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兩年後，我會想起那天剩餘的時間，那一晚及第二天，隻記得一批又一批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在蓋茨比家門前來來往往。外麵大門口處有一根繩子攔住，旁邊站著一名警察，不讓圍觀者進來，但小男孩們不久便發現他們可以從我的院子裏繞過去，因此總是有幾個孩子目瞪口呆地擠在遊泳池旁。那天下午，有一個神態自若的人，或許是一名偵探，低頭檢驗威爾森的屍體時用了“瘋子”兩個字，而他的語氣偶碰巧為第二天早上所有報紙的報道定下了基調。
那些報道大多數都是一場噩夢——離奇古怪，捕風捉影，煞有介事，並且失真。
等到米契利斯在驗屍時的證詞裏透露了威爾森對妻子的猜疑後，我以為整個故事不久便會被添油加醋地刊登在黃色小報上，。不料凱薩琳，她本可以信口開河的，缺什麽都不透露，並表現出一種驚人的魄力——她那描過眉毛地下的兩隻堅定的眼睛直勾勾的看著驗屍官，又發誓說她姐姐從未見過蓋茨比，說姐姐和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滿，說姐姐從來沒有什麽不端的行為。她說得自己都幾乎信以為真了，又用手帕捂著臉痛哭起來，仿佛連提出這樣的疑問都是她所無法承受的，於是威爾森就被歸結為一個“悲傷過度神經失常者”，以便讓這個案子可以保持最簡單的情節。而案子也就這樣了結了。
但是事情的這個方麵似乎整個都是不痛不癢、無關輕重的。
我發現自己是站在蓋茨比一邊的，並且隻有我一人。從我打電話到西卵鎮報告慘案那刻起，每一個有關他的揣測、每一個實際的問題，都會提到我這裏來。起初我感到又驚訝又迷惑，後來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他依然躺在自己的房裏，一動不動，不呼吸，也不說話，我才漸漸明白我在負責，因為除我外沒有人感興趣——我的意思是說，那種每個人身後多少都有權利得到的強烈的個人興趣。
在我們發現他的屍體半小時後我便打了電話給黛爾西，本能地、毫不猶豫地給她打了電話。但是她和湯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門了，並且還隨身帶了行李。
“沒留下地址嗎？”
“沒有。”
“說了他們幾時回來嗎？”
“也沒有。
“知道他們上了嗎，怎樣才能聯係到他們？”
“我不知道，更說不上來。”
我真想給他找個人來。我真想走到他躺著的那間屋子去安慰他說：“我一定給你找一個人來，蓋茨比。別著急了。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給你找一個人來……”
邁耶·霍爾夫山姆的名字不在電話簿裏。男管家把他百老匯辦公室的地址給了我，我又打電話到電話局問訊處，但是待我有了號碼時已早過了五點，沒有人接電話了。
“請你再搖一次好嗎？”
“我已搖過三次。”
“有十分要緊的事。”
“對不起，那兒恐怕沒有人。”
我回到客廳裏，屋子裏突然擠滿了官方人員，起先我還以為是什麽不速之客。雖然他們掀開被單，用萬分驚恐的眼光看著蓋茨比，可他的抗議繼續在我腦子裏回響：
“我說，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個人來。你一定要想想辦法。我一個人可遭不了這個罪啊。”
有人來找我提問，我卻脫身跑上樓去，匆忙翻了一翻書桌上沒鎖的那些抽屜，他從未明確地告訴我他父母已經故去，但是什麽也找不到——隻有丹·克蒂的那張相片，那已被人遺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正從牆上向下麵凝視著。
第二天一早我派男管家到紐約去給霍爾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聽消息，並懇請他搭下一班火車趕來。我這樣寫的時候覺得這個請求似乎多此一舉。我認為他一看見報紙肯定馬上就會趕來，正如我認為中午之前黛爾西肯定會有電報來的——可是電報也沒來，霍爾夫山姆先生也未到，什麽人都沒來，隻有更多的警察、攝影師以及新聞記者。等到男管家帶回霍爾夫山姆的回信時，我開始有中傲視一切的感覺，感到蓋茨比與我可以團結一致橫眉冷對他們所有人。
親愛的卡拉威先生：這個消息真是令我感到萬分震驚，我幾乎都不敢相信是真的。那個人幹的這種瘋狂行徑應使我們好好反思。我現在還不能前來，因為我正忙著辦一些極為重要的業務，目前還不能與這件事發生牽連。過些時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請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聽到這種事後簡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感到天昏地暗。
您忠實的，
邁耶·霍爾夫山姆。
下麵則又匆匆
附了一筆：
關於喪禮安排請告知。又及：根本不認識他家裏人。
那天下午電話鈴響起，長途台說芝加哥有電話來，我以為這總該是黛爾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聽卻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很輕很遠。
