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

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複修。然則其勢難於複止1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複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2。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

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複，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堤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幸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采聽。今複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3擇之。

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複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

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4，未嚐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並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

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5，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複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

今六塔河口，雖雲已有上下約6；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裏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鹹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敝，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

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喻7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至商胡決，今複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裏，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嚐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8。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9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並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10，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1難於複止：難於再次阻止。

2必主其人：一定會用他這個人。

3計議之臣：即天章閣的大臣。

4塞河之策：堵塞河道的策略。

5治堤修埽：修築堤壩。

6上下約：上遊和下遊都有堤防。

7不喻：不能理解。

8是：正確。

9差替：替換。

10難必之功：難以達到的功業。

歐陽修這一篇文章談論的是關於修理河道的問題，我們知道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占據了絕大多數的比重，而對於農業來說，至關重要的就是水利灌溉工程，而同時另一方麵，在過去，黃河常常泛濫成災，給兩岸的百姓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威脅，這也是一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經常是過不了幾年就得麵對一次，所以如何將治理河道和修建灌溉工程兩個大的項目結合起來，做到既治理了河道又有益於百姓的生活和農業生產，這是為官者常常需要考慮的問題，而歐陽修本文正是就此問題而闡述的。我們來看文章的內容，文章共分兩部分內容，前一半內容，作者毫不回避地剖析了有關修河事中“中外之臣”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之原因，他所歸納之三個原因，矛頭直指當朝“執政之臣”，所以，歐陽修不畏丟官受貶，鋒芒直指朝廷統治者，這是非有極大的勇氣和膽量不可的。對河渠使李仲昌，他蔑視其為“小人”，直呼“李仲昌小人”，這一點則與《與高司諫書》中對高司諫的挖苦譏諷的行文風格是相一致的。前一半內容由文章的開頭到“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包括四個自然段，議論的中心為“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作者在結構上采用總分式安排材料。後一半內容是狀書的要旨所在。其中心內容為剖析開修六塔河，回水入橫隴故道的“奇策”，作者從辯證角度擺利害，論理詳盡，陳詞懇切，觀點鮮明，字裏行間顯現其憂國憂民。更為可貴的是，他明確表明自己寫狀書的態度。這是我們在閱讀文章時，應該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