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偏好“與眾不同”
第一節 崇拜天性
專門技能發自肺腑所有這些婦女不理采專家意見。麗莎·克萊伯恩以她特具的品味來勾勒女性職業時裝的線條，這完全有背於70年代時裝製造行家的準則。麥當娜以可能是本世紀最大逆不道的女性形象出現，不斷打破一切傳統，她的書《性》（1993）和她的禁帶是其反偶象崇拜天性的證明。莉蓮·弗農常表達自己偏好“與眾不同”，她聲稱這使她得以成功，她放棄傳統的市場研究方法論，而代之以自己特有的市場分析“黃金內髒”。簡·芳達，曾一度是新左派的領導、資本主義的敵人，卻成為徹頭徹尾的資本家，她建立了一係列工作演播室，製作出最暢銷的健美像帶，讓她諷刺性地成為了傑出資本家；這位女性更離奇的行徑是將所有錢（估計約1億美元）捐贈給丈夫湯姆·海頓的左翼事業；最要命的是芳達與徹頭徹尾的資本家、她左翼政治事業的仇敵泰德·特納聯姻，特納一生中許多時間用於追逐女色，是資本主義巨頭，右翼分子。
芳達不僅否定專家，而且令他們大惑不解。甚至是貌似柔順被動的特蕾莎嬤嬤，為了幫助窮人也抗拒著專家意願。她打破宗教規則，要求教皇授權給她，住到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中，這從未有過先例，但她卻能獲得教皇的應允，運用職位的權力，為加爾各答的窮人和瀕臨死亡者爭得了格外多的利益，她以其巨大的努力，成功地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些女性的事例生動地說明：創造發自“肺腑”，而非來自頭腦。害怕知道者，而不是不知者我們是自己的至敵，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這些女幻想家能夠不理會內部的自我演講，而踏上樂觀愉悅的更高境地；她們有巨大的自我價值觀念，否認任何拒絕她們內在信仰體係的人；她們不知道自己難以做到，因而她們實現了。瑪格麗特·米德不知道一位25歲的年輕單身女子是不能獨自踏入新幾內亞和薩摩亞島叢林之中的；瑪格麗特·撒切爾也不去過問英國女首相能否為同行所接受，她基本上毫無機會升上如此高的職位，但她卻做到了；奧普拉·溫弗雷並沒因菲爾·達那休擁有日間談話市場而退縮，她花了6個月的時何超過他。根據常規，這些婦女中無人能成功，她們並不去過問這個問題，因而踏進了天際城堡，就好像是她們有權這麽做。
冒風險性：自信勝於恐懼所有孩子和雇員都應有冒險和失敗的機會，不然知識、自信或自我價值將難以獲取；創造能力是早年經曆活動的功能，如果孩子沒有嚐試冒險和失敗的經曆，他們將無法掌握創造活動的關鍵因素，凱瑟琳大帝告訴一位大臣：“沒有比我更大膽的女人，我的膽大妄為無以複加”，正是這種態度，使她成為俄國曆史上最負盛名的女性，沒有她便沒有俄國。特蕾莎嬤嬤所冒的風險之大超過書中任何女性，她與臨死病人共同工作、居住達50年之久，她住在麻瘋病人隔離區，不理會醫學避諱，幫助世上的窮困潦倒者。一般婦女比一般男子缺乏冒風險傾向主要有兩個原因。從生物學上講，女性隻有極低的睾丸激素，荷爾蒙導致男子更富進攻性、競爭性、冒險性和較高的性動力。從社會學上講，女性曆史地被塑造成崇尚“安全”，不去“冒險”，女性繼承持家育兒的遺傳；在女性的頭腦裏，冒險是男人的權力。
然而書中的這些幻想家女性具有遠遠超過一般女性的冒險傾向，看來她們除了被養育或自我滿足和富於競爭，不傷自尊地嚐試冒險和失敗之外，還具備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追逐的狂喜可能是她們終極目標的主導因素。大多數冒風險行為形成於兒童時期。如果父母想讓孩子長大後敢冒風險獲取成就，就該讓孩子有機會嚐試風險和失敗。瑪麗·凱·阿什的母親讓她獨自照料殘廢的父親，在離開的14小時裏讓瑪麗·凱爬到椅子上為臥床不起的父親燒飯，她每天要打二十多個電話，以從母親那兒獲得做一個大人的鼓勵。瑪麗·凱年僅7歲時便迫不得以嚐試風險，這種經曆難以忘懷，風險在瑪麗·凱的詞語庫並非貶義詞。像父母一樣，公司如果要塑造自信、敢冒風險的有能力雇員，也應讓他們有嚐試風險和失敗的機會。與孩子養育中相類似的風險／獎勵訓練，在商業經營中也應該允許，這種氣度應該由每位機構領導所建構，大多數機構是靜態的，因而很少有革新。
我發現大多數機構管理形式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風險取向型，是允許創業或革新的機構；第二種是現狀取向型，存在於大多數靜態或成熟機構；第三種是低取向型，常在那種走下坡路，混亂不堪的機構中發現（參見《改變世界的十三位男性》（1993））。所有這些婦女是風險取向型。風險和直覺風險取向型管理模式往往在那些剛剛起家或開辟新徑的公司中發現，與書中的這些婦女相類似。這種直覺性類型對任何創造努力都是必需的，這能增加成功的機會。傳統主義者信奉守財持家；老年人及老化機構則傾向於少冒風險。他們財大而輸不起，因而變得更趨於躲避風險，因為賭注太大，他們在自己的生命階段中更成熟。然而，生活中沒有了風險，也就喪失了一切潛能和機遇，機遇的潛力總與風險成正比，唯有高風險才能帶來大成就。
關在房間裏的孩子從不知道擦破膝蓋的滋味，但同樣也不會有所成就。除去風險值得嗎？通常不是，想想我們能達到目標的有限的生命年限吧。那些從未曾嚐試冒險探索的孩子，也極不可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為他們受製於自我維持動力。不曾允許嚐試風險性決策的雇員最容易維護現狀、停滯不前，唯一能培養雇員成功自如地應對動態環境的方法是：讓他們在變化的環境中練習操作。一個邏輯性的結論是：如果風險取向與製造程度相關，那麽不可能有任何製造人才產生於風險回避型環境之中。孩子必須被允許並鼓勵去嚐試風險和失敗，以練就創造革新人才。這十三位婦女之所以有成功機會，起因於她們在鼓勵冒險或不是尋求安全的寬容環境中長大。自我維持從來不出現在她們的需求層次中。沒有大量的風險，不存在誘人的機會。風險和家長引導在孩子幼小的心田注入冒風險品質的典型是理查德·布蘭森的母親。布蘭森是英國企業界天才，他建立了弗琴唱機和弗琴飛機公司，是英國第三大集團。在他上幼小時，母親決定培養他自我依賴的技巧和應付風險的能力，她把他扔在離家5英裏的田地裏，讓他沒法自己回家。她說這種風險導向型訓練經曆有助於“發展他高度成功性的創業舉止”。
