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國古代的神秘文化（2）
三、民間秘密宗教
民間秘密宗教是指在民間秘密流行而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禁止和鎮壓的宗教。嚴格說來，東漢以來已存在秘密宗教。但這裏所說的是特指宋元，特別是明清的秘密宗教。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農民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打著宗教的旗幟、或以宗教作為組織形式的農民起義時有發生。農民利用的宗教，一般就是秘密宗教。由於時代潮流的影響，這些宗教都具有三教合一的特點，並且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影響較大的有白蓮教、摩尼教、羅教、黃天教、紅陽教、聞香教、八卦教等。
白蓮教原為佛教淨土宗的一支，稱白蓮宗，為南宋初茅子元所創立。他先學天台宗，後慕東晉慧遠建白蓮社遺風， “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編成《蓮宗晨朝懺儀》，代眾生禮佛懺悔，祈願眾生往生淨土，在平山澱山湖(今上海青浦縣西)建立“蓮宗懺堂”，自稱“白蓮導師”。他主張禪、淨一致，即使“不斷煩惱，不舍家緣，不修禪定”，也可往生淨土。官府以“事魔”之罪把他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以後被赦，應詔為孝宗說教義，受賜“勸修淨業蓮宗導師慈照宗主，”著有《圓融四土圖》等。 (《蓮宗寶鑒》卷四)該宗教徒“謹蔥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佛祖統紀》卷四十七)元代以後，此宗吸收彌勒信仰，認為彌勒菩薩將從兜率天宮下生人間成佛，在龍華樹下三度說法度眾，信徒到處成立白蓮社。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反複遭禁i在流傳中又吸收摩尼教的二宗(光明、黑暗)三際(初、中：後)教義及其明王信仰，認為光明(善的方麵)終將戰勝黑暗(惡的方麵)，出現光明的王國。元末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起義曾利用白蓮教，稱“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明史·韓林兒傳》)。明正德(1506—1521年)以後，受羅教影響，吸取“真空家鄉，無生老母”觀念，說無生老母派彌勒佛等神佛下凡，拯救眾生回“真空家鄉”。白蓮教的教派很多，明代有聞香教、大乘教清茶門等教門；清代有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等。利用這些教門起義的農民很多，著名的有明天啟二年(1622年)山東徐鴻儒起義，清嘉慶年間川、鄂、陝的白蓮教大起義等。
摩尼教公元三世紀，由古伊朗的摩尼所創立。此教在祆教二元論的基礎上吸收基督教、佛教、諾斯替教(希臘一羅馬古代秘傳宗教之一)等教義而形成自己的信仰理論，以二宗(光明、黑暗)、三際(初際、中際、後際)為根本教義，認為“先知”摩尼作為明王的使者，將通過傳教教化，最終戰勝黑暗，出現光明王國。唐初傳人中國，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來華傳教；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敕“末尼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佛祖統紀》卷五十四)。此後在兩京及荊揚諸州都建有為波斯人及回紇人使用的摩尼教寺，其徒白衣白冠。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滅佛，摩尼寺也被毀，教徒被迫還俗，此後便成為秘密宗教。五代梁貞明六年(920年)，陳州母乙曾利用摩尼教發動起義。《佛祖統紀》卷五十四記載： “其徒以不茹葷飲酒……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雲佛大乘，我乃上上乘。”統治者蔑稱此教為“食菜事魔”教。北宋方臘起義(1120年)曾利用摩尼教；南宋初年，信州，嚴州、宣州、贛州的農民起義也曾利用此教。
