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是差等生”
第一節 正規教育
很顯然，如果有此動機，這些女性中任一位都已拿到了大學學位，而她們沒拿。看來正因為避免了正規教育，使她們更出色。男／女教育我對十三位男天才的研究顯示出與書中這些婦女相同的情形。本田汽車創立人本田和Nautilus體育器材發明者阿瑟·瓊斯隻上了八年級，但都對世界技術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和蘋果計算機公司的斯蒂夫·喬伯斯，盡管在世界計算機高科技領域表現不俗，卻隻上過一年大學。根據《福布斯》和《幸福》雜誌，蓋茲以淨值70億美元榮登美國首富，他在19歲時離開哈佛大學，從事軟件事業。多明諾比薩餅發明者湯姆·莫納岡，僅在密歇根州上了一學期。弗雷德·史密斯，通宵傳遞之父和聯邦捷運發明者說，在耶魯大學“我是差等生”，他是那兒的經濟學畢業生。比爾·裏爾以其裏爾汽車音響在商業領域進行了革命，他是僅以9年的教育經曆來獲得這一成就的。“啟發式知識＝創造力”喬治·基爾德對正規教育格外地直言不諱，如上所述，他批評商業學校製造隻能達到標準態的學生，而不是“新價值的創業者”。職業教育家沃倫·貝納斯以其名言一針見血地描述了這一問題：“教學將主體和客體一概同等化”。這種情況的存在是由於受過較高教育的人感到，應該從一個組織的中部或頂部做起，而不是從頭開始，他們被教育成從不願意從具有風險的不利環境如糖果店或卑微地步做起，而正是那些地方是革新和創造活動的產生之地。
幾乎每位有偉大主張的人都希望將主意出售給某大公司，輕鬆地獲取分紅利潤，然而這是絕不可能的。唯一致富的辦法是，將主張推向市場，證明它的優點，然後賣掉它。大多數人不願付出這種高昂的代價。大學文憑確實是步入已建好的組織經理者階層的身份證。創造幻想家、創業者和革新天才從不尋找公司職位，因而也不看重表麵身份；而且，他們對自己的能力異乎尋常地自信，他們不認為自己需要有證實自己的文憑。書中研究的許多創造天才獲得卓越成就，正是因為不具備謀得經理職位的必備身份，這迫使她們從頭做起。因而，看來沒有文憑無疑顯得更有利於偉大的創造努力。“如果你完全信任自己的能力，你不必有個身份；如果你沒有它，你將超成就地獲得你根本不需要的文憑。”“知識就是力量”，但這並不是憑一張文憑所能獲得的，這些創造天才通過掌握遠超過任何文憑持有者的職業知識證實了這句格言。
她們從最底層幹起，大多數人認為具備本領域完備的知識是自己成功的關鍵，但如果認為她們的知識來源於書本或課堂，那是大錯特錯。正規教育常常是獲得知識最容易、最便宜的途徑，但它不是唯一的途徑，尤其是對試圖嚐眾人之先者是如此。在街上學習或經由課堂、通過個人試錯研究都是從事任何工作和職業可接受的方法。這些婦女常常是采取了更花功夫、代價更高的“街頭道路”，她們都是在毫無知識、從本領域底部做起，在沒有其他許多幫助的情況下升到頂層，這條道路費時又艱辛，但如同所有事情一樣，最艱難之路往往是最能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回報的道路。這十三位女幻想家通過試錯的啟發性方法來獲取她們的知識和事業。麥當娜不斷排練新節目，將其提練到完美為止；艾斯蒂·勞達會嚐試新的推銷術，但如若它沒有能產生預期結果，她便棄之不用；琳達·沃切納以其特有的工作方法達到頂層，33歲時成為馬克斯公司總裁，在40歲仍沒被容許獲得公司時，她便毅然辭職；她的目標是擁有和經營自己的公司，因而她辭職，冒著一切風險去實現自己的夢。瑪麗·凱·阿什和莉連·弗農都是從餐桌起家建成公可的，其裝備不過是黃色的台布和一個主張。甚至奧普拉·溫弗雷也是從底層演講開始其演職業，以其工作方式達到頂峰的，她的成功來自於與眾不同，她將警告拋在腦後，述說自己所想，那“人情味”是頗具感染力的，她的聽眾被鼓勵敞開心扉，因為她本人便是**胸懷的，這種獨特而又基本的策略使溫弗雷空前成功，在談話節目中創立自己特有的風格和形象。格洛麗亞·斯坦內姆也是隨其姐姐從大街起步的，她常常冒著生命危險走到哈萊姆去獲取一個種族或性歧視的題材，在成為一個自由作家後，她創立了自己的交流媒介——《女士先生》雜誌——以傳播自己的信條給大眾。從沒有人嚐試過，但她毫不畏懼，憑借沃納傳播公司的經濟後盾做到了。所有這些女性都用其新概念、新思維進行試驗，從不偏離最終的目標，她們嚐試一種新方法，提練後毫不停頓地朝目標奮進。這些幻想家用“質量方法”解決“數量型問題”，她們從不屑於使用學院派傳教的“數量分析法”。
一位接受過MBA正規培訓的人能很好地了解現存的事物。但這些對於解決新的技術、營銷或社會問題無濟於事。被創業活動稱作“分析癱瘓症”的數量分析法，對任何領域開拓性活動都不相適應。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概念可通過數量分析加以證實或否認；而取得突破性革新的唯一真正的技巧是針對創造過程的核心部位，反複進行試錯實驗。托馬斯·愛迪生作為曆史上最多產的的發明家，也隻相信試諸實驗，他認為所有發現都通過啟發式方法通往創造活動，絕非課堂教育所成，他說：“你會認為如果我去學校能有所成就嗎？大學培養科學家以他們所教授的方法尋找發現，因而忽視了大自然的偉大秘密……發現不是發明，它隻不過偶然事件的性質”（傑斯弗森，1959）。從實踐中學習一位好萊塢律師在麥當娜與西·潘訴訟案中為她辯護說：“她正規教育的缺乏，已從實踐學問中得以補償，我認為她從實踐學到的經商學識，超過任何一位有哈佛MBA學位的人”。