“我是斯萊格……”
“是嗎？”這名字顯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夠嗆的，是不？收到我的電報了嗎？”
“什麽電報也沒有啊。”
“小派克倒黴了，”他話說得極快，“他在櫃台上遞證券時給逮住了。剛剛五分鍾之前他們收到紐約的通知，列上了號碼。你能想到嗎？在這種鄉下地方你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打斷他的話，“聽我說我不是蓋茨比先生。蓋茨比先生死了。”
電話線那頭沉默好久，緊接著是一聲驚叫……然後喀一聲電話就斷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的樣子，從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城鎮來了一封署名為亨德利·C·蓋茨的電報。上麵隻說發電人馬上會動身，要求待他到達後再舉行葬禮。
來的是蓋茨比的父親，一個十分莊重的老頭子，極為可憐，異常沮喪，如此暖和的九月天裹上意見蹩腳的長外套。他激動地不住流淚，我從他手中接過旅行包和雨傘接，他則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疏疏的花白胡須。我好不容易才幫他脫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於是我一麵把他領到音樂廳裏去，讓他坐下；一麵又打發人去弄點吃的，但他不肯吃東西，那杯牛奶也從他哆嗦的手中潑了出來。
“我是從芝加哥報紙上看見的，”他說，“芝加哥報紙上全都刊登出來了，我馬上就動身了。”
“我沒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裝作視而不見，可是不停地向屋子裏四麵看。
“是一個瘋子幹的，”他說，“他肯定是瘋了。”
“您喝杯咖啡好嗎？”我勸他。
“我什麽都不要。我現在好了，您是……”
“卡拉威。”
“呃，我現在好多了。他們把傑伊放在哪兒？”
我把他領進客廳裏他兒子停放的地方，讓他留在那裏。有幾個小男孩爬上了台階，正往門廳裏張望。等到我告訴他們誰來了，他們才勉強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蓋茨先生打開門走出來，他嘴巴張著，臉微微發紅，眼睛斷斷續續灑下幾滴淚水。他已到了並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的年紀，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觀望，看見門廳如此富麗堂皇，一間間大屋子從這又通向別的屋子，他的悲傷就開始和一股又驚訝又驕傲的感情交織在了一起。我把他攙到樓上的一間臥室裏。他一邊脫上衣和背心，我一邊告訴他一切安排都推遲了，等由他來決定。
“我當時並不清楚您要怎麽辦，蓋茨比先生……”
“我姓蓋茨。”
“蓋茨先生，我以為您或許要把遺體運到西部去。”
他搖了搖頭。
“傑伊一向願意待在東部。他是在東部上升到現在這個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嗎，先生？”
“我們是非常知己的朋友。”
“你知道的，他大有前程，但它在這個地方卻很有能耐。”
他鄭重其事地用手碰了碰腦袋，我也點點頭。
“假使他活下去，他將成為iyige了不起的大人物，就像詹姆斯·j·希爾那樣的人。他會幫助建設國家的。”
“卻是那樣，”我局促不安地說。
他笨手笨腳地把繡花被單扯來扯去，試圖把它從**拉下來，接著就硬邦邦地躺下去，馬上睡著了。
那天晚上一個顯然害怕的人打來電話，一定要事先知道我是誰才願意報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拉威”我說。
“哦！”他似乎感到寬慰，“我是克利斯普。”
我也感到了寬慰，因為這一來蓋茨比的墓前可能就會多一個朋友了。我不願登報，引來一大堆圍觀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電話通知了幾個人。他們可真是難找到。
“明天出殯，”我說，“下午三點鍾，就在他家裏。我希望你能轉告凡是有意參加的人。”
“哦，一定，”他忙說，“當然啦，我不大可能見到什麽人的，我是說如果我碰到的話我不大可能見到什麽人。”
他的語氣令我心疑。。
“你自己當然是要來的。”
“呃，我一定會想法子來。我打電話來是要問……”
“等等，”我打斷了他的活，“先前是說你一定來嗎？”
“呃，事實上是……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我眼下待在格林威治這裏朋友家裏，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們一起玩。實際上，明天要去野餐什麽的。當然我若走得開一定來。”
我忍不住叫了一聲“嘿”，他一定也聽到了，因為接著他不乏緊張地說：
“我打電話來是因為我留在那裏的一雙鞋。不知能不能勞煩你讓男管家幫我寄來，你知道，那是雙網球鞋，我離了它簡直沒辦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沒聽他說完便掛了電話。