羅教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由山東即墨人羅清(又名羅夢鴻，後被教徒尊為羅祖)創立於直隸密雲(今北京市密雲縣)。羅清著有《苦功悟道卷》。其教與禪宗南宗相近，主張不立文字，否定佛像寺廟；以“真空”(此取自佛教般若學)為宇宙本原，創“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八字真訣，勸人修證來世。該教的基本群眾是漕運水手，以運河兩岸為活動中心，在各地設有庵堂，內供奉羅祖像，並有五部文冊經卷。曾對青幫的形成有較大影響。羅教後來分為無為教、大乘教，江南則有老官齋教。
八卦教康熙年間(1662—1722年)由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創立，以八卦作為組織形式，形成“內安九宮，外立八卦”的宗教體係。此教也稱五葷道、收元教、清水教、天理教、九宮教等。實際是從元明白蓮教演變而來。清中葉，山東的清水教起義和直、魯、豫的天理教起義，清末的義和團運動，都曾利用此教。
四、伊斯蘭教
伊斯蘭是阿拉伯語Islām的音譯，意為“順從”。伊斯蘭教在中國也稱“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七世紀初由阿拉伯半島麥加人穆罕默德(約570—632年)創立。主要教義是：信仰安拉(Allāh，中國也譯為“真主”)是創造宇宙萬物的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以《古蘭經》為根本經典，認為它來自安拉的“啟示”。信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並信仰“死後複活”、“末日審判”等。規定教徒應做到“五功”：念“清真言” (“除了安拉，再沒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禮拜、齋戒、納天課(宗教課稅)、朝覲(教徒如有可能，一生應去麥加朝覲一次)。穆罕默德創教後，在麥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發展為全半島的統治宗教，八世紀初發展為跨歐、亞、非三洲的世界性宗教。七世紀隨著大食(阿拉伯)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傳人中國。現史學界一般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朝貢使進獻作為伊斯蘭教傳人中國的開始。唐時稱伊斯蘭教為“大食法”，杜環《經行記》最早記述了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儀規(見杜佑《通典》卷193、194)。但整個唐宋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主要是來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元代，隨著西域等地被蒙古軍征服，大量所謂“色目人” (包括畏吾兒、回回等十幾個民族)來到內地，他們大部分已信奉伊斯蘭教。此時大食人來華的也比前代多。因此，元代伊斯蘭教得到較大發展。在《元史》和《元典章》中，一般把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稱為“回回”，其禮拜堂為“回回寺”。從元代政策來看，對伊斯蘭教是歧視的。明清時期，伊斯蘭教雖仍受到統治階級的歧視和壓迫，但取得比較深入的傳播，教徒以中國人為主體，不僅信奉此教的漢人是中國人，就連過去來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信徒，也成為中國人了。伊斯蘭教深入到內地農村，各地建了很多禮拜寺。伊斯蘭教在宗教教育、學術研究方麵，也有較大發展。伊斯蘭教的寺院教育，其首倡者是明代的胡登洲(1522—1597年)。到清末，以禮拜寺為中心的宗教教育相當普遍，主要課程包括學習阿拉伯文、教授教法和宗教哲學。明清時期，中國出了一批伊斯蘭教學者，他們著述譯書，對傳教和伊斯蘭教教育的普及，起了推動作用。其中明末清初的王岱輿所著《清真大學》、 《正教真詮》，張中的《歸真總義》，伍遵契所譯《歸真要道》，馬注的《清真指南》，清代劉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聖禮擇要解》、 《天方至聖實錄》，馬德新所譯《四典要會》、所著《性命宗旨》等，都比較有名。馬德新的《寶命真經直解》和清末馬聯元的《孩聽》，可說是《古蘭經》的最早漢文譯本。伊斯蘭教至今仍在回、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塔塔爾、柯爾克孜、撒拉、東鄉、保安等十個少數民族中流行，在曆史上對這些民族的生活習俗、道德觀念和文化藝術等有過深刻的影響。
