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國古代的神秘文化（1）

藏族神秘文化

自然崇拜，是藏族及周邊少數民族先民最原始的崇拜。高寒缺氧，自然氣候惡劣的青藏高原，容易使原始的遊牧先民對自然產生強烈的依賴，任何風雲變化都會對人的生產勞作產生巨大影響，很久以來就從未改變過。而萬物有靈觀的形成，正是對自然崇拜的產物。

人們畏懼於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同時也產生了對自然的敬仰。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心理，使得人們將山嶽湖泊劃分為善與惡兩種神力，它們或使大地沃野千裏，或降雪災於草原。這一切被認為是神的力量或視為是神的化身，並由此產生對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藏族信奉萬物有靈，西藏古老的苯教曾有殺生祭祀的原始禮俗j隨著藏傳佛教的興盛，殺生祭祀活動消失，但用牛頭祭供天地的習俗保留至今。

雪域高原遼闊的大地上，無數的雪山多被冠以神山而朝拜，白色正是雪山的顏色。原始的遊牧民族(古羌民)依賴白色卵石敲擊獲得火種，從而演變出遊牧民族對白石的崇拜。冬季的雪原，一場天降的白雪使大地一片蒼茫，生命經曆著嚴酷的考驗，這時白色使人產生敬畏，進而則是對白色的依賴。

白色由此成了藏民族最為崇拜的顏色，在一些描繪神山的唐卡中可以看到，許多山神被繪成具體形象，跨下騎白馬神駒。位於雲南與西藏交界的康藏卡瓦格博雪山(即梅裏雪山十三峰之首的太子雪峰)正是一座這樣的神山，傳說中的卡瓦格搏，麵龐皎潔如滿月，雙目比日月明亮，身材魁梧跨白馬，威武蓋世功德高。另一個衛藏念青唐古拉山神也披覆白色，．是受人們敬仰的財寶守護神。人們將念青唐古拉描述為，身穿白色的絲衣，挎著雪白的神駒，右手握藤枝，左手提晶瑩的水晶利劍。

走過藏區你一定看到無數的瑪尼堆，尤其在一些神山和偏遠的山鄉，許多瑪尼堆並沒有鐫刻“六字真言”，而白色的卵石則是不可少的，最起碼在瑪尼的頂部都會有幾塊，這是藏族對白色的崇拜的具體體現。另外，這被賦予神性的白石，還被藏族放置在自家的屋頂，以求護佑平安。這與羌族的白石崇拜關聯密切，進一步講又包含有火文化的蹤影。由此引申：白色又蘊含著純潔無邪、坦誠善良之意。聖潔的哈達之不必多說，每個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離不開聖潔的哈達。

滇西北崇山峻嶺之間，生活著眾多古老的民族，當他們演變為一個個具體的羌族、僳僳、普米、納西、摩梭等少數民族後，依然可以看到他們共同的遠古遊牧痕跡，相似的文化和大同的崇拜，火崇拜正是一條追尋馬蹄的溯源之路。

發現火，是一種驚異的瞬間。由此已發出恐懼、好奇、觀望。使用火，是一種必然的偶然，一種人類潛在能量的具體實現，好奇的想象。於是，對火的崇拜便由此產生，而這種崇拜又正是在運用中進行的。

羌族至今遺留下的白石崇拜，正是古羌人對自然神話演義後的產物，它們一直延續到今天，那塊圓潤的白色卵石，在相互碰撞之後產生火星，這樣一來白色圓潤的卵石便與太陽連接在了一起，火星便成了漫天群星，而卵始中的另一塊被認為月亮。日月同輝，群星璀璨，白色卵石變成了神界不可知世界的使者，從此獲得了被供奉的理由。

在四川部分藏區的人們也有在屋頂供放白石的習慣，許多瑪尼石堆上也同樣供奉白石，而在朝拜神山途中擺放白石也是常見。

朝拜神山是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對自然崇拜的具體體現。在他們心中認為，繞神山轉可以洗清一生罪孽，可以在生死輪回中免遭墜入地獄之苦，甚至來世成佛。如在轉山中死去，被認為一種造化。因此，轉繞神山的朝聖者總是年年不斷，風塵仆仆。

在神山朝拜者中，決大多數中都是繞山行走的，但也由少數無比虔誠者則會五體投地對山神叩拜，他們雙手套者木板高舉過頭，再收於胸前，然後全身撲倒，之伸雙臂，前額觸地，起身後前進一大不再拜。這種五體投地的頂禮膜拜，繞山一周要幾十天或更長。

博大的高原腹地，醞釀出無數的高原湖泊，在西藏湖泊稱為“措”而在四川藏區則被為“海子”。聖湖崇拜則總是與神山相伴，據說神山代表男性，聖湖是女性，是母親，同樣是藏地先民對自然崇拜遺留至今的具體表現。