布蘭森的母親深諸心理學自我形象的實踐之道，她的兒子贏得了許多熱汽球賽，成為風險躲避社會中完美的企業家。這位高中退學生，否定了他所嚐試的每個商業冒險計劃中的條規，在40歲之前成為億萬富翁，他的成功無疑在於孩提時代造就的風險取向品格。許多不成功者常常具有高於理查德·布蘭森和書中這些成就女性的才能，這些風險躲避者通常有完成反麵自我形象的內在需求，或者崇尚一種無風險生活方式，他們對失敗的本能性恐懼使他們害怕探索創造、創新和創業的未知領域。風險躲避者害怕失敗，而成功的創業者往往由恐懼不成功所驅動。比爾·蓋茲37歲成為美國首富，承認害怕驅動著他的日常表現。奧普拉·溫弗雷反複承認她尤其恐懼失敗，正是這種恐懼推動她取得成就。這種內在對失敗的恐懼具有諷刺性的同時成為創造天才和無創造者的驅動力——前者是積極的動力，而後者是消極的。創造性人才為如何獲勝而焦慮，而無創造者為如何不失敗而擔心；大多數世界級運動員都直覺地感到這條公理。女領袖和革新者對自己進行生存性訓練，她們直覺地明白如何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成功。
她們早就明白風險取向是冒風險的準備，而不依存於冒風險的天性；不把它當作風險的話，這純粹是一場賭博。瑪麗·凱·阿什講起她的曆險，“我沒把它看作風險，而視它為一個機會……我甚至從沒有過失敗的念頭，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這些婦女的冒風險傾向歸納於表8。表8幻想女性冒風險傾向幻想家風險傾向瑪麗·凱·阿什“我沒把它看作風險，而視它為一個機會……我甚至從沒有過失敗的念頭，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瑪麗亞·卡拉斯在戰爭中，冒著槍林彈雨的硝煙飛奔，戰後駛入紐約港從事嶄新的生涯。冒著犧牲事業、丈夫及其一切的風險與阿裏斯蕾德·奧納西斯真心相愛。麗莎·克萊伯恩在47歲時傾其畢生積蓄的5萬美元投資“comeline”沒有麗莎·克萊伯恩入股，公司將無以為繼。簡·芳達頂住對手及敵人對自己信仰的衝擊，進行無所畏懼的競爭。她起訴聯邦調查局、尼克鬆總統、美國國會和政府，獲勝而贏得280萬美元。
艾斯蒂·勞達“風險取向是帝國大廈的基石”，她以旋風般的步伐不斷周旋、穿行於競爭對手之中，創立自己的東西。麥當娜卡米爾·本鮑因說：“麥當娜總是生活在邊緣地帶，從不害怕任何東西”，有刻意違背所有的傳統性穿著、表演和道劇方法。哥達·梅她從不懼怕失敗：“憑良心說，我從未曾因為想到失敗而改變處事方式”。她懷揣手榴彈，深夜穿行沙漠，去見她的致敵阿布杜拉皇帝。艾恩·蘭達持6個月的簽證從俄國來到美國以實現長期居住，為免遭驅逐而結婚。此後，她冒著風險，反對盛行於三、四十年代的左派思潮。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在一項項亭業中冒著尊嚴和生命的風險，參加了許多轉成暴力行為的軍事遊行。她會前往哈萊姆的大街上收集素材。瑪格麗特·撒切爾“無畏而不妥協精神”，這是許多傳記家的評論，鐵女人堅韌不拔，常常樂意冒險獲取有利於其政府的結果。莉蓮·弗農“準備著去冒風險……我依靠我的‘黃金內髒’去抓住機遇”。琳達·沃切納貪婪的滑雪者和競爭精神，她將所有賭注（1000萬美元）押在對沃納考公司敵視性接收奧普拉·溫弗雷始終願意為正確冒一切風險。她是個脆弱的女人，常常顯露靈魂以讓別人也如此。她的餐廳取名為“怪癖”，以此可對她的風險取向性略窺一斑。
最大的風險是不冒險精神病專家和作家戴維德·維斯考特在《風險》一書中說到：在十字路口車禍中最易喪身的不是那些衝過去的人。而是猶豫不決的人，照此說法，冒風險是由於害怕、毫無準備而危險，不具備或沒有一定的風險準備比具有它更危險。泰德·特納常說，對他來說，較大的風險是不去購買MGM，而不是購買它，如果他沒買斷MGM，他將沒有充實巨大有線網絡廣播時間的片子。然而，行家卻說他瘋了，而5年之後又說他是天才。他說：“不，我不是，我隻是選擇了風險較少的事情”。在多數情況下，冒風險是令人振奮激昂的經曆。在遊樂場，最刺激的是旋轉滑翔，看似驚險然而卻不，能給坐著感到不舒服的人帶來恐懼和驚顫。自信建立在冒風險和克服內心對未知的害怕之中、當年者時，我們感到後悔的不是沿途所日的風險，而是那些我們沒膽量去冒的風險。書中所講的都是人們所曾冒過的較大的風險。
沒有人為所冒的風險後悔，而隻為那些沒膽魄去冒的風險而後悔。這些女幻想家早年就學會風險和失敗，她們早年培養歸納於樹立強烈的自我形象，造就她們成為創造革新人才。她們習慣於將風險當作實現夢想的“機會”，每當她們征服後在沿途樹起一塊豐碑，她們便因取得經驗而變得更堅強，更充滿信心地接受下一次風險的挑戰。他們越趨自信、更定勢地把新風險看作比先前更少危險性，她們樹立越來越強的冒風險品格，對危險環境更能處置泰然。其結果是照公眾和同行看來的離奇越軌行為，對她們來說這隻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條道路。站在高牆上麵對5000名觀眾，對害怕摔下或出醜的人來說是個冒險。而對具有絕對自信和信心的人而言，這種經曆並非冒險，而是挑戰。這並不是有意混淆冒險與焦慮，焦慮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有益的，但它與冒險無關，擔心接下來的進展和工作做好當然不錯，這有利於對冒險決定的擔擾。在許多商業冒險投資中，同樣的心理過程在起作用，例子層出不窮。這十三位女性有較高的冒風險傾向，使她們有別於那些與冒風險無緣的婦女。女性對鳳險的恐懼在文明進化過程中，女性千百萬年來一直被培養成躲避風險，她們被保護、定勢和鼓勵成尊崇安全、逃避機會。
石器時代女性生養孩子，退縮於洞穴（家）中保護後代，這種遺傳植入腦海，使她們被教養成尋求安全者，保護家庭免遭外人闖入或破壞，除了洞穴和家庭的安全，婦女們不願冒更大的風險。相反地，在這種人際關係中，男性演化成冒風險者，走出安全的家庭到陌生的荒野尋找食物，這種遺傳賦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冒風險認識。男性傳統地習慣於探索新領域、滿足於冒較大風險；女性則更滿足於維持和保護家庭免受外在風險。由於遺傳女性一般在風險躲避方麵遠比男性嚴重。
