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信徒蔣經國如何成為父親的臂膀

葛的那段曆史，中國大陸的評價如今更加客觀、平實。蔣經國，這位“集中國宮廷、俄羅斯共產主義、美國民主價值、台灣本土經驗四種文化於一身的謎一樣的人物”，他的百轉千回的命局、他的思想跌宕與智慧覺悟、他在關鍵時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選擇，至今仍然影響著台灣、大陸，以及兩岸關係。

第一次選擇：去蘇聯

1925年，15歲的蔣經國終於爭取到蔣介石同意，前往蘇聯留學。

就在之前不久爆發的五卅慘案中，剛在上海升入中學的熱血少年蔣經國，帶領著同學參加了群眾遊行示威活動。

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已是國民黨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時也被認為是鎮壓群眾的幕後黑手。他決定把這個以“進步的革命黨人”自居的兒子送到北京念書，置於好友吳稚暉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已經深種於蔣經國心中，他向吳稚暉提出留學蘇聯的想法。日後成為堅定反共分子的吳稚暉當時隻是笑著表示：“你去試試也好。”蔣經國通過他的“上海姆媽”陳潔如，誠惶誠恐地將這個意圖秉告了蔣介石，被蔣斥為“朽木不可雕也”。

然而，蔣介石最終還是放行了。他在日記中簡單寫道：“我決定允許兒子前往俄國。”

為什麽蔣介石會允許兒子投奔他所質疑的莫斯科？多年後，蔣介石的親信陳立夫如此告訴陶涵：“他當時需要蘇聯的支持。”在“聯俄聯共”政策之下，蔣介石認定蘇聯的物資援助對北伐依然至關重要。此外，當時他依然相信，“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蓋了共產主義”。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蔣經國成為了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給奇·伊利紮洛夫同誌，是學校裏的學生領袖、積極分子、蘇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堅定擁護者。他和鄧小平是同班同

學，兩人交情甚篤。

而此時，在中國國內，國共在合作3年多之後，在1927年分道揚鑣，共產黨員被追捕殺害。斯大林公開表示要把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像檸檬一樣擠幹、丟棄”。

內心彷徨矛盾的蔣經國終於在一次會議中步上講台，宣稱“不是以蔣介石兒子身份發言，而是以共青團之子的身份講話”，譴責父親是“叛徒、殺人凶手”。

幾天後，《消息報》又刊登一篇題為《父與子》的文章，摘錄了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直稱父親為“介石”：“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對於此事，蔣介石在日記和其他任何文件中，絕口不提。他默然接受官方給出的解釋——身在“敵營”中的兒子，是被迫發表如此大逆不道的聲明。

陶涵采訪的一些蔣家故交認為，蔣介石在實施清共行動前，為保密無法提前告知兒子令其自保，為此他多少感到內疚。

幾乎與此同時，在蘇共內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日益白熱化。在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放逐中亞之前，共產國際的代表找蔣經國談話，勸告他放棄親托洛茨基的信念和活動。

沒有任何征兆，蔣經國突然放棄了托洛茨基運動。

一年之中，蔣經國麵臨兩次重大抉擇，而他最終做出的決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當中“識實務”的一麵。

從共產主義信徒到“老蔣”的左膀右臂

作為政治領袖的兒子，蔣經國的命運注定被政治纏繞。

蔣經國在蘇聯工作、生活了12年。從軍校畢業後，他被派到烏拉爾山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一家大型機械廠裏擔任中層管理人員。在那裏，他和17歲的金發女郎、靦腆羞澀的蘇聯姑娘芳娜結了婚。

隨著國共兩黨再次構建合作，他的回國問題被擺上了台麵。

事實上，在國共反目期間，周恩來曾數次與蔣經國見麵。在肯定蔣經國批判父親的行為的同時，周恩來鼓勵蔣經國給蔣介石寫信。顯然，周恩來預見到將來國共再次合作的可能，並認為蔣經國將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關鍵人物。

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前這段局勢混沌不明的時間裏，蔣經國數次被斯大林召見。兩人共進晚餐，“喝濃湯，吃蕎麥麵包”。一些事實多少說明蔣經國當時的心跡——1936年11月16日，他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正式黨員。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蔣經國帶著妻子和剛滿周歲的長子孝文，乘坐蘇聯貨輪回國。

中國共產黨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康生陪伴他們回國。途中，蔣經國與康生共同署名給莫斯科的中共黨部發了一封電報：“黨派我回國，這是一件重大任務。”

蔣經國於1937年4月19日抵達杭州，回到了闊別整整12年的祖國。

父子終於見麵之時，父子情和中國傳統孝道戰勝了意識形態的分歧。杭州國民政府主席別館的大門一關上，蔣經國便撲通跪下，向父親三叩首。

在接下來的相當長時間，蔣經國奉老蔣之命，回到溪口老家閉門讀書，從《論語》《孟子》到《孫文學說》，惡補中國文化。

年輕時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留蘇12年的經曆，對蔣經國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日後他以蘇聯式的組織培訓機製，改革國民黨幹部體係；經濟上采取的決策措施，也帶著濃重的蘇聯色彩。

左派的草根氣息伴隨蔣經國一生。和他不苟言笑、矜持嚴肅、生活奢華的父親性格迥異，蔣經國個性隨和親善，終日掛著笑臉，乃至在出任要職後曾被父親告誡要“矜持自恃”。他一生節

