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的費用

君主或聯邦的第三項也是最終一項職責就是要建立和維護下述各類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它們盡管可能在非常大程度上對整個社會有利，然而就他的性質來說，它們的利潤卻永遠也不可能支付給任何個人或少數人，所以也沒法指望任何個人或少數人去建設或維護它們。所以，履行這項職責在社會的不同時期所需的費用也極其不同。

除了上麵所說的已經提到過的為了國家的防衛和司法行政所必需的一部分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外，其他的這類工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方便社會商業和促進人民教育的機構。關於如何支付這些不同種類的公共工程和機構的經費最為恰當，本章將會分為三個不同項目進行探討。

第一項 方便社會商業的公共工程和機構

為方便普通商業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機構首先是那些為了方便普通商業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為了方便商業而建立的公共工程，如道路、通航運河、橋梁、港口等的建設和維護，在社會的各個不同時期所要求的費用也必定不同，這是無須證明就已經一目了然的事。任何一個國家花費在修建和維護公路的費用明顯地必定隨著國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長，或者說隨著一定要通過的公路運輸的貨物的數量和重量的增長而增加。橋梁的承載力一定要和可能通過的車輛的數量和載重量相適應。通航運河的水深和供水一定要和可能在上航行的駁船的載貨數量和噸位成比例。港口的大小一定要和可能停泊的船隻的數量成比例。

這些公共工程的費用看上去並不需要由公共收益，也就是說，由大多數國家大多數時候指定的由行政當局征收和利用的公共收益來開支。絕大多數這類公共工程隻要稍微加以管理，就能夠為他自身的費用帶來一筆足夠的收益，而不需要對社會的通常收益再增加任何的負擔。

比方說，公路，橋梁，通航運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能夠通過對通行的車輛和船舶征收小額的通行稅來進行修建和維護；港口可以通過對在港口內裝卸貨物的船舶的噸位來征收適量的港口稅來修建和維護。為方便商業而設立的鑄幣機構在非常多的國家不僅能夠支付他自身的費用，還可以為君主帶來一小筆收益。為了與此同樣的目的，另一個機構郵政除了支付他自身開支外，差不多在一切國家都還能夠為君主帶來一筆極其可觀的收益。

當車輛通過公路或橋梁，船舶在運河上航行，依照它們的載重或噸位交納通行稅時，事實上是在對這些公共工程按一定比例為它們所造成的損耗，支付所需的保養費。看上去不可能發明一種更公平的維護這些公共工程的方法了。這個稅盡管是由從事運輸的人預付了，最終卻是落在了消費者的頭上，因為它總是被加在了貨物的價格上。然而，運費因為有了這些公共工程而得到了大大的降低。貨物盡管有了這個稅，然而到達消費者手中時價格仍然比沒有這些公共工程稅時要便宜得非常多。而且它們的價格沒有因征收這個稅而提高特別多，因為它的運費降低了很多。因此，最終交納這個稅的人通過利用那些工程，他所得遠多於納稅之所失。他所交納的是和他的所得完完全全成比例的。事實上他在所得中支出部分正是為了得到他所剩餘的一切。看上去再也想像不出一個比征收這樣的稅更為公平的方法了。

當對奢華的車輛，對四輪馬車和驛車等依照它的重量所征的通行稅略微超過對常用車輛，如兩輪運貨馬車或是貨車等所征的通行稅時，通過降低全國各地的笨重貨物運輸的費用的方法，使富人的懶惰和虛榮在悄無聲息中對救濟窮人作出了貢獻。

假如公路、橋梁、運河等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由借助它們而進行的商業來修建和維護的，那麽它們就隻可能在商業需要的地方才可以修建，也隻有在那些地方才適於修建。它們的費用，它們的堂皇和華麗也一定要和商業所可以支付的力量相適應。因此，它們一定要修建得恰當。

這就是說在一個沒有商業的荒涼的鄉村，就不可能修建宏偉的公路。同時，隻是為了通達州長的別墅，或者是州長有意討好的某一大領主的別墅，也不可能修建宏偉的公路。在一條沒有人走的河上也沒法修建大橋，也沒法隻是為靠近的宮殿的窗外增添景色而修建大橋。有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情況，在有些國家裏，這類公共工程是由它們本身所可以帶來的資金之外的另外一種收益來修建和維護的。

