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1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顏2，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範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3，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今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人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4。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跡，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5，故其所陳，誌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6。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7，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淩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複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維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8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諍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製9，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10，惟陛下擇之。

1群邪切齒：小人痛恨。

2幹一人難犯之顏：即宰相呂惠卿。

3其說不遠：其說法都差不多。

4真得漢人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真正當得起漢朝人所稱的忠臣常不能隨眾。

5凡百難猛更張：一切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大改變的。

6況自中國之威：況，更何況。

7北虜乘釁：北邊匈奴侵犯。

8千官百辟：眾多的官員之中。

9致身兩製：處身高位。

10敢竭愚瞽：竭盡智慮。

歐陽修這一篇文章所寫的是關於範仲淹等人主持進行“慶曆新政”的事情，我們知道在曆史上，範仲淹等人曾經與慶曆年間主持過一場變革，成為“慶曆新政”，變革的時間並不長，後來由於一些官員的反對，而遭到貶斥和停止，當時有很多支持變革的大臣就紛紛上書反對貶斥和停止變法，歐陽修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們也知道在慶曆三年，歐陽修任太常丞知諫院時曾寫《朋黨論》進呈宋仁宗，當時反對派即攻擊範仲淹、歐陽修等主張改革的活動為“引用朋黨”。慶曆四年十一月，朝廷下詔書，對“朋黨”之事針砭為“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詁名譽”。至慶曆五年，杜衍、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又因“朋黨之議”而受相繼罷黜。可見，“朋黨”之議爭鬥之激烈。歐陽修出於剛正不阿之心，以無所畏懼的激憤之情，繼《朋黨論》之後，又上奏了《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中心內容緊緊圍繞“朋黨”及“專權”而議論。作者於文中明言“不避群邪切齒之禍”，“豈可緘言而避罪”，為伸張正義，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膽敢與“詔書”對抗，為朋輩的無辜受貶大鳴不平，他的文章“鯁言無所忌”，“放言無憚”，義無反顧，無所畏懼，體現了一位正直無私的官吏的高尚情操。這篇政論文，作者的是非觀極其明朗，觀點十分突出，所議中心緊緊圍繞“朋黨”、“奪權”而展開。歐陽修、範仲淹、韓琦、包拯、寇準等等都是那幾十年先後出現的名臣，可以說名數還是比較多的，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為什麽在幾十年中間，北宋竟出現了那麽多名垂千古的文人和名臣，這肯定跟當時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個個都是能文能武、道德和學問都很好，這是真正我們應該學習和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