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案件很快被移送到法院，由於這是一起量刑應判死刑的嚴重刑事犯罪案件，根據規定，一審法院必須是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但是，審判法官在審閱卷宗和多次提審後，認為認定黃元斌殺人犯罪的證據不足。在公檢法三家多次商討後，爭議較多，意見仍不能統一。在這種情形下，提請省高級人民法院調卷評判。在省政法委員會的協調會上，盡管公安部門表示了強烈的不同意見，但穩健派的意見仍然占了上風。這就是盡管黃元斌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在硬性證據不到位的情況下，作為死刑案件，仍以不判為好，萬一失錯，人死不能複生，後果非常嚴重。結果，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意見，判決黃元斌無罪釋放。憑借著一紙判決書，黃元斌從看守所回到了北皋市江防鄉的家中。
雖然已事隔多年，但這起案件的偵查，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痛，回想起來，至今仍不能安然。事後，我們在內心進行過無數次的反思和檢討，分析過失敗的原因，總結過挫折的教訓。它以實際結果嚴厲警示我們，在刑事偵查上，不能用通常的思維方式應對狡詐的犯罪分子，工作措施要縝密得無縫無隙，證據獲取要處處料敵機先，訊問中要不急不躁，寧可假以時日，切不可急於求成。普遍性的經驗要總結記取，個案的特殊性表現更要警覺、重視。無勇，不能鬥敵，有謀，方可製敵。不用諱言，我們在反思總結、嚴於責己的同時，對那些墨守成規、不知變通，囿於自身利害立場的人們，也頗有微詞。在有些人看來，昨日之事已如過往煙雲，不足為慮。在這種情況下，我也隻能如此著想：但願這種事在明天不再發生。
兩三個月後，我因事到江防鄉一帶工作。在向派出所了解了一些情況後，我決定到黃元斌家看一看。當我到達時，黃元斌的母親在屋前的場地上哄趕雞鴨，見到我這個不速之客登門，不禁怔了一下，但馬上認出了我，臉上露出了明顯的不快和不安。當我說明來意後，她無奈地把我讓進家門，並把在田裏勞作的兒子大聲呼叫回來。
黃元斌見到我，慌亂了好一陣，才手足無措的在我麵前坐了下來。我抱歉地請他母親和陪我來的派出所同誌離開，我說我想和黃元斌單獨談談。
黃元斌的臉龐被陽光曬黑了許多，輕佻和不馴之色也減退了不少。我們的談話氣氛很平和，遠不像我們心頭抑製著的某些**。
“黃元斌，最近生活得怎麽樣？”
“還好，不出去打工了，在家做做農活。”
“為什麽不出去打工了？”
“父母身體都不好，再說，跑出去，別人都認為我是殺人犯。”
“可以向別人解釋，你不是一個殺人犯。”
“我解釋不清，別人也不相信。”
“那你準備頂著一個殺人犯的名義生活一輩子？”
“我罪有應得。”
“此話怎講？”
“經過了這一段，我想了很多，覺得愧對父母，愧對世人。”
“你的這些話，使我難以理解。”
“我的意思是，無論怎麽說，這也是一次十分嚴重的教訓，我接受這次教訓。從此以後，置身田園，足不出戶，好好做人。”
“你這麽年輕，再說家境也不太好，為什麽有這種想法呢？”
“回來後，心理壓力非常沉重，心頭的陰影一直揩抹不去。我的父母、姐姐、姐夫也不允許我再出門。”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負罪感，如果你確實沒有犯罪，就不要有這種負罪感。”
“這個道理我明白，但每當夜深人靜時，靈魂深處卻有另一種聲音，揮之不去。”
“這是一種什麽聲音？”
“……。”黃元斌的眼中溢出了淚花，長久地沉默著。
“我今天到你家，是來看看你，想知道你是不是還有什麽話要對我們說？”我沉思了一會，心想把一些本該不說的話索性說出來，看看他有什麽反應。
“你不要把我當成曾經審查過你的人，我也不把自己當成曾經審查過你的人，我們都把對方當成正常的熟人對待。你對公安機關有什麽要求嗎？譬如說，被關押審查三個多月，事後又被宣布為無罪釋放。”
“沒有”
“怎麽會沒有呢？你可以要求公安機關以某種方式給你恢複名譽，或者適當給予經濟上的補償。”
“不需要，這樣做我家裏不同意，我也會感到良心更為不安。再說，你們這樣做，是你們的職責所在。我很抱歉，在你們麵前講了很多假話。”
“犯罪後投案自首的人有時候也會講假話，這種情況可以理解。隻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哪些話是真的，哪些話是假的。不過，你能問心無愧、心安理得地告訴我，你是無罪的嗎？”
“法院裁決我是無罪的。”
“好吧。今後有什麽要求，或者想起來有什麽話要說，你可以找我們。古人說，收之桑榆，失之東隅，有得必有失，就像你現在，人雖回來了，但良知掙紮和心境矛盾，卻永遠不會消失。前程路遠，你好自為之。”
黃元斌連聲稱謝。
見我起身離別，他跟在我身後，一直送到路旁，默默望著我們的身影慢慢遠去。
小路兩旁是一片片碧綠的稻田，舉目望去，開闊而平坦，濃濃的水氣伴和著禾苗的淡淡清香，沁人肺腑。忽然，一副不知是哪座寺廟中的對聯浮現在我的腦際：
世外人法無定法從此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猶來了何防以不了了之
我畢竟不是世外人，很多年過去了，這個案子一直耿耿於懷，遊走在心際。那個枉死的冤魂，想必墳頭上早已長滿了青草吧。
二十一世紀初，當我獲知江口市公安局DNA檢驗技術水平已在全國領先時，我很欣慰，也很懊惱。如果當年我們在向北京送檢時將提取物預留一點，而不在第一次檢驗時全部耗光，這個案子的偵查結果有可能還會被改寫。
然而，前者已逝，隻求後者可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