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抉擇

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問題又成了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各國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最激進的觀點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30%—40%。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學家也幾乎異口同聲地主張人民幣升值。雖然中國政府表示將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但最近的“兩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表示，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穩定的政策隻是應對目前的金融危機的權宜之計，這進一步引發了國際資本市場對人民幣在國際經濟複蘇後大幅升值的預期。

有趣的是，國外反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時給我講授貨幣銀行學的教授、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今年2月初表示，各國不應拿人民幣匯率來抨擊中國。但他並不能代表西方主流的觀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學院給我講授國際經濟學的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教授聲稱，其他國家應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

1993年我在美國高盛公司創辦中國經濟研究部時的第一個課題就是預測人民幣匯率的走向。與今天的情況相反，當時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應該大幅貶值。和今天的情形一樣，眾經濟學家們均有看似充足的理由支持他們的觀點。當時中國出現了巨額貿易赤字和通貨膨脹。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經典理論，這二者都必然導致人民幣貶值。為了搞清實際情況，我專程從紐約總部飛到北京拜訪金融界的一些領導，包括建設銀行王岐山行長、中國銀行周小川副行長以及國家開發銀行劉明康副行長。與他們的交談使我認識到中國的實際情況與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很不一樣，關於匯率形成理論的前提條件在中國並不成立。最關鍵的是人民幣尚不可完全自由兌換。於是，從分析外匯供求的實際狀況入手，我得出了人民幣必將升值、國家外匯儲備將大幅增加的結論，並將我的分析發表在高盛公司的研究報告上。後來發生的情況與我的預測完全一致。

時過境遷，十幾年後市場的共識有了180度的轉變，專家們普遍認為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1998年我回國工作後的主要精力已不放在經濟研究上了，但我仍然十分關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眾口一詞讓我很驚訝。我拜讀了他們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並向其中一些人當麵請教，他們的答案仍然不能使我信服。後來我又與哈佛大學商學院金李教授探討這個問題，發現我們的看法非常一致。於是2007年我們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在解決與美國的貿易爭端時不應采用人民幣升值的方法，而應對一些能耗高、嚴重汙染環境的出口產品取消出口退稅。這一方麵可以增加這些產品的出口價格，減少美方的抱怨，另一方麵也有利於我國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道路。我們在吳儀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到美國華盛頓出席“中美戰略對話”時將這篇文章呈交國內相關領導，同時發送給了我在高盛時的公司總裁、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鮑爾森先生。在“中美戰略對話”舉行的當天，我們又將文章公開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我們的努力也許沒有白費，據說在這次對話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問題並未像市場預期的那樣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數周之後，中方主動宣布取消對幾千種高能耗、高汙染產品的出口退稅。

但是，2008年初人民幣走上了加速升值的軌道。這給外匯投機者創造了一個隻賺不賠的套利機會。大量投機“熱錢”通過種種合法（例如進出口貿易）與非法的渠道進入國內，使外匯供應量大幅增加，從而使外匯儲備和人民幣發行量加速增長，流動性泛濫，造成股市、房市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資產漲價又進一步刺激更多的“熱錢”進入中國，雪上加霜。

針對這一情況，一些國內的官員和經濟學家提出了讓人民幣加速升值的政策建議。他們以為通過迅速（甚至“一步到位”）讓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10%—15%，使人民幣匯率達到市場“均衡水平”（實際上是美國要求的匯率水平），市場對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消失，“熱錢”就會停止流入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就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與此同時，進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會下降，從而有利於控製國內的物價水平。

我和金李教授認為這一政策建議是短視而有害的，如果實施將從根本上損害中國經濟的發展。在目前全球經濟競爭中，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既不是技術，也不是管理，而是廉價勞動力。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將使大批外向型企業失去國際競爭力甚至倒閉（在美國經濟遭受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拖累的外部環境下，這一政策尤不合時宜），並嚴重打擊國內的關聯企業，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負麵影響。同時，大批來自農村的工人將失業，被迫回到鄉下務農。這種背離中國農村城市化的長遠發展目標，追求短期經濟平衡（控製“熱錢”和通脹）的政策無異於殺雞取卵。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正好迫使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可以讓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經濟上比中國更落後的國家，從而使中國可以集中發展資本密集型和高技術的行業，實現經濟騰飛。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中國經濟的現狀，是不切實際的“產業大躍進”。

我們於是向有關領導建議：1．停止人民幣大幅升值；2．改變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實行的出口收入全額換匯的結匯政策，設立特別賬戶存入出口企業的外匯收入，把部分流動性截留在境外；3．繼續利用國家外匯管理局和中國投資公司對外投資，並鼓勵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中國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提供資金支持。2008年7月初，我們又將這一建議公開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十分湊巧，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國家外管局發布限製外匯收入結匯的公告，第二天國外的遠期交易市場上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當月中國停止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政策。

今天，中國再次麵對人民幣升值的強大壓力。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抉擇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導致生產率大幅提高的自然結果，而非“操縱”人民幣匯率所致。但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似乎認為中國有義務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將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國際競爭優勢自行消除掉，以減少對外貿易的順差。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這種論點與他們自己口中奉行的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的原則其實是相違背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二戰以後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引發了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結果在美國的高壓之下，20世紀80年代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日本經濟增長從此陷入停滯狀態。

莎士比亞《王子複仇記》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名言“是生存，還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似乎也道出了今日中國領導人心中的焦慮。人民幣是升值還是保持穩定，確實是他們必須做出的重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