這是在創造性成功事例中常見到的，在體育項目中也相當普遍，學會如何救起一個網球對於成為出色的網球選手很重要，但是通過書本學習救球的理論幾乎無助於成功，隻有救球的實踐才是能達到救球藝術完美境地的靈丹妙藥。試鍺性學習是任何努力的良方，反複單調的“操練”而不是去讀，是“成為巧手”的終極途徑。經驗成為成功主導因素的有趣事例得自馬來西亞，這個小國生產著成百萬美國人的常用品，在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收到一位沒受過任何教育而獲得極大成功經理的名片，他的名字背後印著相當於我名片上博士頭銜的三個字母QBE，後來我高興地發現QBE代表具有同等資曆。上述引例都是成功行為的事實所在。知識和技巧隻會成為開掘創造性深井的幹擾因素，攫取自我，糟踏資材，摧毀自信。真正的知識（或救球例子中的技巧）隻會是愛迪生所說的通過勤奮而不是靈感所獲得的事實。一言以概之，學會救球或獲取偉大的創造性突破概念隻會是“操練”的結果，而不是理論化得到的，書本中所獲得的“怎樣的”知識，隻能通過實際生活中反複練習和失敗得以完善。想想為你危險至深的心髒手術挑選最好的醫生的例子吧，接受過久負盛名的名牌醫學院正規教育當然很好，但是就像任何醫生會告訴你的那樣，如果沒有大量的動手經驗，那種教育無濟於事。正規教育教會學生從那些書中學到合適的醫療操作程序，但並沒教會新手如何處置實際情況。
想想你會在下述情況下作出何種選擇：一方是一位從沒做過難度較大手術的醫學院新近畢業的醫生，另一方是已在南美叢林中作過近萬例手術的沒受過教育的開業醫生。常識告訴我們選擇具有經驗而無學曆的醫生。我們討論的創造性女性通常是通過經驗性方法來獲取知識的，並將其運用於質量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她們以任何可能方式獲取知識——在街上、工廠裏，圖書館——以創造性方法運用它，給世界留下印象。想想麥當娜，她並不是因為是個頗有成就的舞蹈演員，具備良好的嗓音條件和天賦的表演才能而登上職業高峰的，事實上，她所有這些資質平平，她的才能正是此書所要論及的。麥當娜能以其平庸的資質，造就成世界級的知名的“物質女孩”，她堅持不懈，敢冒風險，自我驅動，踏過許多人的身軀，邁向了頂峰，她通過開拓未知領地來實現這一切，為流行音樂知識的完美而刻苦不倦。麥當娜在生活的大街上發現“知識”，她模仿偉大的明星瑪麗蓮·夢露和珍妮·哈羅，她的試錯實驗代價很大，因而也使她名利雙收。這些女性證實了愛迪生的格言，是勤奮而不是靈感才是通往成功的金鑰匙。她們功成名就了，但這隻是因為她們願意年複一年，無休止地勤奮工作，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知識、創造和力量瑪麗琳·弗格森，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太空時代陰謀》的作者說到我們的教育製度以犧牲“開放”為代價，強調成為“正確”；她強調學習“在於你去尋找到東西”，這是傳統教科書和課堂找不到的東西。弗格森以瑪格麗特·米德的家庭教育為例，說明未受學校體製汙染的兒童時代，使她不受傳統、封閉性思維參數約束，實現散發式思維，這一精神氣質才使米德在文化人類學方麵作出標誌性的突破。教育學家、作者沃倫·本尼斯（1989）證實了弗格森的假說：“每當我們教會孩子某些東西，而不是幫助他學習時，我們是在阻止他自己創造……或再創造自己”。教育機構由那些官僚所管理，他們武斷地認為每個人都應被放入平庸的盒子內。
那麽那些注定要成為我們創造天才的人，何以能變得才華橫溢而反對偶象呢？研究者發現有才華者對於“無用的統一難以容忍”，不幸的是，大多數學校除了建立在按部就搬之上的“無用的統一”之外，什麽也不教，無怪乎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畢加索憎恨學校，瑪格麗特、米德和艾恩·蘭達輕視她們的學校和老師。幻想家不適合於呆板嚴厲的環境，迫使他們就範於這種統治，隻會抑製他們的創造力，迫使他們反抗。阿爾文·托夫勒在《權力變移》（1990）一書中指出從經濟力向知識力的巨大轉移，他描繪道，我們是從中世紀的軀體力演變到工業化年代的金錢力。最後進化到信息年代的知識力，托夫勒將知識力稱作終極的充分實現自我抱負時力量，最終將給使用者帶來物質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力量，他預言知識力將成為所有偉大領袖和創造者的催化劑，他說：“對知識力的控製將成為未來每個人類機構中全球性權力爭鬥的關鍵”，並進而證實了我們的發現：“大眾教育製度已大大過時”。書中每位女性是托夫勒知識力在其各自領域起作用的典範，她們大多數並沒浸染哲學的、認知性知識，然而卻利用高超的知識力占據了各自領域的利益。