在歐洲有些地方的運河的通行稅和水閘稅是私人的財產，因此他們自己的利益要求他們維護好運河。假如運河維護得不好，航運就必定會停止，隨之他們通過收稅所可以得到的利潤也就全然消失。假如這些稅收是和他們自身利益無關的政府的特派員管理，他們對這些工程的維護可能就不可能有私人那樣認真細心。

蘭格多克運河的修建使法蘭西國王和蘭格多克省花費了 1 300多萬利弗(按上世紀末法國貨幣價值計算，每馬克合28利弗)，大概折合英幣90萬鎊。當這個偉大工程竣工時，人們發現最恰當的管理和維修的方法就是把過橋稅作為禮物，贈送給設計和指導修建這個工程的工程師裏格。

這個稅現在構成了那個紳士家庭中的一個非常大的地產，所以他們有非常大的興趣來連續地維修它。然而這個過橋稅假如是交給了政府特派員管理，他們就會沒有這樣的興趣，所收稅款可能就會一切花費在裝飾和其他沒有必要的用途上了，然而工程的最主要部分可能就已經都壞了。

把維護公路的通行稅變作私人財產沒法保證公路維護良好。一條公路盡管全然無人保養，然而不可能完完全全沒法通行，然而運河無人保養，可能會全然沒有方法通行。因此而收取公路通行稅的人可能全然忽視對公路的維修，然而他卻可連續收取與此同樣的通行稅。所以，維護這類工程的稅收由政府特派員，或托管人管理較為合適。

在大不列顛，就時常能夠聽到對這些稅收的委托管理人濫用職權的抱怨。據了解，在非常多收稅的公路上，所征收的稅款要多於保養這些公路的實際所需費用的一倍以上，然而維修工作卻做得非常草率，有的時候甚至沒有進行。一定要指出，通過這類通行稅來維修公路的製度還實行得不久，所以，假如說這個製度還沒有達到它看上去可能的完善程度，我們也沒有必要有什麽奇怪。假如無恥和不恰當的小人經常被委任為管理人，假如還沒有建立起控製他們的行為的恰當的檢查機構，而且減輕通行稅讓他剛剛足夠執行保養工作，那麽這些缺點和抱怨都應歸責於這個機構建立不久，到了一定的時候，議會的智慧必然是會逐步糾正大多數缺點的。

在大不列顛，在不同的收費公路上所征收的款項據推測遠遠多於維修道路所必需的費用，假如恰當節約，從中節餘下來的款項甚至有些閣員都覺得可把作為國家緊急需要的一個非常大的財源。據了解，政府通過把公路管理轉入自己手中，利用士兵的勞動(給以少量補助)就能夠讓公路狀態保持良好，然而他花費要比由委托管理人來管理少得多。因為委托管理人沒有別的工人，他們隻可以雇傭靠出賣勞力為生的人來維護。據推測，從這裏可能能夠得到一筆50萬鎊的巨大收益，然而無須再加重人民的任何負擔。因此而收稅公路也能夠就像目前的郵政一樣對國家的通常費用作出貢獻。

我絲毫不懷疑，以此能夠得到一筆極其大的收益，盡管它可能沒有這個計劃的設計者所預計的那麽多，然而，這個計劃本身看上去會受到非常多非常強烈的反對。

第一，假如把在公路上征收的通行稅看成應付國家緊急事件的財源之一，那麽這些通行稅必然就一定要依照緊急事件可能的需要而增加。所以，依照大不列顛的政策，它們可能會增加得迅速。這麽容易就能夠從通行稅中獲取一筆收益可能會鼓勵行政當局時常依賴這個財源。盡管，從現有的通行稅中可否節省出50萬鎊可能還非常值得懷疑；然而假如通行稅增收一倍，從中節省出100萬鎊，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假如增收兩倍，可能就是200萬鎊。不僅這樣征收這麽大一筆收益還可無須增加一名新的征收官員。然而通行稅假如通過這樣的方式連續增加，對全國內陸的商業就不是更加便利，相反會就像現今這樣來迅速對國內商業變成一個非常大的累贅。一切笨重貨物從國內的一個地區運往另一地區的運費迅速就會增加，結果，一切這類貨物的市場迅速也就會大大縮小，就必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挫傷生產的積極性，國內工業的舉足輕重的部門就會完完全全被毀滅。

