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途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1986年7月的一個傍晚。
燈火通明的清華大學主樓後廳頂樓。
朱鎔基院長為經濟管理學院應屆畢業生設宴餞行。
按當年標準頗為豐盛的酒席和朱院長富有感染力的演講，使整個晚宴洋溢著喜慶的氛圍。身兼國家經委副主任的院長十分高興地說，“我一隻手把你們從學校送出去，另一隻手把你們接到經濟建設戰線上來”，勉勵大家立誌改革。
我作為81級經1班的一員，也要被院長和老師們送出校門了，但卻不能立即投身經濟改革，因為學院推薦我考試通過了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教授主持的經濟類出國留學考試，即將去美國加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我於是走到院長麵前，告訴他我將去美國留學。
“哪一所加州大學？是××當校長那所嗎？”院長問。
“不是，是戴維斯分校。”我回答。
“你學成一定要回來。”院長盯著我說。
“沒問題，我出國經過嚴格政審，一定會回來。”學院成立之初就擔任院團委書記的我肯定地說。
“不是政審的問題，國家確實需要人才。”院長加重了語氣。
“那我應當學經濟學中的什麽專業呢？”我也變認真了，開始求教。
“什麽都要學，不能隻學美國的，還要學習日本、歐洲的經驗。”院長脫口而出。
想了想，他提筆在我的畢業留言簿上贈言：“博采眾長，學通中外。”他笑著說：“我這幾個字不是隨便寫的，你要好好努力。”
“學生一定不辜負院長的厚望。”我鄭重地回答。
兩個月後，我在北京機場告別未婚妻，飛越太平洋，到達陽光明媚的加州。
一年後，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黨委書記邵斌老師家。
“我是應該盡快學成回國服務，還是轉學去頂尖的學府學習？”回國完婚的我仍像在清華讀書時那樣請教我尊敬的導師。似乎並沒有付出全部的努力我就在加州大學獲得全優的學習成績及研究生的最高榮譽——“校董會獎學金”。這使我懷疑自己在這所學校獲得的學識有限，大有成為井底之蛙之虞，擔心不足以今後回國擔負重任。
“如果能進麻省理工學院、哈佛這樣的名牌大學，你就在國外多學習一段時間，打一個更紮實的基礎再回國。”邵老師建議說。
我想了一下，認真地點點頭。
又一年後，妻子和我從加州駕車橫穿美國，到達東部的波士頓市劍橋城，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
1993年，留美苦讀七載，我終於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至此我在這世界最高學府獲得了最高學位，尤其得知自己關於企業資本結構與兼並收購的畢業論文將被美國最權威的金融理論雜誌發表，心中頗有幾分自得。興之所至，我把十幾年前剛從四川農村縣城考上清華時抄來自勉的一首小詩譯成英文，打印在畢業論文的扉頁上：
Leave home when young and ambitious,
Never return until learned and famous,
Why bury your bones in your hometown?
Each place in life is green and mountainous.
導師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在我的論文上簽字，我故意請他看這首譯詩。
“怎麽樣？”
“好。”
譯文得到這位經濟學大師的認可，我高興地笑了。
同年，我進入紐約華爾街這個曾令我頗感神秘的地方，在世界著名的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從事外匯衍生證券交易工作。
1993年9月，紐約曼哈頓時報廣場附近的一家高級酒店，我的臨時住所。
房間裏徘徊不安的我。
剛才接到華爾街最負盛名的投資銀行高盛公司的合夥人、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的電話，邀請我加入高盛擔任國際經濟學家，開創公司的中國經濟研究工作。我猶豫不決。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1993年的華爾街最熱門的三類工作是：外匯、衍生證券和亞洲市場業務。我此時擔任亞洲市場的外匯衍生證券交易經理，似乎沒有更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公司確實待我不薄。
何況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幾乎不可能獲取一個成功外匯交易員的巨額獎金和在公司內部的權力。
但是，由於人民幣不可以自由兌換，無從交易，我的工作與中國沒有直接的關係。擔任中國經學家則可使我很快了解熟悉國內的情況，為今後回國服務作準備。
我動心了。
回國的計劃使我最終選擇了高盛。
1996年元月初，美國舊金山。
全美經濟學年會在此召開。
我非常高興地與清華經管學院的兩位老同學重聚：密西根大學經濟係助理教授李稻葵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胡祖六。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念書的時候，他們二位也在哈佛大學經濟係攻讀博士學位。兩校一街相連，大家過從甚密。畢業後稻葵和我合寫了不少文章在學術期刊和大眾媒體上發表，經常通過電話討論問題，彼此十分默契。與祖六平時聯係相對少一些。久別重逢，我禁不住告訴他我心中醞釀已久的一個計劃：
