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奉天子以討不臣

一、膽識過人驚恐不安的梟雄

“他是一個超級帝王，玩弄天子於股掌之中而自己偏偏不稱帝。從爭天下的角度講，我們不好給他下斷論，我們隻能說這是一種戰略，一種權謀。”

新版電視劇《三國》甫一開播，觀眾們就發現，上來就是曹操刺董，流傳幾百年的“桃園三結義”竟被省略。前30集，故事的推進基本圍繞曹操展開，這讓心急的觀眾提出這樣的疑問，到底是《三國》還是《曹操傳》？

編劇朱蘇進說：“在寫《三國》的時候首先我會忠實於原著，然後選擇了六大命脈人物，這裏麵任何一個人都不許失敗的，第一個就是曹操。曹操在我狹窄的閱曆看來，他攜帶的人生的營養、性格、財富是非常之超群的。他幾乎具有所有的英雄品質，就是政治家的品質，也具有非常多的陰謀家的品質，就是流氓家的品質，而且非常隨意。在眾諸侯爭天下的時候，曹操給我的感覺是在玩天下，他不當皇上但是養皇上，他愛女人但愛的都是別人的女人。他看到一個好將軍好謀士就抱怨自己的孩子你為什麽不能像他那樣……諸如此類，所以曹操是一個非常之精彩的難得的人物。

“依照《三國演義》的原始資源，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有哪個人能站在所有和新事物的交織處？站在曆史大潮的浪峰上？可以介入到所有力量當中去？隻有曹操。他處在當時的命脈上，黃巾起義那一段沒什麽意思，從刺董開始就展開了一段很戲劇化的場景。然後是十八路諸侯，袁紹、袁術之爭，諸侯之間的爭鬥，沒有哪個人的位置能恰好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到各種力量中去，除了曹操。所以以曹操為主線來寫劇本在我看來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從故事關係人物關係上的判斷來看，曹操最合適。

“我們也可以把《三國演義》看成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因為它留下的空間是非常多的，因為那時的話本是和我們今天的觀念完全不一樣的，何況那時候有個基本觀念叫王道政同。在王道政同的時候，很多價值觀，包括美和醜都可能會被取舍，非常值得慶幸的是，小說裏依然保留了大量的人物的光輝，這是小說最珍貴的地方。所以，曹操在今天看來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曆經千萬年都不會凋謝的人，太有個性了。我覺得是在我的閱曆當中，曆史上似乎沒有哪一個人，就他個人而言，性格如此豐富，深度，刁鑽，智慧，大氣，陰毒，殘暴……曹操能把那麽多截然相反的東西像冰炭同爐一樣全部熔鑄在他自己的內心甚至基因裏頭。所以《三國》隻是準確地把握了曹操的一根脈，就是治世能臣，國之奸雄，當然這還是從價值觀上說的，曹操遠比這個描述要豐富得多。”

不管是宋明時期流行的話本還是最終成書的小說，曹操這個人物一直被當成反麵角色，即所謂奸雄。按照中國人傳統觀念上的“分合”標準，曹操是天下四分五裂時期可成就霸業的梟雄，但不是統一天下的最終成功者。在這一點，他不如司馬家族。

中國行政學院張誌和教授多年來一直研究小說《三國演義》版本演變，在他看來，曹操這個人物整體上並不是個成功人物，他認為，如果曹操在早期成就霸業，主要有兩點：“首先是膽略。曹操的膽略在三國時期是第一位的，智慧也有，但他的智慧不是最高的。曹操算成功麽？也都是失敗的人物，為什麽這麽講？結局不好。他在前麵，成功是最大的，在三國裏麵，第一，得的地盤最大，第二，他後來也算傳至子孫了，但是沒有實現天下的統一。曹操出身很不好，從小過繼給宦官當兒子，但是在朝中有權有勢，東漢晚期是十常侍宦官掌權，所以在朝裏曹操長大後，很年輕就當了洛陽北部尉，屬於太子黨、衙內一類。開頭他也不是個壞人，他在號召十七路諸侯討董卓的時候，還是熱血青年，敢想敢幹，包括刺殺董卓。實際上《三國演義》把他醜化了，殺呂伯奢一家的時候，他對陳宮說‘寧可我負天下人，絕不可讓天下人負我’，這話是昏話啊，稍微有些頭腦的人會說這話麽，這是後來加上的。他刺董不成，跑到山東，得了青州兵之後，就成事了。他又挾天子以令諸侯等等，這些事情都是膽略。沒有過人的膽略，絕不可以成事。”

