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讓補給線永遠暢通
著名牛仔歌手 吉尼·奧特裏
我認為人的絕大部分憂慮都和家庭事務及金錢有關。我很幸運地娶了奧克拉荷馬一個小鎮的女子為妻,她的家庭背景和我的很相似,我們的興趣和愛好也大致相同。我們兩人都盡量遵守這些“原則”,所以我們的家庭煩惱也就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同時采取了兩種方法,使我的金錢煩惱減少到了最低程度:第一,我總是堅持一條原則,對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地誠實。如果我向別人借了錢,就必須全部償還。誠實可以使人免去許多煩惱。
第二,每當我開拓一項新事業時,我總是會給自己預留後路。軍事專家曾指出,作戰的第一原則,就是保持補給線的暢通無阻。我認為這項原則同樣可以用於個人的“戰鬥”上。例如,我從小生活在得州和奧克拉荷馬,在那裏遭受幹旱的侵襲時,我才真正領略到了什麽是貧窮的滋味。我們十分辛勤地勞作,但也隻夠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我們太窮了,必須駕著敞篷車,帶著交換得來的馬匹,到處不停地奔波謀生。
我希望找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所以在一家火車站找了一份差事。在閑暇時,我開始學習拍發電報。後來,我找到另一項工作,在佛裏斯科鐵路公司當一名輪班員。我經常被派往各處,接替其它生病或休假的火車站站員,或在他們忙不過來時提供支持。這份工作的月薪是150美元。
後來,當我外出開創更美好的前途時,我總覺得在鐵路公司工作在經濟上很安全,所以我總是為自己保留了回到那項工作上去的退路,這等於是我的補給線,我從來不會關閉那條路,除非我已建立了一個更穩定、更可靠的新位置。
例如,在1928年,當時我在佛裏斯科鐵路公司工作,被派往奧克拉荷馬的齊爾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個陌生人走進火車站辦公室,要求發一封電報。當時他聽到我正在彈吉他,唱著牛仔歌曲。於是他對我說,我彈得不錯,歌也唱得不錯。並且他還告訴我,說我應該去紐約,去電台或戲院工作。我當然覺得他是在奉承我。但是當我看到他在電報上的簽名時,我幾乎驚呆了,差點兒喘不過氣來——威爾·羅吉斯。
我並沒有立刻去紐約。我把這件事仔細地想了又想,一連考慮了9個月。最後,我得出結論:去紐約,我絕無損失,而且一定會有收獲。我有鐵路通行證,可以免費乘車。我還可以坐在火車上睡覺,而且可以帶一些三明治和水果甜點,免費享受一日三餐。
於是,我去了紐約。當我到達紐約之後,我找到一間每周房租5美元並帶有家具的房間住了下來,在快餐廳吃飯,在街上流浪了10個星期,可是一無所獲。如果我回去沒有工作可以做的話,那我一定會急出病來的。我當時已在鐵路公司工作了5年,這使我有了就職的優先權,但按規定,要想保留這項優先權,我不能離職超過90天。而我那時已在紐約呆了70天,於是我充分利用我的鐵路通行證,立即趕回奧克拉荷馬,又回去開始工作,以保持我的補給線不斷。我工作了幾個月之後,存了一點錢,又到紐約去再試一次。這一次,我有了新的進展。有一天,我在一家錄音房等待考試時,彈著吉他為那些女接待員唱了一首歌《珍妮,我夢到紫丁香》。
當我正在唱那首歌時,恰巧歌曲作者納特·史切克勞特走進辦公室。他當然很高興聽到別人唱他的歌曲。於是他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去維多唱片公司試試。我錄了一首歌,但成績不很理想——說是太生硬了,顯得不自然。於是我接受維多唱片公司錄音師的勸告,回到杜沙,白天在鐵路公司上班,晚上去當地電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歡這種安排,這使得我的補給線始終敞開著,因此我也就沒有了煩惱。
我在杜沙電台演唱了9個月。在那段時間內,吉米·朗和我合寫了一首歌《我那白發的父親》,結果頗受好評。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亞瑟·沙得利甚至要求我為他們公司灌一張唱片,也獲得了成功。
我另外又灌製了許多唱片,每張50美元,最後終於在芝加哥WLS電台找到了一份工作,任務是演唱牛仔歌曲。薪水為每周40美元。我在那家電台唱了4年之後,薪水提高到了每周90美元,同時我每天晚上又在戲院登台表演,另外有300美元的額外收入。
接著,到了1934年,我的機會來了。當時好萊塢的製片商決定拍攝牛仔影片,但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會唱歌的新型牛仔。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時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說:“如果我們想找一個會唱歌的牛仔,我的唱片公司裏正好有這麽一個人。”
我就是這樣闖進電影圈的。我開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時,每周薪水為100美元。我對我拍影片是否能夠成功十分懷疑,但我並不憂愁。因為我知道,我隨時可以回到我原來的工作上去。
我在電影上的成就,遠遠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現在的年薪為10000美元,這還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紅利。不過,我知道這種情況並不能永遠保持下去,但我並不憂慮。我知道,不論發生什麽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金錢——我也可以隨時回到奧克拉荷馬,在佛裏斯科鐵路公司裏找到一份工作——我的補給線永遠敞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