儉，極度清廉，在他逝世之時，名下甚至沒有一處房產。

陶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曾經在戴笠手下擔任要員的文強少將接受他訪問時回憶說，蔣經國剛回國時，蔣介石通過戴笠指示文強，每個月找蔣經國談話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產黨的影響。當時，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至深的蔣經國經常用“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姻親宋子文等人。文強經常勸誡他，放棄“左派”語言，避免讚頌蘇聯的成就。

回國後的蔣經國，從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開始，逐步成長為父親的左膀右臂。

蔣介石一生幾乎從未信任過任何人，除了夫人宋美齡與兒子蔣經國。目睹蔣經國在贛南整頓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取得驕人成績之後，蔣介石安排他立足於情治係統，一步步實現了對政權的掌控。

美麗島和江南事件

蔣經國的轉身始於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立刻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以期在風雨飄搖之際鞏固國民黨統治。蔣經國是該委員會的負責人。

這一機構負責統籌協調情報與秘密警察活動，主要任務是鎮壓台灣島內的異見分子，調查搜捕中共情報人員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開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從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嚴這38年之間，近3萬人作為政治犯被捕入獄，其中約有4500人遭到槍決——這隻是台灣官方提供的估算數據。事實上，死刑案的檔案早已被銷毀，確切的死亡人數難以查證。

蔣經國對此難辭其咎。這段曆史在他的履曆上如此濃重，以至於曾當過政治犯的李敖這樣點評他的一生功過：“蔣經國辣手摧花40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豈可輕予認定？”

不管怎麽說，一個“辣手摧花”的人，為何最後起了“憐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灣經濟騰飛帶來的成就感的同時，蔣經國越來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參政、異見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在美國因素的催化之下顯得更為巨大。

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年邁體衰的蔣介石已躲進象牙塔中不問世事，黨、政、軍大權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小蔣手中。

蔣經國一上任就開始糾正官僚作風，開會限定在40分鍾以內。“別人一羅嗦，他就扳弄手指頭或合掌撫臉表示不耐煩。”他還公布了公務員“十誡”，製止鋪張浪費，嚴懲貪汙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風的唯一辦法是一切公開化，決定除了國防和外交經費之外，政府預算一概公開。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為紀念世界人權日，申請集會，未獲允許，決定不理會禁令照計劃進行。

時任總政戰部主任的王升後來接受陶涵采訪時說，蔣經國當時指示，如果出現民眾騷亂，警察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同時指示，派到現場的憲兵不攜帶武器。

當晚的集會中，數千名民眾的情緒被演講者煽動至高度興奮，一些人開始攻擊憲兵和附近的

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眾受傷。

蔣經國的“軟弱”讓他在國民黨內“飽受批評”。第二天的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許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職。在巨大壓力之下，他決定大舉鎮壓反對派人士，逮捕美麗島集團骨幹分子。

美麗島事件引致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將蔣經國置於內外交困之中。

而幾年後發生的暗殺江南事件，更是一拳擊中了蔣經國的軟肋，使他徹底意識到，在時代洪流麵前，囂張、腐敗的國民黨隻有順應變革，才能在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國舊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聯幫分子槍殺。之前，這位身份複雜的作家剛剛完成《蔣經國傳》的寫作，書中對蔣經國多有毀謗之辭。

調查發現，竹聯幫頭目陳啟禮和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曾數次通電話，蔣經國的次子、與台灣情治係統過往密切的蔣孝武牽涉其中。

蔣經國的弟弟蔣緯國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訪。當被問及蔣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蔣緯國回答說：“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殺手陳啟禮、吳敦以及軍情局長汪希苓被判無期徒刑告終。蔣孝武逃過一劫，卻全然失去父親的信任——蔣經國將他遣去新加坡，請好友李光耀代為看管。

蔣經國最親密的部下李煥告訴陶涵，江南案讓蔣經國看到，他親手締造的情治係統已長成如此怪物，這讓他“充滿無力感”。隨即，蔣經國大舉改組情報部門，削弱其權力，並禁止其在美國秘密活動。他還指示李煥，不再允許把優秀學生派去情報部門工作。

蔣經國還告訴部下，決心在今後一兩年內推動全麵民主改革。

最後的華麗轉身

這時的蔣經國已是重病纏身。也許是預感時日無多，他決定在天年允許的短短時間內，加速完成改革。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後來告訴陶涵，當時，蔣經國所要執行的改革計劃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國會”、結束資深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現象；允許反對黨合法化；解除戒嚴。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對派人士在圓山飯店集會，成立“民主進步黨”。聽到這一消息，蔣經國隻是點點頭。在核心層的會議上，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過去的國民黨太驕傲、太自負了，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

蔣經國不打算對民進黨采取行動，引起黨內傳統勢力的激烈反彈，甚至有人寫下血書，要求政府逮捕“叛亂分子”。對此，蔣經國對追隨他多年的蔣彥士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在台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黨禁報禁解除；1月12日，國會改革專案小組通過草案，本土力量參與台灣政治的時代由此開啟。

逝世前半個月，蔣經國不顧勸阻，參加了“行憲紀念大會”。他坐著輪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歡迎聲中，反對派人士高舉“老賊下台”的布條，持續高喊抗議口號——台灣政治第一次如此寬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蔣經國依然麵帶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