麗莎·克萊伯恩是個高中退學生，但卻比所有第七大街受過正規教育的時裝巨頭們，憑直覺更多地了解工作女性想穿什麽，她掀起了女裝世界的革命完全是憑其直覺的知識，而這正是受教育的專家所完全缺乏的。奧普拉·溫弗雷從沒受過大眾演播或談話主持的培訓，但她直覺地明白該說什麽，該什麽時候說。哥達·梅沒有受過國家領導的訓練，但卻成為以色列首任駐俄大使而且深得讚頌，是因為她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多地了解文化交流中的問題。瑪麗·凱·阿什創立了以婦女為主體的組織，是因為她創造了自己想要的工作職位，她打破了公司經營的一切常規：堅持對她的推銷人員不設任何規則、銷售額和工作時間，她的化妝品營業額達10億元，為其他公司所崇拜和仿效。瑪麗亞·卡拉斯在表演其偉大的詠歎調時從不看指揮，她是近視眼，不得不記住歌劇的所有內容和程式，因而以其革新的技巧獲得轟動性成功。艾恩·蘭達違背寫作和出版的所有準則，在這過程中她的書銷量達250萬冊。簡·芳達承認她製作健美像帶的唯一原因：是她了解婦女鍛煉超過世上任何其他東西，因為她堅持二十多年每天鍛煉以保持體態健美，她一舉掀起了健美像帶業的革命。所有這些婦女都比世上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領域，盡管她們並不必以身份的裝備來炫耀自己的知識，她們的成功再次證實：“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力瑪格麗特·米德開辟了人類學的新徑：她的開拓是由於前無先例讓她效仿，她闖**南太平洋的叢林，以她的話來說：“當我走到那兒便創造了野外工作方法”。凱瑟琳大帝的力量更微妙，身著上校軍服，登上全鞍的雄武白馬，男人般矯健地騎到她那贏弱的丈夫麵前，獲得了心理優勢。他以前從沒見過軍事表演，直到他那堅定執著的妻子出現在他麵前，他心癡神迷，立即讓她成為俄羅斯女皇。騎全鞍馬在18世紀女士中從未有過，她們通常騎側鞍馬。根據自傳作家（亞曆山大，1989）的說法這一情節不僅具有精神的性含義，同樣也顯示出凱瑟琳的熱情和“渴望操縱、個人自由、感官愉悅和權力。”艾斯蒂·勞達對於權力的神韻沒有如此精通，但她運用知識力在化妝品業獲得成功。她沒受過正規教育，但了解自己領域該了解的一切，因為沒進學校前她已開始給別人護膚，她不具備身體和臉部護膚的技術性教育，但卻比她這一行任何人都通曉女性的麵部，因而賺取了數十億美元。哥達·梅對政治科學一無所知，但卻指導性地創立了以色列王國，因為她熟悉猶太複國主義及其信徒，她煞費苦心地了解她的敵人阿拉伯人的一切，這便是為什麽她能成為以色列女首相。麥當娜未曾上過商業課程，但《工作婦女》在1991年稱讚她超凡的商業敏銳性，稱她是一完美的企業家，她獲此殊榮是由於她那嫻熟駕馭大公司的技巧，她幾乎沒雇什麽人員。麥當娜不同凡響，她了解娛樂業的神韻所在，1992年與華納公司簽訂了6000萬美元的合同。麗莎·克萊伯恩被一家不亞於《幸福》雜誌權威性的雜誌稱為是“美國偉大的女企業家”，因為她在女裝業的轟動性革命，在10年之內，克萊伯恩主導了女裝業，這是曆史上其他公司未曾做到過的。雖然沒進高中，她卻比任何活著的其他人都了解自己的領域。莉蓮·弗農“知道”什麽是郵購者的需要，她稱自己的市場研究包括：“自我測試”。瑪格麗特·撒切爾知道英國需要什麽，她減少聯邦政府的權力，創造一種更放任自由的商業環境，她的眼光使她占據政府首腦達10年之久。即使是那些花費大量時間完成正規教育的婦女，也並沒有得自於學曆的多大幫助。奧普拉·溫弗雷主修戲劇，但麵對電台、電視主持時，她承認自己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學會大眾媒介的表演，她說：“我沒有任何經驗、任何課堂知識能給我臨場表演的任何印象感覺。”
不受教育也恰恰幫助了莉蓮·弗農創立舉世聞名的商品目錄冊，她創造名，是因為作為一個懷孕的年輕母親，她需要以此來增加家庭收入，她坐在餐桌旁，一邊幹一邊就學會了。瑪格麗特·撒切爾有著最正規的教育，她的大多數學校生涯用於學著成為一名分析化學家，這有助於她了解英國的工業，但無疑對她攀升到首相職位是毫無用處的。艾恩·蘭達有曆史學學位，卻對她首部偉大的史詩哲學小說幾乎毫無幫助。智力：動因還是阻力？根據最近美國心理學家的研究，長子女有比其他孩子略高的智商（約高7分），然而太高的智商同樣有害於偉大的革新和創造。書中所有女性都很聰明，艾恩·蘭達，奧普拉·溫弗雷和琳達·沃切納都有超凡的智力水平；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瑪麗·凱·阿什和瑪格麗特·撒切爾是榮譽學生，基本上本書中所有女性在小學和高中是全優生，甚至“物質女孩”，雖然能以精神品格為代價毫不羞愧地展示其身體資本，也在高中智力測試中獲140智商分。奧普拉·溫弗雷幼兒園和小學二年級跳級，她像撒切爾，斯坦內姆和蘭達一樣，是學校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辯者。教育家、心理學家及作家弗裏德裏克·赫茲伯格發現智商並非革新成功的關鍵，他說：“不可否認，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商是革新的先決條件”，但是“革新者並不必是聰明絕頂之人”，“極高的智商可能成為革新的障礙，因為它往往與教育成就相關聯”（1989）。弗蘭克·拜倫在《創造者和創造過程》（1969）一書中發現：“對於特定的內在創造活動而言，特定的最少的智商可能與從事的活動相關聯，但超過這個常常是很低的最小值，創造性活動與智商測試幾乎毫不相關”，拜倫理論中引用瑪麗亞·卡拉斯的例子，這位全球公認的現代歌劇天才隻上了八年級，歌劇評論家約·翰·阿托尼在1994年描述她：“無理智，但一旦開始歌唱，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聰明。
音樂將她變成另一個人，一個對事物有更多更深刻了解的人。”（《今日美國》，1994年2月）此書中的女天才情況證實了上述發現，因為十三位女性很聰“明，但並不具備超星級的智力，其他品質，如恒心、直覺、領導魅力、勸誘性、叛逆傾向則是她們借以達到頂峰的途徑。她們是聰明的，但比她們心智敏銳更重要的是她們通過驅逐過去不安的魔鬼和失敗的恐懼去獲取成就的需要。
