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盈履滿，君子兢兢
【原文】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造的。故持盈履滿，君子尤兢兢焉。 【譯文】
一個人晚年體弱多病，都是年輕時不注意身體招來的痛苦；一個人失意以後刑事纏身，都是得意時枉法造成的孽罪。因此一個有修養的人，即使生活在幸福之中也要抱著戰戰兢兢的態度，以免傷害身體或得罪他人。
【解讀】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人升官發財之後，損人利己，無惡不作，最終遭到了下台後的千古罵名。與此相反，如果在春風得意時，居安思危，多做好事，多積善德，無論世事如何變化，都可以確保福壽安康。 【事典】
舊朝儒士，難得善始善終
明太祖一心要建立的禮治社會，是一個尊卑分明的社會。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他需要這樣的社會秩序，需要所有臣民對他頂禮膜拜，把皇上看得無比神聖。因此，加強君主專製是他登上帝位後一直夢寐以求的。即位後，他並不諱言自己是貧苦農民出身，也不諱言做過和尚的經曆，這是他力圖要與自己的自卑心理抗爭的表現，然而，實際上在這方麵他卻不是成功者。從登上皇位時起，自卑心理就始終伴隨著他，吞噬著他的心，使他得不到心理的安寧。卑微和高貴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經過於敏感，這不僅反映在他與丞相、功臣的關係上，也在他對儒士文人的態度上清楚地體現出來，可以說他對他們有著天生的壓製和防範心理。明朝建國之初，遭遇到的一個曆代王朝開國時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人才奇缺。盡管早在戰爭時期，他就注意網羅天下英傑，但到了這時還是不夠。更為關鍵的是戰爭時期所倚靠的人才多為武將，而“馬上得天下”者焉能“馬上治天下”?所以明太祖說“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這就明確地指出了文臣武將作用的條件性、階段性：如果兩軍上陣拚殺，自然是武夫的事，儒生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要朝廷內政的治理，武夫們就不行了，這些事情是需要儒生來做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朱元璋便在招攬儒士方麵下了很大一番力氣，希望他們中的能人誌士能夠出來輔佐自己，把朱氏江山治理好。朱元璋在早期就開始了招納儒士文人的工作。根據前麵章節的敘述，我們已經知道朱元璋是借助於紅巾軍的旗號才發展起來的，但是隨著隊伍中儒生的加入，特別是李善長等人的加入，儒家思想對朱元璋的影響很大。他重新對儒家的思想做了審視，覺得這個東西之所以深得統治者喜愛，在於它的確有利於封建專製統治，而他既然要坐天下，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理論就少不了，於是希望通過它，使天下的百姓都順從自己。為了表明自己的這種決心，朱元璋三番五次地入孔廟祭祀。既然如此，朱元璋的這種思想就少不了要表現在他對人才的吸納上。早在攻打應天時，朱元璋就表明了自己尊儒的態度。應天城被攻下來之後，朱元璋張貼告示，廣征儒生，並宣稱：我隻以你們以後的忠誠而待你們，決不會因為以前的過錯而懲罰你們，借此打消儒士們因參加過反對紅巾軍的鬥爭便害怕朱元璋報複的念頭。此舉令眾儒士頗受感動，紛紛前來投靠，如名儒夏煜、孫炎、楊憲等都來投靠，後來經過麵試，全部被錄用。消息一經傳出，天下震動。後來，又有秦從龍、宋濂、劉基、葉琛、張溢等人也被吸收進來。為了鼓勵其他人的來投，朱元璋又專門在自己宅西邊蓋了禮賢館，讓這些從各處請來的名士都搬進去，加以優待。朱元璋的納賢取士，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下發生的。在這一時期，朱元璋的取士標準並不那麽嚴格，因此，凡是能夠加入到朱元璋的陣營中並且確實有一定才能的人，大多數都得到了重用，而如此眾多的儒生在一定時期內為朱元璋的各種決策保駕護航，確實保證了朱元璋在各個方麵都能大步發展，做到不出大差錯，最終攻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統治，做上了皇帝，奠定了政治、思想、經濟和軍事發展的基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朱元璋對儒生並不是始終都予以重視和信任的。在招賢納士初期，他對知識分子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各項工作都飛躍發展，而當他坐了天下之後，他對儒生們的猜疑就超過了對他們的重視。正如開篇所述，朱元璋一直都對自己的卑微出身十分敏感，自卑導致過分的自尊，他對任何有蔑視他的權威的可能性的行為都不放過，時時防範，時時鎮壓。對儒生們就是如此。開國初，他召見孔子第55代孫孔克堅的過程，就充分說明了他的自卑心理。召見時，孔克堅起初沒有立即赴京，而是派兒子孔希學代自己入京。明太祖因此馬上想到的是孔克堅看不起自己的布衣出身，於是立即派人送去一封親筆諭旨，其中特別提到，古人由布衣平民稱帝的，有漢高祖，說孔克堅無病裝病，不入京朝見，是怠慢無禮。這諭旨一下，孔克堅哪裏還敢停留，急忙動身進京朝見去了。出於自卑，明太祖猜忌、妒恨一切人，想要報複一切人，特別是有知識的儒士文人。他報複的借口就是不“忠君”。在改朝換代的曆史背景下，何為“忠君”?是忠於舊主是“忠君”，還是效忠新朝是“忠君”?