“祖六，我準備回國創辦投資銀行。”
“什麽時候？”祖六似乎並不驚訝，認真地問。
“明年7月1日香港回歸，我準備組織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資銀行擔任高級職務的中國留學生同一天辭職，與香港一同回歸祖國，創辦中國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資銀行。”我有些激動地說。
“好，這才是幹大事！”祖六也興奮起來。
在國外各大投資銀行工作的中國留學生中，不乏擔任高級職務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過百萬美元，過著十分優裕的生活。但我知道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都不願意長期為外國資本家打工，希望有機會回國工作，與外國老板在中國金融市場一爭高下。這既符合投資銀行家的冒險精神，又能把他們的才智貢獻給國家，發展中國的投資銀行業。我相信我能找到一批誌同道合的人，共同回國創業。
要實現這一計劃我必須做好三件事：
第一，組織一批愛國的海外金融人才。選擇人才時要考慮到他們專業技能的互補性，這樣才有足夠的人才資源創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投資銀行，並使每個人充分發揮作用，形成一個共同奮鬥的團隊。
第二，獲取國內有關部門的支持。要在“九七”回歸前實現這一目標，最迅速的辦法是直接向國務院領導匯報。
第三，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僅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不足以領導一家高度專業化的投資銀行，我必須具有從事投資銀行實際業務操作的經驗。
主意已定，我開始一步步地實施自己的計劃。
很快，第一個機會來了。
幾個月後，公司兩位合夥人找我談話，希望我調任投資銀行部執行董事，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後負責中國市場業務。
我立即答應了這一安排。
我開始尋求誌同道合者。
我深知成功創辦投資銀行的關鍵是人才，沒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投資銀行，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必須吸引自己最優秀的海外金融人才回國創辦具有國際水平投資銀行的原因。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必須找專業上比自己更強、更有經驗的人。
我首先找了在世界一流投資銀行美林公司擔任董事的葛甘牛先生。他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20世紀80年代最早進入華爾街的中國留學生之一，有十分豐富的股票交易經驗。
一拍即合。
我們開始草擬給國務院領導的倡議書。
1997年2月25日，一位世紀偉人的葬禮在北京舉行。
下午6時，由總裁漢克·鮑爾森（Hank Paulson）先生【1】率領的美國高盛投資銀行五人代表團在中南海紫光閣拜會朱鎔基副總理。顯然是另有重大活動，朱副總理遲到了。此時，我與剛從歐洲調任亞洲分公司董事長的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先生坐在車內聊天，等候被接見。
“鄧小平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他二十幾歲就成功地指揮數萬的紅軍，這足以證明領導才能是天生的，無須按部就班地在工作中學習。”出校門不到兩年就升任執行董事的我故意很肯定地說。
“是的，我同意。”董事長點點頭，“我剛從學校畢業進入高盛就覺得一步步升遷太慢了，於是向上司建議讓我去歐洲這個未開拓的市場試試。上司說可以考慮，我當天就飛到倫敦，一手開創了高盛的歐洲業務。”這位剛四十歲就躋身高盛最高決策層的歐、亞業務主管頗為自豪地說。他突然話鋒一轉：
“山，你應當去歐洲工作一段時間，這對你今後負責中國業務有好處。”
又要遠離祖國？兩年前剛從紐約總部調到香港的我心生猶疑。但我知道，這是加速增長自己的專業才幹的一個絕佳機會。
“朱副總理到了。”忽然有人來通知。
高盛代表團兩輛並排停放的豪華轎車同時開門，“砰”的一聲兩門相撞，留下一道印痕。看來這些在全球金融市場叱吒風雲的投資銀行家對這位蜚聲中外的副總理的到來也有幾分緊張。
代表團成員魚貫而入，我走在最後麵。
闊別十年的院長站在為人們所熟悉的那幅迎客鬆畫屏前，滿麵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
“我的學生怎麽都不回來？”
“會回來的。”我有些措手不及，趕緊回答。
“我不是責備你。”院長似乎看出了我的尷尬。
賓主依次入座，院長繼續發問：
“我付多少錢你才願意回來？要付高盛的工資嗎？”
“不需要，隻要能為國家做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就行。”我認真地說。
“我們付他錢為你工作。”高盛總裁不愧是一流的投資銀行家，在聽完翻譯後，立即巧妙地補上一句。
