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裏詩外·書前書後

一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寫於1936年抗戰爆發前的詩詞《沁園春·雪》，首次在《新民報晚刊》發表，頃刻轟動了山城重慶。

此前，由於國民黨的歪曲宣傳，國人大都認為中共是一群沒文化的山野之人。沒想到，出自中共領袖之手的這首大氣磅礴之詞，竟有如此高的國學和文學水準。詞中那戰天鬥地、改天換地、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英雄氣概，對國民黨當局來說，不亞於一枚重型炸彈，使朝野上下無不驚心動魄、恐慌備至。

蔣介石急令秘書長陳布雷，糾集當時國民黨文壇名流，晝夜苦思冥想、搜腸刮肚，企圖另謀高篇予以回敬，最後不得不甘拜下風、自歎弗如。蔣介石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厲聲追問陳布雷：“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一群吃皇糧的飯桶！”陳倉皇答道：“毛澤東的國學水平非同一般。”

果真如此？平心而論，論國學水平和語法修辭，比起那些科班出身的學院派文人墨客，並非專家教授和職業詩人的毛澤東恐高不到哪去。何以詩出驚人？恐怕主要不在國學知識和文采辭藻上，而應更多地從詩外功夫中去尋找。

所謂“詩外功”，指的是詩人在詩歌技巧之外的人生積澱與學識素養，此乃成就偉大詩作的核心支撐。所謂文如其人，毛澤東的詩詞乃至書法，筆墨氣勢映豪邁氣魄，章法布局顯戰略思維，革新精神現開拓品格。這些無不與他的偉人氣質、革命胸襟、戰略眼光深度契合。

換言之，毛澤東詩詞的高度，正源於他深厚的詩外功——主要包括壯闊的人生實踐、深厚的學識積澱、博大的家國情懷、超凡的胸襟氣魄、敏銳的時代洞察等。其詩詞水準，高就高在詞中隱含的作者那雄渾豪放、頂天立地、不屈不撓的革命家氣魄，高就高在由這種氣魄凝成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俯瞰世界的戰鬥風格。

顯而易見，這一切無不是毛澤東性格、氣質、膽識的真實寫照。這裏既有天賦成分，更有革命戰爭實踐錘煉的結果。這些“詩外功”——亦即個人化的特質，是任何他人模仿不到的。素有“領袖文膽、總裁智囊”和“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的陳布雷，想必深知個中奧妙，卻也隻能那般敷衍蔣公罷了。

其實，偉人也好，大師也罷，七十二行大凡成功者，其成就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風格，而這些特色和風格又統由兩部分緊密合成：一是專門的學問，這是原料；二是獨到的思維、徹悟、靈感、氣質等，這是引子或稱酵母。故欲成就學問和大事者，專業知識必不可少，且非下苦功不行。而個人化的思維、性格氣質等，則須在更廣大的空間中去尋找：一是廣闊的生活實踐；二是相關專業大師範式的砥礪——這一點主要靠讀書獲取，讀書就是經師。

二

談論詩裏詩外關係，不能不提及書前書後的關係，因為這是書寫者需要經常思考和關注的問題。書前書後的關係，首先體現在讀書與寫作的關係。較之創作，讀書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詩外功之一。

倘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溜”，依然是講究詩內功，那麽“詩聖”杜甫所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說的則主要是通過追求詩外功達成詩內功。博覽群書，融會貫通，落筆行文方可筆走飛龍、神弛八極，天馬行空、文思泉湧。因為一本好書是有識之士用心將人生感悟、世事洞察、知識儲備、技能要領等總結提煉的精髓，讀一本好書，就相當於站在一個巨人肩膀上，踏著人類進步的階梯登高望遠。

美國著名作家艾琳·普希曼（暢銷書《像作家一樣閱讀》作者）說得好，成為一名成功作家的第一步，是成為一名成功的讀者。大學問家、擁有36個博士學位的胡適先生說：“為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說的是，金字塔隻有底大，塔才會高。讀書為學也是這樣，隻有廣才可能高，才可能會通。一個知識麵很窄的人，即使成為某方麵的專家，水平也不可能太高，真正有實力的大家無不具有寬廣的知識基礎。

莫言自述早年怎樣學會寫小說時寫道：閱讀跟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寫作的人更離不開閱讀。寫作是從閱讀開始的，我們在閱讀別人書籍的過程中，萌發了寫作的興趣，得到了各種知識，提高了寫作技巧。汪曾祺則主張，寫作者不妨多讀雜書，稱雜書文字自然隨便、接近口語，比苦讀《昭明文選》等典籍，更易將所學融入筆下。

筆者一直認為：編輯、記者、主持人、導演、作家等，專業之外還應該是個雜家，他（她）越是雜，往往也就越是專，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要求必須有深厚的生活積累和寬廣的知識麵，否則就難以稱得上一個合格的媒體人或創作者。

