罷，把刀尖插人口裏，從馬上一頭倒栽下來，刺穿咽喉而死。

(三)以武勇為本。武士們生活在殺人和被人殺的暴力世界，必須擁有高超的武藝才能生存。武士以戰爭為職業，以武勇為謀生技能和晉升途經，個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貧富貴賤統統取決於武勇。武家社會極其推崇武功和勇力，劍豪宮本武藏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和武士典範。刀作為武士之魂，刀不見血不算武士。所有這一切，決定了身為武士，必須武勇。

(四)正直與禮儀。應仁、文明之亂時，一條兼良在《文明一統記》說：“神佛均說正直，所謂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但此處說的正直，主要是針對家臣武土須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日本古代社會等級森嚴，武士、大名、將軍層層效忠，這種體製對武士而言，要恪守本份，謹奉禮儀廉恥，報答主君恩德，以背叛不忠和逆上作亂為羞恥。

(五)美化切腹死亡。武家社會的價值觀視死亡為“光榮的解脫法”。切腹始於平安後期，在整個武家政治時期，幾乎成為武士自殺的唯一方式。切腹的體位有立姿和坐姿的區別，方法上有一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楠木正成(1294—1336)與侍奉豐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作為著名的武士典範，皆切腹而死。由於切腹是武士結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受到全民的推崇。江戶時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親眼目睹武士瀧善三郎的切腹過程，在他的遊記裏，形容自己對這種血淋淋的場麵目瞪口呆，但他同時觀察了在場日本人的反應，卻是敬羨之情溢於言表。除了切腹自殺以外，還有殉死切腹，少則數人，多則甚至上百人。切腹的基本動機是為了追求名譽，這種死亡方式在日本人看來無尚光榮，是完美的升華。

武士道的嬗變

儒教和禪宗傳人後，日本人將其兼收並蓄，與神道教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對武士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儒學的核心美德是“仁”，日本儒學的核心美德是“忠”。當然，中國儒學也講忠孝，日本儒學也講仁慈，但前者強調仁高於忠，後者強調忠高於仁。武士道在繼承儒家“忠”、“禮”、“智”、“信”的同時，將代表中國儒家文化最真締的“仁”、“義”置換為截然不同的“忍”和“曠課勇”。這代表了殘忍和勇氣，對主君要隨時盡忠赴死，而對平民可任意殺之，這促使日本武士階層麵對苦難和死亡的態度向冷酷恐怖的極端程度發展。“勇”使武士殺戮成性；“忍”讓武士完全漠視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禪宗的“死生如一”理念也被曲解，發展到否定一切人倫之道德，進入“五分別之分別”、“無念無想”的境界，以“無比勇猛之心赴死”，這就是武士道所倡導的武士狂死之境。日本禪正因為此特質而受到武家社會的推崇備至，並在近代迎合了日本軍國主義戰鬥精禪的需要。

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本土的宗教，日本人相信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太陽的子孫，“天皇已成了百姓心中神的偶像”。神道教被賦予了政治功能，成為天皇神國統治的支柱之一，國家神道是日本民族的民族優越感和近代“皇國史觀”的重要思想根源。自古根植於日本民族心理潛層的神國意識和天皇崇拜思想，是—種類似於宗教感召的觀念意識，它比一般的政治說教更具有煽動性和迷惑力，是驅動日本國民盲從、協助侵略戰爭的曆史心理方麵的深層因素。而民族危機感的自卑心態則迫使日本人總感到一個強大的世界帝國的壓力，並真誠地輸人最先進的世界文化，以“隨機應變”的機智性格探尋民族生存發展的內驅力。需要強調的是，日本人意識深層的自卑情緒在心理防衛機製的逆反作用下，又往往通過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表象顯現出來，日本人常以“神授土地”、“神國子民”的執著信念來激勵自己的民族熱情。儒教、日本禪宗和神道教交乘熏染下的武士道有明顯的兩重性：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

那麽，武士道對日本民族有什麽影響呢？從4世紀末大和基本統一全國，8世紀武士產生，一直到19世紀末，這漫長的武人專政時期正是日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積澱時期。武士長期把持軍政大權，占據社會精英的位置，日本社會價值評判和獎懲機製都是圍繞武士而製定的。