張誌和認為，曹操另一個成功之處在於他會用人，他用人方式和劉備、孫權都不同，曹操手下猛將如雲，謀士如雨，這麽多人怎麽用是有學問和技巧的。張誌和分析說：“曹操曾下過招賢令，一個人隻要有一技之長，我就用你，不需要全才；隻要你有才，品德不好，我也用你。今天我們要講德才兼備才行，如果你有才無德或才過於德都是不可以用的，一個人有才而沒有忠心是最可怕的，但曹操都用了。這些人怎麽使用呢？曹操高就高在這裏，他使用的方法是權謀分離，我有這麽多謀士，先別給我講你是好人壞人，隻要你是謀士，我就養著你，給你個官職，所以你看《三國演義》，一遇到大事，曹操就開會，征求謀士們意見，這事兒怎麽辦呢，大家都說怎麽辦，這叫集思廣益。等征求完意見了，‘你這個辦法好，我就用你這個辦法’。我用你這個辦法，但這個事不讓你辦，我另外派我的親信去辦，或者我自己去辦，一打一個準，都贏了。這是曹操的高明之處，權謀分離，所以這一條曹操是做得最好的，劉備和孫權都不如他，所以事情往往能辦成功。他甚至連敵人他都敢用，用許攸就是個例子。甚至到赤壁之戰的時候，連龐統的主意他也聽，所以上當一回就不得了，赤壁之戰，83萬大軍就一把火燒掉了。到臨終曹操又做了一件錯事，重用了司馬懿，把司馬懿作為托孤重臣，那麽曹氏的天下就完了，這是曹操最根本的失策。”

朱蘇進也認為，曹操的成功來自權謀：“曹操的權謀是超常的，而且非常之善辨，他第一認清了天下大勢，就是三國鼎立之勢已成。他製定了比較正確的，包括他長達很多年的政治軍事戰略，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占據有利位置，居高臨下，挑動無所不和，伺機奪取天下。三國鼎立形成後曹操用很長一段時間休養生息，操練兵馬，壯大國力，當然也包括強化他自己的權威。曹操實際上是隨時都可以做皇上的，那句話說得很精彩：‘如果沒有我曹操，天下不知幾人稱王稱帝。’他是一個超級帝王，玩弄天子於股掌之中而自己偏偏不稱帝。從爭天下的角度講，我們不好給他下斷論，我們隻能說這是一種戰略，一種權謀。”

管理學專家、《水煮三國》《管理三國誌》等諸多管理學著作作者成君憶對曹操這個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講三國，但其實不理解曹操為什麽會成功，很多人會找一些想當然的原因，事實上每個人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價值觀基礎上，很多都不靠譜。何況他是不是一個成功者可能連他自己都沒辦法去認同。比如曹操一生，用今天話說就是處於抑鬱症的狀態，頭痛也是抑鬱症的狀況。這樣一個人在並不快樂幸福的狀況中度過了所有的時光，他算是成功者嗎？這也值得懷疑。不是所有人在三國時都能當軍閥的，有哪些人在做軍閥？第一個就是高官子弟，像曹操、袁紹這樣的人，草民哪有機會做軍閥？諸葛亮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背景靠擺地攤起家的。理解一個人的時候其實很困難，一個人真正懂得人生的時候，懂得人為什麽活著為什麽痛苦為什麽快樂的時候才能去了解另外一個人。人性中有普適性規律，你自己找到了這種普適性規律就可以去理解另一個人。曹操這個人跟現在很多紈絝子弟一樣，從小沒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童年被耽誤了，他的父親也是個高官，就像我們很多現在的老板自己賺錢去了不管孩子，這個孩子一方麵物質上非常富足，一方麵心靈上非常孤獨，非常扭曲，這種痛苦在曹操早年表現得非常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曹操起步時候，所謂從小開始狡猾，實際上是缺少智慧或者道德的啟蒙。比方說他不懂得為什麽要做一個好人，不懂得做一個好人對自己有什麽好處，出於本能，他會利用他的狡詐去尋找一種心理上的平衡，所以他從小愛好兵法，這個立場一開始就有問題。人很簡單，你手中有把槍的話，你會幹什麽？換句話說，手中有把鮮花的時候你又會幹什麽？一個人的愛好立場就決定了他以後的人生，從小愛好兵法這個立場，就決定了曹操未來的走向。曹操的一生都是在驚恐不安的狀態中度過的，我們叫與天鬥與人鬥中度過的，這對他來說是不幸的，對別人也是不幸的。很多企業家為什麽要賺了一千萬還要賺到一個億，原因就在心裏深處有個嚴重的不安全感。亂世堅定了曹操的信念，人心是這麽叵測，世道是這麽險惡，他覺得為人處世的那套謀略是對的。這跟今天很多人崇拜曹操是一個意思——世道是如此險惡，所以我們應該學曹操。今天之所以三國題材這麽熱，是有很多原因的。”