第二節 潛在的創造力
天賦孩子及其榜樣過於保護的父母傾向於給天賦孩子樹立反麵榜樣；他們限製冒風險從而阻礙了潛在的創造力。相反地，寬容的父母傾向給有天賦而早熟的孩子施予正麵影響，因為他們鼓勵他去冒險。有天賦的兒童早年需要榜樣，允許他們犯錯而不予資罰，鼓勵其自發行為。根據天賦者顧問琳達·西爾弗曼博士的說法：“天才女孩需要成功地將婚姻、孕育和職業安排妥善的婦女榜樣。”看來，一個寬鬆的環境對於年幼的兒童樹立自尊、培植偉大成就是個關鍵，它訓練孩子去獲勝和失敗，從不因為害怕失敗而不敢玩任何遊戲。天才一般容不得一致，這常常使他們獲得“叛逆”的稱號，而這恰好是創造天才的理想模胚，他們在沒有人身誹謗的情況下學會冒險和失敗，因而成為世界的推動者和震憾者。寬慰這種自由行為的榜樣是創造性行為的發酵劑。
避開專家：他們知道得太多了；專家有對過去和現在的自我投資，他們常常知道為什麽任何新東西不會起作用的所有原因，這些人拒絕變化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權威患得患失，正是這種品性使得好奇事物和哥白尼、伽利略、哥倫布遭遇如此困難。專家往往知道新的未知是危險的，而這正是革新幻想家何以有機會致富和成名的原因。新時代作家安頓·威爾森描繪專家是傲慢的“無所不知者”：權威者是‘絕對正確的’；傾向於獲得權力的位置。[這種人]糾纏於事實和數字……我認為正是這種人殺死了蘇格拉底”（《普羅米修斯的崛起》，1983）。市場研究不起作用，你無法研究尚未存在的東西。你會認為在推出進化論假說之前，達爾文會與教會意見相符嗎？或者愛因斯坦在形成相對論之前，會與牛頓定律一致嗎？絕不！隻有涉足無人知曉的創造性荒原，才能建立新概念。這些婦女在啟動成功創舉之前，無人聽從專家的意見，如果她那樣做了，便不可能出現在此書中。悖論意圖：不要太聰明女創造天才們有幅真實的圖畫，讓她們能開拓模糊的地域，她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不了解自己做不到。對某事無知，承認它並向學習過程邁進。
那些處於危險之中的人正是不知其境者，但也並不了解他們的不知。這些幻想家知道她們所不知的，換言之，她們並不是太聰明。學校教育我們什麽能完成，並無關痛癢地教育我們生活的限製；偉大幻想家不理會這種說教，很少受未知的約束。她們並不知道自己不能，因而她們便行。換種說法，她們剔除了追求自身生活的自我，隨著自我的消遁，才能占上風，推動著她的成功。讓“本質的”本能占上風，增加了大多數冒險者生活的成功性，而讓“自我”擋道，則阻礙了成就。維克多·弗蘭克將這一概念稱作“悖論意圖”，他發現“恐懼造成人所害怕的結果，過高期望則使願望成為泡影”，簡而言之，這一理論告訴我們不要太過份，否則便無法達到目標。確立目標對於偉大的成功，如贏得一場網球賽是必備的；但目標一旦確定就應該忘記，而將所用精力集中於打好每個必須擊中的球。想著取勝往往對獲勝起反作用，因為自我的闖入，阻礙了身體自然性本能的表演。總而言之，隻有在不想到贏球時才能獲勝；人們越是刻意去追求，越是難以獲取勝利。試試三個一模一樣的簽名吧，絕不可能！追求愛情和浪漫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糟途徑，唯一獲得愛和浪漫的方法是不去刻意追求。悖論意圖告訴我們不要集中於整個戰役的勝利，而要集中精力贏得每場戰爭，這便是創造天才的本質。
悖論意圖同樣顯示，認知性願望不利於有效成就。我們要成為“不是我們意識所願望的那種人”，而是“我們潛意識注定我們成為的那種人”，就是說，我們要盡量放鬆有意識的頭腦，讓我們潛意識思想自由探索嶄新而未知的領域。整體性地運用我們所有的有意識和潛意識功能，是創造性過程成功的關鍵。瑪格麗特·米德是這方麵的完美代表。她的父母放棄正規教育，在少年時代前培養她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他們從生活各方麵全方位培養她——藝術、音樂、詩歌——並鼓勵她去試驗和嚐試失敗，她8歲，時便記下其他孩子的行為，9歲開始寫詩。作家和心理學家珍妮·豪斯頓說米德早年全方位教育剔除了她“或者”精神，她說到米德時說：“雙重性是有害的；她被培養成身心並行、思維和感覺並用地接受事物”。豪斯頓認為瑪格麗特的早年教育使她能“自如出入於她的潛意識”。大多數這些女性有這種能力，但沒達到瑪格麗特這種程度，隻有她獨樹一幟地具有利用潛意識力量來實現不可能。米德是非凡的，但我們卻能運用內在（潛意識）信仰體係來輔助我們的日常行為，重要的是確信我們的潛意識印象是積極可取的形象；如果不是如此，關鍵是我們要改變內部劇本來適合達到目標所需的積極形象。
創造性幻想型婦女和瑪格麗特·米德一樣有一種程序化的潛意識母帶告訴她們事無止境，她們有一幅向一切機會敞開大門的現實圖象，這一才能使這些女性非凡而自如地達到偉大的創造性成就。單性學校女生學校、教會學校和寄宿學校看來是造就女性未來創造成就的重要因素，這為她們樹立早年女性榜樣創造了有利條件，許多這些成功女性都有對以後成功起基礎作用的女性行為模範。一項被稱為“掌權的婦女”（1993）研究發現，美國偉大的女政治領袖以高於其他人10倍的比例進過女生學校，研究認為女生學校為婦女提供更好的女性榜樣，因為“在共處群體中，女孩有別於男孩”，一位成功的女政治家說：“女孩在男女共讀學校不會成功，沒有優勢，你在希望男孩像你，而不是期望成為班級的頭腦人物。”瑪格麗特·米德在自傳《冬天黑豆》中當提到自己從一所男女共讀學院轉到女生學院時，更多地談到這一點。她強烈地感到她在女生學院樂觀地感覺到作為女性所擁有的潛在力量。根據父親的意思，她曾在芝加哥德珀學院學習1年，然後轉到紐約城伯納德女子學院，因為在德珀“很明顯地，所有超過聰明男生的聰明女孩都為此而受挫折”，她繼續說道：“在德珀的那段日子，我時刻感到自己是個亡命之徒”。