女性一般不孤注一擲，因為這有關家庭安全。相反地，男性能更輕鬆自如地處置不確定，一般比女性更容易選擇更冒險的途徑；女性對個人及孩子安全方麵的需要遠遠超過男性。我們這十三位婦女沒有如此浸染於安全感，事實上她們比一般女性更傾向於冒風險、探索、生活在邊緣地帶，看來她們對風險和矛盾的忍耐力也遠遠超過大部分男性。她們寬容慣愛的家庭，教育她們自由探索，毫不畏懼地去冒險，這種早期地培植使她們定勢為更滿足於風險取向型環境。研究顯示咱山”地探索和試錯境況下的失敗塑造培養了具有輝煌革新的有膽之士。艾裏森·斯坦列布拉斯在《自尊的孩子》（1979）一書中進行過以色列猶太人居住地的少年與西歐、中東環境下孩子的比較研究，發現猶太區孩子有智能發展優勢，這是由於早年環境允許他們自由探索，她說：“自由探索環境，發展我們身體技能與智能發展相關聯”，這種早年自由地探索和嚐試失敗，看來是培養創造性冒風險者的關鍵。女性直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是直覺”。
第二節 偉大洞悉
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過程中，更依賴於直覺性。哥達·梅直覺到約姆基普戰役，但她的預言不為男同僚理會，他們自以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聽從了自己的直覺，成千人的生命將會得到拯救。凱瑟琳女皇在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來臨上具有同樣的直覺洞察力，在1788年時曾說到：這位凱撒何時會來？噢！他會來的，肯定會來的，如果革命獲勝……如果法國得救，它會比任何時候都強壯……它所需要的是一個非凡的人，比當代任何人都偉大，可能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人。他是否已經誕生？……他何時來臨？一切取決於此。（特洛伊特，1980）多麽敏銳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繪的這位超人已經於1769年誕生於科西嘉；她的預言在幾年後就變成現實。
法國革命在她偉大洞悉後的一年便發生。拿破侖，這位曆史上有爭議的偉大軍事領袖，於1799年成為法蘭西統帥。他以對歐洲大多數領土的征服，證實了她的預言，隻是沒能在這位俄羅斯女皇的領土上逞強。藝術家和音樂大師常與直覺過程相關聯，企業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娛樂家則不如此。然而任何這些領域獨特新概念的思維過程沒有多少差別，過程包括具備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製於約定俗成。在真理探索過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張地圖重要得多，因為地圖是別人感知的現實，它隻標明別人所到達過的地方；要踏入無人問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圖，走你自己的路。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圖，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女性直覺事例層出不窮。婦女比男人更傾向右腦驅動，更能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西方社會通常對婦女的感情奔放較為寬容，因而與男人不同，婦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認可和自由去經曆自我感覺，從而驅動右腦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奧泰裏亞大學的多林·基默勒發現女性更明顯地通過兩側大腦來表達語言，而男性隻用左腦。這再度證實大多數冷靜男士知道的事實：婦女更借助於直覺。
創造是個質量型而不是數量型的過程，因而直覺（右腦）的婦女比男士們更具資格，這也是她們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際關係的一個原因。已有規則通常是以數量型演算而成的數字操作，這種高度預定化的環境導致自我穩定，但它同樣成為一種生存本能去約定俗成或服從“過去的好網絡”，因為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維持標準態。這對於世界靜態組織沒什麽不好，因為它們是依賴於穩定性和數量可靠性；然而，數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於世界上創造和創新活動的成功；動態社會和創新成就需要立足於直覺的質量方法。因而，婦女以其直覺優勢，高度的風險和矛盾承受力，是領導動態組織的最合適人選；如若容許，她們會成為創造和創新組織的傑出領導者。
右腦思維羅伯特·E．奧斯坦因的《知覺心理學》觀察到，學校培養學生左腦思維傳統，有背於創造活動，他發現學生強調分析能力培養，忽視非語言培養，其代價是創造力的喪失，“藝術家、舞蹈家、神秘主義者學會運用智力的非語言部分”，因而成為創造人才。弗利吉夫·凱普拉在《轉折點》（1982）發現，由於遵從陳舊的哥白尼／牛頓式的將人作為機械性個體，我們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凱普拉準確地將世界描繪為質量型的，而非雷卡爾所說的數量型的。名牌大學培養的MBA學生，將現存的商業模式化，以了解在動態環境中變幻莫測的經營，這對靜態組織管理還有用，但對培養學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創業是絕對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過研究現有的來了解嶄新的，這種方法論是過時的笛卡爾理論的化身，那是脫離現實世界建立理想化機械式模型的陳舊方法。
