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真與幻夢

故事:文學的救贖

提及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譚》),人們大都耳熟能詳。這本創作於公元9世紀的阿拉伯民間故事集,因其內容豐富、規模宏大,曾被高爾基譽為世界民間文學史上“最壯麗的一座紀念碑”。

然而,關於其成書始因,卻未必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愚以為,對於寫作者來說,關注這一點,顯然比閱讀內容本身意義更大。

一

關於該書的起因,說的是阿拉伯薩桑王國的國王山努亞,生性殘暴,心胸狹窄,因王後行為不端將其殺死。此後,為了報複女人,他每天娶一名少女,翌日清晨即將她殺掉。如此年複一年,先後殺掉了一千多個少女。久而久之,人們便把自己的女兒藏起來,負責尋找少女的宰相維齊爾,正因找不到新的少女而感到絕望時,他的女兒山魯佐德,為拯救那些無辜女子,自願嫁給國王。

新婚之夜,山魯佐德給國王講述引人入勝的故事,並聰明地拖延到黎明都不說出故事的結局。國王不得不同意把山魯佐德的性命留到第二天晚上。次日晚上,山魯佐德又把第二個故事像俄羅斯套娃那樣,包裹進第一個故事,再次等到黎明還不說出結局。這個模式一直重複到第一千零一夜,講的大都是勸善懲惡的故事,國王終於幡然醒悟:“憑安拉的名義,你的故事讓我感動,我將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永遠保存。”於是便有了《一千零一夜》這本書。

也許作為傳說,關於該書起因的說法,僅僅是曆代整理者為敘事方便而虛構出來的,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本身便是一個震憾人心的故事。

無獨有偶,相傳世界四大寓言家、2600多年前的古希臘伊索(《伊索寓言》的作者),就是憑借非凡的講故事能力,才從一名奴隸變身為自由人的。他運用象征與擬人手法,通過講述動物之間的關係,譴責當時社會上人壓迫人的現象,號召受欺淩的人團結起來與惡人鬥爭。所講述的三百多個故事每則都蘊含哲理,或揭露和批判社會矛盾,或抒發對人生的領悟,或總結日常生活經驗,最終奴隸主因感動而釋放了他。

綜上所述,故事既可以救贖別人(比如國王),也可以自我救贖(比如伊索),甚而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足見它的神奇力量。

人類對故事有著天然的癡迷,講故事的藝術和人類曆史一樣悠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故事源於人類永不懈怠的好奇心,這從嬰孩(大致相當於早期人類)癡迷聽故事的情形中,可以窺見一斑。故事還被稱為“世界通用語言”,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男女老少,沒有人不願聽故事。在沒有文字記錄的人類文明早期,一代代先民死了,許多故事卻經過不斷改造口口相傳留存下來,逐漸演變成神話和傳說。

資料顯示,古希臘人最愛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首史詩,說的是希臘人和特洛伊人戰爭的故事。直到幾個世紀後,它們才被用文字記錄下來,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備忘錄”。吟唱這些詩歌的人,當時被稱作“阿德”,每逢宴會時,“阿德”總是最受歡迎的人。

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神話、傳說是通過故事傳下來的,《論語》是通過講述孔子與弟子間的日常故事傳下來的,《聖經》等幾乎所有宗教教義,也是通過講述教主的神跡和使徒傳教的故事傳下來的。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故事的支撐,光是一堆枯燥繁瑣的教規教義,誰願意去學,誰又能記得住!極而言之,繪畫、雕塑、影視甚至音樂和舞蹈等一切藝術形式,但凡好的作品,本質上都是在講述一個絕妙的故事,問題隻在於我們是否看得懂聽得懂而已。

總而言之,從寫作手法上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講故事——特別是講述那些富有人情味接地氣的故事。君不見,莫言甚至幹脆將諾獎會上發言的題目定為《講故事的人》。所謂文以載道,故事是道理的最佳載體,道理往往從故事中生發而來。如果說文學具有教化功能,毫無疑問也主要是通過故事實現的。

二

故事既然如此重要,它的作用機理又是什麽?

亞裏士多德說得好:凡是不先進入感官的,就不能進入理智。國內外心理學研究成果也表明,大多數人更容易受到清晰、形象的個別事例(即故事)的影響,並且事例越是生動形象,宣傳所產生的說服力越大。文學藝術首先是感性的,藝術理性是融入藝術感性,並通過其發揮作用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是任何時代經典文學作品的共同特征。而要實現這“三言三有”,故事敘事可謂一馬當先首當其衝。反思當下我們的某些新聞報道和文學創作,一個明顯弊端就是:人之理性,欠感官太多。故事總是具體可感的,欠感官太多,也就是欠好故事太多。

早在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麵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係,全麵提升國際傳播效能。這不僅是對新聞從業人員提出的要求,也是對包括作家在內的所有文化藝術工作者提出的共同要求,因為講故事被公認為新聞文化傳播的最佳方式。

