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代嘯》是徐渭的作品嗎?

明代萬曆年間，文學家、公安派的創始人袁宏道到浙江做官，在編修陶望齡家發現了一些罕見的藏書，其中一個奇特的雜劇劇本，一下子引起他極大的興趣。這個劇本就是《歌代嘯》。

《歌代嘯》全劇四折，每折寫一個小故事，都是從當時的民間俗語生**節，順序為“走了冬瓜，拿瓠子出氣”、“丈母娘牙疼，灸女婿的腳跟”、“張冠李戴”和“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又用張、李兩個和尚貫串於四折之間，使全劇結構無破碎感。情節誇張近乎荒誕，語言充滿市井氣息，諷刺嘲弄入木三分。袁宏道和陶商量後，決定刻板印行，以“俟知音者”；並作“序言”讚揚曰：“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認為水平不在大劇作家王實甫、關漢卿的作品之下。

可是，不知什麽原因，此後之諸家書錄，都未見關於此劇的記載，一些戲曲研究者似乎也沒有接觸過這個戲，眾多的戲曲研究著作中從沒有提到過它。直到200多年以後，《歌代嘯》好像又從哪裏冒了出來，在清代道光年間為山陰沈氏所搜集。1939年，南京國學圖書館將沈氏鳴野山房精抄本影印傳世，人們才有較多的機會去閱讀它，研究它。上海淮劇團還曾在20世紀50年代將其中第四折改編成《官禁民燈》上演，更加擴大了《歌代嘯》的影響。

隨著《歌代嘯》的行世，人們想搞清其作者的興趣也越加濃厚。據現在能夠見到的袁宏道序言雲，“說者謂出自文長”，顯然對徐渭所作的說法是留有餘地的；但不知是袁宏道一時未作深究，還是當時確已無法查明。鳴野山房抄本中有脫士之“敘”，亦曰：“世盛行徐文長氏《四聲猿》，聞其外又有《歌代嘯》四出。”同樣也不把話說死。但同書中署名“慧業發僧”者之《題辭》則雲：“文長先生溟渤文場，嵩華藝苑……《歌代嘯》從帳中藏，流行於山史。”基本上認為係徐渭所作。而該抄本之卷首分署“山陰徐文長撰”、“公安袁石公訂”，更持肯定態度。

今日一般論者，亦多將《歌代嘯》作為徐渭的作品，如王季思《玉輪軒曲論》稱：“諷刺性鬧劇，如徐渭的《歌代嘯》。”有的更推測是徐渭晚年入獄前後所作(徐侖《徐文長》，吳國欽《中國戲曲史漫話》)，主要根據是這個劇本的主題思想以及作者的狂狷態度和徐渭在獄中所寫的詩文有類似之處。《歌代嘯》“楔子”《臨江仙》：“世界原稱缺陷，人情自古刁鑽。探來俗語演新篇。憑他顛倒事，直付等閑看。”確和徐渭憤世嫉俗的世界觀對得上號。全劇嘻笑怒罵，有理取鬧，也和徐渭的性格掛得上鉤。甚至劇中大筆勾勒的藝術手法也能和徐渭的潑墨畫法產生某種聯想。但是也有人認為徐渭的學生王驥德所著之《曲律》，曾與徐渭有過交往的沈德符所著之《顧曲雜言》，都沒有關於《歌代嘯》的內容，當不是疏忽；而這個劇本的“思想傾向和文詞與徐其他作品不相似，或疑為偽托”(《中國戲曲曲藝詞典》)。見仁見智，終究都隻是分析，缺乏確證。

鳴野山房抄本卷首，有《凡例》七則，完全是作者的口吻，署名“虎林衝和居士”。趙景深《中國古典喜劇傳統概述》曰：“明代雜劇，我們立刻會想到衝和居士所編的《歌代嘯》。”那麽衝和居士是什麽人呢?是徐渭的化名嗎?但從其詩文又找不出充足的旁證。有人查得衝和居士並非徐渭，而是別有一人，明崇禎時曾編過戲曲集《纏頭百練》。那麽在時代上又不對了，若《歌代嘯》果為崇禎時人所作，袁宏道決不可能看到，除非袁宏道的“序”本身也是假造的。不過，衝和居士既然自己出麵寫《凡例》了，又何必通過假造袁宏道的序言去偽托於徐渭呢?這些都是令人想不通的矛盾之所在。

至少在目前，若問《歌代嘯》之作者，我們還隻能用袁宏道的那句滑頭話來回答：“說者謂出自文長。”

(繆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