會談在友好的氣氛中結束。高盛有望獲得融資額達四十多億美元的中國移動海外上市聯合主承銷權，代表團成員都十分高興。
臨別，院長走到我麵前：
“我會叫你回來。”
我鄭重地點點頭。望著院長為國事操勞略顯疲倦的麵容，我由衷地補上一句：
“院長多保重！”
兩個月後的一個周五下午，清華經濟管理學院。
朱院長向全體師生發表演講。同往常一樣，院長滔滔不絕，全場氣氛熱烈。
趙純均副院長將一個文件袋交給院長：
“李山願意回來工作。”
裏麵裝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國銀行在香港的投資銀行機構（後整合為中銀國際）為基礎，創辦國家投資銀行的倡議書。
次日，朱副總理將該函批轉中國人民銀行戴相龍行長和陳元副行長。
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陳元副行長辦公室。
“你回去組織一批人，搞一個具體的方案。”陳行長頗為鄭重地向我指示。
7月1日夜，香港維多利亞海灣邊一家五星級飯店頂層總統套房。
我穿著為香港回歸特意定做的中山裝，與家人和朋友們站在窗前，觀看從海灣中央發射的歡慶回歸的焰火。
香港終於回歸了，全世界的華人都在歡慶。
回國籌辦投資銀行的計劃沒有按期實現，但我相信，這一天快了。
我由衷地笑了，為了香港回歸，也為了我自己快實現的歸國夢想。
10月初，紐約證券交易所。
中國移動正式掛牌上市，融資規模之大令人驚歎，創近年來亞洲之最。
站在喧嘩的交易大廳中央，我鬆了一口氣。這幾個月實在太累了，除了為上市每周工作一百多個小時外，還得秘密聯絡組織分布在香港、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幾位立誌回國服務的投資銀行家，共同商討創建國家投資銀行的計劃。
中國移動在海外上市了，但我們這批留學生什麽時候才能夠回國效力呢？我心中又開始焦慮了。
次日，我被公司調往倫敦，任企業並購部執行董事。
1998年4月4日，英國倫敦。
剛當選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到訪，下榻海德公園旁的一家五星級飯店。
妻子和我出席了中國留學生代表與總理的見麵會。
《中國國家投資銀行籌建草案》和一份誌願回國效力的海外高級金融人才名單呈送到共和國新總理的手中。
我向總理陳述了創辦股份製的國家投資銀行的三個理由：
第一，變革經濟需要得力的政策工具。鄧小平同誌曾經通過建立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為代表的對外窗口成功實施開放政策，本屆政府亦可憑借發展以中國國家投資銀行為主力的金融機構加速實現其改革目標。
第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亞洲金融危機表明投資銀行技術對一國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核武器技術對一國軍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國必須立即著手發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資銀行，有效對付外國投資銀行的挑戰，阻止其壟斷中國資本市場，增強中國經濟抵禦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
第三，吸引大批學有所長的留學生回國服務是實施“科教興國”方針的一個重要內容。但經驗表明，吸引海外人才回國要有一定的批量，零散的個人常常隻能適應環境以求發展，難以開拓局麵。國家投資銀行的成立將吸引成批金融人才回國，並必將對其他專業的留學生學成回國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我相信我能說服總理。
回家的路上，我對妻子認真地說：“謝謝！”
妻子慷慨地把我交給了國家。
事情發展的速度出乎我的預料。幾天後，新到任國家開發銀行的陳元行長在電話中告訴我總理有指示，希望我立即回國麵談。
4月16日，我飛抵北京，徑直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辦公室。
“總理在國務院辦公會上宣布，決定要求國家開發銀行轉換職能，辦成國際水平的投資銀行。”陳行長十分愉快地告訴我。
我原計劃兩天後返回倫敦，但這時我知道必須立即向公司辭職，留下來參加籌備工作，義無反顧。
我給高盛公司的董事長和總裁的語音信箱留言，告訴他們我請求辭職，希望他們理解和支持，並暫為保密，容我等一些日子再回公司辦理離職手續。
“我為你感到驕傲！”公司總裁鮑爾森很快回話了，他很清楚這一事件的商業意義。成功組建國家投資銀行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資本市場和投資銀行業的競爭格局，高盛公司不可忽視這一潛在的競爭者和合作夥伴。
幾天後，我首次出席了開發銀行的行務會議。陳元行長向在座的行領導介紹：“這是鎔基總理給我們介紹來的李山。”
會後成立投資銀行籌備領導小組，陳元行長親自擔任組長，我出任副組長。
籌備組成員除了開發銀行有關部門的領導，還有兩位隨我從美國一流投資銀行辭職歸來的留學生。一位是我的同事，高盛公司亞洲股票資本市場部執行董事王兟先生。他曾對國家投資銀行的籌建草案提出過許多建設性意見，在紐約聽到批準籌備的消息後飛來北京參加工作。另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北京代表處的首席代表汪潮湧先生，他也立即辭職加入了籌備組。
