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正義的金融體係

全球金融危機觸發了專家學者和政要們對金融體係的討論。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但令人遺憾的是，大家的關注點似乎僅限於金融體係的效率與安全，而忽略了金融體係的本質問題——正義性。

正義（justice）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的經典著作《正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了“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的著名論點，他的討論集中於分配正義這一政治的首要問題。正義的另一個重要範疇是司法正義，即保護弱者、懲罰違法者的正義。金融體係既涉及分配正義，又涉及司法正義。舉例而言，不同所有製企業從銀行或者資本市場獲取資金的難易取決於金融體係的分配正義程度，而對上市公司偽造財務報表等犯罪行為進行處罰的力度則體現了金融體係的司法正義程度。

由於金融在現代經濟中所處的核心地位，金融體係的正義性對維護整個社會經濟製度的正義性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應當致力於建立一個正義的金融體係。那麽怎樣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我們可以從哲學家們對正義問題的探討中尋找線索。

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就是緊緊圍繞正義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的。他認為正義就是讓具備領導品格者擔任領導。按照這一觀點，建設正義的金融體係的關鍵即在於選拔德才兼備的金融家擔任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部門的領導者。

柏拉圖的高足亞裏士多德對正義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思考。他認為正義的作用是維係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交往，這種交往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人不能自給自足。其中回報正義（即上麵提到的司法正義）是阻止人對人的傷害，分配正義則關係到人們所獲利益的多寡。在他看來，正義的核心標誌就是平等，這與羅爾斯“正義即平等”的觀點完全一致，而且符合我們中國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正義觀。但亞裏士多德並不滿足於討論冷冰冰的“正義”，他和柏拉圖一樣重視人的美德對維護正義的作用，因此強調“友愛”。他在《倫理學》中指出：“友愛還是把城邦聯係起來的紐帶……如果人們都是朋友，便不會需要正義；但是如果他們僅僅隻有正義，就還需要友愛。”亞氏的這一觀點與儒家的“仁者愛人”之說，可謂異曲同工。古代思想家的智慧提醒我們在建立正義的金融體係時不能僅僅著眼於機構或製度的完善，還要注重培養人的友愛精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繼承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討論正義問題時“以人為本”的傳統，將對正義的追求建立在人性的現實基礎上。與兩位先哲不同的是，森的出發點不在於人的美德，而在於人性的缺陷，以及這種缺陷與不義（injustice）的關係。他認為“可糾正的不義很可能是與人的過失而非製度的缺陷相關。正義最終是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相聯係的，而不僅僅取決於人們置身其中的製度的性（The　presence　of　remediable　injustice　may　well　be　connected　with　behavior　transgressions　rather　than　with　institutions　shortcomings.Justice　is　ul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way　people's　lives　go,　and　not　merely　with　the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s　surrounding　them）”。雖然我們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正義，但我們應當努力糾正可以糾正的不義，而糾正不義就是追求正義。毋庸諱言，我們的金融體係中存在著不義，比如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的歧視和股票市場對投資者保護的不足。

古今哲學家對正義的論述都給予我們同樣的啟示：在追求金融體係的正義性時，尤其不能忘記人的因素。由於金融的高度專業性，金融體係不可能由大眾投票決定，也不可能由政治家單方麵操縱（金融危機發生後，布什總統大部分時間都仰仗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專家們為其處理金融問題），金融精英們對建立和控製金融體係起著重大的作用，並可能在此過程中表現出高瞻遠矚的領導才能和傑出的專業能力。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金融體係的奠基人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就充分展示了金融家高尚的一麵。他在起草美國憲法和設計美國金融係統過程中都表現出對正義的深刻理解和執著維護。金融精英的另一位光輝典範是J.P.摩根先生，他在20世紀初的美國金融危機中力挽狂瀾（當時還沒有美聯儲），完美地展示了金融家的個人魅力。難怪經濟學家凱恩斯會讚歎說：“金融家在其業務經營中必然要表現出超乎人性的傳統的體麵。終身從事這種活動使他們成為最為浪漫並且最不現實的人。”

凱恩斯隻看到了金融精英們天使的一麵，但他們也可能扮演惡魔的角色。和政治精英一樣，金融精英可能會濫用權力，侵犯大眾的利益。事實上，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就在於大批金融精英的道德淪喪。因此，對於金融體係的變革，金融精英勢所必存，卻又暗藏危機。怎麽解決這個矛盾呢？我們可以借用對付政治精英的方法：一方麵用體製來限製精英，另一方麵用教育來塑造精英。前者正是建立正義的金融體係的題中之意，後者也同樣不可或缺。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我三年前開始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授政治哲學課程，和未來的金融精英們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什麽是幸福的人生？為什麽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第二，什麽是美好的社會？為什麽要追求正義，關注弱勢群體？教材都是大思想家的經典作品，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倫理學》，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從《共產黨宣言》到孔孟之道……剛開課時這些經濟、金融專業的學生們不明白為什麽要啃這些深奧的哲學原著，但後來許多學生喜歡上了這門課，並開始理性地探討中國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宗教等問題，嚐試帶著批判精神思考人生和社會。尤其令我高興的是學院充分肯定了這門課對培養經濟與金融人才的重要性，並於今年新開設了三門必修課，分別對我這門課涉及的西方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文化及批判性思維等內容進行更加深入全麵的講解。

金融的變革當然不像開設一門課程那麽簡單容易。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沒有什麽比站在引入新秩序的風口浪尖上更難以應付，更生死未決，更危機四伏的了。因為所有舊秩序的受益者都是他的敵人，而所有可能從新秩序獲益的人都是他冷淡的支持者。”建立正義的金融體係，既需要哲學家的洞見，又需要金融家的勇氣和精明。曆史呼喚著漢密爾頓式的金融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