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致遠寫過南戲劇本嗎?

古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你一定熟悉這首經常被選作中學語文教材的元代小令《天淨沙·秋思》吧?它以一件件客觀的景色，組接成一幅表現萬端秋愁的蕭索圖畫，遣字淺顯，意境深遠。王國維譽之為“純是天籟”。它的作者馬致遠也以散曲創作的高度成就，而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馬致遠同時又是元代的著名雜劇作家，寫過15個劇本。雖然由於他道教觀念濃厚，一些劇本宣傳了“神仙道化”的消極思想，但其代表作《漢宮秋》借昭君故事抒發了民族感情，譴責了漢族統治者的懦弱，表現了弱國之恥。這部優秀的古典悲劇使馬致遠居於“元曲四大家”之列。元末賈仲明曾有《淩波仙》讚曰：“萬花叢裏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談羨，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漢宮秋》《青衫淚》，《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關老齊肩。”

大約在明代萬曆年間，忽然冒出這樣一個說法：著名的散曲和雜劇作家馬致遠，還寫過南戲劇本《牧羊記》。此後，踵其說者有之，辯其妄者亦有之：直到今天，馬致遠和南戲的關係還沒有弄清楚一個究竟。

南戲《牧羊記》也是一部不錯的作品，頌揚了蘇武被匈奴扣留19年，始終堅守漢節的不屈精神，和《漢宮秋》中流露的民族感情是有相近之處的。劇中對於因無奈而降的李陵，既批判又同情，為他開脫；也似乎是馬致遠這類在蒙古統治者手下做小官的漢族知識分子的自我寫照。但是，嘉靖己未(1559年)徐渭著《南詞敘錄》時，已對《牧羊記》的作者不甚了了，籠統地把它列之為“宋元舊篇”。徐渭的鄰居和學生王驥德，更進一步指出《牧羊記》決不是哪一位著名雜劇作家寫的：“元初諸賢作北劇，佳手疊現。獨其時未為今之南戲者。”認為這個劇本“鄙俚淺近”，“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作”(《曲律》)。

奇怪的是，與王驥德“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的好友呂天成，則和他的觀點相反。其所著之《曲品》曰：“《牧羊》，元馬致遠有劇。此詞亦古質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節。梨園演之，最可玩。”言之鑿鑿。王驥德對《曲品》也很欣賞，讚揚它“係羅頗博”；他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真不知道如何解釋。

明代祁彪佳所著之《遠山堂曲品》，是據呂天成《曲品》擴展而成，他將《牧羊記》列為“能品”，評價不能稱低。但作者一項卻空而不填，顯然他對呂氏之考訂是持有保留態度的。而至清代，《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匯考標目》等，又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它們都把《牧羊記》記在馬致遠的名下。更有甚者，據張大複《寒山堂新訂九宮十三攝南曲譜》所記，馬致遠所作之南戲除《牧羊記》而外，還和別人合作寫過《風流李勉三負心記》和《蕭淑貞祭墳重會姻緣記》。從一個劇本變成了三個劇本，問題越弄越複雜。

時至今日，戲曲研究諸家對馬致遠和南戲的關係依然都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而戲曲史上兩種不同的傾向則依然延續著。一種意見認為南戲和雜劇在語音、陰陽、平仄等方麵差別很大，“南北故絕不同”；馬致遠是大都人，在這方麵“天若限之”。何況他又“創法甚嚴，沿守惟謹”，不大可能去寫他不熟悉的南戲。張大複《寒山堂南曲譜》在《蕭淑貞祭墳重會姻緣記》劇名之後原注“一名《劉文龍傳》”。該劇已佚。據錢南揚《戲文概論》一書稱，他從別處查得《劉文龍傳》之“副末家門”一闋，可知其劇情為劉文龍直接回家見蕭氏，並無“祭墳重會”一節。從而旁證《寒山堂南曲譜》之記載並不都確實可靠。張庚、郭漢城等則認為元代統一南北後，不少雜劇作家到了南方，他們熟悉了南戲之後，動手創作南戲劇本的也大有人在。馬致遠做過江浙省務提舉，自然對南戲不至於陌生，“張大複把《牧羊記》、《蕭淑貞祭墳重會姻緣記》題為馬致遠作，想他一定有所據”。(《中國戲曲通史》)不同的推測看來還要延續一個曆史時期。

(繆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