其實中國古代在改朝換代的時候，士人們無不麵臨著是為舊朝盡忠、還是為新朝效力的矛盾與痛苦，而明初的士人們，抉擇尤難。因為朱元璋標榜的“忠君”，在他手裏是柄雙刃劍，可以兩麵傷人。你若堅持不肯出仕，那麽就是對新君不忠，理應受到懲處；可你若是歸順了新朝，又是對舊君不忠，理應受到折辱。士人如果不在舊朝滅亡時自殺殉國，是無法擺脫這種兩難困境的。著名的學者危素，在元朝時做過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嶺北行省左丞，主持過《宋史》、《遼史》和《金史》的編纂工作。明軍攻破大都時，他準備跳井殉國，被一位僧人救起。歸順明朝後，朱元璋知道他很有才學，倒也加以重用，任命他為翰林侍講學士，後又兼弘文館學士，還經常向他請教元朝興亡的經驗教訓，讓他起草《皇陵碑》等重要文稿。不過，因為危素是個降臣，朱元璋覺得他對元朝不忠，對他心存鄙夷。一天，朱元璋召危素到東閣，危素不知道朱元璋坐在屏風後麵，走路腳步聲大了些。朱元璋問：“是誰?”
危素答：“老臣危素。”朱元璋立刻諷刺說：“我還當是文天祥來了。”用文天祥這位一身傲骨、誓死不降敵人的英雄來反襯危素歸降新朝，這是何等的侮辱。更甚的是一次他還當著群臣的麵羞辱他。元順帝有一頭大象，會在殿庭中舞蹈朝拜，被運回南京。一天，朱元璋宴請群臣，讓人把大象牽來，可大象就是不肯起舞。朱元璋命把大象牽出去殺了，又認為大象有“不事二主”之誌。第二天，他讓人製作了兩塊木牌，一塊寫著“危不如象”，一塊寫著“素不如象”，掛在危素兩肩上，以示羞辱。禦史們也跟著起哄，彈劾危素是亡國之臣，不宜留在皇帝左右，朱元璋遂把危素發到和州，去給為元朝盡忠而死的餘闕守廟。危素不久就鬱悶而死。降了新朝的儒士，他認為是不忠故朝，內心忌諱，而忠於元朝的儒士，他又反過來認為他們是不肯為他所用，輕視新朝，也要治罪。確實，大多數儒生文人由於堅持一種正統的觀念，堅持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做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與新朝合作。這些文人對由紅巾軍發跡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
伯啟叔侄為表示不做明朝的官，截斷手指。明太祖知道後，按捺不住怒火，把他們逮到京師，嚴加訊問。朱元璋問他們：“以前世道亂的時候你們住哪兒?”回答說：“紅寇亂時，我們避居在福建、江西兩界之間。”朱元璋一聽大為惱怒，說這是諷刺他取天下非其道，便下令將他們押回原籍，斬首示眾並抄沒全家。曾在金華為他講解經史的儒士戴良，在他離開金華後就逃走了。明朝開國後，戴良一直隱姓埋名東躲西藏，但最終還是讓官府查訪到，被帶到南京。明太祖打算給他官做，他執意推辭，並又借機逃走。明太祖好生氣惱，他派人去捉拿他，用鐵絲殘忍地穿透他的鎖骨，把他帶到京師。76歲的戴良就這麽被折磨而死。無錫有一個叫錢仲益的人，讀書過目成誦，16歲時就考中舉人，曾做過元朝的杭州路錄事。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幾次派人征召，他都不肯出來。朱元璋讓人把他鎖拿進京，將他的右手釘在木板上，造成終生殘疾。可見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的是嚴刑峻罰的方法。他還特別製定了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是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