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天，對黃元斌實行了刑事拘留。關進看守所後，他又回到了起點，承認了自己的犯罪。理由是你們能逐步升級把我關起來，說明已經掌握了證據，既然蒙混過不了關，還是爭取有一個坦白從寬的好態度。在以後的日子裏，包括在執行逮捕的兩個多月中，他一直交交翻翻、翻翻交交，重複著以往的故事。
在此期間，黃元斌的姐姐、姐夫也被押來北皋。在被審查的兩個月時間裏，黃元斌姐夫說清了一月三日傍晚黃元斌到沙洲港後的情況。他說：在第二天臨走時，看到黃元斌把一個用手帕包著東西交給了他姐姐。而其姐姐在審查中，始終拒不承認黃元斌有什麽東西交給了她。
麵對偵查工作日趨複雜的局麵，我們思考再三，決定將黃元斌的血液送北京進行DNA檢驗。當時，這項由英國人首先作為法庭證據使用的新技術剛剛引進我國，稱之為“遺傳指紋”。由於儀器價格昂貴，全國隻有一家即公安部第二刑科所才能開展此項檢驗。雖然我國當時還沒有法律規定，DNA的檢驗報告可以作為刑事犯罪的證據使用，但是，我們希望通過這項檢驗，用以佐證黃元斌的交代，能夠在證據分析中起到支持和參考作用。
那時候，DNA檢驗技術遠不如現在這麽先進成熟，檢驗儀器龐大，程序複雜，在五、六天的時間裏，我們每天都能接到北京送檢人員的電話。
第一程序檢驗結束，相同；
第二程序檢驗結束，相同；
第三程序檢驗結束，相同……
直到最後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最後一個程序檢驗完成，結果不相同。
DNA檢驗的最後結果，使偵查工作陷入了更為複雜的局麵。表麵上指揮部的領導都不動聲色，但每個人的心裏都在不停地掂量這個案子的發展趨向。坦率地說，在我內心，也進行過無數次是否的考慮，羅列過認定的證據和否定的理由，並對這些證據和理由反複進行過比較和權衡。我認為，如果拋開黃元斌的口供，認定黃元斌作案的直接證據確實不足；但依照黃元斌哪怕是曾經多次翻案的口供，都不能排除黃元斌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看到陳玉林在這個問題上黯然無語的神態，我知道他心存猶疑。從張武千方百計地追尋證據的作為，我知道，他對黃元斌的作案沒有動搖；而郭笑和馮忠則觀點明確，不要為黃元斌狡詐的假象所蒙蔽，DNA的檢驗技術並不成熟，現在又找不到第二家複核單位，其準確性值得推敲。
時間在一天天過去，我們也在一天天尋找突破的方略。
刑事技術人員在黃元斌交代後，對現場痕跡和物證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分析，他們堅持認為，黃元斌交代的作案過程與現場痕跡反映是相同的，特別是一些細節的符合，絕非偶然。例如，**之前，從木箱上找出一塊折疊的布，覆蓋於死者頭麵部，事後將布扯散團住，丟塞於床邊馬桶的縫隙裏一節，現場勘查人員確實從床和馬桶間的夾縫裏發現了那團布，上麵沾滿了血漬，當時認為是用此布包裹死者破損的頭麵部所致。在黃元斌交代後，痕檢、法醫人員對這塊布上的血漬分布再次進行研究並試驗，當布折成一個多層的長方形時，對應位置上的血漬形狀相同，隻是愈到上層，血漬漸淡漸小。這種情形，連技術人員在現場勘查和在物證分析時都沒有注意到，審訊人員在審訊中即使要做出提示，也是無法做到的。但黃元斌在初次交代時就說清了這個過程。