現今，藏區最著名的四大聖湖有：瑪旁雍措、羊卓雍措、納木措和青海湖。在這些湖的民間傳說中，都是以女性化身出現。有的還出現草原母係部落對母親的崇拜，認為這些湖泊不僅僅具有生育功能，更是人類及萬物繁衍的生命之源。至今，每逢藏曆十五日，一些不生育的年輕婦女便到湖邊轉湖祈禱，求其恩賜。

中國古代的主要宗教

中國在兩漢時期已形成相當係統的以尊奉天帝為中心內容的宗教觀念和宗教理論，並存在相應的宗教習俗。雖然稱之為中國傳統的宗教也未嚐不可，但學術界一般不這樣說。我國古代的主要宗教有佛教、道教以及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唐朝傳人而在元以後有較大發展的伊斯蘭教。

一、佛教的傳入和發展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產生於印度。創始人是當時北印度的城鎮國家迦毗羅衛(在今尼泊爾國境內)釋迦族淨飯王的太子釋迦牟尼(前565—前485年)。由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僧團得到了當時位於印度西北部的摩揭陀國、懦薩羅國等國的國王和工商業主的支持，因為主張在宗教信仰方麵“四姓平等”，從而也得到農民、手工業者和從事低賤職業的勞動者的支持，發展迅速。在釋迦牟尼去世一、二百年的時候，佛教僧團發生分裂，形成以主張改革的大眾部和主張維護原始佛教教義和戒律的上座部兩大派，此後在這兩個大的部派之下又出現很多支派。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約前273—前232年)時期，佛教從恒河中下遊地區傳到印度各地，並不斷向鄰國傳播，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

在公元前後的兩漢之際，佛教從古印度經中亞傳到中國內地。《三國誌·魏誌·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帶)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大概是講佛陀生平的經)；東漢初年，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後漢書·楚王英傳》)；漢明帝也曾派人去印度求法，取回《四十二章經》(小乘佛經的摘要著作)譯為漢文。

當時盛行黃老、神仙方術，人們也把佛教看成是道術的一種。東漢末年，安息(伊朗高原東北部)僧安世高等人來華譯出大量小乘經典，其中包括介紹佛教基本教義的理論著作(阿昆曇)和指導修持禪定的禪經(如《安般守意經》等)。支讖是同時來華的大月氏僧人，他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學傳人中國內地。他所譯的《般若道行品經》(或《道行般若經》)很快就受到人們的注意，在魏晉曾風靡一時。

魏晉盛行玄學，重《老》、《莊》和清談。魏正始(240—249年)年間，何晏、王弼提倡“貴無”，認為天下萬有“以無為本”，名教出於自然。魏晉之間，向秀、郭象注《莊子》，認為萬有“自生”、 “自爾”、“獨化”，名教即自然。以般若學說為基本內容的大乘空宗因為在思想上與玄學有相似的地方(如空與無、真俗二諦與言意之辨等)，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歡迎，並得到迅速傳播。 《般若經》宣傳“諸法性空”，認為世俗認識及其麵對的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假而不實，唯有體認永恒真實的、超越世俗認識的“實相”、“真如”、“第一義諦”才能達到覺悟。玄學家以佛教般若學說來發揮玄學的理論，佛教學者用玄學來解釋般若學說，佛玄交融貫通，兩晉時期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般若學派——“六家七宗”，其中以本無宗(主張本體為空)、心無宗(空心不空外境)、即色宗(萬有即空)影響較大。

東晉十六國後期，戰亂不斷，生靈塗炭，佛教因宣傳因果報應和彼岸世界的教義，受到社會普遍歡迎，發展很快，幾乎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西域佛圖澄(232—348年)受到後趙石勒、石虎的尊崇，除傳教外，還參與軍政機要。在他的影響下，朝廷正式允許漢人可出家為僧。北方廣立佛寺，僧人增加很多。佛圖澄的弟子分散到全國各地，對佛教義理和組織製度的發展，影響很大。其中道安(312—385年)提倡般若空宗，用玄學觀點論釋般若理論，主“本無宗”。他還整理佛典，撰《綜理眾經目錄》，為僧團製定儀規，組織僧人係統翻譯小乘經戒。他的弟子慧遠(334—416年)住廬山，廣交朝野名士，提出協調王權和僧團、名教與佛法的理論，既倡般若，又倡西方淨土信仰，對後世淨土宗的創立有直接影響。後秦王姚興迎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名僧鳩摩羅什(343—413年)至長安，譯出經典35部300卷。其中大乘經典《般若經》(大小品)、《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和《百論》、 《法華經》等，對後世影響深遠。弟子僧肇(384—414年)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般若無知論》等，發揮般若中觀的學說，對以往佛學和玄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作了總結，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虛幻不實的，是靜止不動的，但“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勸人們應相信佛教報應理論和成佛學說。

