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雲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1？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2，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誌於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禦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禦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3？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獨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範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赤4。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5。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雲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雲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雲“磊磊軒天地6”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誌者所忍恣7也。果有誌，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雲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雲“行且謀8”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1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以為隨便用史館修撰這個職務作為你韓退之榮譽頭銜的呢？

2近密地：接近機密的地方。

3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這和做史官而不履行職責，隻是取得榮譽的稱號、有利的俸祿有什麽不一樣呢？

4赤：誅滅無餘。

5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 班固因為不管束下人而死於獄中，崔浩因為修史，自以為正直，暴露北魏主拓跋氏先祖醜事而被滅族。

6磊磊軒天地：卓越非凡、頂天立地。

7忍恣：能夠容忍而任其放縱恣肆。

8行且謀：說先幹著，再考慮考慮。

柳宗元這一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韓愈的，韓愈在元和八年六月擔任史館修撰一職，不久，他給劉秀才信中說“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以“行且謀引去”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後“以為不然”，一針見血地指出韓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正直，不能守“中庸”之道，實為維護自己既得地位進行辯解。單看文章形式,至少《與韓愈論史官書》,可說文采勝於韓愈的《答劉秀才論史書》。韓書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非細繹篇中借古說今的諷諭矛盾,就難以明白個中真意。柳書則不然,有話直說,對韓書的每一論點, 都明白駁斥,行文的邏輯助長了立論的氣勢,令讀者不由得對他的文章表示欣賞。問題在於, 韓柳辯論的焦點,知其為是如何做史官,而非比賽做文章。自從東漢明帝將“國史”等同於官史,到唐太宗完善史館體製,“國史”必由官修,而史官必須仰承權力者的鼻息,無論德才學識是否稱職,但能將曆史製造得適合當前政治“以古為鑒”的主觀需要,便是高明的奴才, 必得君主僭主或執政的褒獎。韓愈深明此道,所以晉職史官,可能被命為“判館事”的首席史官,反而感到陷入權力角逐的漩渦, 深感恐懼,不料遭到柳宗元的批判。柳宗元熟悉韓文,知道韓愈喜歡說名應符實。於是向弱點進攻,指出史官不過“以名為褒貶”,而韓愈對正名也感到恐懼,那末真要監督人事或者決定人事, 就是說必須循名責實或重視實至名歸,他若洋洋得意,心安嗎?批判是嚴厲的。但假設是假設,韓愈還沒有“揚揚入台府”,而是終身都沒有享受在禦史台和政事堂“美食安坐”的榮耀，雖然前麵那些假設都是韓愈一生夢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