用布包裹頭麵部，還是用折疊的布覆蓋頭麵部，布塊是原先折疊，還是事後扯散團住，這些雖然變化不大，但其中包含著的本質區別已在不言之中。如果黃元斌不是作案人，沒有身臨其境，他如何能說出這一點呢？
然而，我們需要的是證據，還需要能證明黃元斌犯罪的直接證據。在作案工具、失竊物品中，隻要發現一件就行。丟入長江的東西已無法搜尋打撈，我們沒有那麽大的神通，令廣闊的長江幹涸，使奔騰的江水倒流！
我們經過反複思考和商議，決定動用獄中偵察手段。這種偵察手段，在普通刑事犯罪偵查中一般很少使用。因為開展這項偵查活動，相對來說，難度大，風險大，代價大。
在所有獄中偵察備用人員中，我們挑選了三號。三號年輕、機敏、應變能力強。在經過簡單培訓和詳細布置工作任務、重申工作紀律、嚴令不得主動貼靠、禁止引誘追問之後，三號被投入了黃元斌所在的監房。
三號一進入監房，黃元斌就主動上前搭訕，但見到三號冷若冰霜，桀驁不馴的模樣，便退了回去。三、四天過後，監房裏的四個在押人員慢慢熟悉起來。黃元斌主動將鋪蓋移近了三號。在晚上九點之後，黃元斌又試探著和三號開始了交談。
“你叫什麽名字？”
“秦彪。”
“哪裏人？”
“皋東縣的。”
“犯了什麽事？”
“打架傷了人。”
“這不算什麽事！”
“那人傷得很重，送到醫院不知死了沒有？”
“如果死了人，麻煩就大了”
“打在那人頭上的一棍子，其實不是我，是我的兄弟打的。秦某行走江湖，講的就是義氣，我擔下了。”
“你是好樣的，這樣的朋友值得交。但是，在審問時，你要動動腦子呀，同他們你可不要講義氣。”
第二天上午，趁著監所另外兩個人出去倒馬桶，做衛生，黃元斌又靠上去，小聲的和三號攀談起來。
“秦彪，不要一天到晚繃著個臉，放輕鬆點，沒有什麽了不起！”
“到了這裏，怎麽輕鬆得起來？噢，昨天，你說要動腦子，這個腦子怎麽動呀？”
“哎呀，你不會說，我根本就沒有打他的意思，揮舞著棍子隻是嚇唬嚇唬他，哪知道他是不是被什麽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踉蹌要向前撲倒，正巧一棍子碰到他頭上，誰知道有這樣的意外。不要怕，我出了這麽大的事，他們對我也沒有辦法。”
“你出了什麽事？”
“殺人。我看上一個女的，幹了以後把她殺死了。”
“殺人可是要償命的。”
“是啊，我現在隻有把水攪渾，攪渾了魚就可逃了。”
“怎麽攪渾呢？”
“在審問的時候，該承認就承認，這樣可以少吃苦頭。交代的時候，說一句留一句。”
“怎麽說一句留一句？”
“你不說的時候他們肯定要問。一問，你就順著杆兒向上爬。他們發現你說的不對，一定會接著問，你換種說法再向上爬。到時候一翻案，神仙也沒辦法。”
“老兄，真有你的。這些法子虧你想得出來。”
“我殺了人，第二天就跑出去了。到蘇州以後，天天在想這件事，總有一天他們會找到我，我不能輕易死在他們手裏。想來想去，想了這麽個對付的辦法。”
“你真的殺了人？”
“殺了，到這裏還騙你幹什麽……”
接著，黃元斌繪聲繪色、不無得意地把作案經過講述了一遍。
過了兩天，三號在經過連續兩次提審後，回來悄悄告訴黃元斌，他的問題不是很大了，從審訊人員口中得知，他很幸運，那當頭一棍，隻造成了被害人的皮肉傷害，經過醫院治療，除了輕微腦震**，沒有更嚴重的後果，估計不久可以取保候審。黃元斌聽後，低頭沉思良久，深深地歎了口氣說：“你是很幸運，我的事卻不知道是個什麽結果，現在隻能盡人事，聽天命了。”三號勸慰了幾句，聽到外麵巡查管教的腳步聲，也就按規矩坐到自己的鋪邊。