在那之後我為蓋茨比感到羞愧——還有一個我打電話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罪有應得。不過，這也許是我的錯，因為他是那些當初喝足了蓋茨比的酒就大罵蓋茨比的客人中的一個，我本就不該打電話給他的。
出殯那天早晨，我到紐約去找邁耶·霍爾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別的辦法都無法找到他。在開電梯的指引之下，我推開一扇門，上麵寫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裏麵似乎沒有人，但是，我高聲喊了幾聲“喂”也沒人應答之後，一扇隔板後麵忽然傳出爭辯的聲音，緊接著一個漂亮的猶太女人在裏麵的一個門口出現，用滿含敵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沒有人在家，”她說，“霍爾夫山姆先生已經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話顯然是說謊，因為裏麵有人已開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經》。
“請告訴他卡拉威需要見他。”
“我不能把他從芝加哥叫回來，對不對？”
正在這時有一個聲音，毫無疑問是霍爾夫山姆的聲音，從門的那邊叫了一聲“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說，“等他回來我會告訴他的。”
“但我知道他就在裏麵。”
她向我麵前跨了一步，並開始把雙手氣衝衝地沿著臀部上下移動。
“你們這些年輕人自以為隨時可以闖進這裏，”她罵道，“我們都煩透了。我說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蓋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翻，“請您稍……您姓什麽來著？”
她不見了。又過了一會，邁耶·霍爾夫山姆莊重地站在門口，兩手都伸了出來。他把我拉進他的辦公室，一麵用虔誠的口吻說在這樣的時間裏我們大家都很難過，一麵敬我一支雪茄煙。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他的情景，”他說，“剛剛離開軍隊的一名年輕少校，胸口掛滿了在戰場上贏得的勳章。他窮得隻能繼續穿軍服，因為買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見他是那天他走進四十三號街懷恩勃蘭納開的彈子房找工作。他已兩天沒有進食了。‘跟我一起吃午飯去吧。’我說。還不到半個鍾頭他就吃了四塊多美元的飯菜。”
“是你幫助他做起生意來的嗎？”我問。
“幫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從零培養起來，從陰溝裏撿起來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儀表堂堂、文質彬彬的年輕人，等她告訴我踏上過牛津時，我便知道他可以派上大用場。我讓他加入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後來他在裏麵的職位還挺高的。他一出馬便跑到奧爾巴尼給我的一個雇主辦了一件事。我倆在一切方麵都像這樣一樣親密。”他舉起了兩個肥胖的指頭，“永遠在一起。”
我心裏十分納悶，不知這種搭檔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聯賽的那筆交易在內。
“可現在他死了，”我過了一會才說，“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會來參加他的葬禮。”
“我確實很想來。”
“那麽，來就是啦。”
他鼻毛微微顫動，搖搖頭，淚水盈眶。
“我不能來……我不能牽扯進去。”他說。
“沒有什麽事可以牽扯進去的。事情現在都過去了。”
“但凡有人被殺，我總不願有任何瓜葛。我不介入。我年輕時就大不一樣——如果朋友不幸亡故，我總竭盡全力幫忙到底。你或許會認為這是感情用事，可我說到做到-----一直拚到底。”
我看出他決意不去，自是有他的原因。於是我便站了起來。
“你是不是大學畢業？”他突然問我。
有一陣兒工夫我還以為他要提出搞點什麽“關係”呢，可他隻是點點頭，握了握我的手。
“咱們大家都應當學會在朋友健在時講交情，而非等他死了之後，”他表示，“在人死後，我個人的原則是不管閑事。”
我離開他辦公室時，天色已晚。我在蒙蒙細雨中回到了西卵。換過衣服之後我就到隔壁去，看見蓋茨先生興奮地在門廳裏走來走去。他對他兒子和他兒子的財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斷地滋長，現在他又有一樣東西想要給我看。
“傑伊寄給我的這張照片。”他手指哆嗦著掏出錢包，“你瞧吧。”
是這座房子的一張照片，四角已破裂，他熱切地把每個細節指給我。“你瞧！”隨即卻看到我眼中有沒有絲毫讚賞的神情。他把這張照片給人看了那麽多次，我願意相信在他看來現在照片比真房子還要真。