上世紀50年代初,美國曾興起過一種新聞寫作理論——新新聞主義,基本特征就是提倡故事化敘事,主張新聞寫作要大膽借鑒文學創作的一些手法,如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注重刻畫細節等,使新聞作品更具全局深度和細節可讀性。盡管因種種原因,新新聞主義後來逐漸被邊緣化,但這一寫作風格已經滲透到後來出現的新聞調查、新聞特稿、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寫作之中。在新媒體時代,新新聞主義所形成的跨媒介敘事方式,有效增加了文字傳播在新媒體傳播麵前的競爭力。換言之,故事化敘事——這個曾經為文學創作所特有的表現風格,正在成為當下新聞文化傳播的新趨勢之一。

央視高級評論員白岩鬆,在2024中國公共關係發展大會演講中表示,現在強調傳統媒體要“講故事”,這與傳統的“講道理”緊密相關。過去傳播都想講道理,但講故事並非不再講道理,講故事才是真正能講道理並且產生效果的。因此,主流媒體要提高講故事的能力,善於把道理藏在故事裏,進行有效傳播。

故事化敘事還有一個獨特優勢,道理或稱主題經常是重複的,但故事即使似曾相識,卻總是各有不同——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想想看,單是母親或童年這些個單一主題,內容和形式卻無窮無盡,古往今來的作家們各有各的內容切分,也各有各的表現手法。毫無疑問,這些主題還將永恒書寫下去,並且永遠不可能重複。

故事化敘事的重要性,對國家如此,對團隊亦然。在當今這個喧嘩嘈雜、高科技、智能化的世界裏,講故事不僅很流行,而且至關重要。無論是人們之間的日常溝通、商務洽談、打造商業品牌、分享人生智慧,還是在尋求外界幫助支持,都離不開故事化敘事。這是因為:講故事是溝通和影響改變他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沒錯,有時智力做不到的,情感卻往往能做到。

全球首次將故事思維應用於商業領域的先驅、美國資深谘詢公司董事長安妮特·西蒙斯,在所著《你的團隊需要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一書中,主張將故事思維提升到以往數據思維、理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大致相同的高度,善於從個體和團體生活中找尋故事,並將其精準嫁接到團隊文化的主題和目標上,以提振團隊成員幹事創業的精氣神。這自然不乏真知灼見。

三

這些年,筆者和影視界、演藝圈的朋友接觸,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我們不缺投資人製片人,不缺好導演好演員,也不缺先進技術設備,隻缺好故事好腳本。的確,故事是文學和影視的硬核,文學和影視的衝擊力,歸根到底源自故事力。故事為王,沒有好的故事,結果必然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按照百度釋義,一個好的故事,是一種能夠引發共鳴、激**感、啟發思考的敘述。它通過引人入勝的情節、豐富的人物塑造、深刻的主題、生動的描述和細節、意想不到的結局以及言之有物的象征和隱喻,讓讀者沉浸其中受益匪淺。它既可以是虛構的小說、傳說、童話故事,也可以是真實的回憶錄、傳記、曆史故事等。

故事哪裏來?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說:人要有三個頭腦:父母給的一個頭腦,從書中得來的一個頭腦,從生活中得來的一個頭腦。顯而易見,故事思維高度依賴於生活經曆和知識積累。現實生活中,人們獲取故事的途徑大致有三:一是個人經曆(包括道聽途說),二是大眾媒體和影視作品,三是書籍閱讀。

實踐豐富多彩,群眾智慧無窮。大到國際風雲、史海鉤沉,小到街談巷議、家長裏短,故事無處不在、無時不生。真可謂:天下攘攘,故事開場;天下熙熙,故事而已。所謂時勢造英雄,在奮進新時代、建功新征程的偉大實踐中,各行各業都湧現出不少英雄模範,能夠直接書寫這些英雄模範當然是幸運的——不論是以新聞報道的形式書寫,還是以紀實文學、戲曲改編、歌曲創作等形式書寫。

然而,不管你承認與否,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普通人,非常糟糕的人很少,很了不起的人也鳳毛麟角,我們大量麵對的是普通人普通事。而普通人的故事,往往是民眾真實生活的縮影,其社會意義往往比某個典型人物更有價值。因為他們的故事是生活更深層次的真實,是更貼近真相的社會現實。正如十六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隨筆體裁的創始人蒙田所說:“最美好的人生,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樣板看齊的人生,這樣的人生有序,但無奇跡,也不荒唐。”從某種意義上說,寫英雄模範易,寫普通人物難,卻更能見真功。

書寫生活中的故事尤其是普通人的故事,往往取決於作家的感知力和開掘力。德國著名作家黑塞說得好:如果將一個人的生命從開始到結束,連同所有根須之間的交織全部書寫下來,將會是一部如世界曆史一樣浩瀚的史詩。是的,宇宙再大,你可以寫成一篇論文;分子再小,你可以寫成一本專著。每個人都是一本大書,人人皆可成為故事人物,就看你有無足夠的感知力和開掘力,肯不肯寫和會不會寫。

由此看來,文學不滅,不僅源於人類渴望講述的本能與衝動不滅,也源於人類對藝術的審美之心不滅,更源於人類對故事之好奇心不滅。講好故事,無疑是當下文學創作的現實救贖之路。故此,在文學創作中,當你感到沒啥可寫或者寫不好的時候,不妨捫心自問一下:故事為王,動人的故事你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