第二，依照載重征收的車輛稅，盡管用在保養道路這個唯一的用途上是非常公平的，然而假如用在其他用途，或者說用於國家緊急事件，它就成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稅了。假如是隻用於上麵提到的那個唯一的用途，每輛車所支付的正好彌補該車輛對道路所造成的損耗；然而假如用於其他任何用途，每輛車所支付的多於了它所造成的損耗，是對國家某種其他緊急事件的資源的貢獻。然而因為公路通行稅是依照他重量而不是依照他價值的比例提高的商品的價格，這個價格又主要是由粗糙而又笨重的商品的消費者所支付，然而不是由那些貴重而又輕巧的商品的消費者所支付。所以，不管這個稅可能是用以應付什麽緊急事件，他結果承擔這項緊急費用的主要的是窮人，而不是富人，承擔這個費用的是最無負擔力量的人，而不是最有力量負擔的人。

第三，假如政府總是忽視公路的維修，那麽要迫使通行稅中的任何部分用於維修道路將會比現在變得更為困難。因此從人民身上征收的一大筆收益，然而之中沒有一部分用於該稅原本應用的唯一目的。假如對現在這些地位卑賤然而又貧窮的公路委托管理人有的時候都難於強迫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那麽增稅後管理人員富裕了，地位高了，要強迫他們改正錯誤把比我們在這裏所假設的還要難上10倍。

在法國，用於維修公路的基金是由行政當局直接掌管。這些基金包括在歐洲絕大多數地區農村居民應該為維修公路所出的一定數量的勞動，還有國家從通常收益中所出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國王有意從其他開支中節省出的一部分。

依照法國古代的法律還有歐洲其他大多數的古代法律，農村居民的勞動力受到地方或省行政長官的直接管轄，和國王的樞密院沒有任何直接的依屬關係。在專製製度的發展曆程中，行政權力的權威漸漸把國家各部門的權力都收到了自己手中，把用於任何公共用途的收益的權限也都攬到了自己管理。然而，在法國大的驛道，連接王國各主要城鎮之間的道路通常都維護得非常好，有些省甚至比英格蘭的絕大多數收稅公路還好得多。然而我們所稱的十字路，也就是農村中的絕大多數道路卻全然被忽視了，在非常多地方任何載重車輛根本就沒有方法通行。

有些地方，甚至騎馬都非常危險，騾子成了唯一安全可靠的運輸工具。一個好誇耀而且高傲的宮廷大臣可能時常樂於從事一種看起來輝煌壯麗的工程，比如說修建公路。因為公路是時常被主要貴族們看得見的，對公路的誇獎不僅能夠滿足他的虛榮，甚至還可能有助於維持他在宮廷的利益。至於非常多小的工程，因為它們既不可能有什麽宏偉的外觀，通常也得不到任何過路人的起碼的讚譽；簡而言之，它們除了它的實用性外，沒有別的能夠受到人讚賞的地方，因此這樣的事業仿佛在各個方麵都是太便宜和太低下，不值得一個有地位的行政長官的重視。所以，在這樣的行政當局的管理下，這類工程差不多總是全然被忽視。

在中國和亞洲的其他幾個國家，行政當局總是自身負責公路的維修和運河的維護。據了解，在給每個省的總督的訓示中，總是連續地提醒他們注意這些工程，不僅這樣，皇室也非常重視他們對這些訓示的執行情況。因此，據了解，一切這些國家對這些工程非常重視，特別是在中國。

在那裏，公路，特別是通航運河，據稱比歐洲著名的同類工程都要好得多。然而流傳到歐洲的關於這些工程的報導通常都是由懦弱而好奇的遊者寫的，更多的還是由愚蠢和愛說謊話的傳教士寫的。假如那些工程是經過了比較睿智的眼睛的考察，假如對它們的報導是由比較可信的證人所寫的，那些工程就不可能顯得這樣神奇了。

柏尼爾有關印度的某些這類工程的報導就比其他那些旅遊者所報道的要差很多。可能在那些國家，舉例來說，在法國，大的公路、大的交通工具經常是宮廷和首都談話的話題，備受關注，然而剩下的就全然被疏忽了。