南北朝時期，從廣譯佛經進人深入地研究佛經，講經和著述之風甚盛。圍繞研究佛經的不同和理論主張的差異，出現了涅、成實、三論、昆曇、地論、攝論、楞伽等學派。繼魏晉盛行般若之後，涅佛性學說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竺道生(355—434年)在南朝大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一閘提人(謂善性滅絕者)皆得成佛”和“頓悟成佛”的理論，在佛教界發生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南朝宋文帝和梁武帝等人都提倡這個理論。從此，般若空義和涅佛性理論成為中國佛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大乘起信論》雖題為印度馬鳴造，陳真諦譯，實際是南北朝末的編譯著作。此書認為人的精神世界(心)生來即具有善(真如、淨)、惡(無明、染)的兩個方麵，前者即眾生所秉有的佛性，後者即情欲煩惱；前者被後者遮蔽不能顯現。此書主張通過信奉佛教，堅持斷惡修善的修行，就可使佛性顯現，達到解脫。這種佛教心性論不僅為隋唐大部分佛教宗派所吸收，對哲學界心性論的興起也有直接推動作用。

南朝的統治者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額金錢贖回。梁武帝並多次登壇講經，從事著述。北朝雖發生過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發起的兩次滅佛事件，但總的來說是積極扶植佛教的。雲岡、龍門石窟的建造，大量寺院的修建就是證明。正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支持，南北朝時已形成了相當穩固的以經營土地為中心的寺院經濟，並在世俗官僚製度之外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僧官製度。

隋唐時期，在國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後重新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取得T空前發展。成為亞淵乃至世界的競選國家。由於統治階級重視文治政策，對儒、釋、道三教都予以扶植，於是佛教進入鼎盛時期。隋朝承北周武帝滅佛之後，文帝自小受尼鞠養，即帝位後常對群臣講：“我興由佛法”(《續高僧傳·道密傳》)。他廣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譯經寫經，從仁壽元年(601年)開始，前後令百餘州(全國共有州或郡190個)建舍利塔。據《辨正論》卷三記載，隋時建寺3985所，度僧尼23萬6千餘人。唐太宗即位後，曾命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 “給家人、車、牛、田莊，並立碑頌德” (《廣弘明集》卷28)。在貞觀十一年(637年)下的詔令中，他雖然有意抬高道教，說“朕之本係，出於柱史(老子李耳)”、“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詔令集》卷113)，但實際上，采取的是二教並重政策。武則天時因曾利用佛教篡奪帝位，於是諭令佛教應在道教之前(同上)，從此進一步刺激了佛教的發展。唐武宗時曾一度滅佛(公元845年)，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命僧尼還俗。據《資治通鑒》卷248記載，被毀寺院達4600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餘所，僧尼還俗的達26萬多人，沒收的寺院土地達數千(“千”當為“十”)萬頃，查出奴婢15萬人。但武宗以後，佛教很快又得到恢複和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六七百年的初傳、普及，逐漸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寺院經濟也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的一個方麵。在教義理論方麵，佛教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哲學本體論、天人關係論和人性論以及宗教習俗、鬼神觀念等廣泛吸收，在僧團組織方麵，采取了中國封建宗法觀念和製度，從而形成許多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

主要佛教宗派

在隋唐時期形成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和淨土宗。

天台宗創始人是隋代天台山國清寺的僧人智f(531—597年)，以《法華經》和智f的《法華玄義》、 《法華文句》和《摩訶止觀》為主要依據。此宗認為世界是萬有乃一心的產物，所謂“一念三千”。在這個前提下又提出“一心三觀”和“三諦圓融”的理論，認為世界一切空幻無實(空諦)，存在者皆為假有或名相(假諦)，二者不即不離或相即相離，是萬有的本質(中諦)。空、假、中三諦係於一心，修行者通過體認三者融通相即的關係，可滅惑證智，達到解脫。佛與眾生沒有根本差別，也是相即不二的。人所具之本性有善惡兩個方麵(性具善惡)，極惡的人也可修證成佛。九祖湛然(711—782年)甚至提出連無情草木瓦石也有佛性。

法相宗(也稱唯識宗)創始人是唐代名僧玄奘(602—664．年)和弟子窺基(632—682年)，以《解深密經》、 《瑜伽師地論》、 《成唯識論》和窺基著的《成唯識論述記》等為主要依據。本宗對世界各種現象，特別是心理活動和精神現象作了極為煩瑣的分析和論證，認為一切皆為精神的產物，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把人的主觀認識機能或精神作用分為“八識”，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八種識。前六識是認識外界的六種機能或作用，末那識是聯係前六識和第八識阿賴耶識的中間橋梁，而阿賴耶識是主宰前七識的“根本識”，實為靈魂。認為構成世界萬物的精神種子即藏在阿賴耶識之中。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現象既然屬於精神作用的因緣和合而顯現，那麽就不是真實的，隻有清淨的真如佛性(“圓成實性”)才是真實的。人要達到覺悟就應體認真如、為此應斷除對法、我的兩種執著，達到“轉識成智”，覺悟成佛。