偉大的革新者和創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擺脫了數字性崇拜，右腦驅動革新者學會運用應付動態社會必備的數量式問題解決技巧。特蕾莎嬤嬤以其簡單方法取得成就，對此了解透徹：“如果我們等到數字出來，我們會在數字中迷失”。科學家早就發現，左半腦控製語言、序列、數字和邏輯思維過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腦導向，圍繞組織和預測。相反地，右大腦負責非語言、視空、感知和直覺，更具東方特性，右大腦所思維的是即將湧現的思想泉流，愛因斯坦對此了解甚多。當離船踏上紐約港時，一位年輕記者問他從地球到月亮距離多遠，愛因斯坦說他不知道，記者深感驚訝，認為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簡單問題，愛因斯坦說，“如果我要費神去知道這些小事情，我會無所適從。我需要集中精力於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腦直覺力會被毫無用處的左腦數量性事情所限製，他不想讓左腦瑣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腦思維能力。
科學家同樣發現，在數字演算過程中，左腦占主導，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覺或創造性思想，這便是為什麽偉大思想總是產生在飛機上，在細雨中，或在退潮前，這些時候，腦子沒受製於數量問題的解決，而讓右腦，直覺的大腦，向創造思維敞開，我們如何能將自己處於這種創造狀態之中呢？徹底放鬆，沉思、感覺消遁封閉和睡覺是最好的途徑。坐在計算器或打字機前是不可能有所創造的，這時你的左大腦主宰思維，讓右大腦處於催眠狀態，無法發揮功效；到海灘邊去散步，讓左大腦休眠，右大腦就會發揮神奇的直覺力量。莉蓮·弗農就采用這種方法選擇新產品，她從不采用正規的市場研究技術，而是依賴於自己所稱的“我的黃金內髒”，以她的話來說：“我隻是賣出了自己想買的產品。”幻景安頓·威爾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說：“未來首先存在於幻景，然後於意願，然後才變為現實”。卡爾·榮格在1988年發展了威爾森的觀點“幻景是創造的機製”。幻景或象景不受什麽“是”的製約，它們去追求什麽“可能是”，因此，傾聽自己內在心聲感覺，讓嶄新而未知的啟示掠過腦海，它讓個人隨心所欲去試錯，卸掉自我，摒棄同伴影響。內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記，是完成突破性創造過程的唯一途徑，而幻景是導致這種想象出現的過程，無論是通過沉思、放鬆、感官消遁、催眠還是與個人有關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這種力量隻能通過放鬆性的集中來建立。書中許多女性沒聽說過安頓、威爾森和卡爾·榮格的理論，但她們以其敏銳的感覺實踐著這些科學家智能型創造力的意境。教條主義思維有背於創造哥達·梅畢生與一個異端邪說的宗教運動相聯係，頗具諷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於母親的堅持，哥達以猶太人信奉的儀式成婚，而哥達自己認為教條主義的儀式完全不需要。艾恩·蘭達創立了自己的教條，她13歲時，便是個徹底無神論者，但她的作品頗具宗教狂熱，以致在美國孕育了一種嶄新的政治運動，意誌自由主義者運動。她由於一個對抗性的電話而寫了《阿特拉斯聳肩》，一位朋友告訴她“你有責任為你的哲學撰寫非小說論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罷工又怎麽樣呢？世上所有有創建者都罷工，又會怎麽樣呢？”這便是《阿特拉斯聳肩》故事的主要線索和道德哲學觀：“在道德哲學曆史中最具傷害力的反概念之——責任！”蘭達概述道：“責任摧毀推理；責任摧毀價值；責任摧毀愛情；責任摧毀自尊（它不讓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責任摧毀道德”。大多數創造天才探尋真理，為達到這一目的不得不摧毀舊的教條，不讓教條限製新生事物。約瑟夫·舒姆彼得的“創造性摧毀”定義了革新過程的本質，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現都必須以舊事物為代價，教條思想必須被任何想成為真正創造者的人清除出去。書中這些女性將自己的透析立於教條條規之上，是首先摧毀過去偶像的人。
小結書中這些女性所顯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規則”的品質是創造過程的本質，每個人都願意踏入別人不敢問津之地，並以宏觀視野來達到，她們女性化的直覺是她們成功的一大因素，她們以其歸納的、宏觀的、質量的視野對待一切事情；她們具有直覺眼光，有福生活大圖景和一種長期觀念；這些婦女不理會一切教條，運用自己的視野和想象眼光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她們借助叛逆性和離經叛道的態度，達到了各自事業和領域的頂峰。這十三位創造幻想家也是傳統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結果如何，她們是自我的聖人。這種反偶像崇拜被一個富有彈性的自尊武裝著，這在商界，政界或娛樂圈並不多見。她們不是程序化為取悅於世界，而是聽任自己內在需求和夢想的指揮，她們以優雅而反叛性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她們以哲學家阿瑟·叔本華所認可的那種方式實現這一切，他說“所有真理經曆三步曲”，第一＝它是荒唐的第二＝它遭強烈反對第三＝名被視為不證自明叔本華進一步證明，隻有3％的人卷入前兩個步驟，97％的人等待著不讓自明階段，而往往是太後麵了，不可能有較大機會發生。這些女創造天才願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為大有收獲者。她們滿足於矛盾使她們名利雙收。