五、宗教典籍
中國擁有豐富的宗教典籍，其中佛、道二教的典籍最多，影響也最廣泛。它們不僅是宗教典籍，實際也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其中雖然具有大量神秘主義和封建迷信的內容，但也包含不少有價值的以至科學的成分。
自佛教傳人中國以後，中外僧人翻譯了不少佛典，我國僧人也寫出了大量佛教著作。從東晉道安開始，不少人對佛教典籍進行分類整理，撰寫目錄和提要。現存經錄中，著名的有南朝梁僧祜《出三藏記集》、隋代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唐代道宣《大唐內典錄》、唐代智升《開元釋教錄》、唐代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隨著印刷術的進步，佛經從手寫轉為雕版印刷。我國第一部雕版《大藏經》是在北宋初的開寶四年(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由朝廷主持雕印的，所收範圍以《開元釋教錄》為準，簡稱《開寶藏》。以後民間也多次組織雕印佛經，其中至今保存完備的有宋末元初由江蘇磧砂延聖院雕印的《大藏經》，簡稱《磧砂藏》，現在流行的是上海1935年的影印本。遼、金、元、明、清各朝統治者也都組織雕印《大藏經》。中國的《大藏經》也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現存十三世紀由朝鮮高麗王朝雕印的《高麗藏》，主要依據的是《開寶藏》和《契丹藏》。現國內常用的有本世紀初由上海頻伽精舍出版的《頻伽校印大藏經(《頻伽藏》，此原據日本《縮刷藏經》排印)，以及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目前我國正在據《金藏》(《趙城藏》本)和其它經藏編印《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西藏文《大藏經》由稱做“甘珠爾”(經律)和“丹珠爾” (論)的兩大部分組成，現存的主要有十八世紀的北京版、德格版、納塘版三種。這些《大藏經》是研究古代印、中、日等國佛教史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這些國家古代社會和文化的重要資料。
道教創立後，從《太平經》開始，以後各種道書大量出世。南北朝宋時，道士陸修靜首編道書目錄，名為《三洞經書目錄》，書中稱行世經典1090卷。“三洞”者，指洞真、洞玄、洞神，謂分別傳授自天寶、靈寶、神寶三清係統的經典，即用作道書的分類法。唐開元年間(713—741年)，首次將道書編輯成“藏”，天寶七年(748年)詔令傳寫傳布。宋時編《寶文統錄》，以後又加以增編。按三洞、四輔(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分類，采千字文編號，稱《大宋天宮寶藏》，奠定了後世《道藏》編纂體製。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又重加較補，稱《崇寧重校道藏》。政和年間(1111—1118年)又增修，稱《政和萬壽道藏》，並予以雕印。此後金、元均以此藏為底本重行刊印。但以上道藏因兵火和元代佛道之爭，幾經焚毀，早已散失。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由邵以正督校，編為《正統道藏》雕印；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又雕印《萬曆續道藏》。此二藏至今保存，為研究道教提供了基本資料。此外，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彭定求收集道書200多種，輯成《道藏輯要》，以二十八宿編號，分為28集，200餘冊。雖為《道藏》的節本，其中也包括明版《道藏》之外晚出的道書。現流行的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重刊本《道藏輯要》。