華嚴宗實際由唐初僧人法藏(643—712年)創立，主要依據《華嚴經》和法藏所著《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五教章》等。因法藏號賢首，故該宗也稱賢首宗。主張“真如緣起”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現象是“一真法界”(真如、法性)的顯現。它用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四法界)的教義論證世界的本質和現象，宣稱體現真如本體的“理”，顯現出世界一切千差萬別的事物和現象(“事”)，如月映萬川那樣，“一一事中，理皆全遍”，“事理融通，非一非異”(《華嚴發菩提心章》)。世界上沒有任何矛盾和鬥爭，各種事物(包括概念)皆“圓融無礙”。既然理體與事相融通，眾生與佛也就無根本差別。眾生之所以輪回於生死苦惱之中，是因為有“妄想” (世俗認識和情欲)，如果能認識法界緣起重重無盡，事事無礙的道理，就可清除“妄想”，而達到覺悟。

禪宗唐中葉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佛教的最有勢力的宗派。禪宗奉北魏時來華弘傳禪法的印度僧菩提達摩(?—約536年)為初祖，以慧可為二祖，僧璨為三祖，道信為四祖，弘忍為五祖。但實際上唐末以來所流行的禪宗是由唐中期的被稱為六祖的慧(或作“惠”)能(638～713年)創立的。 《楞伽經》、 《金剛般若經》、 《涅經》、 《大乘起信論》等對該宗有較大影響。傳為慧能說法記錄的《六祖壇經》和曆代禪師的語錄為該宗傳授禪法的重要依據。據記載，五祖弘忍(602—675年)弟子中有神秀、一慧能二人。神秀(?—706年)的禪法主張可用他作的心偈表示：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壇經》敦煌本)

主張漸悟，認為通過勤苦修行，坐禪觀心，可以消除“妄念”，達到覺悟。慧能主張頓悟，針對神秀的偈也作了一偈，說：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同上)

後兩句也作“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壇經》惠昕本)。慧能認為心性本淨，一切皆空，何有塵埃可染。他指出神秀的“觀心看淨”也是一種執著，因為“淨無形相”。他主張在堅信自身本有佛性的基礎上以任運自在為坐禪，不借助世俗觀念、思慮和名相，排除任何心理追求，通過直觀內省使心與“真如”相應，此即所謂“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壇經》敦煌本)。神秀的禪係因在北方，被稱為北宗。慧能的禪係開始在南方流行，稱為南宗。慧能死後，弟子神會(684—758年)與北宗辯論，推廣南宗禪法，南宗逐漸風行全國，北宗湮沒無聞。禪宗簡化修行方法，不重讀經、禮佛、修懺，寓修道求佛於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的日常生活之中。慧能門下，著名的有行思、懷讓兩係。行思一係形成曹洞、雲門、法眼三宗。懷讓一係形成溈仰、臨濟二宗。臨濟宗在宋代分為黃龍、楊歧二派。以上合稱“五家七宗”。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臨濟、曹洞二宗。

淨土宗由唐代道綽(562—645年)及其弟子善導(613—681年)創立，主要依據《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 《觀無量壽經》和《往生論》等。此宗認為相信阿彌陀佛及其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反複誦念“南無(意為歸命，致敬)阿彌陀佛”，就可消除無量的罪，死後可被阿彌陀佛接引轉生西方淨土，過福壽無邊的生活。

佛、菩薩信仰

佛教是宗教，自然有其信奉崇敬的超自然的神靈崇拜。佛教對佛、菩薩的信仰就是這種神靈崇拜的表現形式。佛教的經典中不乏否認有神的論證。但這主要是反對婆羅門教或其它“外道”的神靈崇拜的，並不是從實質上反對一切神靈。佛教經典，特別是大乘經典中所描述的佛、菩薩，一般都神通廣大，威力無窮，雖不用“神”的稱呼，但實際上就是宗教學裏所說的神。這裏僅介紹佛、菩薩信仰的一部分內容。

佛佛教把“佛”奉為最高的崇拜對象，但對佛的解釋卻是各種各樣的。原始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中所說的佛，一般是指教主釋迦牟尼，其中有關“過去七佛”的說法，當是進人部派佛教以後被加進去的。部派佛教時期(公元前四一前三世紀)對釋迦牟尼佛進一步神化，而在進入大乘佛教時期(公元前後)以後，除信奉釋迦牟尼佛之外，．還造出種種佛。大乘教派宣稱三世十方，到處有佛，其數多如恒河之沙，如過去有七佛、燃燈佛；未來有彌勒佛；東方有阿岡佛、藥師佛；西方有阿彌陀佛等。從佛身說，有無所不在的“法身佛”(與法性、真如、佛性大同)，有作為修行果報之身及應菩薩需要而顯身的“報身佛”，有隨三界六道的不同情況而顯化出來的“化身佛”。還有其它說法。在不同經典、不同宗派，雖同奉佛為本尊，但或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尊，或以盧遮那佛為主尊，或以大日如來(摩訶昆盧遮那，與前同)為主尊，或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等等。因此，不僅漢地寺院與藏蒙地區寺院的佛像不全相同，在漢地寺院的佛像也有差異。