米德確信，在大學環境女生要與男生競爭很難獲勝，因為壓力使得男孩占優勢。在伯納德學院，她能有自己的辦公室，以她喜歡的方式進行競爭，她在那兒交了群終生的朋友“阿什罐頭貓們”，米德是她們的頭，羅斯·班尼迪克成為她們的榜樣，最後成為米德的朋友、知己和伴侶。這些婦女中六位進過女子小學、中學或大學（見表7），瑪麗亞·卡拉斯，麗莎·克萊伯恩，簡·芳達，麥當娜，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從這些女生學校環境中受益於女性榜樣，其中四位一直在女子學院就讀。隻有艾恩·蘭達，奧普拉·溫弗雷和琳達·沃切納畢業於男女共處院校，從女子學校畢業的有格裏亞·斯坦內姆和撒切爾。簡·芳達在維薩度過了艱難的兩年，發現了許多女性榜樣，但她們的影響值得懷疑，因為她那些大學生女聯誼會的姐妹們說她很少在那兒。瑪格麗特·撒切爾從學校的女性榜樣中受益頗大，因為她有個獨特之處，即在研究生之前從沒和男孩同班過，她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一直在女子學校就讀。
表7單性學校教育瑪麗亞·卡拉斯八年級前紐約城教會和公立學校麗莎·克萊伯恩比利時和新奧爾良教會學校簡·芳達加利福尼亞和康涅狄格寄宿學校，女子預料學校（康涅狄格洛林威治學院，紐約艾瑪·威爾萊德）和紐約維莎女子學院麥當娜高中前教會學校，以修女為榜樣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美國各種學校，六年級前沒在一所學校滿1年，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史密斯女子學院瑪格麗特·撒切爾小學及中學女子學校。牛津索姆維爾女子學院。研究生院是她首次與男生共受教育的經曆小結正規教育不是偉大女性成功的因素。十三位中有八位沒有大學學曆，隻有瑪格麗特·撒切爾一人受過研究生教育。盡管缺乏正規教育，這些女性都是各自領域有素養的行家，她們通過啟發式的方法獲取知識，以試諸方法解決問題，進行腳踏實地、平地起步的革新，她們通過實踐獲取知識。她們的知識是她們的力量，她們比任何人，包括那些在本領域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對自己的領域了解得更多。智力或智商並不是女創造天才成功的因素，頗具諷刺性的是，麥當娜是這些女性中智商分最高者。所有這些女性都很聰明，但其他個人品格，如恒心、冒險傾向、領導魅力、自尊和工作熱情是導致她們成功更大的因素。然而她們都富有才華，因而難以忍受無用的認同，這使她們不喜歡官僚權威。
她們的難以忍受使她們成為不趨同者，而這正是偉大的成功努力的積極性品質。這些婦女在踏入自己的領域之前，並不完全具備這方麵的知識，盡管不知道自己的局限，她們卻成功了。專家們曾斷言她們必敗無疑，因為她們踏入了男人的世界，或者間人了陌生的禁地。然而她們卻證明專家們錯了。單性學校教育看來是有利於她們成功的另一積極因素，一半婦女在早年的學校中找到自己行動的女性榜樣。這種經曆給她們注入的印象是：不用依存於女性神秘光彩或得到男老師的認可，婦女也能達到頂峰、獲得成功。這些成功的幻想家女性，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崇拜和模仿她們的年輕婦女的榜樣。她們證實知識就是力量，能夠被任何願意付出代價的人所獲取。後頁前頁目錄第四章創造性叛逆者踏入無人問津之地---------------我們應懼怕“知道”，而不是害怕“無知”。——迪派克·喬伯拉，M．D．打破常規，逆流而上，另辟蹊徑，不受製於陳規陋習。如果有人以一種方式行事，你就有極好的機會反其道而行之。——塞姆·沃頓專家是那些自認為對現實無所不知的家夥——因而他們從沒在生活中發現任何新生事物和偉大創舉，他們是絕對正確的原教旨主義者！相反地，新手們從不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什麽能得到，哪種產品能出售——因而注定成為新事物和突破性概念的創新者。這種新生幻想家們直覺地“知道”沒有通往現實的絕對正確或錯誤的途徑，因而能以透徹的準確性和驚人的速度向目標行進；他們不陷入別人描繪的事實泥坑中、他們設計通往希望田園的自己的圖畫，針對目標，他們的眼光能摧毀舊圖畫。專家總是懼怕新鮮未知和新概念，從而讓革新創業者有機會毫無束縛地踏入創造性空檔。創造天才們往往因其探索和冒險行為收獲豐厚，他們所獲的財富和名聲隻是他們對社會所作巨大貢獻的一種小小補償。這十三位幻想家都不理會專家高論，以各自不同的行為改變了世界；她們拒絕隨波逐流，因而成為各自領域認可的領袖。宏觀視野：創造者見到森林，而不是樹本以整體、宏觀、大場景視野看待世界是這些婦女成功的關鍵，她們能以“簡單”答案來解決複雜的問題。莉蓮·弗農知道婦女需要獨特的個性化並且在傳統目錄冊中難以找尋的東西，因而她創立了鮮明的直銷方式來贏得這些顧客，她知道與西爾斯或佩尼商品目錄冊公司針鋒相對地競爭是不可能成功的，她的直覺告訴她以西爾斯（現已倒閉）為目標，莉蓮·弗農的商品目錄冊已打破銷量記錄。創造性婦女看到宏大場景，但以一種簡單的眼光貫徹她們的目標決策。她們明白太多的知識有礙於創造成就，她們不理會那些保護性地將其自我投於已知領域的微觀眼光的專家。