日本人對武士道的盲目稱頌助長了民族心理中的邪惡意識。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對於武士道德與惡的雙麵性，有這樣一段意味深沉的變述：“西方人所理解的德與惡與日本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這是一個獨特的體係。它既不是佛教，也不屬儒家。它是一個日本體係——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點。”

在武家文化的深深浸潤下，武士道精神最終成為日本民族的核心理念和理想寄托，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已打上了武士道的烙印。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戶稻造指出：“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賜。他們不隻是國民之花，而且還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賜，都是經過他們而流傳下來的。”新渡戶稻造還將武士道奉為大和魂，作為日本民族精神要在全世界推廣。美國學者貝拉認為：“武士體現了或應該體現了日本的中心價值，事實上武士道的倫理在德川時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國家倫理，至少占了國家倫理的大部分。”我國學者也認為，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遺產中最持久的價值，武士道對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決定性的影響。

軍國主義與武士道可謂是一脈相承，“在武士道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漫長曆史中，人們清楚地看到從中世紀武士道產生到二次大戰日本戰敗為止，貫穿其中的一條黑線就是軍國主義，確切地說是在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為軍國主義服務。”尤其是德川幕府瓦解、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後的近代武士道，與軍國主義聯係更為緊密。

近代武士道在繼承古代武士道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對象由過去分別效忠各自的主君變成了效忠天皇；其次，講求“士魂商才”和“和魂洋才”，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因素；再次，天皇發布命令使武士道作為日本全民的道德規範。最後，利用武士道充當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和戰爭工具，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動國民對外侵略。

十九世紀中後期，明治政府“將西方文化改造和消化，令其為本民族服務。”富國強兵，提出“脫亞人歐”路線，叫囂“失之歐洲，取之亞洲”，首先向周邊國家下手，最後通牒“合並世界各國”。出於對外征服策略的考慮，以效忠於天皇為幌子，在軍人精神的外衣下複活武士道。甚至明治政府本身就是由中下級武士所組成，“各藩的武士躋身於政府中的顯要地位。”很多力主擴張的領導人如明治時代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是舊武士出身，大正時代的首相原敬，昭和時代的軍部法西斯頭子東條英機、阪垣征四郎，都與過去的武士階層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日本軍國主義一直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是”，武士道與軍國主義水乳交融，雙向互動，武士道需要軍國主義，軍國主義離不開武士道。

公元527年，大和國的繼體大王派兵遠征新羅；663年，日本出兵26萬人，染指朝鮮半島，夥同百濟進攻新羅；豐臣秀吉在1591年統一全日本後不久便發動其“征韓伐明”的侵略戰爭，雖未成功但是對日本後來的影響很大。曆史上濃厚的軍事封建色彩和對大陸國家地位的渴求，孕育了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侵略的思維定式。從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秘策》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八宏一字”成了日本民族的最高理想。

神道教在明治時代更多的被賦予政治職能，與天皇製相結合，發展成國家神道。1882年，明治政府頒布《軍人敕諭》中說：“軍隊由天皇統帥，天皇敕軍人為股肱，軍人仰天皇為脛道。”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諭》規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讓全體國民“效忠天皇”，為了迎合侵略作戰的政治需要，國家神道大肆宣揚“聖戰”，鼓吹日本應該征服和統治全球。基於此認識上的“皇國史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根深蒂固、至今不肯認錯的主要原因。

武士道作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大和民族之魂”，在日本法西斯軍隊裏找到了用武之地。1890年，明治天皇發布的《教育敕諭》中，要求國民象武士一樣“忠君愛國”，“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1912年陸軍大將乃木希典於明治天皇的下葬之日，為了對天皇“盡忠”，剖腹殉死。軍國主義分子對其武士道“壯舉”大加讚頌，奉其為明治“軍神”。《軍人敕諭》宜稱：“武勇乃日本自古以來最尊貴的特色，身為日本人若無武勇，則愧對日本臣民。”武士道有兩麵性，對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來說，是獻身之道；對其它國家與民族來說，則是戰爭與屠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