成君憶認為，現在有很多成功人士都像曹操那樣外麵看起來非常風光，其實裏麵是千瘡百孔。他身邊始終有很多人在算計他，包括睡覺都沒法相信周圍的人，他的處境非常艱難。“曹操為後代留下的隱患也是非常多的，曹操、曹丕、曹叡三代都有托孤，臨死前對自己的後代不放心，托孤給他的重臣，包括司馬懿——恰好就是信誓旦旦輔佐幼主卻發動高平陵政變。到兩晉結束的時候，曹操的後代已經不見了。曹操沒有後代留下來，從現在的曆史資料看是沒有的，所以曹操的一生不算成功的一生。他把攤子鋪得很大但不快樂，後代也不好。”

對於當今那些“痛苦的成功人士”，成君憶分析說：“從根源上可能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今天的教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不一樣，缺少獨善其身到兼濟天下的體係。我們的教育是個大拚盤，我們在裏麵幾乎隻能學到工具，教育裏麵喪失了一種功能，就是道德的啟蒙或者智慧的啟蒙。我們今天對道德是不理解的，更多是看做公關手段、行為規則或者對人的束縛。道德不是這個意思，它和智慧同在，和自由同在。一個真正道德高尚的人心靈是很自由的。因為這樣我們言行、思想很多時候語無倫次，早上一個說法，晚上又一個說法，比如我們說到人權、道德、與人為善，我們就想到華盛頓、中國古代仁人誌士，覺得他們很了不起。我們想到誰很殘暴的時候，也覺得不應該，但落實到一個具體的人的時候我們的態度就變了，比方說到曹操或者成吉思汗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們是大英雄，他們的殘暴是有道理的，我們又覺得弱肉強食也好，適者生存也好，變成了天經地義的法則。我們的思想和言論是如此自相矛盾，導致我們從小就是分裂的，找不到那種完整性、一致性。這延續到我們長大參與社會生活的時候，其中一部分人就會比較嚴重。普通人無所謂，清潔工默默無聞沒人會注意他，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很渺小的時候，他所謂的衝突充其量就是自己內心的，和社會之間的衝突是很小的。一個名人、政客、企業家和社會生活的衝突則幾乎是方方麵麵，你會發現他要維係他的成功，會牽扯到許多方麵的人和事，要維係這些人和事他就非常痛苦，一年下來說不了幾句真話。他們的狀況相對比普通人病症嚴重得多，比如他們比其他人更自尊，這裏掩藏著自卑，他都希望周圍的人崇拜他，但實際上他隻是普通人，巨大的落差是讓他們不平衡的原因。當整個社會傾向於娛樂化的時候，娛樂化本身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娛樂意味著痛苦，越痛苦越需要娛樂，很多人會選擇娛樂至死。很多事實被忽略之後，就找不到解決方案。”

二、曹操的用人及法家治理

現在先談曹操。曹操手上有什麽樣的人力資源?他有中原最大的一批精英，最多的受教育人口，這些精英大致在東漢已經發展為以大家族為中心的力量。大家族本身具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財產，一個是血緣的共同體，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使大家族往往可以凝聚一大批有用的人力。好處是：曹操隻要能抓住這些大家族領袖，就很容易掌握大量人力資源；壞處是：每一個大的集團，都有自己獨立的取向。你能叫他跟你合作，但你也必須注意他們本身有自己的力量來源，時時刻刻要先顧及內部的利益。所以曹操需要顧全自己的利益，同時，他手下大約有五十幾個這種集團，因而在曹操本身利益跟這些集團利益之間必須設法取得一個平衡。