除此之外，中國、印度還有亞洲其他幾個國家，君主的收益差不多全來自土地稅或地租，它隨著年產物的增多和減少而增多或減少。所以在這些國家中，君主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他們的收益必定和土地的種植有著直接的聯係，和年產物的多少，年產物的價值有直接的聯係。然而為了讓年產物又盡可能多地值錢，就一定要為它開闊一個盡可能廣闊的市場，因此也就一定要在全國各地區之間建立最自由、最方便，而且又最便宜的交通。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好方法就是修建最好的公路和最好的通航運河。然而在歐洲任何地區，沒有一個君主的收益主要來自土地稅或地租。

在歐洲一切大的王國裏，可能收益的絕大多數最終是依賴於土地的年產物，然而它的依賴性既不是這樣的直接，也沒有這樣的明顯。所以，在歐洲，君主本身沒有這樣直接地感到需要去促進增產，需要去提高土地年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或者是需要通過維護好道路和運河，為年產物帶來一個最廣闊的市場。所以報導所說應該是正確的，盡管我還有一點懷疑，那就是在亞洲的某些地區的修路由行政當局管理得非常好。然而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歐洲任何地區的行政當局卻沒有方法把它管理得讓人滿意。

有些公共工程，從他的性質來講沒法帶來任何收益來維護它們本身，它們所帶來的方便差不多又總是局限在某一個地方或地區，這時在地方或省的行政當局的管理下，由地方或省的收益來維持，比用國家的通常收益來維持，由國家的行政當局來管理要維護得好些。假如倫敦街道的照明和道路鋪設都是由國庫支付開支，它們的照明和鋪設能夠就像現在這樣好嗎？花錢可以這麽少嗎？毫無可能。除此之外，假如費用不是通過對倫敦每條街道、每個教區或地區的居民直接征收地方稅來籌集，那麽就會從國家的通常收益中來開支，結果就沒辦法不對王國一切居民征稅，然而全國的居民中絕大多數卻從倫敦街道的照明和鋪設中得不到任何好處。

地方和省收益由地方和省行政管理有的時候盡管會出現弊端，然而不管這弊端有多麽大，事實上假如把它們和由一個大的帝國的收益的管理和花費中所發生的弊端相比就顯得極為渺小了。除此之外，它們也容易糾正得多。在大不列顛，在地方或省的通常地方治安官的行政管理下，農村居民每一年為維修公路所應出的六天義務工可能時常是沒有得到妥善的利用，然而從沒有發生殘酷壓迫的現象。

在法國，這項義務工是在州長的行政管理之下，利用得也不總是更合理，並且，經常出現強迫和壓製的現象。這樣的他們叫作的強迫勞役構成了專橫的主要工具之一，那些行使這個權力的官員就利用這個工具來嚴懲那些不幸受到了他們厭惡的教區或社區。

為方便某些特殊商業部門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機構。

上麵我們談到的公共工程和機構的目的都是為了方便普通的商業。然而為了方便某些特殊的商業部門，還一定要建立特殊的機構，它們又需要一筆特殊的和不同尋常的費用。

有些特殊的商業部門是和野蠻的、沒有開化的民族打交道，它們就需要某些特殊的保護。一個尋常的商店或存貯室就沒法給和在非洲西海岸做生意的商人的貨物以可靠的保障。為了保衛貨物不受到野蠻的當地人的襲擊，在存放商品的地方就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建築一些防禦工事。因為印度政府的混亂，據推測甚至在溫和文雅的印度人民中做生意都有這樣的警戒的必要。正是在保護自己國家的人民生命財產不受到暴力襲擊的正當借口下，英國和法國的東印度公司被允許在印度建築自己的第一批要塞。在其他一些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的國家，他們不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領土內擁有任何形式的防禦工事，可能就一定要安排大使、公使或者領事。他能夠依照他們自己國家的習俗來裁決他們自己國家人之間產生的分歧。在他們和當地人的糾紛中他能夠憑借他外交官身份比任何私人可以更有權威地進行幹涉和帶來有力的保護。

商業的利益經常使得有必要在那些不管從戰爭或同盟的角度都無須派駐使者的國家派駐使者。土耳其公司的商業利益首先讓英國在君士坦丁堡設立了大使館，英國首任駐俄羅斯大使也是全都起源於商業利益。歐洲各國人民間的商業利益必定引起的連續糾紛，可能就是在一切鄰國和平時期長期設立大使、公使的原因。這個古代沒有提到過的習慣仿佛是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開始形成的，也就是說是在商業最開始擴展到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還有當他們最開始對商業發生興趣的時期形成的。