阿彌陀佛中國對阿彌陀佛及其西方淨土(極樂世界)的信仰特別盛行。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有關這種信仰的佛經陸續傳到中國。《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以及《觀無量壽經》宣稱，遙遠的古代有個國王叫法藏，他出家修道，發下四十八個大願，表示在他成佛後，他所管轄的佛國淨土內沒有地獄、餓鬼、畜生，一切眾生皆可轉生此處過長壽美滿的生活；他果然成了佛，號阿彌陀佛(無量壽佛)，其佛國在西方，叫“極樂世界”；眾生一心專念阿彌陀佛，或口稱阿彌陀佛，死後就可轉生到此處。東晉以後，彌陀信仰迅速流行，至唐代由道綽(562—645年)和善導(613—681年)成立以彌陀信仰為基本內容的淨土宗，特別提倡口稱念佛，說一心專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可以消除無量的罪業，死後可轉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宗在各個佛教宗派中是最為流行的，因修行方法簡單，在下層民眾中影響很大。宋代以後，它與禪宗結合密切。

觀世音菩薩西晉竺法護譯出《正法華經》，其中的《光世音普門品》就是講觀世音信仰的。 “光世音”是“觀世音”的異譯。東晉鳩摩羅什所譯《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另一種異譯本，後世最為流行。 “觀世音”在唐代為避唐太宗之諱也稱“觀自在”。據稱，觀世音菩薩在眾生遭受苦難之時，會“觀其音聲”而去解救。在佛教信仰中，觀世音菩薩是大慈大悲、以解救眾生的現世苦難為主要職責的。人們遇到水火災害、疾病以及遭遇盜賊，生命受到威脅之時，如果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據說就可得救；甚至向觀世音祈求生個好兒好女，也可如願。佛經還說觀世音可化為各種形象，或以男以女，以人非人，以貧以富的等等形象，向眾生傳教說法，救人苦難。隋唐以後，密教觀世音經典被大量譯出，介紹了種種觀世音形象和相應的供養禮拜儀規、密咒，其中主要的觀世音形象有十一麵觀音、千手觀音、馬頭觀音、不空絹索觀音、如意輪觀音、準提觀音等。唐代以後，婦女形象的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和造型逐漸盛行，其中的妙善公主觀音、馬郎婦觀音(魚籃觀音)、水月觀音、楊柳觀音等比較有名。南宋祖瑗《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載雲：過去有位國王與王後生有三女，最小女兒妙善公主生得秀麗慈祥，因抗拒婚配而出家為尼。後來父王長癩，久治不愈。有神醫稱如得到“無嗔人手目”，便可把病治好。妙善公主於是獻上了自己的手、眼。其父病愈以後，人山致謝，此時妙善顯化為“千手千眼聖像”。此為妙善公主觀音的出處。所謂馬郎婦觀音，源於這樣一個傳說：唐末陝西有位年輕貌美的婦女，挎籃賣魚，後嫁給一位能熟背《法華經·觀世音普門品》的馬郎，結婚當天， “客未散而命終”。有老僧說她是觀世音化身。女性觀世音形象，在宋以後特別流行，小說、造像中大量出現。

彌勒菩薩佛教信仰中，彌勒是將要繼承釋迦牟尼佛位、象征“未來”與光明的菩薩。西晉至南北朝，有關彌勒的經典《彌勒下生經》、 《彌勒成佛經》、 《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等被譯出。這些經典講彌勒所在的佛國淨土在兜率天，如果有人信仰並稱誦彌勒的名號，死後可轉生此處。又說，彌勒菩薩在釋迦去世後五十六億多萬年以後下降人間，在龍華樹下成佛，普度眾生。據稱此時到處光明，五穀豐登，民眾長壽多福。五代以後，人們把彌勒與布袋和尚混同，一些寺院裏的彌勒造像取布袋和尚的形象。 《宋高僧傳》卷二十一載，布袋和尚名契此，明州(今浙江寧波市)奉化人，常以杖背一布袋人市乞討，隨處坐臥，出語無常，向人預告吉凶，死前說偈：

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世人以為他是彌勒的顯化。他死後，人們便以他的形象來塑彌勒佛的造像。中國古代農民起義軍常打出彌勒的旗幟來號召民眾參加，因為彌勒象征未來和光明，在農民遭受天災、殘酷的剝削壓榨時，便期望彌勒出世，改變他們的處境。

宋代以後，中國佛教內部各宗逐漸融合，其中以禪宗和淨土宗，禪宗和天台、華嚴宗的結合最為密切。一般說來，淨土宗在組織上最為鬆散，沒有獨立的教團，但它的教義、修行方法幾乎為一切宗派所吸收。密宗在唐末已經衰微，它的修行儀規、密咒，也被別的宗派吸收。此外，佛教與道教、儒家學說，也日益結合，一般稱為“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佛教日益世俗化，是它在新形勢下的發展。佛教在唐初傳入西藏地區，八世紀後形成藏傳佛教(喇嘛教)，元初確立政教合一體製，十五世紀宗喀巴(1357—1419年)創立黃教，成為藏傳佛教主流，並流傳到青海、內蒙等地區。

