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翻譯解密鄧小平：有氣場 像個預言家
張維為離開外交部已經20餘年，曾是外交部翻譯室第三代“翻譯國家隊”成員，隻要回憶起曾經陪同過的領導人，他依舊眉飛色舞。“那一代領導人講話都非常有個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
鄧小平“就像個預言家”
1983年8月末的一天，研究生畢業的張維為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主任過家鼎告訴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翻譯室所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總書記啊，總理、副總理啊，還有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過家鼎呷了一口茶，“當然，還有鄧。”最後一句話看似輕描淡寫，但張維為感到，這才是過家鼎的壓軸詞——鄧，即鄧小平。
彼時，正值中英香港談判的關鍵時期，外交部翻譯室負責所有的翻譯工作。雖然當時尚屬新人的張維為隻承擔一些工作小組討論的翻譯，但由於翻譯室每周都會組織業務學習和政治學習，因而在自由討論環節，鄧小平經常成為中心話題。
在和張維為同年進入翻譯室的高誌凱眼中，鄧小平“就像個預言家”。他善於傾聽對方的發言，但一旦自己開口，“一看就是20年，一談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50年不變，100年不變”。而鄧小平的語言風格，也令高誌凱印象頗深——“留有後手”、“要對付不要應付”……
“會見外國政要時，隻要他一走進門，就像大將軍的出現，那股氣勢讓在場的人頓時生出敬畏之心。”施燕華回憶。
作為張維為和高誌凱的前輩，施燕華做了鄧小平10年的英語翻譯。在她的印象中，鄧小平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
1978年，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訪。第一個國家的招待會，問題是都安排好了的，諸如你對我們國家有什麽印象，怎麽發展兩國關係之類。而第二個國家是開放提問。周邊國家的西方記者一聽說就都來了，招待會上的問題有棱有角。“後來鄧小平跟我說，這次記者招待會還有點意思，上次那個是一杯白開水。”
對施燕華而言，鄧小平更像個和藹的長者。
大多數時候，會見結束後，一場宴會必不可少。鄧小平也喜歡在宴會上與外國領導人私下交流，因而作為他的翻譯，施燕華經常顧不上吃飯。
一次，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席國宴，鄧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後翻譯的施燕華沒有飯吃，就把麵前的蘋果切了一塊給她，還遞給她盤子裏的麵包。而另一次在國內招待外賓，鄧小平則在宴席中對外賓做了個“暫停”的手勢——“讓翻譯吃點東西”
鄧小平是四川人，每頓飯離不開辣椒，偶爾也開玩笑似的力勸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華吃辣：“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哦。”玩笑歸玩笑，他不忘照顧施燕華的口味。上了甜食後，鄧小平會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麵前讓她吃雙份，“女娃子愛吃甜的。”
1980年代，鄧小平的右耳聽力已經很弱，因此與他打交道的官員，或是翻譯，都須大聲說話。
1985年，張維為第一次作為鄧小平的翻譯，陪同會見了來訪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甫一見麵，鄧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這個零件不靈了”，又指著自己的左耳，“這個稍好一點，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
鄧小平指的是，國內一般領導人見外賓，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於右耳，見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穆加貝聞言哈哈大笑。
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器零件，“據說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作戰受了傷，如果大難不死，就互相調侃稱丟了哪個零件。”張維為說。
而高誌凱1986年陪同鄧小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時，由於交談甚歡，鄧小平親自把溫伯格送到門口，並在分手時開口說了一句英文“goodbye”。這是高誌凱印象中，鄧小平唯一一次說英文。他當時條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譯成中文，並附在鄧小平的耳邊大聲地說了一句“再見”——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鄧小平自己說的話，“他扭過頭來，然後自己再用中文說了聲‘再見’。”高誌凱至今忘不了鄧小平當時的眼神。
“不要翻”和“聽不懂”
在與外國記者的交鋒中，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針尖對麥芒”的會麵傳播甚廣。采訪結束後，施燕華跟著法拉奇一起整理錄音記錄。
當時，法拉奇對錄音中頻繁出現的“這個這個”印象頗深，因為她在英語翻譯中沒有聽到相應的詞匯，於是詢問施燕華是何意。“與英文well或者yousee一樣，一種口頭語”，施燕華解釋自己沒有翻譯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終還是將這個細節加入文章，在她看來，“這可以說明他（鄧