後頁前頁目錄第五章事業勝過個人生活---------------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將婚姻、養育和職業融為一體的女性榜樣。——天才者顧問琳達·西爾弗曼如果我們處於一個男女共同工作的環境之中，婦女必須學會放棄迎合男人的感覺。——瑪格麗特·米德男人成功通常是經過有效的競爭取得，女人的成功則通過人際關係。——卡羅·吉利根《一種不同的聲音》有所追求的創業家、創造天才和革新領袖在處理個人生活／職業生活的關係中不外乎有三種選擇。其一是拋棄所有限製性的個人關係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嬤嬤、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琳達·沃切納），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關係——先結婚生孩子，當孩子長大獨立後，再轉到職業生涯（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或顛倒二者時間順序，先追求事業，直到30歲之後才考慮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瑪格麗特·米德、奧普拉·溫弗雷和麥當娜）。其三是試圖二者平行，這是最困難的方法（凱瑟琳女皇、簡·芳達、艾斯蒂·勞達、哥達·梅和莉蓮·弗農）。請注意，書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約33％）分屬這三種類型，看來沒有一種方法優於另一種，合適的途徑依個人家庭——事業偏好而定。從這些女幻想家中所發現的事實與那些男性創造天才的家庭處理態度基本相同，即相對於事業需求，家庭居於次要地位。輿論喜歡吹捧那些擁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婦女美德，這些超級婦女是傑出的成功主婦、母親和職業女性。根據我的研究，這種三重成功形象簡直可以說是個神話，成為兩個領域的主人是極其困難的，而不犧牲一方或雙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絕不可能。花掉成為一個出色妻子和母親的必不可少的時間，同時又管理處置一項事業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將個人生活成功和事業的成功相分離是基於“創造天才”在兩方麵全麵高度發展的這個願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當今美國社會中就有59％的婦女家中有6歲以下的孩子，同時又外出工作；根據蓋洛普1990年的調查，隻有31％的這些婦女認為是個出色的母親，65％認為與子女關係相處融洽。然而此書不是針對一般婦女而言的，而是討論那些達到事業頂峰或改變世界進程的創造天才，這種豐功偉績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絕不是每天工作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然後回家與丈夫孩子共享天倫之樂的那種生活所能實現的。書中這十三位女性給每位麵臨三種選擇的婦女一個生動的啟示，她們能犧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並行爭取兩者。基於性別的態度：事業亦或家庭各種有爭議的然而內因化的態度盛行於西方社會，男人被看作家庭名義戶主，家中真正掌權的女皇是婦女。
加利福尼亞的聖·黛安娜·法因斯坦驚訝於《紐約時代》雜誌瑪麗亞·布拉斯對於問及料理家庭時的回答，她說：“當然，我認為婦女總是料理家務的，這來源於性別因素，每位職業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燙，拖地擦浴缸和換床單。男人通常不做”，她補充道：“我女兒能爭取地方律師資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男人一般將事業置於家庭之上。因為他們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養家糊口”的主要責任者，這就與婦女以料理家務為己任相類似，這並不是必需的權力，也並非創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種已定勢了的看待這兩者的性別性責任。
第三節 料理家務
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務。瑪格麗特·米德從不做家務，簡·芳達也不，簡直無法想象讓麥當娜拿著掃帚掃地會是怎樣一幅景象；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和琳達·沃切納厭惡家務活。瑪格麗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類學家格裏高利·貝特森說：“我從沒見她幹過一次家務活”。基於性別定勢，男人常常覺得有權預先不通知，打個電話宣布自己忙於事務問題周末不回家了，他們同樣會很自在（作為名義戶主和主要生計來源者）地宣布，因為工作需要，舉家要搬遷到另一個城市。這種設定的無所不能的角色起因於久遠以來的培養，換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勢成事業第一，家庭第二。婦女則長期被培養成相反地安排主次關係。