佛教是中國封建意識形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影響到哲學、道德、文學、音樂、雕塑、美術等各個文化領域。佛教教義中的時空無限、體用相即、心性善惡以及對心理作用的細密分析等，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起過啟示和推動作用，同時，它的悲觀厭世、因果報應和三世輪回、對佛菩薩的迷信等教義，也對中國古代人民的精神產生過嚴重的麻醉腐蝕作用。

二、道教的形成和發展

我國從遠古以來就有靈魂不死的觀念和對天帝鬼神的信仰，秦漢以來盛行黃老神仙方術和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學說。東漢順帝時，以黃老學說為基礎，吸收傳統的鬼神觀念和迷信方術，正式形成道教。當時的道教有兩支：一是張陵創立的五鬥米道；一是於吉等人創立的太平道。

據《後漢書·劉焉傳》和《三國誌·魏誌·張魯傳》記載，張魯的祖父張陵(張道陵)在東漢順帝時到蜀郡鵠鳴山(在今四川省大邑縣內)創立道教，作《道書》，凡信奉者須出五鬥米。因此他創立的道教被稱為“五鬥米道”或“五鬥米師”。因張陵稱受太上老君之命為“天師”，故亦稱“天師道”。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之；張衡死後，其子張魯繼之。五鬥米道奉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今存《老子想爾注》殘卷(敦煌文書中發現)即為張陵注釋《道德經》之作。教人奉道悔過，用符水咒法治病。設祭酒統領教徒。教徒有病，令自首罪過，寫三份服罪書表，一置山上，表示致意於天；一埋地下，一沉水下，稱“三官(天地水三官)手書”。又在路旁設置義舍，放置米肉，行人可量腹食用，但不可食之過量，否則受到鬼的祟害。犯法者先原諒三次，最後才用刑。史稱張魯用此法治漢中三十年，直到建安二十年(215年)才被曹操吞滅。

與張陵創五鬥米道幾乎同時，於吉等人在東海(治所在今山東郯城北)創立太平道。順帝時琅玡人宮崇到洛陽向朝廷獻其師於吉所著《太平清領書》(《太平經》)。太平道的主張可從《太平經》中了解。此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其基本思想來自兩漢流行的黃老道家，也吸收了董仲舒以來的神學目的論和陰陽五行思想。東漢襄楷說此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後漢書·襄楷傳》)； 《後漢書》作者範曄說此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同上)

《太平經》神化老子，把他尊為九玄帝君，為至尊之天神。書中借用道家和陰陽家的語言宣傳神仙信仰，兼及天地、五行、災異、瑞應、養生、巫術及倫理道德、政治主張等等。從《太平經》可以看出，太平道的創立者有強烈的幹預社會政治的願望。它用神學的語言強調忠君孝親，嚴格上下等級，輔助帝王“致太平”。但《太平經》中也有一些批評貧富懸殊，。為富不仁”的內容，反對以強淩弱，主張自食其力和救窮救急。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公元184年)曾利用《太平經》。起義軍首領張角在發動和組織起義的過程中，自稱“大賢良師”， “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三國誌·魏誌·張魯傳》注引《典略》)這與五鬥米道十分相似。黃巾起義失敗後，太平道也受到鎮壓。但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在江南、江北廣大地區仍然繼續流傳，在上層社會也擁有不少信徒。

東晉時道教日漸興盛。據史書記載，東晉的哀帝信奉道教；常服“長生藥”，以致中毒不能親自執政。著名大臣郗倍、郗曇兄弟．、王羲之家族，都信奉天師道，與道士過從甚密。道士葛洪(283—343)以博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其從祖葛玄為道士，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葛洪曾師事鄭隱，又從師於南海太守鮑玄。葛洪因功官至司徒椽、諮議參軍，後於羅浮山煉丹。所著《抱樸子》內外篇七十卷。《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 《外篇》論述“人間得失，世事藏否”，屬儒家。葛洪提出改造民間流行的道教，建立官方道教的主張。他認為應把儒家綱常名教思想吸收到道教教義之中，求仙長生者不僅要致力於煉丹、服藥和“行氣”內修，而且“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抱樸子·內篇·對俗篇》)葛洪還著有《神仙傳》十卷、 《隱逸傳》十卷及《金匱藥方》、 《肘後要備方》等。

在這個時期，道教在下層民眾中也擁有眾多信徒。在漢中、四川一帶，道教十分流行。西晉末年，道教徒範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李特之子李雄攻入成都稱王，擁立範長生為丞相，又拜為“天地太師” (《晉書·李雄載記》)。東晉末年孫恩、盧循曾以五鬥米道為號召，在今山東南部和江浙一帶領導農民起義，他們稱自己的道徒為“長生人”。