“是傑伊把它寄給我的，我覺得這是張極好看的照片，照得非常好。”
“非常好。請問您近來見過他嗎？”
“他兩年前回家看過我的，給我買了我現在住的房子。當然，他從家跑走的時候我傷心極了，但我現在知道他之所以那樣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遠大的前程，他發跡後一直對我很慷慨。”
他似乎是不願把那張照片放回去咯，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舉了一陣子。然後他把錢包放了回去，又從小口袋掏出一本破爛的舊書，書名應該是《生仔卡西迪》
“瞧瞧看，這本書是他小的時候看的。真是從小見大。”
他把書翻開來，掉轉過來讓我看，在最末的空白頁上端正地寫著“時間表”幾個字和一九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日期。下麵是：
起床 上午6:00
啞鈴體操及爬牆 6:15－6:30
學習電學等 7:15－8:15
工作 8:50－下午4:30
棒球以及其他運動 下午4:30－5:00
練習演說、姿態 5:00－6:00
學習有用的新發明 7:00－9:00
個人決心
不要浪費時間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跡不清）
不再吸煙或嚼煙
每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周讀有益的書或雜誌一份
每周儲蓄五元（塗去）三元
對雙親更加體貼
“我無意中發現了這本書，”老頭說，“真是從小見大，是不？”
“真是這樣。”
“傑伊注定出人頭地，總是做這樣的決定。你注意沒有，他用什麽提升自己的思想品位？他在這方麵一向是很了不起的。有一次說我吃東西像豬一樣，我把他揍了一頓。”
他舍不得把書合上，把每一條大聲念了一遍，之後便眼巴巴的看著我我想他滿意為我會抄下那表自己享用。
接近三點的時候，路德教會的那位牧師從弗勒興來了，於是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戶外麵望，看有沒有其他車子來，蓋茨比的父親同我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傭人都走進來站在門廳裏候著，老人的眼睛開始焦急地眨起來，同時他又忐忑不安地提及外麵的雨。牧師看了好幾次表，我隻好把他拉到一旁，請他再等半小時，卻毫無用處。沒有一個人來。
五點鍾左右我們三輛車子來到墓地，於密雨簾中在門旁停下——第一輛是靈車，又黑又濕，怪難看的，後麵是蓋茨先生、牧師和我坐在大型轎車裏，再後麵一點的是四五個傭人和西卵鎮的郵差坐在蓋茨比的旅行車裏，大家都淋得濕透了。正當我們穿過大門走進墓地時，我聽見一輛車停了下來，接著是一個人踩著濕透的草地在我們後麵追上來的聲音。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個戴墨鏡的人，三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我發現他一邊看著蓋茨比圖書室裏的書一邊驚歎不已。
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見麵熬他姓甚名誰。我不知道他如何知道今天安葬，雨水順她眼睛滑下他隻得摘下眼鏡擦擦，再看著擋雨帆布從蓋茨比的墳上卷起。
此時我很想回憶一下蓋茨比，但他已經離得太遠，我隻記得黛爾西既沒來電報，也沒送花，然而我並不感到氣惱。我隱約聽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著那個墨鏡的人用洪亮的聲音說了一聲：“阿門！”
我們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車子上。戴墨鏡的人在大門口跟我說了一會話。
“我沒能趕到別墅來。”他說。
“別人也都沒能來。”
“真的！”他大吃一驚，“啊，我的上帝！他們過去一來就是好幾百嘛。”
他把眼鏡摘了下來，裏裏外外都擦了一遍。
“這家夥真他媽的可憐。”他說。
我記憶中最鮮明的情境之一就是每年聖誕節從預備學校，以及後來從大學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去的同學往往在一個十二月黃昏六點鍾聚集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聯邦車站，和幾個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話別，隻見他們已融入了他們自己的節日歡娛氣氛中。我記得那些從東部某某私立女校回來的女學生的皮大衣以及她們在嚴寒的空氣中唧唧喳喳的笑語，記得我們發現熟人時搶先呼喚，記得互相比較收到的邀請：“你到奧德威家去嗎？赫西家呢？舒爾茨家呢？”還記得我們緊緊抓在戴了手套的手裏的長條綠色車票，最後還有停在月台門口軌道上的芝加哥－密爾沃基－聖保羅鐵路的朦朧的黃色客車，看上去就像聖誕節一般地使人愉快。