《道藏》內容十分龐雜，除道書外，還有諸子論著及注釋，以及有關醫學、化學、生物、體育、保健等著作。佛、道教經典部帙龐大，例如，《大正藏》全一百卷(冊)，收佛書3360部13520卷，現正編纂的《中華大藏經》擬出220冊，正續二編擬收佛書4200種，23000卷。道教書籍，正續《道藏》收道書5485卷。與此相比，修於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1772—1782年)的《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以卷數與之相比，佛書相當它的四分之一左右，道書相當它的百分之七左右。由此也可以看出佛、道教典籍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的份量。 (楊曾文)
中國古老神秘文化——儺戲和儺戲麵具
中國的儺祭和儺戲具有悠久的曆史。在古代的諸多曆史文獻中就有了關於遠古以來的儺祭、儺戲的許多記載。 《古今事類全書》說：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該文獻載明了原始社會末期——顓頊之時就有了儺祭的活動， 《事物紀原》說： “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則驅儺之始也。”實際指出從周代開始有驅儺活動，雖然二書關於儺祭之始在時間上相差上千年，但無論如何，儺祭在上古以前就已經出現了。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儺祭已經非常盛行，所以《論語·鄉黨》說，孔子有一次遇到鄉人行儺，就穿著朝服恭敬地站在廟之阼階觀看。隨著曆史的演變和社會的發展，發生了從人的神化到神的人化、從娛神到娛人、從藝術的宗教化到宗教的藝術化的轉變，儺戲應運而生了。從儺嬗變到儺戲，大約是宋代的事情。宋代成書的《東京夢華錄》載：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麵。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
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胃，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熏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這段文字具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帶有明顯的戲劇特征。釋道隆《大覺禪師語錄》有一首詩日： “戲出一棚川雜劇，神頭鬼麵幾多般；夜深燈火闌珊甚，應是無人笑倚欄。”這首詩講的是南宋時期四川涪陵一帶流行著戴假麵表演的儺戲。 ’
古代，儺祭、儺戲的流行麵很廣，西南地區、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嫩江流域都有流行。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演進，儺祭、儺戲在嫩江流域、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一帶則日趨衰亡。然而偏僻的西南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長期以來交通閉塞、科學技術落後、生產力水平低下形成的封閉性社會環境和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個性，以及中原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慘透，為儺祭和儺戲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貴州為中心的廣闊地帶，包括貴州全省、雲南東都、四川南部、重慶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廣西北部，時至今日仍為儺祭和儺戲流行的地區，而且保存的儺戲最多、品種最全、特色最為顯著。這一地區豐富多彩的儺戲群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即地戲、儺堂戲、變人戲。