女性在家中是從屬角色，被認為丈夫不在時有責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當丈夫要到一個新城市時，她又得放棄自己的職位隨夫遷居。雙收入家庭極大地改變了當今家庭戶主——家庭總是高度服從大多數女性的要求，換言之，大多數家庭在主次安排上總是家庭第一、事業第二，這便是變化。我們這十三位幻想家婦女也具備典型的婦女處置事業和個人角色的品格嗎？不，她們隻對家庭發號施令，而且將目標取向型事業放在首位。在許多方麵，這些女傑模仿了模範男性，她們毫無疑問地主宰著家庭成員關係，她們是打電話（如蘭達、芳達、卡拉斯、勞達、梅和撒切爾）說：“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見”，或者是“我在歐洲簽訂了6個月的合同，你過來嗎”？這些女幻想家無疑是將事業置於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誌力”（權力授予那些自認為應有的人）形式在家庭裏享有“權力”，這些婦女掌握著定向成功的權力，無論這種權力是在家庭裏還是在她們的努力領袖中。她們以“男人般”氣質行事，就像英國的彼埃特裏克斯·坎伯貝爾描述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那樣：“女性特征在於她的穿著，她真正向往的是男子氣”。許多其他人也說到鐵女人，“她不是個真正的女人”，或者如同吉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所說：“在她麵前，你會馬上忘記她是個女人，她沒有極其明顯的女人氣”。
瑪格麗特·米德的摯友，和老師羅斯·班尼迪克對她說：“你更象個父親而不是母親。”這種結論幾乎適應於書中每一位女性，艾恩·蘭達就公開承認她喜歡男子氣更勝於女人味。充當多種主人的代價每位成功的創造天才都致力於追求完美，然而，想充當多種主人是極其困難的。研究的一致性結論是：婦女能成為妻子、母親和事業家，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成功的事業、稱職的妻子和母親需花費時間，每項都有相應的代價，試圖同時出色地充當這兩種角色看來幾乎不可能。副總統戈爾的妻子蒂珀告訴《紅色書籍》雜誌（1994年2月14日）：“我認為你不可能同時兼而有之”。她說道：“如果我想從事自己的事業，我們將會有分離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知道我們是否還能維持婚姻。”
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選擇順序法，直到將各自孩子養育成人後才進行創業冒險，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兩個主人，使她們在45歲以後才開始商業生涯，那些試圖同時實現者（芳達、勞達、梅、弗農）都被迫犧牲家庭時間而用於事業，她們的事業極其成功，然而她們的家庭卻代價高昂。將家庭和事業同時實現，看來使婦女付出將大部分精力用於一項為此支付巨大的心理和金錢代價。其中的六位女性沒有孩子，而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從未結婚，這些卓越成就婦女中有半數沒有孩子，這並不讓人驚訝。她們選擇成為另一領域的主人，因而導致她們犧牲家庭生活的機會。女領袖能二者兼而得之嗎？凱瑟琳大帝20歲時與塞吉·索特克夫生下了保羅一世，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俄羅斯皇位繼承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伊莉莎白皇後帶走，這不僅極大地激怒了凱瑟琳，而且使她立下更大的決心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俄羅斯女皇。
以這種決心，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及她的侄子伊凡六世。對自己的兒子也不例外，她滿足於將他置於“她的陰影之下，一位有教養而馴順的孩子——一個可取的繼承者，而不是未來的對手”，而且，隻要她活著，她固執地認定沒人能統治俄羅斯。當瑪格麗特·米德與馬羅塞克萊斯曼結婚時，他們決定不要孩子；此後，當她與羅·弗通結婚時，她投身於“以野外工作為生活方式”，瑪格麗特在與丈夫格裏高利·貝特森一起在南太平洋野外工作時，有幾次流產，此時她決定圓做母親的夢，說：“我決定，不管有多少次流產，我也要有個孩子”，她在38歲時有了凱蒂·貝特森，但仍然身兼二職：紐約大學講師和紐約博物館館員。米德生孩子後雇了個保姆，當孩子兩歲時，將她讓另一對夫婦萊雷和瑪麗·弗蘭克撫養，以讓孩子有個家。
她與貝特森忙於國際會議，取得了事業成功；女兒是生活中的寶貴財富，但也不得不被置於他們鍾情的事業之後。凱瑟琳大帝和瑪格麗特·米德都在事業上極其成功，但都不是哺育孩子長大的母親及好妻子。這十三位當代婦女中有五人選擇平行道路，企圖同時兼而有之，她們想同時有孩子和追求事業。很明顯，她們的家庭因為有這種富有才氣而事業取向型的妻子、母親而付出了代價。試圖選擇平行處置法的有簡·芳達、艾斯蒂·勞達、哥達·梅、瑪格麗特·撒切爾和莉蓮·弗農，在她們心目中，世界水平的事業大大優先於家庭生活的需要，要成為最佳，達到頂峰需要具備預先排除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全身心的、冷酷無情的投入，這些婦女所從事的事業高度基本不容忍有其他主人。