火車在寒冬的黑夜裏向著遠方奔馳，真正的白雪、我們的雪，開始在兩邊向遠方延伸，迎著車窗閃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車站暗灰的燈火從眼前掠過，窗外一片漆黑隻有火車裏燈火通明。這時空中突然出現一股使人神清氣爽的寒氣。我們吃過晚飯穿過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時，一路深深地呼吸著這寒氣，在奇異的一個小時中難以言語地意識到自己與這片鄉土之間血肉相連的關係，其後我們就要重新融化在其中了。
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麥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涼村鎮，而是那青年時激動人心的還鄉車，是黑夜嚴冬裏的暖燈與鈴聲。我是這其中的一部分，由於那些漫長的冬天使我的為人顯得不免有點矜持，由於從小在卡拉威公館長大，態度上也不免會有點自滿。在我們那個城市裏，人家的住宅仍舊世世代代稱為某姓的公館。
我才明白這故事原來是一個西部的故事——湯姆和蓋茨比、黛爾西、喬丹和我，我們都是西部人，也許我們具有什麽共同的缺陷使我們在無形中不能夠適應東部的生活。
即使東部令我興奮之極的時候即使我最敏銳地感覺到比之俄亥俄河那邊的那些枯燥無味、亂七八糟的城鎮，那些隻有兒童和老人可幸免於無止無休的閑話的城鎮，東部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即使是在那種時候，我也總覺得東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現在我做的比較荒唐的夢裏。在我的夢中，這個小鎮就似埃爾·格列柯畫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誕，蹲伏在陰霾的天空和黯淡無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裏有四個板著麵孔、身穿大禮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行走，抬一副擔架，上麵躺著某個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著一件白色的晚禮服。她一隻手耷拉在一邊，閃耀著珠寶的寒光。那幾個人鄭重其事地轉身走進一所房子——走錯了地方。但並無人知道這個女人的姓名，更沒有人關心。
蓋茨比死後，東部在我心目中就變成這樣鬼影憧憧，麵目全非到超過了我眼睛矯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燒枯葉的藍煙彌漫空中，寒風把晾在繩上的濕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時候，我就決定回家來了。
在我離開這裏之前還有一件事要辦，一件尷尬的、不愉快的事，本來也許應當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幹淨，而不指望那個樂於幫忙而又不動感情的大海來把我的垃圾衝掉。
我去見了喬丹·貝科，從頭到尾談論了圍繞著我們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然後談到我後來的遭遇，而她隻是躺在一張大椅子裏靜靜聽著，一動也不動。
她穿一身高爾夫球衣，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圖她的下巴很神氣地微微翹起，她頭發就像是秋葉的顏色，她的臉和她放在膝蓋上的淺棕色無指手套一個顏色。等我講完後，她告訴我她已經與另一個人已經訂了婚，別的話一句沒說。我懷疑她的話，雖然有好幾個人是可以與她結婚的，但是我故作驚訝。一刹那間我尋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錯誤，接著我很快地考慮了一番就站起來告辭了。
“無論如何，都是你甩掉我的，”喬丹忽然說，“你那天在電話中你把我甩了。我現在拿你完全不當回事了，但是當時那倒是個新經驗，我有好一陣子都感到暈頭轉向的。”
我們倆握了握手。她隻瞟了我一眼，神態鎮定。
“哦，你還記得嗎，”她又加了一句，“我們有過一次關於開車的談話？”
“啊……我記不太清了。”
“你說過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隻有在碰上另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之前才會是安全的吧？瞧，我碰上了另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了，是麽？我是說我真不小心，竟然這樣看錯了人。我以為你是一個相當老實、正直的人。我以為那是你暗暗引以為榮的事。”
“我已經三十歲了，”我說，“要是年輕五歲，或許還可以騙自己說這樣光明正大。”