在儺祭中，麵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儺祭之風盛行的商周時期，為了在儺祭中獲得強烈的祭祖效果，主持儺祭的方相氏佩戴著“黃金四目”麵具。《周禮·夏官》說：“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末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攤，以索室驅疫。”方相氏成了驅鬼逐疫、消災納吉的神化形象，那模樣神秘可畏。在儺戲表演中，麵具則成了儺戲造型藝術的重要手段，也是儺戲最為重要、最為典型的道具。演員佩戴麵具是儺戲區別於其他戲劇的重要特征。
伴隨儺祭而產生和發展的儺麵具，源遠流長，豐富多彩。除了《周禮》等等諸多曆代文獻對儺麵具作了較為生動和形象的描述外，多年來一些地方已出土和發現了不少屬於遠古、上古、中古、近古的儺麵具實物和麵具圖像，發現近代以來的儺麵具的實物則更為豐富。例如四川巫山大溪出土的雙麵石雕人麵、山東邑縣崗上村出土的玉雕人麵、甘肅永昌鴛鴦池出土的石雕人麵、遼寧牛梁河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泥塑女神頭像等等就是遠古時期很有代表性的儺麵具。河南安陽和浚縣、北京房山和平穀、陝西西安和城固等地出土的青銅麵具則是商周時期(上古)儺麵具的典型代表。廣西西林出土的西漢青銅麵具、江蘇徐州出土的西漢玉質麵具、湖南漵浦出土的漢代滑石吞口等等正是中古時期的典型儺麵具。近古和近代以來遺存的儺麵具，全國算起來，可謂成千上萬，其中一部分是通過考古發掘得到的，更大一部分直至現在仍在民間流傳或為儺戲藝人收藏。
無論是儺祭活動還是儺戲演出，麵具都被賦予了神秘的宗教與民俗含義。在儺文化圈子裏的人們的意識中，麵具是神靈的象征和載體，如何對待麵具，往往要遵守約定俗成的各種清規戒律。例如製作麵具時要先舉行“開光”儀式，取用麵具要事先舉行“開箱”儀式，存放麵具要舉行“封箱”儀式。又如不讓女人觸摸麵具，不讓女人佩戴麵具，麵具的製作、使用、存放都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戴上麵具即表示神靈已經附體，不得隨意說話和行動。盡管儺麵具被賦予了複雜而神秘的種種宗教和民俗的含義，但它本身卻不失為藝術百花園的珍品。它本身就是一種造型藝術，遵循著它自身的藝術規律與原則。其造型，往往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異。其表現手法主要以五官的變化和裝飾來完成人物的驃悍、凶猛、猙獰、威武、嚴厲、穩重、深沉、冷靜、英氣、狂傲、奸詐、滑稽、忠誠、正直、剛烈、反常、和藹、溫柔、妍麗、慈祥等等性格的形象塑造。從戲劇角度講，麵具具有藝術代言體的功能，什麽角色一般佩戴什麽麵具都有講究。同時，各種千姿百態的麵具造型一經展示，便讓人獲得無窮的藝術美感。驃悍之美、凶猛之美、猙獰之美、剛烈之美、英氣之美……無不顯示其中。
儺麵具的各種藝術造型、質料選擇、色彩運用、功利目的、民俗意象等等，都因地域、民族、文化、審美等方麵的不同而有差異。也正因為如此，儺麵具於是更加表現得千變萬化、多姿多彩。下麵對地戲、儺堂戲、變人戲這麽三種典型儺戲及其麵具分別作一概略介紹並略加論述。
中國文化中的神仙都是怎麽誕生的
(一)黃金時代
巫師是古老的職業，古老到什麽程度呢?遠古時曾經有過“家為巫史”的情況，就是說，人人都會玩兩手巫術。然而，那時人們運用巫術就像我們現在吃飯、握手一樣平常，不是謀生的手段，因此在嚴格意義上還不能叫職業。
家常菜人人會做，卻有好壞之分。巫術也是這樣，用得多了，就有高下之分。比如，巫師甲預測一天後下雨，巫師乙預測三天後下雨，結果一個月後下雨了，因為乙的預測最接近，大家就說乙的巫術最靈(這種思維方式在當時很正常，有人管它叫原邏輯)。那時候，巫師都是由高層領導擔任的。酋長和高層貴族組成了部落的最高統帥部，實際上也可稱宗教事務部，因為那時候的大事也就是巫術和打仗兩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如果哪位巫術玩得純熟，而且打仗勇猛，眾人肯定會推舉他做酋長，絕對依照“專家治國”的原則。正因為巫師都是當時的精英分子，所以後人追憶巫師的光輝形象時，說他們“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意思就是說巫師們都是智商極高的，而且有千裏眼、順風耳，能準確地預測未來的吉凶。