專家了解世界是方的，但他們錯了！根據報界對首次飛行的解釋，認為萊特兄弟的飛行是個騙局，但正是這所謂的騙局實現了世界旅行業的革命。網絡專家認為有線電視網是個愚蠢的想法，但是泰德·特納的革新改變了電視，從而成為那些預言他死期的網絡公司的強勁對手。專家告訴艾恩·蘭達，她的作品將難以出售，但她三部巨著售出了2500萬冊。專家知道像帶不能出售：它們隻能出租，但是簡·芳達證明他們錯了，出售了史無前例數目的像帶。英國的政治霸頭認為瑪格麗特是時代的異己分子，不構成重大危險，但她相信自己的命運，攀升到英國政界的頂峰。瑪麗·凱·阿什和艾斯蒂·勞達的律師和會計都告誡她們會失敗，她倆都毫不理會，現在她們能用零花錢買斷這些律師。這些女幻想家有宏觀眼光：她們將決策基於長期的可能性，這使她們勝於世界微觀眼光的專家們。自信：所有創造的催化劑強勁的自信是創造性天才最重要的品格，對意欲以革新的大規模計劃闖入一個嶄新的領域的人而言尤其重要。
探索者往往麵臨與現存體製及所謂行家的爭鬥，這不得不具備令人驚畏的自信。有些人常常把不安全與缺乏自信混淆起來。這些婦女有許多不安全因素，但卻以其勇往直前的氣勢克服了欠缺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們對表現的焦慮成為追求完美的積極動力。心理學家，如羅拉·梅曾指出：出色的表現需要一定程度的焦慮；事實上焦慮強化了表現。這些女性以其無畏的氣魄超越了自我不安。從外界看來，她們的行為更像是自信，盡管這是立於焦慮之上的假自信。無論怎麽稱呼它，它奏效了。在她們達到頂峰之前，幾乎無人相信這些婦女的思想概念；前進中她們不得不相信自己以克服敵人和朋友的巨大懷疑。著名的幻想作家瑪麗琳·弗格森，在《太空時代的陰謀》（1976）一書中曾談論冷嘲熱諷的專家，她說在新範例創建中，自信是克服譏諷的傳統主義者的關鍵，“新的範例往往在降臨時被待之於冷淡，甚至嘲笑和輕視，它們的出現因異端邪說而遭攻擊……我們對趨同的恐懼部分是源自於害怕自己，害怕我們對決策正確性的懷疑。”艾恩·蘭達對這一理論給予了認同，“我肯定，那些將成功歸之於運氣的人，從未有所成就，也未曾擁有一絲一毫成就所必備的堅韌不拔精神。”艾恩·蘭達和琳達·沃切納都提到，大多數婦女有成功障礙，因為她們在年輕時種植了喜歡“得到認可”的概念。
第三節 家長作風
瑪麗·凱·阿什、琳達·沃切納和奧普拉·溫弗雷以同樣的語調批評婦女不願冒不認可的風險，不敢違背家長作風盛行的社會。當麵對逆境，尤其是遭受到那些讓人尊重的人士忠告時，需要有極大的自信。這些婦女願意對專家置之不理，這並不是說她們的反對偶像崇拜行為不必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她們抑製女性的需要，而投身於成就獲取之中。她們日複一日地與所謂的專家鬥爭，最終獲勝。而對低毀者，她們運用超乎尋常的自尊和堅定不移的自信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旦她們的自信占據上風，流行必然隱退。哥達·梅一生中許多時候麵臨著死亡和毀滅，但她依然自信而樂觀，這種自信是創建自由的以色列王國的基石，沒有她堅韌的自信不可能有以色列。細胞質的知識與創造力在本章開頭引用的迪派克·喬伯拉的話講道，知道是創造活動的致命殺手，而不知才適合於創造性天才。喬伯拉認為我們將生命的潛在機會建立在預知的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的概念之上，我們常常對於什麽是得以獲取“可能”的東西了解得太多。
喬伯拉是相對於精神和身體健康而傳播這一信條的。他在報告中顯示人體中每個細胞是如何每年更換一次的，當問及癌症和愛滋病患者何以未能以新細胞每年得以治愈時，他解釋道：“專家”由於其滿腹經倫而不斷製造著致死的細胞，他繼續解釋人體每個細胞每年都更新一次，但是人腦成為限製性的聯係因素，因為它每天有6萬個思想細胞，而其中90％在其遺傳性複製中被預決成如同舊細胞。因此，教條主義思想能使病者生病，因為他們以負麵細胞來複製，反之健康者因同樣原因保持著健康。病體負想性細胞（預先程式化細胞）汙染了新的健康細胞，結果使病人的醫療診斷結果毫無變化。癌症和愛滋病患者通過複製“病細胞”思想預先決定了自己的健康，這種思想每天印刻於腦細胞，決定了他們體內新細胞的性質。喬伯拉聲稱：我們對於生病的內在知識決定著我們生病的狀態，我們因為擁有太多的我們“是有病的”知識而在自我摧殘。研究顯示迅速的康複基本上都發生在“弱小老婦”身上，她們通常未曾浸染太多的知識，她們有較高康複可能，是因為她們不知道自己會死，統計表明較早死於癌症和愛滋病的往往是醫生和其他一些“知道”太多自己死亡可能性的人。創造活動、創業和革新很多方麵與健康類似，知識當然重要（見第3章），然而當著手新概念時，具有開放式思維很重要，不要“知道得太多”。
事情如何完成的預先知識是重要的，但能完成什麽的預先知識，則有礙於創造性過程。換言之，我們內在的事實圖景支配我們的創造潛能。從研究這些男女創造天才中發現一個有趣現象，他們基本上從沒生病過，盡管他們都是A型工作狂（另一本書的主題）；並且肆意濫用自己的身體和感情係統。知識性傲慢與創造力不成功者知道一切，成功者知道太多，天才們知道極少！是個悖論嗎？不！有經驗的老師教會我們太多的什麽不起作用，什麽不要嚐試，什麽不能做到。事實上，我們學校體製所褻瀆的正是那些他們應力圖嚐試著去做的東西，他們以自己具體化實現了的限製教育學生。哥倫布被教導地球是方的，但他不信。其他天才也遇到如此境遇。