她沒有回答。我又氣又惱，對她有幾分依戀，同時心裏又非常難過，隻好轉身走開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偶然碰到了湯姆·布柯農。他在五號路上走在我前麵，還是那樣機警和盛氣淩人，兩手微微離開他的身體，仿佛要打退對方的碰撞一樣，同時把頭忽左忽右地轉動，配合他那雙溜溜轉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腳步免得趕上他，他停了下來，皺著眉頭向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裏看。忽然間他看見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來。
“怎麽啦，尼克？你難道不願跟我握手嗎？”
“對啦。你知道我對你的看法。”
“尼克你瘋了吧”他慌忙說“瘋得夠嗆。我不明白你是怎麽回事。”
“湯姆，”我質問，“那天下午你到底對威爾森說了什麽？”
他一言不發，所以我才得知我不明底細時的猜測顯然是猜對了。我轉身而走，可是他卻緊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說了實話，”他說，“他來到我家門口，這時我們正準備出去，後來我讓人傳話下來說我們不在家，他想衝上來，瘋到可以殺我，如果我沒告訴他車子是誰的，他時刻都想殺了我”他忽然停住，強硬起來，“告訴他又怎樣？他自己找死，如果迷惑你，就像迷惑黛而西，事實上他確實是個心腸狠毒的家夥。他撞死了茉德爾就像撞死了一條狗一樣，連車子都不停一下。”
我無話可說，“事實並非如此”
“你不要以為我不痛苦——我告訴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時，看見那盒倒黴的喂狗的餅幹還擱在餐具櫃上，我坐下來像小孩子一樣放聲大哭。我的天，真難受……”
我無法寬恕他，也不能夠喜歡他，但他做的事卻完全有理。一切都粗心大意、混亂不堪的。湯姆和黛爾西，他們是粗心大意的人——他們砸碎了東西，毀滅了人，隨後就退縮到自己的金錢或者麻木不仁或不管什麽使他們留在一起的東西之中，讓別人去收拾他們的爛攤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沒禮貌了，因為我突然覺得仿佛我是在跟一個小孩子說話。隨後他走進那家珠寶店去買一串珍珠項鏈，或者也許隻是一副袖扣，永遠擺脫了我這鄉下佬吹毛求疵的責難。
我離開的時候，蓋茨比的房子還是空著的，他草坪上的草長得跟我的一樣高了。鎮上有一個出租車司機載了客人經過蓋茨比房子的大門口沒有一次不把車子停一下，用手向裏麵指指點點。也許出事的那天夜裏開車送黛爾西和蓋茨比到東卵的就是他，也許他已經精心編織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我不要聽他講，因此我下火車時總躲開他。
每個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紐約度過，因為蓋茨比那些燈火輝煌、光彩炫目的宴會使我記憶猶新，我仿佛可以聽到微弱的音樂聲和歡笑聲不間斷地從他園子裏飄過來，還有一輛輛汽車在他的車道上開來開去。有一晚我確實聽見那兒真有一輛汽車，看見車燈照在門口台階上，但是我並沒過去查看。大概是最後的一位客人，剛從天涯海角歸來，還不知道宴會早已收場了。
在最後的那個晚上，箱子已經裝好，車子也賣給了雜貨店老板，我走過去再看一眼那座龐大而雜亂的、意味著失敗的房子。白色大理的石台階上不知哪個男孩用磚頭塗抹一個髒字眼兒，映在月光裏分外觸目，於是我把它擦了，在石頭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響。後來我又溜達到海邊，仰天躺在沙灘上。
那些海濱大別墅現在大多已經關閉了，四周幾乎沒有燈火，除了海灣上一隻渡船的幽暗、移動的燈光。當月亮升起的時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漸意識到當年讓荷蘭水手的眼睛放出異彩的這個古島——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綠的地方。它那所有消失了的樹木，那些為了給蓋茨比的別墅讓路而被砍伐的樹木，曾一度迎風飄拂，低聲響應人類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夢想，在那曇花一現的神奇的瞬間，人們麵對這個新大陸一定會屏息驚異，不由自主地墮入他不理解亦不祈求的一種美學的欣賞中，在曆史上最後一次麵對著和他感到驚奇的能力相稱的奇觀。
每當我獨自坐在那裏，緬懷著那個古老而神秘的世界時，我又想到了蓋茨比第一次認出黛爾西碼頭盡頭那盞綠燈時所感受到的驚奇。他經曆了多麽曲折漫長的道路才終於來到這片藍色的大草坪上，他覺得他的夢一定就在眼前，不可能抓不住的。然而他不知道那個夢很久以前就已經遺失在他的身後了，遺失在這個城市那一片無盡的混沌之中不知道什麽地方了，在那裏，隻有合眾國黑黝黝的田野仍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蓋茨比是如此信奉這盞綠燈，相信這個極樂的未來，雖然它一年年地在我們眼前遠去。它曾經從我們的追求中逃脫出來，不過沒關係——明天我們可以跑得更快一些，將胳臂伸得更遠一些……總有一天……
我們拚命向前劃，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