所以，最早的職業巫師其實就是咱們那些最早的有名有姓的老祖宗。黃帝、蚩尤，都是把巫術練到頂級的巫師。在黃帝蚩尤大戰中，蚩尤作法請神下雨，黃帝則驅動旱神天女止雨。蚩尤鬥法失敗，於是被殺。這是典型的巫師鬥法!倒真驚天地，泣鬼神。更重要的是，這一仗決定了我們把自己稱為“炎黃子孫”而不是“蚩尤子孫”。 ，
其他能在史書上留一筆的上古賢君賢臣，多半也都有巫術絕活。據說大禹在治水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步伐，這套“淩波微步”被後來的道士們奉為“萬術之根源，玄機之要旨”，比之少林寺的《易筋經》亦未遑多讓。商湯為了求雨，要點火自焚，有人說這是裝樣子，但如果不是大家公認他是全國最好的巫師，他即便想作秀也沒機會。
“傳說時代”是巫師的黃金時代，到了有實物、文字證據的時代，巫師就不太靈光了。商代家大業大，國王要高瞻遠矚，政治活動越來越重要，宗教事務就分別交給手下人去打理，分工也越來越細。於是就有了專門整理巫術檔案的“史”，有了專門負責禱告的“祝”，有了專門負責整治王八的“卜”；真正原始意義上的巫師，隻負責跳舞求雨。更慘的是，當時盛行“暴巫”——天旱時把巫師放在烈日下曝曬來感天動地求得雨水。做巫師做到這個份上，真是失敗中的失敗。
當然也有混得好的，比如巫賢，在商王太戊時，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過，總的看起來，宗教事務部已經降格為宗教事務局了。不僅如此，興致高時商王還經常越級指揮，親自參與占卜活動，一會說這塊龜甲的洞燒得不好，一會說我來看看明天下不下雨，而且還要收版稅，所以在甲骨文裏經常見到“王占日”的字樣。順便說一句，那時的王八可能真的很大，以至於幾百年後春秋的鄭靈公收到一隻王八，就敢把滿朝文武都請來開“王八宴”。
(二)藍領工人
周代出了個周公，喜歡“以德治國”。巫師們文化程度不高，日子就更難過了，根據《周禮》記載，卜、祝、史的爵位都是下大：夫，而司巫及男巫、女巫的爵位隻是中士，已有淪為官府小廝的趨勢。
國營的日子難過，但集體和私人小企業卻異常興旺。民間巫師在春秋時期非常活躍， 《左傳》中提到的衛巫、巫、梗陽之巫、桑田巫等，在本國都是不出十大傑出人物之列的。預測人的生死壽天、國家的戰爭勝敗，簡直是一碟小菜，有時準確程度甚至達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公元前555年，晉國的苟偃想討伐齊國，一時不知成算如何。有天晚上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和晉厲公打官司，當庭敗訴，被晉厲公用戈把腦袋砍了下來。過了幾天，苟偃在路上碰到了梗陽的巫師皋，於是把夢的內容告訴巫皋，請他給自己搞個精神分析。巫皋說： “看來您今年是死定了。不過如果跟齊國開戰，倒是必勝無疑。”
果然，晉國率領一幫同盟軍把齊國打得落花流水，而荀偃當真在回師途中病死了。
這還不算最神的。早些時候的公元前581年，晉景公夢見有個大鬼闖到宮裏來追殺自己，還說是奉了天帝的命令。醒來後他請桑田巫預測吉凶，桑田巫說： “您恐怕吃不到今年的新麥子了。”
晉平公當場就病倒了，派人到秦國去請專家來會診，結果專家說已經病入膏肓，沒治了。得，安心等死吧!沒想到，六月初六這天，新麥子送來了。晉景公登時神清氣爽，叫人把麥子煮好，然後把桑田巫抓來殺掉，死前還讓他最後再親眼看看新麥子。殺了人之後，晉景公正準備安心享用宮廷煮麥子，突然肚子痛要方便，也真邪門，他就在方便的時候掉進宮廷廁所裏淹死了，還是沒吃到新麥子。桑田巫雖然死了，但是他用生命捍衛了自己的預測巫術。
巫師雖然有本事，可時代總在進步。有點智慧的人都不大瞧得起巫師，往往拿巫師作為反麵教材。孔子就曾經說： “南人有言日：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意思是說，一個人要是沒有恒心，連巫師和醫生也做不好。
荀子也說： “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
意思是如今有些信口開河的人，說什麽商湯和文王曾經分別給桀和紂打工，這些自以為是的家夥都跟巫師一個德性。當然，話語中還可以看出荀子有點歧視殘疾人的傾向，這是很不禮貌的。
有需求就能產生效益。經營方式機動靈活的民間巫師，雖然不被思想家們瞧在眼裏，但在民間還是很有影響力的，日子也因此過得比較滋潤。西門豹治鄴，治的就是民間的巫師。那位主張為河伯娶媳婦的七十多歲的老巫婆，競然把持了鄴城所有的巫術產業。官方的巫師早不知到哪裏去了。要是沒有政府撐腰，李逵還真鬥不過李鬼。
(三)死水微瀾