南北朝時期，官方道教已經形成，道教受到統治階級的保護和扶植。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0年)年間，嵩山道士寇謙之改革天師道，“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 (《魏書·釋老誌》)吸收儒家學說及佛教經律格式、齋戒祭祀儀式，以“帝王師”、“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自任。自稱受太上老君之命任“天師”之位，繼張陵之後。因此把他創的道派稱“北天師道”。寇謙之經司徒崔浩的薦引，受到太武帝的崇信，為他建天師道場及道壇。從北魏太武帝至北周諸帝即位都要登壇受符錄。

在南朝，劉宋時有廬山道士陸修靜致力傳道， “祖述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弘衍二葛(葛玄、葛洪)” (《廣弘明集》卷四)，受到宋文帝、明帝的禮遇。他廣搜道書，編成《三洞經書目錄》，此為我國最早的道經目錄。陸修靜依據封建宗法製度和倫理，吸收佛教修持方法，廣製齋儀，“意在王者遵奉”。他認為“齋直是求道之本”，重禮拜、誦經、神思。此為南天師道。

此後，南朝梁時茅山(今江蘇南京市東南)道士陶弘景(456—536年)自稱得自上清係“真人”楊羲、許謐、許謐的真傳，以茅山為中心傳教、整理道教典籍。主要弘傳《上清經》，是道教上清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著《真誥》認為“道”為元氣、太極，是天地萬物之源。他構造道教神仙體係，主張三教合流，對後世影響很大。他還精於醫學、天文曆算。在醫藥學方麵首創以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實等分類法。梁武帝對他十分崇敬，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皆有谘詢，時人稱為“山中宰相”(《梁書·陶弘景傳》)。從隋唐到明代中葉，道教進入興盛時期。道教教義、儀式日益完備，形成龐雜的經典體係，在組織上存在全國性的管理體製和道官係統。

隋唐時期佛、道二教與儒家形成鼎足並立的局麵。隋朝比較重視佛教。唐朝皇室自認為是道教教主李耳的後裔，以道、儒、釋排列三教次序。高宗時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時“製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 (《舊唐書·玄宗本紀》)。玄宗還為《道德經》作注，並派使者搜訪道經，親自尋閱。在他主持下，首次把道教經典編為“藏”，其目為《三洞瓊綱》，凡錄目7300卷，命人傳寫，以廣流布，名《開元道藏》。唐代著名道士王遠知、成玄英、孫思邈、潘師正、王玄覽、李筌、閭丘方遠、司馬承禎、吳筠等，在傳教或整理道書、發展教義等方麵都具有較大影響。

宋代皇室也尊崇道教，稱其祖趙玄朗為道教尊神，封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並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自稱道君皇帝，於太學置《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並自注道書。宋初道士陳摶(?—989年)得到宋太宗賞識，好《周易》，作《無極圖》、《先天圖》，依托《周易》“太極”之說，圖示內丹修煉過程。宋代周敦頤(1017—1073年)著《太極圖說》提出以“太極”為本原的宇宙構成論，邵雍(1011—1077年)著《皇極經世書》也以“太極”(道、心、性)為宇宙本原，提出一套“象數之學”(“先天學”)，據說都受到陳摶的影響。他們二人的學說對理學影響很大。宋代三教合一是時代潮流。道教對理學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宋儒“主靜”的修養方法是源於《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但也受到佛、道二教的影響。道士張紫陽(984—1082年)著《悟真篇》，宣傳內丹修煉，又主張三教合一，說“教雖分三，道乃歸一”，主張以道教的修煉性命學說來結合三教。他的思想對後世道教影響甚大，南宋以後被奉為全真道南宗之祖。

南宋、金時期，國家南北分裂，道教內部也形成很多派別。在南宋統治下的南方，除以龍虎山為中心的天師道(傳說張魯之子遷居今江西貴溪縣西南的龍虎山，宋真宗時始在此山置上清觀，賜道士張正隨號)、茅山為中心的上清派、皂山為中心的靈寶派以外，還興起如神霄派、清微派、混元派、東華派、淨明派等，它們多從前述三山符篆派分化而來。這些派別倡導儒、釋、道三教同源一致，融合儒、釋，又以大量援引、融攝理學思想為特色。在北方地區，有金大定七年(1167年)由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此外還有真大道教和太一道等。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隻有原來是天師道的正一道和全真道二派，它們直接得到元明統治者的支持。

南宋以後，南北天師道逐漸與上清、靈寶等符篆派合流，稱正一道。元世祖平定江南，命三十六代天師張正演“主領江南道教”；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授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正一教主，主領三山(龍虎、篆皂、茅山)符籙”(《元史·釋老傳》)。明代改天師為“正一嗣教真人”，後又恢複天師號。清代對張天師隻許稱“正一真人”，又不許朝覲。正一道以《正一經》為主要經典，崇拜神仙，重視畫符念咒，降神驅鬼，祈福禳災，不注重修持。道士可不居觀而有家室。