夜裏睡覺時，黃元斌又挨過來，小聲對三號說：“兄弟，我們在一個號子裏蹲過，也算是共患難了，我認你這個朋友。如果我們能出去，我一定與你禍福與共，互相幫襯。”
三號也回應道：“如果我出去了，你有什麽事，盡管吩咐，我一定做到為朋友兩肋插刀。”
黃元斌激動得拉住了三號的手說：“謝謝你，好兄弟，夠意思。其實我現在有兩件最不放心的事，一個是家中父母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我如有不測，他們膝下無子，生活會更困難，兄弟你如果將來混好了，求你能夠幫助一點。二是我把三塊銀元交給了姐姐，肯定會牽累到她，如果她把銀元交出來，我再怎麽狡辯也是白搭。眼下能證明我殺人的隻有收錄機、剪刀、銀元等幾樣東西。收錄機、剪刀等早給我丟在長江裏了。長江一望無邊，江水滾滾流去，現在誰也找不到了。如果我姐姐夠聰明，趁早把銀元丟了，說不定我的日子就過出來了。”
三號裝著要睡的樣子，迷迷糊糊地說道：“你放心好了，你這麽聰明，你姐姐蠢不了。”
兩天後，三號被提審回來，美滋滋地告訴黃元斌，明天可以出去了，辦案的公安人員已通知他叔叔，明天來辦理取保候審手續。
黃元斌見三號興衝衝地整理自己的物品，眼淚從他凹陷的眼窩裏滴落下來。他招呼三號蹲到監房的一角，低聲地問道：“你出去後能不能幫助我做一件事？”
在三號點頭答應後，黃元斌繼續說道：“你出去後，設法立馬去沙洲港我姐姐家一趟，告訴我姐姐，我的情況還好。銀元不能保存，要馬上扔掉。”
三號沉思了片刻，說道：“你放心，這個口信我一定盡快幫你帶到。不過，這麽重要的事，你姐姐會相信我這個陌生人嗎？她說不定會懷疑我是公安人員的化妝偵查呢。我必須有一件能使她信服的東西，她才會相信。”
黃元斌低頭想了想，說道：“在這裏，我哪能找到這種東西呢？”
“你的字她熟悉嗎？如果她能認出你的字，你最好寫一封信。”三號出了一個主意。
黃元斌想了想，說道：“字她倒是熟悉，但這個鬼地方哪來的紙和筆呢？”
三號回答道：“紙是沒有，筆我這裏倒有一支圓珠筆芯。是我今天在審訊室裏寫完交代材料後，從筆管裏取出來，偷偷藏在身邊的。不過，沒有紙不要緊，我褲子裏的口袋是白布，你寫在這個上麵，他們檢查也查不出來。”
黃元斌連稱這是個好主意。把三號換洗的外褲拿了出來，三號站在前麵掩護，黃元斌翻反褲腿，在內口袋的白布上寫道：
“姐姐，我現在還好，不要記掛。那三塊銀元趕快扔掉，最好扔到長江裏。切記，勿誤。有空去看看娘，小斌。”
寫好後，疊好衣褲，放進手提包裏。
第二天上午，三號被管教人員叫了出來，通知他帶好自用物品，到辦公室辦理出監手續。三號與黃元斌用眼神打過招呼後，提起衣物，走出了監門。
三號被投入監房半個多月，基本上完成了任務。
我們聽取了三號詳盡的工作匯報，調出了錄像，瀏覽了一遍。可以看出，三號在獄中的工作是正常的，在與黃元斌的接觸過程中，沒有誘供行為，也沒有言語引導，工作結果應當是可信的。
平心而論，在黃元斌不斷翻供的情形下，特別是DNA檢驗結果出來後，對黃元斌是否是本案的作案人，我曾有過動搖。這次獄偵的情況基本掃除了我內心的疑慮。黃元斌在獄中的這些表現，總不至於在演戲吧？如果說，他還在演戲，那麽，這場戲演給誰看呢？對他來說，演這場戲又能有什麽好處呢？如果仍然用“狡黠”兩個字來解釋，恐怕也很難說得過去。
我們和江口市人民檢察院刑事檢察科的同誌多次研究，認為縱觀偵查全過程和嫌疑人的先後交代，黃元斌作案是可以認定的。於是，決定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