從戰國後期開始，巫師曾經迎來過短暫複蘇的黃金時代，顧頡剛說：“在日益高漲的神仙思想尤其是統治階層好仙風尚的刺激下，這些原本流落並活躍於下層民間的巫、醫之流便紛紛而起，自覺地以神仙說為宗旨，並重新有意地綜合巫、醫之長，同時又進一步吸取了道家、陰陽家的理論養料，終於形成了一個以長生不死為旗幟的具有較高文化素養與技術專長的有學有術的特殊階層——神仙方士集團。”
巫師們在民間大搞迷信，弄點小錢補貼家用，但在政治上卻沒有什麽前途。一批有理想的巫師念念不忘遠古時代的榮光，力圖再為帝王師，重鑄帝王魂。這一次，他們的目標很明確，要跳過所有的中間人，直指最高統治者。
巫師們先誇說自己如何機緣巧合，得到了不死藥，如何健康長壽。在社會上掀起追求長生不老的風潮後，再去遊說帝王。比起前輩來，這些巫師在知識結構上有很大的進步，一方麵在理論上更加過硬，什麽陰陽五行八卦氣功之類的學說一齊上陣；另一方麵不再局限於小地方活動，他們四處雲遊，一會出海，一會上山，既開闊了眼界，又廣交了朋友。於是在戰國中後期，方士集團逐漸形成。一時間，整個東海岸都有方士們出沒，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紛紛派遣方士們出海尋找住著仙人的海島。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最熱衷的就是尋找神仙和不死藥。在秦始皇的感召下，神仙學成為全國最熱門的專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形：山東、河北一帶沿海的農民兄弟，一放下鋤頭就自發地研究神仙、方術。成千上萬的人湧向鹹陽獻寶，在阿房宮出入的方士，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多個，其中就包括率領幾千童男童女出海的徐福。秦始皇當然也沒閑著，他三番五次地出巡，訪求不死藥。
秦國滅亡後，漢武帝再接再厲，高舉起求仙的大旗。漢武帝時的國力更加強盛，方士人數更多，文化水平也更高，據不完全統計，向漢武帝上書兜售成仙秘方的就有上萬人。漢武帝上當歸上當，求仙的熱情依然不減，一直到死都沒有放棄。
巫師(方士)在西漢風光無限，可從本質上說，不過是皇帝的小廝，除了請神仙、找不死藥這些技術活兒，他們什麽用場也派不上。東漢後期，神仙方術被道教吸收，不少方士就轉行做了道士。
巫師的黃金時代到底遠去了。
儒家的文人們一說起聖人，尤其是先秦的那些著名聖人，總是嘖嘖有聲地讚歎。即使說來說去總不過是些仁義禮智信之類的套話，也仍然樂此不疲。讚美的話兒講了一籮筐，聖人的長相卻很少有人提起。推想起來，能做聖人的，就算不是英俊神武，相貌也應該在中人之上吧。
不過，有人並不這麽看。在荀子眼裏，沒有一個聖人模樣周正：孔子臉上像蒙了張驅鬼的麵具；周公身體像一棵折斷的枯樹；皋陶的臉色永遠像削了皮的瓜一樣泛出青綠色；大禹腿是瘸的，走路一跳一跳；商湯半身不遂；最不可思議的是舜，眼睛裏有兩個瞳仁。這些形象豈止是不周正，簡直就是些歪瓜裂棗。幸好荀子在古代並不受重視，要是也像孔孟那樣受尊崇，真不曉得道學先生們該怎樣為聖人塗脂抹粉了。
荀子的說法並不是無稽之談。我們曾經介紹過，古代的聖人們大抵都做過巫師，而巫師對臉蛋的要求的確不怎麽高，有時甚至專挑其醜無比的人。古人有自己的道理，他們認為長得奇形怪狀的人往往天賦異稟，感受上天的氣也比旁人多些，更容易與上天交流。醜，因此成了資本與財富。
不過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此，畢竟天生醜陋的人並不多，醜陋而又熱愛巫師職業的人更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熱愛巫師職業又能從事這一行當的更是少之又少。
巫師的醜，主要是因為他們戴了麵具。
麵具又是怎麽產生的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巫師作法，通神的法器必不可少，法器的種類也很多，比如鼓、羽毛、酒等等。動物也是巫師的重要助手。在古人看來，不少動物具有與神交流的能力，所以找個動物做助手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從商朝開始，人們就用龜甲占卜，在他們看來，龜甲上燒灼的裂紋能夠反映天意。到了周朝，大概烏龜王八比商朝時少了很多，因此更多地是用蓍草來占卜。但遇到非常困難的問題時，還是要用龜甲來占卜，而且龜甲占卜的結果具有優先權。各諸侯國都把龜甲作為鎮國之寶，碰到水火之災，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護好龜甲。士大夫們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迫流亡國外時，也經常把本國的龜甲偷偷帶走。