全真道由金朝王重陽(1112—1170年)創立於山東寧海(今牟平)，人道者稱“全真道士”。主張三教合一，以《道德經》、 《般若心經》、《孝經》為主要經典，教人“孝謹第一”， “正心誠意，少思寡欲”；認為“性者神也，命者氣也，性命是修行之根本”；重視個人修煉“性命”，不尚符籙和黃白之術；主張修道者應出家，仿照佛教建立出家和叢林製度。(參見王重陽《立教十五論》、樗櫟道人《金蓮正宗記》等)王重陽死後，此派迅速流傳北方廣大地區。元世祖時，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1148一1227年)應詔赴西域雪山，時世祖正進行西征，丘處機勸他“不嗜殺人”。 “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元史·釋老傳》)。因此受到禮遇，全真道進入全盛期。此後因全真道廣占佛教寺院改為道觀，大肆宣傳《老子化胡經》等，引起佛教信徒和僧眾的不滿。元憲宗五年(1255年)召少林寺長老與道士李誌常(掌道教)辯論，誌常詞屈，於是降詔禁止毀壞佛像並偽造經文。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命佛道二家辯論道教經典真偽，後將《道德經》以外的道書焚毀。全真道為此受到打擊。 (祥邁《辨偽錄》)元代統一中國後，禁令漸弛，全真道又得到恢複。

明代重正一道，明世宗尤躬親齋醮，不理朝政。道士邵元節、陶仲文出入宮廷，擔任要職。明代朝廷重視搜集整理道書，在正統、萬曆年間分別編印《正統道藏》、 《萬曆續道藏》共5485卷。明代在首都設道錄司掌天下道士。清代以後，道教日益衰微，其管理製度基本因襲明朝。

道教尊奉的神

道教所奉的神甚多且雜，中國自古以來所傳說的神靈幾乎都可在道教中找到它們的影子。這裏僅介紹幾個主要的。

三清指玉清、上清、太清，是道教所奉的最高尊神。玉清是天寶君，也稱元始天尊，說是由混洞太無元之青氣化生，居清微天的玉清境；上清是靈寶君，又稱靈寶天尊，說是由赤混太無元玄黃之氣化生，居禹餘天之上清境；太清是神寶君，也稱道德天尊，即老君(老子)，說是由冥寂玄通元玄白之氣化生，居大赤天之太清境(《道教宗源》)。據說“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雲笈七簽·三寶大有金書》)。它們所由以化生的三氣是天地萬有的本原，此三位尊神統禦諸天神。

道教最早尊奉老子，如張陵《老子想爾注》說： “一(按，指“道”)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魏書·釋老誌》說：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為黃帝、帝嚳之師。可見，這裏的老子(太上老君)即為“道”的人格神。

據近人考證，元始天尊的偶像崇拜始於南北朝。 《隋書·經籍誌》謂：“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衝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尊之體，常存不滅”。看來也是“道”的神化。唐代道觀內立元始天尊像，左右立二真人夾侍。從此對元始天尊崇拜的風氣便盛行開來。

四禦在三清之下的四位天帝：第一是玉皇大帝，又稱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大帝，是總執天道的地位最高的神，如同人間的皇帝。宋真宗、徽宗都曾奉上尊號。第二是中央紫微北極大帝，是協助玉皇執掌天地經緯、日月星辰和四時氣候之神。第三是勾陳上宮天皇大帝，是協助玉皇執掌北極和天地人三才，統禦諸星，並主持人間兵革之神。第四是後土皇地祗，或後土皇祗，為執掌陰陽化育萬物之美、山河大地之秀的女神。

此外，道教還尊奉日月五星、四方之神(青龍、朱雀、白虎、玄武)等等。對民間早已存在的自然神，諸如雷神、風伯以及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門神、灶神及城隍、土地等神，道教也都信奉。至於道教傳述的神仙吏多，如赤鬆子、黃帝、西王母、東王公、三茅真君……八仙等等，或為神話傳說，或為修道者的神化，茲不詳述。

道教追求“長生不老”，自然重視養生修煉之道。其中有直接繼承道家的，有的則在秦漢神仙方術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在修煉方術中，有以靜修心神的“守一”內修方術，也有以吐納為主的呼吸修煉方術“服氣” (行氣)、服食藥物(或草藥，或燒煉的丹藥)的“服食”等等。道教的修煉方術雖含有不少迷信糟粕，但也含有一些我國古代人民在與疾病鬥爭中所積累的醫藥保健經驗，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在中國古代封建思想結構中，儒、釋、道三教是三大精神支柱。道教與儒、釋既有互相排斥的一麵，同時又互相吸收。在曆史上，道教作為華夏之教有時站到儒家一邊共同對抗佛教。宋代以後三教合流已成定局。道教從創立以來，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文學、藝術以及醫藥、衛生保健等各個領域，都發生過深刻影響。作為宗教，它的消極方麵自然不能低估，但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有不可抹煞的積極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