我們引用過的芭芭拉·沃特斯說過的話：“女性能從成為妻子、母親和擁有事業間作出選擇，她能兩者俱得，但不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瑪麗·凱·阿什深表讚同，她描述自己在成功地成為瑪麗·凱化妝品公司創建人和總經理後與麥爾·阿什的婚姻時說：“我必須作出些巨大調整來成為他所需要的妻子，他不需要公司總裁做妻子，不想讓別人告訴他該以什麽方式、什麽形式和什麽模式去做事情；我回到家，他需要我在那段時間成為好的妻子”。根據來自這些成功女性的反饋信息，很顯然你能兼而得之，但並非毫無代價。這些成功女領袖為事業抑製所有其他一切，在許多情況下犧牲了她們的家庭，可能有許多偉大婦女沒列入此研究中，因為她們在事業上沒有傑出的成就，她們在這個關鍵的選擇中，天平傾向了家庭。瑪格麗特·米德最後決定成為母親時已38歲，在此以前她已成為國際知名人士，她以極大的決心和喜悅迎接女兒的誕生，但卻將女兒托給保姆和寄養其他家庭，以能立即進行講課和研究，看來她是如此沉浸於職業生活方式，以至無法適應新的母親角色。書中其她婦女在試圖適應和處理家庭和事業關係中有類似的經曆。
瑪格麗特·撒切爾在雙胞胎麥克和卡羅爾出生後4個月便站在法庭上，當孩子1歲時她便開始律師生涯，他們6歲時，她成為保守黨一員，她對事業目標的焦灼投入明顯超過她的哺育本能。麗莎·克萊伯恩在兒子亞曆山大出生前一直從事紐約城時裝設計，在他出生後兩周便重返設計工作。哥達·梅疼愛女兒和兒子，但卻投身於猶太複國主義事業，而沒有成為全天候的母親，她留下孩子在集體農莊讓別人照料，自己去追求建立以色列王國之夢，梅在自傳中承認，自己犧牲婚姻和孩子去追求猶太複國主義事業。她說：“無論我被要求去做什麽，我都去做了；黨說我必須去做，我便去了”。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雙胞胎兒女，從她開始攀登英國政界階梯起就在寄宿學校讀書。她家的一個老朋友評述她試圖同時處理好家庭和事業所作的努力，“瑪格麗特·撒切爾政治上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但她明白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同樣地，簡·芳達在1971年將女兒維妮莎留給羅傑·維迪姆，去追求自己的社會反戰事業；隨後，她又置維妮莎和新生兒子不顧，追求形形色色的表演練習，她隻能成為各種主人，而遠非一個合格的母親，她承認如果沒有足夠的錢雇保姆，她將不可能取得事業上的成就。艾斯蒂·勞達的婚姻是她追求事業的第一個悲劇，在她與喬·勞達離婚的4年間，孩子被送往寄宿製學校，來回奔波於紐約和邁阿密海灘。在開始建設化妝品王國時，她試圖處好二者關係，但卻每次都聽從美容護膚事業的召喚，將這置於家庭之上，她走遍美國，營建了這一領域主導性公司艾斯蒂·勞達化妝品公司。
所有這些女性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巨頭，但她們的孩子卻因為有位卓越成就的母親而蒙受損失。她們經常因商務出差，孩子則因母親不在身旁而擔驚受怕，盡管研究表明，早年隔離生活和獨立性是影響成功的積極因素，但這些創造幻想家的孩子，沒有接受到來自“正常”父母的養份，她們的丈夫因為被置於第三，更承受超過孩子的更大痛苦。想表達的主要意思是，這些婦女如此全神貫注於達到頂峰，她們幾乎犧牲了其他一切東西。男人長期以來一直在為這種行為而受到譴責，而這些婦女在犧牲個人生活換得事業成功方麵更有男人傾向。家庭／事業關係排序兩位婦女順序地解決了家庭／事業問題——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在開拓創業冒險之前她們是母親，她們所付的代價是直到40歲才開始建立公司。阿什年近50時，克萊伯恩是46歲後才有突破性的商業企業。從27歲被丈夫拋棄時起，阿什一直承擔著撫養三個8歲以下小孩的義務；克萊伯恩則不是迫於需要從事工作，因為在孩子小時候，她有丈夫，克萊伯恩的第一次婚姻成為她事業的犧牲品的情形是：她在米爾沃基設計項目中遇到了一個將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他們相愛了，在與各自伴侶離婚後便結婚了。
按時上下班與自己擁有和經營自己的公司相比，在追求事業責任心方麵相距甚遠。瑪麗·凱·阿什和麗莎·克萊伯恩在孩子年幼時都是全天工作的母親，並獲得了最終成就所需要的有用知識，為另一個機構工作遠不如發展自己的公司費神費力，新企業通常需要每周工作80個小時並承受不斷的壓力和緊張。阿什和克萊伯恩避免這種狀況，直到孩子長大離家後才開始建立公司，她們所付的代價是多次婚姻，阿什結婚3次，克萊伯恩是2次。阿什認為一個人不可能二者同時兼得，她說：“我不認為，人們能同時兼而有之，你怎麽可能做一個三個孩子的母親，同時為一家大公司的經營操心憂慮，還要同時顧著丈夫和其他瑣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生活那些為事業犧牲個人生活的女性有麥當娜，瑪麗亞·卡拉斯、艾恩·蘭達，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琳達·沃切納和奧普拉·溫弗雷，其中麥當娜和奧普拉並不跟著不變的生物時鍾運轉，奧普拉已年近40，麥當娜在80年代末與西潘有多次調解，答應少工作，生個孩子，然而，當表演迪克·特雷西中氣喘籲籲的女孩機會來臨時，麥當娜不僅將許諾拋在了腦後，而且與沃倫·比蒂發生了關係，再婚也就成了泡影。她犧牲母親天性去追求事業，在她通往頂峰的途中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麥當娜的一位朋友梅琳達·科珀說：“在她體內沒有一份母性血骨”，並說麥當娜在這過程中至少有過三次人流。琳達·沃切納從沒打算要孩子，但覺得這是個錯誤的決定。現在年近40中旬時她說：“我真的喜歡有個孩子”。
但承認事業總是居先，“我想我是根本沒有時間生養孩子，而且會以通常有的男子沙文主義行為來處理事情”。格洛麗亞·斯坦內姆總感到年輕時應該結婚生孩子，她覺得應該結婚以使自己覺到生活完整，但她內省性反思道：“我不斷地認為我確實應該結婚，但不是現在。”斯坦內姆從事著一項又一項的女權主義事業，直到最後超過了結婚生育的生理年齡。1984年她用自己的婚姻狀況作為平等權力修正案通過的動力，發誓說：“我要等修改案通過後再結婚”。它沒有通過，格洛莉亞在年滿60時還單身一人，而自嘲地將目前的狀況稱為是：“我不再能迷住別人了。”奧普拉·溫弗雷與有孩子的斯泰德曼·格蘭漢姆訂婚並生活在一起，她一直潛意識地推遲婚期，現在已近生孩子困難年齡，難道這是個放棄母親權力的無意選擇嗎？到1994年1月29日，她已40歲，而自1986年以來一直與斯泰德曼難分難舍。盡管她事業達到佳境，但溫弗雷對結婚和生孩子的遲疑，使她失去了多年具有男性伴侶的生活及可能降生的孩子。