關於讀書麵寬窄與文章寫作的關係，有個真實的曆史笑話說來令人沉痛。據史料記載，清末年間，迫於國際對比和時代壓力，慈禧太後曾下令改革科舉製度，考試內容在四書五經之外，增加了中外政治和曆史。一次，試題中有道中外比較的題目《項羽拿破侖論》，可能是想通過這兩位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說明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道理。孰料，這可難為死了各地考生——他們哪裏知道拿破侖乃何許人也。於是，竟有考生提筆大膽寫道：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侖而不能拿哉？……拿全侖而不勝，而況於拿破侖也哉？這裏，他顯然把“侖”字理解成是盾牌之類的東西了。

讀書為寫作築牢根基，寫作則反哺讀書深化理解——寫作能讓閱讀從“淺吸收”變為“深消化”。讀與寫失衡會嚴重製約創作，有些作家僅靠天賦寫作，沒讀過多少中外經典，作品視野和格局極易受限；而另些人藏書豐富、學識深厚，卻疏於動筆，最終隻能眼高手低，無法將學識轉化為作品。

三

書前書後的關係，還體現在寫作與生活以及讀書與生活的關係。於寫作者而言，讀書與生活均屬詩外功，但它們是有聯係的兩回事。如果說讀書是寫作之母，生活則是寫作之父，相比於讀書，生活更為根本。

人常說，文章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這“物、理、情”哪裏來？歸根到底，隻能在真實生活中去找尋去體驗。因為生活是寫作的源頭活水，真實是寫作的核心尺度。真實包括現實與內心的雙重真實：既要直麵社會現實，也要抵達內心真實與人性深處，避免淩空蹈虛。

正是基於此，魯迅主張“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它的血和肉來”；老舍主張“寫自己真正知道的事”，以紮實的生活積累，讓人物、場景、對話活潑生動；巴金主張“寫作如同在生活”，強調“不說謊”，反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李修文則強調，“親身抵達、親身丈量、親身遭遇”，才能挑選出屬於自己的詞匯展開創作。

的確，寫作與生活好比“根與花”：生活是寫作的源頭與素材庫，寫作是對生活的提煉與升華，兩者的理想狀態是真誠一致、人藝合一。事實上，一名作家寫作水準高低，於天賦之外，主要由兩大背景決定：一是他的生活經曆，二是他的閱讀能力。天賦往往體現在他對生活的領悟力，和對知識的攝取力上。這就涉及到讀書與生活的關係。

閱讀和實踐，確是人類兩項重要活動。且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字，要先寫一個“首”，後寫一個“走之”。“首”指腦袋，代表的是思考。“走之”指行動。可見要想得道，知行合一缺一不可。“讀”與“行”相輔相成，“讀萬卷書”與“行萬裏路”相得益彰。“行”能夠印證“讀”的精妙，彌補“讀”的縹緲（當然，行走隻是生活實踐的一部分）。誠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讀懂社會生活的無字大書，無疑更為切要。

是的，走起來、轉起來，認真看並用心悟，才能真正實現見多識廣。走馬觀花、蜻蜓點水，無異於浪費時光和金錢。受時間和財力所限，假如我們不能行萬裏路，那就不妨坐下來多讀讀書，因為“讀”永遠比“走”能到達更多更遠的地方。書籍是別人經驗和知識的積累，讀書所得雖為間接經驗和知識，卻不失為一種模仿借鑒和超越的捷徑。

究竟而言，任何一種體裁寫作，都不能單就寫作談寫作，它更多的是一種生活。然則，人人都在生活，卻並非人人皆可成作家，並非讀書多閱曆廣就一定能寫得好。從讀書、生活再到寫作，需要一個轉化環節：思考。如同在食物與營養之間，需要一個健康有力的胃。

很多人讀得多寫不好，核心就在於淺嚐輒止的閱讀缺乏深度思考，沒能將書中的知識、意象與自身感悟貫通。如同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隻有把閱讀時獲取的他人經驗、寫作技巧，通過思考與自己的生活積累、思想見解融合，才能打破讀書與寫作的壁壘，讓學識真正轉化為筆下有溫度、有深度的文字。

很多人生活經曆豐富卻寫不出東西，關鍵是他們沒有成為生活的有心之人，且多數情況下讀書也不多。改變這一狀況，首先要善於發現生活中有價值的現象，然後靜心感悟你的發現，接著再考慮以何種形式創造出你的感悟。這可以說是任何創造性工作必經的三步曲。

概而言之，寫作與讀書和生活——這兩大詩外功的關係，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但凡好的作品，總是既貼著地麵行走，又向著天空飛翔，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搭建橋梁，讓讀者清晰地看見生活、認識自己、理解時代。

一句話，無此詩外功，難出詩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