小平）性格上的特點”。
這種情況並不鮮見。有一次，張維為陪同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會見外賓。外賓剛剛進門，還在十米之外，李先念就已經伸出雙手，嘴裏說著“哦……”就開始表示歡迎。張維為一邊笑，一邊雙手比劃著李先念當時的動作。“這不用翻譯。”張維為告訴記者，這是因為李先念之前見過這位外賓，“見到熟人了，所以老遠就表示歡迎了。”
另外一些時候，領導人則會特意叮囑隨行翻譯，什麽是不需要翻譯的。
1987年，李鵬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壩，張維為是李鵬的隨行翻譯。在埃及，負責接待李鵬一行的，是當時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長。
“開羅老百姓一度電多少錢？”李鵬問這位副部長。副部長答不出，於是轉而問助手，助手也不知，又去問另一官員。“當時李鵬小聲感歎，‘真是官僚啊——這話你不要翻譯過去’。”
張維為覺得，現在的翻譯工作，沒有以前那麽困難了。比起鄧小平一代，現在的“領導人講話規範得多”。“鄧小平和李先念這樣的領導人會見外賓，都沒有講話稿”，因而在事先準備之外，現場的判斷也很重要。
事實上，即使事先有所準備，領導人們各具特色的鄉音，還是常讓翻譯們“犯迷糊”。
“華國鋒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時我聽不懂；葉劍英的廣東普通話，那聽著就很難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紅安話，差點令施燕華出洋相。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賓時，說到了日本。他的口音裏，“日”和“二”的讀音相近。施燕華當時剛剛看過內部放映的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以為“二本”也是個日本政治家或者軍事家的名字。但是當她聽著聽著，越來越不對勁，好一會才反應過來說的是“日本”。
即便是鄧小平的“四川普通話”已是施燕華覺得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讓她有聽力盲點：在四川話裏，四、十不分，因此在鄧小平講到這兩個數字時，施燕華一般用猜。“如果我覺得是四，就說著‘四’，同時伸出四個指頭，如果不對，他（鄧小平）就會說‘不對，是十’。”
張維為也有過類似的尷尬。鄧小平一次會見外賓時說到“失誤”這個詞。由於發音類似“十五”，整個句子的意思連不上，張維為一時愣了。坐在一旁的時任外交部長吳學謙是張維為的上海老鄉，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告訴他是“失誤”，這才讓他反應過來。
而第三代領導集體上任後，口音已經不再是翻譯們的難題，但新問題也隨之而來。
朱彤曾做過江澤民、李鵬的隨行翻譯，李鵬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每每談到三峽工程，其中涉及的發電量常常用千瓦作為計量單位，而國際通用單位則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道心算題，換算成兆瓦計數後，再譯成英文。
另一次，李鵬和外賓談到中國的棉花產量時，使用“萬擔”作為單位。這次，朱彤可不像換算“千瓦”那樣遊刃有餘了，而李鵬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筆自己換算了起來。朱彤的同事張建敏還因為翻譯中的不準確，被嚴謹的朱鎔基“搶白”——在新加坡演講後回答聽眾提問時，有人向朱鎔基反映在中國打官司時遇到的困難，朱鎔基回答：“你反映的問題，我會告訴法院，由他們處理。”張建敏將此句譯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會指示高級人民法院處理此事），話音未落，就被朱鎔基糾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導法院。他們是獨立辦案的）。
事先要準備“標準答案”
而在媒體報道中，領導人們的外語水平亦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據張維為的觀察，“那個時
候見外賓，當時的領導人都說中文。現在中國領導人則是與外賓見麵寒暄有時都會用英文了”。
這樣的事情張建敏和同事孫繼文就遇到過。兩人曾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喀麥隆，由於喀麥隆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而此前已確定雙方會見時使用英語，因而，作為法語翻譯的孫繼文回到飯店休息。
但沒多久，突然一個電話讓他馬上到總統府——會談改用法語。原來喀麥隆總理的母語是英語，但秘書卻講法文，他準備的會談文件也都是法文。等孫繼文奔進總統府，發現雙方在等候翻譯時，一直在寒暄。
不過，即使曾出現各種突發狀況，一般來說，翻譯們的“發揮”不會失常。
“實際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務之前，我們都會做大量準備工作。”張維為介紹，首先是各種背景知識的準備，如來訪元首的背景、國家的背景、來訪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場等。另外一項，則是詞匯的準備。而且，“台前”看上去隻有翻譯一個人，其實這些內容都是背後團隊一起準備的。還在翻譯室的時候，張維為和同事陪領導人出訪或是會見外賓歸來，都會聚在一起交流實戰中不太好翻譯的地方。
“比如李先念說過的‘甜酸苦辣都嚐過’，怎樣翻譯更好更規範？”一般的做法，他們會把這些東西交給翻譯室的老審校，由他們最終確定具體的譯法。所謂“標準答案”出來後，以後就可以一直沿用。像江澤民主席訪美時，在休斯頓市長的晚宴上的現場演講中，引用了李白的《早發白帝城》一詩。當時擔任翻譯的張建敏把大概意思翻譯出來後，又從兜裏掏出一個小本子，把事先翻譯好的詩句又讀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