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仇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複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1，征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2。”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複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複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複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3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製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4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複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複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複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製，惜有司之守5，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複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複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誌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製曰：“凡有複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1義不同天：指殺父之仇。

2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3端：端緒、開頭。

4深沒：

5守：所持的標準、準繩。

在唐憲宗的元和六年九月的時候，在富平縣有個叫梁悅的為報父仇殺人，案件發生後就自己到縣衙自首，憲宗發的命令是免死，先杖一百，而後配流循州。並下令要求尚書省討論這件事情。當時韓愈剛剛從河南縣（今洛陽市）縣令調回到長安，升任做了尚書職方員外郎一職，有見敕參議的權力，所以就撰寫了《複仇狀》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韓愈認為，對於為父報仇而殺人者，究竟怎樣處罰，這是需要區別情況，酌宜對待的。韓愈在議論此事時還是堅持了原則性。具體來說，韓愈的原則性就是先王之道，尤其是作為倫理道德觀念之一的“義”。同“誅民論”相比，韓愈對為父報仇者存一念寬恕仁慈之心。在文章中，他闡述“誅民論”時，何其兵刃森森!而對百姓相仇，為父殺人者，卻如此脈脈溫情!對行義的人懷惻隱之心。也正是從“義”出發，他主張在此問題上做到禮、刑兩不失，經、律可並用。二者相反而相成，實際上並不矛盾。韓愈又是講究靈活性的，這靈活性便是對為報父仇而殺人的案犯“酌理處之”。事理周盡為本文的一大特征。作者認為經、律可以兩用，對於為父複仇者應區別對待，酌宜處之。為了闡明這一觀點，文章擺出三種為父複仇而殺人的不同情況，從《禮》經、法律、有司等各個角度，予以論證。所以韓愈的這篇《複仇議》可以說是既引經據典，又做到了給予透辟的具體分析，他是既堅持原則立場，而其還掌握了靈活性，不管是在論上還是在據上，都做到了說理充分，故而令人信服。不過後人對此卻有不同意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的文章中會討論到，這也就是說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結論，隻要堅持好正確的原則，這才是問題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