一些虛擬的動物也具備通神的能力，龍就是最重要的一種。張光直說：“兩龍在《山海經》裏是不少神與巫的標準配備。”
在商周時期的一些圖案中，還出現過人把頭伸進老虎、獅子等猛獸的嘴巴裏的形象，這並不是猛獸要吃人，也不是馴獸雜技表演，而是動物張開大口，噓氣成風，是幫助巫師進人神靈的世界的一種方法。
《左傳》上說，舜在給堯當差的時候，天下有四大惡人：渾敦、窮奇、杌、饕餮。舜把它們抓住後，發配邊疆，用來抵禦魑魅。魑魅是山林異氣所生出的怪物，人麵獸身，專門危害人類。很顯然，舜這是把四大惡人當驅鬼怪的工具使喚了。其實，在神話中，這四位惡人都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怪獸：渾敦樣子像個氣囊，六條腿，兩對翅膀，還懂點歌舞。饕餮長得羊身人麵，眼睛在腋下，老虎牙齒，叫聲像嬰兒。杌樣子像老虎，毛長兩尺，人麵虎足豬牙，尾巴長一丈八尺，打起架來特別不要命。窮奇長得也像老虎，有翅膀，吃人喜歡從腦袋開始。派這四位凶神惡煞去對付妖魔鬼怪，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動物雖然有通神的能力，畢竟不好侍弄，巫師們帶著獅子、老虎什麽的出去作法，一來不方便，二來也不安全，萬一被自己的助手咬死，豈不太失麵子?所以必須尋找替代的工具。把動物的形象鑄造在器具上，不失為一舉多得的妙法。
商周的青銅禮器，是用來通天的工具，也就是巫師的法器，當然，能用青銅器玩巫術的，都是高級巫師。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並不是簡單的裝飾，也能起到幫助巫師通天的作用。春秋的時候，楚莊王到周朝的首都耀武揚威，還想問問鼎的大小、輕重，言外之意是掂量周王朝的分量。幸好周朝有不少能人，比如王孫滿，他對楚莊王說： “鼎的大小輕重可不是隨便能問的，得看德行。當年夏朝的時候，各地進貢了青銅，鑄成九鼎。上麵刻畫了各種動物，讓大家知道什麽動物是能夠幫助人的，這樣，外出的時候就不怕鬼怪。這鼎可是通天的，您能隨便打聽嗎?”
這話意思很清楚了，能幫助巫師通神的動物，就刻在青銅器上。擁有了青銅器，也就擁有了神權，擁有了統治人世的權力。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商代經常遷都，主要原因就是找銅礦。
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大多是按照麵具的形式鑄造的。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動物紋飾，往往以臉部的形象為主體，而身子隻是臉部的陪襯。
這就是麵具的來曆。
在麵具上刻上動物的形象，如牛、羊、虎以及饕餮、龍等之後，巫師隻要帶上麵具，就意味著與動物合而為一，具備了動物通神的能力，具備了向鬼怪挑戰的能力。這時候的麵具，不再是政治權力的象征，而是神力的化身。要驅逐鬼怪，首先要嚇唬它們，所以麵具造得總是特別恐怖。李澤厚說： “各式各樣的饕餮紋樣以及以它為主體的整個青銅器其他紋飾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這種指向一種無限深淵的原始力量，突出在這種神秘威嚇麵前的畏怖、恐懼、殘酷和凶狠。”
麵具的應用首先是驅鬼，比如皇家驅鬼師傅方相氏，在工作的時候就戴著這種麵具。他用的麵具是黃金做的，有四個眼睛。在作法的時候，身上披上熊皮襖，也真有點熊人合一的感覺。
國家控股的巫術當然用得起昂貴的道具，但是民間巫師就不可能這麽“牛”了。好在隻要麵具的形象到位了，質地倒不是最重要的，人們經常用皮製的或木製的麵具，價錢便宜，樣子也擺得過去。民間巫師們要靠捉鬼混飯吃，每到年關，就挨家挨戶地上門驅鬼，以弄點零花錢，或者討杯酒喝。’為了讓出錢的主兒開心，不僅捉鬼捉得特別賣力，還往往會有些娛興的曲藝節目。
時間一長，這種儀式逐漸演變成聯歡晚會，驅鬼反而是次要的目的了。驅鬼活動的儀式色彩越來越濃厚，雖然大家都知道是驅鬼怪的，但是利用這個機會樂一樂也無傷大雅。像漢朝流行的大型驚險娛樂雜技節目蚩尤戲，就是表演者戴上牛頭麵具，進行摔跤比賽。演得好的，還有機會到首都長安進行匯報演出。這種文明健康安全的娛樂活動，比起古羅馬凶殘的角鬥士“表演”，不知高雅多少!
鬼怪固然要趕，但生活也仍然要繼續，也許這就是古人對待宗教信仰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