西爾維納斯·P．湯普森教授說愛迪生的電燈泡計劃“注定要失敗，顯示出他對電和力學的基本原理都一竅不通”。教授的想法並不孤立，斯蒂文森研究所的亨利·默頓博士也稱愛迪生電燈泡的發現是“純粹無知引致的荒誕行徑”。這兩位飽學之士都在嘲笑一個隻接受過3個月正規教育而恰恰是正確的人。貧窮而無教育的愛迪生沒有受到什麽是可能和什麽是不能做的約束——因而他實現了不可能，他創造了真理。真正的創造天才，就像愛迪生一樣，從承認無知中脫穎而出，這些創造性婦女有著同樣簡單的直覺領悟，引導她們不顧陳規和專家高見。瑪格麗特·米德在《冬天黑豆》中令人信服地說道：“就我而言，毫無疑問自己是個離經叛道的人，因為我以極大的興趣從事著那種大多數婦女不感興趣，更不用提以此為職業的事情。”過多的知識無疑自殺！眾多的研究說明，世界上偉大的革新者有開放式思維頭腦，使他們探索無人問津的處女地；曆史也給出無數事例顯示，專家們是如何以其維護傳統的熱情阻撓著創造力，甚至愛迪生否認泰斯拉的交流電理論，因為它與自己對事實的概念了解不符，更重要的是這與他自己直流電的發明相違背。更多事例說明，對那些頑固相信專家所傳授的知識的人來說，太多的知識害人非淺（托馬斯·S．奎恩在《科學革命》中歸納出，沒有一種新範例能在舊範例代表性專家逝世前得到公眾的普遍接受）。再想想那位不幸被鎖在冷庫廂中的人，他明白如果不在幾小時內得救，自己會凍死，他在臨死前記下幾句話，塗寫在車廂牆壁上，“越來越冷，馬上要完了。”當第二天發現他屍體後，人們檢查了冷庫，發現開關關著，溫度是58度。
這個人“知道”太多，因而殺死了自己。醫學甚至記錄了一個更離奇的故事。8個人被困於深坑，因為沒有水和食物，他們知道除非在幾天內獲救，否則必死無疑。他們中隻有一個有手表，他負責向別人宣布時間，讓他們明白生還的機會大小。為了保持其他人的精神，這個人撒了謊；當過去1小時時，他說過了30分鍾；他連續幾天謊報時間。一星期後這群人才得救，在缺水情況下他們能活這麽久實在不容易。其他人都活著，隻有那個知道事實的報時者死了。太多的知識殺害了他，而太少的知識救了其他人。心理學家已證明思“之”則有之。如果棒球指導對投手說：“別把球扔得太高滾進去”，在投手潛意識腦海內記住的話正好與指導完全相反：“高點和進去”。唯一適當的交流必須有助於潛意識貼切植入的信息，在這個例子中“低點和外麵”是唯一合適的交流語言。正麵看待是給成功的行為反應刻入合適形象的唯一方法，有兩個標準是：限製合適的知識，植入新的正麵知識。我們這十三位女幻想家隻想自己的終極目標，從不讓舊條規來破壞自己的任何思想！創造天才踏上無人問津的禁地麥當娜告訴製作人打破常規，嚐試別人未曾做過的。她堅持說要他們試試“不同”，盡管那是有背傳統的，這種哲學觀幫助她打破了甲殼蟲樂隊在80年代保持著的流行歌曲單曲唱片銷量記錄，同時給她帶來了金錢。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她第一個職位教育大臣的任期中，為控製教育經費預算，毅然停發兒童免費牛奶，她因此立即遭到了新聞界和反對黨的批評，給她冠上不友善的頭稱：“牛奶掠奪者撒切爾”，反對她的文章稱這是“母狗的壕溝”，預言她自取滅亡。
她是在政治自殺嗎？她全然不理會這種宣傳，沉浸於未來，義無反顧地邁向長遠目標，這種大膽行徑正是導致撒切爾踏上這塊領地最高位的一個原因。在沒有一個男人敢於獲取不可能的職位時，她登上了保守黨領導人的位置，她不怕烈火的襲擊，承受著熱浪，她因而獲得成功。作家艾恩·蘭達撰寫的小說《本源》和《阿特拉斯聳肩》也打破了所有規則。她的出版商懇求她取消重寫這種史詩小說。因為這實在太深奧，不適合一般讀者。艾恩·蘭達不了解出版界關於讀者人數的統計調查，但毅然拒絕對手稿修改一個字，造成了與出版商之間的矛盾。事實證明她是對的，根據專家說法，兩本書創造了史無前例的2500萬冊銷量，《本源》還拍成了由加利·考伯主演的，深得讚揚的電影。打破常規打破常規的能力是創造幻想家的關鍵行為品質。當塞姆·沃頓提到自己成功經營的規則時說道：“我常為自己能破別人之常規而感到驕傲，我始終偏愛能對我的規則提出挑戰的異己”，這一哲學觀使他成為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在他90年代的自傳中，沃頓說：“首先要破除陳規……所有知道我以不成熟想法向前行進的人，都以為我是完全失去了理智，沒有人敢將投資賭注押向第一家沃·馬特聯鎖超市時……我們傾家**產起家”。像塞姆·沃頓一樣，瑪麗·凱·阿什的律師也告訴她：“立即清償你的資產，拿回所能得到的所有現金。如果你不這麽做，將會分文不名”；她的會計師，在她開店前30天，丈夫突然死於心髒病的時候告訴她肯定會失敗，阿什不理會這些悲觀者，她繼續行進，創立了數十億美元的化妝品帝國。具有諷刺性的是，艾斯蒂·勞達在15年前也受到律師和會計師相類似的警告，他們叫她不要到競爭激烈的化妝品行業去，那樣幾乎毫無成功希望。
她置之不理，創建了數十億美元的化妝品帝國。哥達·梅到達了大多數男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她連夜穿過沙漠，去和她的至敵阿布杜拉國王見麵，在以色列國建立前，爭取最後一分鍾的和平；她懷揣手榴彈來保護自己的國民，爭取以色列國家的保存。她度過了多年生存水平線上的苦行憎生活，她毫無怨言地幾乎在躺椅上度過了三十多年時光，大多數婦女可能從沒想象過多年來隻以兩件棉襯衫度過光陰，她卻隻有這兩件替換衣服。對這位激昂旺盛的女性來說這，這些物質條件並不重要，更不用提化妝了。她打破了所有女人特性規則，但卻具有諷刺意味地在年滿50歲時還被看作是最迷人、令人愉悅的女人。反對偶像崇拜的女性許多婦女幻想家被看作是叛逆者，因為她們否認習欲。簡·芳達、瑪麗亞·卡拉斯、莉蓮·弗農、麥當娜、艾恩·蘭達和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是極其倔強的女幻想家，她們具有強烈的自尊和自信，能讓她們麵對傳統的挑戰而不喪失自我；她們的怪僻源於同行和對手的強烈反對和敵視，她們那不撞南牆心不死的決心使她們富有趣味而與眾不同。看看移民艾恩·蘭達（又名艾麗莎·羅森伯姆），將她的姓取連合活字，頭一個字母與她的“大塊”的好萊塢電影贈品相嫁接，以不致於被驅逐出境，然後力圖保存她的名，蘭達。