籌備工作立即開始了。
工作非常緊張，大家都希望早日完成機構申報工作，盡快開始業務工作。
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水準的與傳統的國營金融機構不同的新投資銀行，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由具有海外資深工作經驗的金融人才主導經營管理，通過他們帶回現代投資銀行的技術、管理和企業文化。人才是投資銀行最重要的資產，但要吸引人才和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國家投資銀行的經營模式（包括內部管理體製、激勵機製、財務製度及人事製度等）都必須遵循國際投資銀行業的標準。
這些理念得到了籌備組的支持。
6月5日，經陳元行長簽發的《國家開發銀行關於組建國家開發金融有限公司的請示》正式呈送國務院。
在外國投資銀行工作的二十多名留學生鄭重向國家承諾：“一旦國家批準按國際標準成立國金公司，我們將辭去現有職務回國，全心投入國金公司的創立和發展。”
大家充滿了希望，隨時準備回國服務。
6月15日，華爾街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稱雄全球資本市場的高盛公司宣布公開上市計劃。報章披露，這意味著公司的資深投資銀行家們平均將獲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高盛股份。
同日，我飛抵香港，前往高盛亞洲總部，準備在正式辭呈上簽字。
提起筆，想起一句話“富貴不能**”，又一轉念，“千金散盡還複來”。
我毫不猶豫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的一個周六，下午6時。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
我走進大廳，準備和華爾街的傳奇式人物、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總裁John Meriwether先生共進晚餐。
手機響了，電話從日本東京打來：
“很抱歉，公司內部出了緊急情況，我們不得不提前離開北京。”
事後得知，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大風暴這一天吹垮了這家神話般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我突然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開始擔憂起我們的籌備工作的命運來了。
果然，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籌備工作陷入半停頓狀態。我無所事事，又操起經濟學家的舊業，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身份發表文章。
電視裏洪水鋪天蓋地，災害嚴重。
我趕緊寫了一篇文章，談洪水對當前內需不足的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送呈總理參考。該文很快批轉到國家計委。香港的《南華早報》《信報》刊登了全文，國內的宣傳口徑也改變了。最後我自己也到中央電視台與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老師一起現身說法。
不久，《亞洲華爾街日報》與美國《華爾街日報》先後發表我和香港科技大學朱天教授合寫的專文，對中國金融改革建言，倡議國家注資衝銷國有銀行壞賬，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以建立良好的銀行治理機製。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導師、時任哈佛大學經濟係主任的哈特教授從報上見到了這篇文章，在電話中告訴我寫得很好。我感到獲得了最大的褒獎。
仍是閑得發慌。
柳暗花明。
國家開發銀行成功並購中國投資銀行，將其在全國各主要城市的分支機構改設為開發銀行的分行。國內外新聞媒體據此推測開發銀行即將大張旗鼓地進軍資本市場，開展投資銀行業務。
籌備組成員舉杯慶賀。
我醉了。
高興得早了一點。
1999年初，全國人大頒發了中國第一部《證券法》，明文規定銀行業與證券業分業經營。國家開發銀行定位不明確，投資銀行籌備工作擱淺。
4月，電視機裏出現了我學習生活過五年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校園。
訪美的朱鎔基總理發表講話。
總理歡迎留學生回國服務。
留學生們激動、興奮的麵孔。
我陷入了沉思：
不改革現有的體製，海外回國的人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嗎？
如果不能，有多少真正學有所成的留學生願意回國？
1999年6月，英國劍橋大學。
妻子和我漫步在綠草如茵的校園。
突然想起了徐誌摩在這兒寫的那首《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
我眼眶濕潤了。
我也應該走了嗎？
【1】鮑爾森先生2006年7月10日至2009年1月20日任美國財政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