保護商業的特殊部門所必需的特殊費用，通過對特殊部門征收適度的稅收來支付，比方說，通過對商人起初進入某商業部門時收取恰當的營業稅，或者更平等一點，通過和其他的國家進行貿易，通過對他們進口或出口的貨物征收百分之幾的特殊關稅來支付，看上去不是不合理的。據了解，就是為了通常地保護商業免受到海盜的劫掠，才設立了第一個關稅機構。然而，假如為了支付通常保護商業的費用，對商業征收通常的稅覺得是合理的話，那麽為了支付保護特殊部門的特殊費用，對商業的特殊部門征收特殊的稅看上去就與此相都是合理的了。

保護通常的貿易總是被覺得是國防的一項重要任務。正因為這樣，也被覺得是行政當局職責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征收和運用關稅的職責也就總是交給了行政當局。然而保護任何一種特殊的商業部門是對商業的總的保護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行政當局的職責的一部分。假如國家采取的行動總是一致，為了特殊保護的目的而征收的特殊稅就總是應該平等地留給行政當局處理。然而在這方麵，就像在非常多的其他方麵一樣，國家並不總是前後行動一致，在歐洲的絕大多數商業國家中，一部分特殊公司就已經說服了立法機構委托他們自己來履行君主的這一部分職責，而且授予他們為此所必要的一切權力。

這些公司可能對最開始創辦某些商業部門曾經有過用處，它們曾經利用自己的資金作了一個國家可能覺得是不慎重的試驗，然而最終它們不是被證實是累贅，就是對國家毫無用處，而且，不是管理不當，就是經營範圍過於狹窄。

當這些公司不是利用聯合的資金進行貿易時，它就一定要允許任何有恰當資格的人在交付一定的入夥金，而且同意接受到公司的章程後加入組織。每個成員利用他自身的資金，靠自己的運氣進行貿易，這樣的公司叫做合夥公司。當他們是用聯合資金進行貿易時；每個成員依照他在總資金中的份額的多寡分享利潤或分擔損失時，那麽他們被叫做股份公司。這類公司不管是合夥公司還是股份公司，有的時候擁有，有的時候又不具有某些特權。

合夥公司在每一方麵都和歐洲各國大小城鎮中普遍存在的同業公會相似。不僅這樣，還是一種同類性質的擴大壟斷。在任意一個城鎮裏，沒有一個居民可以在沒有首先得到同業公會的自由營業權以前能夠從事一種有組合的行業，所以在大多數場合，一個臣民沒有首先成為合夥公司的成員，他就沒法合法地進行任何部門的對外貿易。因為對外貿易已經成立了合夥公司。

這個壟斷是極其嚴格的，加入公司的條件是非常高的，同時因為公司的董事們也有些權威，也就是說他們有權通過這樣的方式把絕大多數的貿易經營權局限於他們自己和幾個特殊朋友中。在最開始的幾個合夥公司裏，都規定有同樣的學徒年限。凡在公司學徒期滿的人無須交付任何入夥金或者交付比對其他人所索取的要少得多的入夥金，就可成為公司的一個成員。

在一切合夥公司中，廣泛盛行著一種常見的公司精神，當然它沒法和法律相抵觸。當允許這些公司依照他天性行動時，為了把競爭盡可能局限在少數人中，它們總是竭力讓商業屈從於非常多苛刻的規章。當法律限製它們這樣來做時，它們就完完全全變得無所作為和無足輕重了。

現今存在於大不列顛的從事外貿的合夥公司就是古代的商人冒險家公司，也就是說，現在大多數時候所謂的漢堡公司、東方公司、俄羅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非洲公司。

據了解，現在加入漢堡公司的條件非常容易，公司的董事們手中沒有權力能夠對貿易加以任何苛刻的限製或規定；或者能夠說至少是近來沒有行使過那種權力。從前卻不是這樣的。大約在上個世紀的中葉，加入一家公司的入夥金是50鎊，有一段時期還是100鎊。不僅這樣，據了解，公司的作風極端霸道。

在1643、1645和1646年三年裏，英格蘭西部的毛織業者和自由貿易者盡管向議會抱怨那些壟斷者限製了他們的貿易和壓製了國內的製造業，盡管這些抱怨在議會內沒有產生什麽法令，然而它們也讓公司受到了一點恐嚇，強迫他們改變了作風。至少從那個時期起，再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對他們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