再想想瑪麗亞·卡拉斯告訴她羅馬天主教徒的丈夫貝蒂斯塔取消與教皇的見麵“今天上午我不想去見教皇，天在下雨，在灰暗的天氣穿著黑衣眼讓人不舒眼。我們換個時間去吧。”貝蒂斯塔發瘋般地解釋沒有人會因為下雨而不去朝見教皇，但無濟於事，卡拉斯固執己見。教皇——偉大歌劇迷——答應了她改日接見，當時反複無常的異已者卡拉斯與教皇就歌劇的原則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斯坦內姆告訴女性聽眾，“在接下去的24小時，根據簡單的法律原則去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海努埃·珍妮聽從此言持續5年，她說“我是個激進派”，在1969年和1972年，她坐在北越南的榴彈炮上，通過向軍人的實況轉播，懇請他們停止戰鬥。這種出格的行為舉止並非毫無代價，大多數婦女會在這些女性每天所受的精神折磨中垮掉。凱瑟琳大帝是曆史上偶像崇拜最激烈的反對者，她顛倒社會現有的男女性別觀念，像男人般騎上雄馬，跟著個讓她愉悅的男侍從。特蕾莎嬤嬤顯得同樣離經叛道，羅馬教皇在去印度時贈給她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車作為交通工具，大多數婦女會出於政治禮節，至少在儀式上使用它，但不趨同的特蕾莎嬤嬤卻不顧繁文縟節，將它賣掉後把錢分給了窮人。瑪格麗特·米德甚至走得更遠，將自己和丈夫喬治·貝特森都稱為是“離經叛道之徒”。許多這些標新立異者都被她們的敵手冠以不雅觀的稱號。撒切爾的綽號是“鐵女人”，這也確實是她好用的方式寫照；卡拉斯被稱為是“惡魔女主角”，甚至特蕾莎嬤嬤也被傑曼·格裏爾稱作“宗教帝國主義分子”。
麥當娜成為“都市妓女”和“物質女孩”的同義詞，她高興地將此作為獲得20世紀最神秘，最具性滲透力女性形象的美稱，她說：“我將喪失貞操作為職業生涯的動力，”由此可見她的叛逆天性。當1993年底，她將波多黎各國旗從她兩條大腿夾縫間穿過時，激怒了兩萬波多黎各人，這種舉動隻有麥當娜做得出。蘭達被坎特、斯金納、索利文和塞特拉責罵性地冠以“認識論的良心”；沃切納因為生意場上冷酷無情而被冠以“冰與火”和“斧頭女人”，她的經商哲學觀是：“我的方法至高無上”使其臭名遠揚。溫弗雷因為她對觀眾的施情與同情而以“美國精神病醫生”聞名，阿什被她崇拜的推銷員賦予“王中女王”的稱號。這些形象無不纏繞印刻在這些女性的個性行為之中，她們常常無愧於這一榮譽（我們所有人都常有這種內在傾向）。
所有這十三位女異端者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反叛著陳規陋習。艾恩·蘭達反叛了，但不像其他人那樣用言語表述，那樣充滿敵對，她學會麵對現實生活的艱辛，但決心在長大後改變它並埋葬它；在隊伍的發展中，她從不讓“現實”生活的艱難來幹涉她的主觀想法，她在自傳中將自己總結為“負有使命的女性”。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哥達·梅都以不妥協的個性聞名，她們從不對自己的看法閃爍其詞，裝腔作勢。莉蓮·弗農，麗莎·克萊伯恩和瑪麗·凱·阿什在她們邁向頂峰的爭鬥中也遠非柔順謙恭，因其強勁而優雅的風格達到目標而深受崇拜。所有獨立的精神個體都毫不畏懼地以內在鼓聲行進，不受外在樂隊的幹擾。專家：自我沉湎之徒1906年1月的《科學美國》否認萊特兄弟的飛行，而稱之為一場騙局；J·P·摩根，當時的金融天才寫信給貝爾說他的電話發明“毫無商業用途”；威廉姆·裏爾將軍，一位爆破專家，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前1個月的1945年6月說道：“曼哈頓計劃是我們曾有過的最愚蠢的行為，我以爆破專家的身份保證原子彈絕不會爆炸。”專家是些相信自己無所不能之徒，他們忙於保住自己的權威，因而根本無法發現新生事物；他們的自我是賭本，因而他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去保住它。
亨利·福特在20世紀初營建帝國大廈時與一位專家針鋒相對，對他作出了最簡練精確的描述：“他是了解一個主張不起作用的所有原因的人”。馬克·謝伯德，70年代得克薩斯機械公司的總裁，當被問及何以成為工業界巨頭時，他巧妙地答道：“那些公司了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不懂，我們很愚蠢”。瑪麗琳·弗格森，《太空時代的陰謀》（1976）作者說：“我們對於趨同的恐懼，部分地源於對自己的害怕，自己決定正確性懷疑的害怕”。趨同不是書中這些婦女的品質，這些女性比男同伴們更少感情外露，而更多荒謬離奇的怪癖。瑪格麗特·米德使其反對者大惑不解，“我被婦女斥之為缺乏女人味而被男士尊稱為最具女性魅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