她在1993年告訴《紅色書籍》“她不能與斯泰德曼結婚，因為她無法把他——或任何人——置於自己的事業前麵”，溫弗雷作為完美的談活節目女主持的傑出成功是以犧牲個人生活為代價的。她常常為生孩子之事猶豫，這可以從下述引用1991年《好管家》一書中的話得以反映：我想有個自己的孩子嗎？有時候是的，我想有那種經曆，有時我必須承認有個孩子並不那麽令人唉聲歎氣。也許我會害怕，養育孩子是件嚴肅的事情，你必須心理成熟而有責任心，但我在說這些話時，我不能保證做到這些，至少目前還無法做到。瑪麗亞·卡拉斯像琳達·沃切納一樣，與一個比自己大許多（事實上大27歲）的人結婚，為什麽？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不安全感，需要有個年長而有經驗的導師領導和指引她，她的傳記作者常將卡拉斯描繪成一個“孩子氣的婦女”，由此反映出她選擇年紀大的伴侶的原因。貝蒂斯塔·梅涅根尼成為她的指導、老師、愛人和經紀人。
卡拉斯需要不斷的公眾吹捧來滿足深重的不安感，她的丈夫，貝蒂斯塔成為平息她內在烈火，滿足她安全需要的重要因素，貝蒂斯塔的寵愛和指導平息了她基本不安感和發瘋的鬱悶天性，讓她得以犧牲孩子而成全事業。（梅涅根尼，1982，斯坦辛那伯拉斯，1981）以後卡拉斯遇見了阿裏斯蒂德·奧納西斯，她那長期壓抑的母性需求和浪漫氣質立即複蘇，她為阿裏放棄事業、丈夫及一切，令她高興的是他同意結婚和有個孩子，但隨後又背棄了許諾。當1966年意外懷孕，有了“阿裏斯托的”孩子時，他命令她作流產，她受到的打擊沉重但還是默忍了，並為自己解釋理由說：“我怕失去阿裏斯托”（斯坦涅考夫，1987），她隨後在巴黎的公寓中以兩個搖籃作為假想的孩子。艾恩·蘭達從來沒有時間要孩子，所有一切都服從寫作需要，蘭達不計較其他一切，以及她未曾有過的母親角色。她理智到極點，與南森尼爾·布蘭登保持了達15年之久的精神戀愛關係，艾恩告訴她的丈夫和布蘭登的妻子，他們的關係是種精神上、知識上的關係，不包含任何情感衝動。
蘭達的坦誠和理智是令人稱羨的品格，但卻沒有留下做母親的餘地。蘭達願意犧牲生活中的一切來補償寫作生活，以及主觀主義哲學思想。創造幻想家的丈夫們有權勢的婦女往往習慣於在婚姻生活中像男人般地起主導作用。女幻想家——根據十三位女主人公的事例——傾向類似於以有權勢男子們慣用的方法來處理伴侶關係，這些女領袖的丈夫常常像典型的女性“花瓶”似地成為陪襯。傑出領袖的女伴常常被報界描繪成她們負有盛名的伴侶的鏡子（希拉裏·克林頓成為當今社會的例外）。
事實上，弗蘭西斯·裏爾在她與諾曼·裏爾分離時，戲稱自己常被當作“某人之妻”，她感到自己處於嚴重的屈從性地位，甚至感到裏爾的離婚補償費是對她屈從地位的賠償。這些婦女在處理伴侶關係中的態度與男人沒多大區別，有權勢的男女都操縱她們落在後麵的伴侶。凱瑟琳大帝不僅鄙視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而且謀害了他，根據英國當時駐俄大使的說法，她花了相當於15億美元的錢保持與年輕隨從的關係。瑪格麗特·米德在三次與有權勢男人的婚姻中保持強烈的獨立，堅持保留自己的姓（這種舉止在二、三十年代並不流行）。米德在22歲時與魯塞·克裏斯曼結婚時保留自己的姓——米德，並自信地聲稱：“我不久會成名”，她又結婚兩次，每次都保留自己的姓，即使與世界著名人類學家格裏高利·貝特森結婚時也不例外。弗蘭西絲·裏爾兩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利爾伯，將裏爾放在自己姓氏之後，她又不理會邏輯和女權主義者的思維，在80年代中期用她前任丈夫的姓作為《裏爾》雜誌的名字。自從走出“某人妻子”的角色，裏爾自認為是個有力量的婦女，她聲稱：“我有多種理由成為男人”。
芭芭拉·沃特斯是對此書作研究的另一女性幻想家，她也在三次婚姻中保留了姓氏——沃特斯，每次丈夫都在相互關係中被怠慢（奧本漢姆，1990）。莉蓮·弗農在最後一次（第三次）婚姻中才改姓，以此來命名公司，弗農早就是她那世界著名的莉蓮·弗農目錄冊公司的標誌品牌，將引來作為自己與凱茲或她的姓麥那斯基的聯係。艾恩（羅森鮑姆）·蘭達保留“自己名字，盡管這是取自打印邏輯的假名字。人人都知道弗蘭西絲·裏爾的世界著名的丈夫諾曼·裏爾，然而誰是艾恩的丈夫呢？他是忠誠如一而通情達理的弗蘭克·奧考納，充其量隻是男人般自治的妻子的花瓶人物。她是個年輕的俄羅斯移民，寫作新手和臨時女招待，她不得不結婚以獲得美國簽證成為美國居民。這婚姻維持終生，弗蘭克最終成為她長期的編輯和校對，這是英俊有才華的男人無法想象的角色。簡·芳達在三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這是一個更家喻戶曉的姓，除了她新任丈夫泰德·特納是例外。她利用這些男人來填補精神上對父親人物的需要，但她從未喪失個性，以其無與倫比的方式，芳達在每次婚姻關係中卻成為主導人物。
莫裏斯·梅爾森是哥達·梅的終身伴侶，在她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中無足輕重。梅的傳記作者雷夫·馬丁描述她的丈夫形象說：“莫裏斯與哥迪亞的生活力相比簡直無足輕重”，他說：“哥達是宮殿的操縱者”，他們婚姻中主導／眼從關係在婚後不久便顯露，梅單方麵決定居住生活到以色列進行猶太複國主義運動，邀請她丈夫共同遷居異國他鄉，她與莫裏斯挑明，如果他拒絕同行，她會單身前往。丹尼斯·撒切爾同樣是個沒名氣的丈夫，而榮幸地有位使用其姓的的妻子，他是她事業中無形的力量，而又是她成功無關緊要的因素；他隻是在需要時露麵，作為正規場合的一件必備擺設。同樣地，喬·勞達如果沒和化妝皇後艾斯蒂·勞達聯姻，不可能在美國企業界成為認可的名字。誰又是歌劇明顯瑪麗亞·卡拉斯的丈夫呢？人人都在談論她與阿裏斯蒂德·奧納西斯20年的羅曼關係，而且一直維持到他與傑奎琳·肯尼迪結婚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