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向何處去？

一、“危”與“機”中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與其他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仍然非常年輕。雖然香港現代金融的曆史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但真正崛起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卻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戰後亞洲經濟複蘇和轉口貿易的蓬勃興盛，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為她帶來了曆史機遇。同時香港政府當局的一係列自由化政策，比如解除黃金外匯管製、取消利息稅、建立三級銀行牌照體製，吸引了大批跨國金融機構湧入。此後香港曆經數次風雲消長，屹立不倒，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圭臬，幾乎成為自由主義學者們心目中“小而好”的城邦經濟完美典範。

僅以金融而論，香港的成功經驗並不複雜：完善的法治和充足的人才。前者降低金融活動的風險與成本，後者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再加上低廉的稅收，已經足以保證香港金融市場的強大競爭力。然而，在發生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的今天，這些條件是否仍然足夠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呢？

全球金融海嘯來勢浩大，以香港金融體係開放度之高，受累程度不待贅言。然而，“隱藏一片樹葉，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隱藏一具屍體，最好的地方是戰場”，普遍性的危機常常淹沒了獨特性的問題，如果不加深思地把一切失誤歸咎於天下大亂，無異於履“危”而失“機”。

香港的製度與人才兩大優勢，近年來同時麵臨周邊市場激烈競爭。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法治環境和運營成本並不輸於香港，在某些業務上——例如伊斯蘭金融——還有香港難以企及的優勢；人民幣與中國大陸金融業務又受到上海、北京的競爭。而香港引以為傲的國際化人才結構，同時也決定了人力資本的高度流動性，近年來優秀金融人才向內地加速回流已經值得注意。

目前的金融危機也帶來了機遇。此次金融風暴對國際金融市場進行了一場徹底的洗牌，昔日不可一世的華爾街巨頭有的倒閉，有的出局，有的接受政府救濟，資本市場出現多處真空。這些真空，既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危機，也是香港的機會。得天獨厚的香港，背靠祖國龐大的資源，在此次洗牌中有莫大的機會可以乘虛而入，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主導力量，與紐約和倫敦三足鼎立，共同締造國際資本市場新秩序。然而，這一曆史機遇並非“看不見的手”可以把握，僅靠香港本地私人金融機構奮發圖強遠遠不夠，必須有特區政府積極參與，鼎力支持。而這需要香港的領導人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秉承的“積極不幹預”施政理念。

二、變“積極不幹預”為“積極作為”

“積極不幹預”不僅是一種政策傾向，更是香港曆屆政府尊奉的治理哲學。實際上，香港的“積極不幹預”就是“幹預不積極”或“無為而治”。在這一教條的陰影下，香港對經濟波動的政策反應猶豫、被動，缺少先機抉擇和係統規劃，對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並無清醒認識與充分準備。在扶持本地金融機構的發展方麵，香港政府更是極少作為。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的核心，然而本地金融機構所得到的政府扶持，無論是資金支持、信用擔保還是政府項目的優先考慮上，長期以來都十分缺乏。這方麵的缺欠直接導致香港金融業缺少具國際競爭力的本地機構，資本市場出現空心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今天沒有一家有重大國際影響的金融機構將總部設在香港。香港金融地標之一的匯豐銀行大樓，所有支撐都來自建築外部，大樓內部沒有任何支撐結構，每一塊樓板均可拆卸運走，這不啻今日香港金融地位的一個微妙而深有寓意的象征。

跨國銀行和證券資本逐利而來，固然可以帶動資本市場的繁榮，但是紮根本土，同時擁有頂尖質素的金融機構，才是一個金融中心可以在風雨飄搖時賴以依托的基石。但是，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大格局下，這種基石並非可以在短期內單靠市場力量自發形成。此時政府的主導作用至關重要。畫地為牢，囿於刻板、驕傲的教條，隻能白白讓寶貴機會流走。

回想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特區政府坐視本地投資銀行百富勤破產的悲劇，對比今天全球金融危機中世界主要政府廣泛出手援救金融機構的現實，更加值得深思。經濟史上，資本主義國家遇到危機時，常采用社會主義色彩的措施；而社會主義國家體製僵化時，又求助於市場經濟的效率和活力。放諸一國兩製中的香港，政策製定者應有更充分、靈活的領悟，在新的形勢下積極作為。

三、香港應該如何競爭？

香港應該擔心上海的崛起嗎？無論擔心與否，上海必將發展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香港不必將上海視為競爭對手。香港不僅在製度和人才方麵仍然領先於上海，而且兩地金融市場的繁榮享有共同的曆史背景——中國內地經濟的強勢帶動。回顧曆史上金融中心的形成，無論倫敦、紐約還是更早的阿姆斯特丹，都必然依托於一片經濟崛起的腹地。金融歸根到底是資金的服務，經濟總量的增長就是對金融服務需求最好的保證。危機中的2008年，中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4.4%，而家庭儲蓄率達到28.8%的曆史新高！背靠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高儲蓄率的經濟，香港麵臨的課題，不是汲汲於緊張國內兄弟的挑戰，而是如何振奮起來，抓住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所提供的曆史機遇，有效地整合、利用中國的資源，與老牌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紐約一較高下。

具體而言，香港特區政府應將迅速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地金融機構放在金融政策的首要位置。執政者應當少一些顧忌和陳規，多一些遠見和承擔，為本地的金融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機構，提供更積極的支持。具體措施可以包括：（1）提供資本金支持，甚至成為某些本地金融機構的大股東，使其抓住目前的機遇，迅速做大做強（待條件成熟後再減持股份或徹底退出以保證完全市場化運作）；（2）在政府主導的投融資項目中，優先考慮使用本地金融機構的服務；（3）為一些本地金融機構的部分業務提供必要的政府信用擔保；（4）積極推動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的本地金融機構國民化待遇，幫助它們獲得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經營業務的牌照，包括從事QDII和QFII業務的資格。

在全球經濟危機的2008年，中國內地迎來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這三十年中，香港以區區一島之地，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傳奇裏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橋梁角色，並由此獲得了巨大的回報。在未來的三十年當中，香港又將扮演什麽角色？這一次金融危機會為香港帶來什麽樣的前途？在歌德《浮士德》最後一章，那片從大海上誕生、人人過著有為之年的熙攘之土，總會讓人想起香港——一切最後都歸於香港選擇與創造的智慧。

（作者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中央政策組主要職能為向香港特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