舉個例子，假如我今天是個大企業家，我手上有許多分公司，如果每個分公司不是我發展出來的，而是加盟進來的，有的是願意的加盟，有的是不願意的加盟。總公司和分公司之間，始終要求取這個很微妙的平衡關係，而主要的條件是靠互利的局麵，才能使分公司願意加盟，願意跟你一起操作一個大的棋盤。曹操用的就是這個辦法，使得這些人加盟之後，每一家都具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可是獨立的利益之外，他們必須依賴曹操的中央力量，使得他們能夠得到更多的安全。曹操用什麽辦法呢?一個是利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特殊地位，給予這些加盟的集團一些特殊的名分，使他們在當地的力量是合法的。不是因為他姓曹，也不是因為姓夏侯，才能得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因為政府委派他做膠州刺史、徐州刺史，才是合法的，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身份。

第二，將中央作為一個總的轉運站，接濟各處的不足，要做到這一點，曹操必須發展一個相當集中的資源中心。為什麽曹操要將皇帝從洛陽搬到許都去，就因為洛陽殘破，不能發揮核心地區的功能。他必須遷往新的地區——許都，後來再發展到鄴郡，這兩個地區就構成了他的新資源經濟。但光有地是不夠的，還要有人力。曹操安頓了大量的黃巾義民，將這些流散的流民，安插在這兩個新核心地區裏麵，從事生產工作，結果曹操就擁有別處沒有的一個新的資源中心。用這個中心來跟各處五六個小地區比，中央足夠幫助他們，這是使得分公司願意依靠總公司的原因。有一大堆集團，曹操仍需建立自己的最忠誠、最有掌握能力的幾個公司，他就以曹氏和夏侯氏為主體，用他本來的親族來作為他最核心的力量；同時，他早期吸收進來的一些集團，變成內圈。核心加上內圈，總數不超過十個單位，以這一群力量足以平衡裏外五六十家的力量。但如果五六十家合起來，甚至五六十家的一半合起來，或者三分之一真正合起來，向中央挑戰的話，他也吃不消。他必需一方麵構成自己的中央優勢，另外一方麵要保持五六十家對他的向心力。這工作並不容易，必須經常依靠談判協調，甚至要拿出自己的資源分享，以獲得手下。一方麵，他繼續不斷地給人特權，讓部下擴張他自己的力量，但是又不要讓他擴張到跟別的集團發生嚴重的衝突，做這個協調工作相當困難，因此在曹操時代，始終沒有東漢的第一級地方政權。

東漢分作十三個州(州就是現在的省)，曹操政權的州的統馭權是很有限的，換句話說，他不容許有各州直接結合起來向他挑戰的可能性，也不能容許各個州互相作戰，所以由中央直接扮演這個協調角色。一方麵使得主要的力量都有重要的人物參加中央政府的運作；另外一方麵，這些參加中央政府運作的人，也就變成一“抵押品”。譬如說，我有一個州的力量，但我的弟弟在中央政府做事，一旦中央政府有什麽消息，我馬上能知道，而弟弟也能將我的意思很快地帶給中央。可是同樣道理，我最好不要造反，一旦造反了，我弟弟還押在首都。當然，今天企業的總公司，不能把分公司的兒子拘禁起來，可是代表性的參與還是可以發揮功能。

曹操的統治方法運用，不能靠儒家的倫理來幫他解釋，他必須另有一套理論係統。於是，他用法家的理論來作為他整個統治的理論基礎。一方麵尊重大族的權利，另外一方麵他強調用才，而不在乎道德。儒家則是非常重視道德的一個學派，所以當時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開的爭論，儒家說不能分開，儒家賢能這個“賢”字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麵是好人，一方麵是能幹的人。儒家認為，一個能幹的人沒品德的話，越能幹，越會做壞事，這不叫賢人，叫奸人。曹操就說不然，才跟性可以分開，才幹是一個事情，品性是另外一個事情。我隻要用他的才，同時用另外一套製度來製衡他，使他壞的品性不能危害於我。曹操基本上是用了申不害的那套東西——“術”，用考核，用選拔，同時有相當大部分用的是權術。後世之所以對申不害那麽不理解，不懂得申不害“術”的真義，曹操是要負點責任的。曹操解釋申不害的“術”時，總往權術的方麵去解釋，而不從方法的方麵解釋，基本上他以此為理論基礎，結合管理，控禦一個原本分散的集團。有了這些之後，各地的地方資源才可以結合凝聚成為一體。所以在曹操這個集團裏，我們看見最重要的連接點，是中央與各地大族的領袖，在這一個連接點之下的即大族底下的事務他不幹涉，聽任他們自己去組織。換句話說，分公司的加盟，是以一個領袖加盟的方式出現的。

三、曹休墓的文化價值被娛樂化

河南省文物局日前確認位於洛陽邙山的一座大型墓葬為三國名將、曹操族子曹休之墓。考古專家史家珍同時表示曹休遺骨無法DNA鑒定曹操頭骨。昨天複旦大學“DNA驗曹操墓”項目負責人之一韓昇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表示對曹休遺骨進行DNA測試對鑒定之前的曹操頭骨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韓昇還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去提取曹休遺骨DNA，因為該樣本對“DNA驗曹操墓”項目有很大的價值。

曹操從子（史載“族子”）曹休墓被意外發掘，其曆史文化價值不可低估。畢竟，曹魏大墓被完整發掘的，並不多見。盡管曹休墓出土文物並不多，反而為研究曹魏時代講求“薄葬”的墓葬文化提供了研究契機。有趣的是，對於曹休墓的曆史文化價值，從專業的考古學者到複旦的專家教授，似乎並不關心，而是糾纏於曹休墓和曹操墓的DNA檢驗。

這意味著，真正的曹休墓還是變成了懸疑曹操墓的配角。曹休墓的出土，又激活了人們對曹操墓的記憶。人們魂牽夢繞的還是曹操墓的解惑。於是，有人想出了用現代DNA檢測的方式，用曹休的頭蓋骨給疑似曹操的頭骨驗明正身。這相當的有趣，因為這很符合現代人的娛樂趣味。很可憐，被曹操視作曹家“千裏駒”的曹休，反而在千年之後要為曹操“滴血認親”。考古學家很理性，說不能！因為曹休頭骨被歲月侵蝕得厲害，驗不準；而且父係DNA驗證有缺陷。更重要的，還指出曹操家族的複雜性，曹操本性夏侯，是宦官曹騰的義子。也就是說，曹操和曹休根本沒有血緣關係。

這些都有道理。可是經考古學家這麽一折騰，人們的興趣立刻從曹休墓本身轉移到DNA和曹操墓上，就使被時間淡忘的曹操墓的娛樂價值又複活了。更可笑的是，專業的複旦學者對考古學家的言論不以為然，認為“DNA驗曹操墓”項目有很大的價值。專家們的口水戰，放佛曹操墓娛樂口水戰的翻版。可以想見，兩方觀點經過輿論彌漫發酵，在民間引起的討論該是怎樣的熱烈。經過這番民間討論的孵化，曹休墓蘊含的曆史文化價值就被全麵娛樂化。

無論是曹操墓還是曹休墓，發掘的目的當然不排除解惑曆史的奧秘。但是解惑的目的在於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重建曆史時空的真實模型，讓現代人透析其中的曆史文化價值。然後，通過專業精研的科學研究，闡發出百家齊放的學術意義。還有就是，通過有效的方式，對這些見光的曆史文化遺跡予以保護，給後代子孫留下一份難得的文化遺產。

可是，考古學家們的專業知識被地方利益的功利化所綁架，輕易且輕浮地下結論，按照地方公權的意圖製造驚天考古效果，把死去的曆史名人當成本地經濟發展的搖錢樹。曹操墓的懸疑就由此而生，多元輿論的評判和民間娛樂化的冷嘲熱諷也就跟風而上。在此邏輯下，才衍生出驗證曹操DNA的說法，而專家學者們也樂得以科學的名義進行炒作。就在曹休墓出土之前，複旦大學就已經開始了在全國各地征詢曹操後裔進行DNA驗證的工作。不過，隨著曹操墓娛樂熱潮的退去，這樣的工作也就湮沒於民間。曹休墓的發掘，使之借屍還魂，所謂的DNA驗證，自然也就火了一把。

事實上，這種為古人血緣擔憂的學者除了製造一些現代人的娛樂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文化價值。這種畫蛇添足，既不能證偽曹休墓，更無法證實曹操墓，隻能誤導人們進入偽文化的歧途。

公眾需要大眾娛樂，更需要文化啟蒙。學有專長的學者專家們，要做好的文化導航者，而不是製造娛樂泡沫的好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