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鳳記》的著作權屬於誰？

明代嘉靖年間，在我國劇壇上出現了一部令人注目的傳奇劇本《鳴鳳記》。它以鮮明的政治色彩和生動的藝術描寫，在當時以生旦悲歡離合故事為主的戲劇創作思潮中，獨脫窠臼，奇峰突起，至今在文學史和戲劇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嘉靖皇帝是個道教迷，政務均由內閣處理。嚴嵩在內閣21年，當首輔17年，結黨營私，把持朝政，殘害忠良，魚肉百姓，造成了一個政治上異常黑暗的時期。《鳴鳳記》寫嚴嵩用陰謀手段屈斬了大學士夏言，兵部主事楊繼盛不服，挺身而出揭露嚴嵩的罪行，被貶為驛丞。但楊繼盛仍堅持鬥爭，半夜寫奏文時鬼魂顯靈和妻子勸阻都動搖不了他的決心，結果也被嚴嵩誣害，夫婦雙雙殉節。後來，鄒應龍、林潤等青年一代繼續把這場鬥爭進行下去，經過8個諫官前仆後繼的努力，終於獲勝，嚴嵩罷官，嚴世蕃斬首。劇中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真實的，它的出現在當時震動很大。焦循《劇說》中有這樣的一個小故事：王世貞曾邀請某縣令同觀《鳴風記》的排演，某縣令一看是揭露嚴嵩的，嚇得臉色發青，拔腿就走，王世貞拿出一個文件告訴他“嵩父子已敗矣”，縣令這才敢把戲看完。另有一則記載說，有個名金鳳的演員，曾接近過嚴世蕃，對其人比較了解；後來《鳴鳳記》流行，他就扮演了劇中的嚴世蕃。據此可知，《鳴鳳記》最晚當誕生在嚴氏垮台之際，它至少參與了掃除嚴氏餘黨的政治鬥爭，是後世“現代劇”的開山之作。

嚴嵩治罪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據此推算，《鳴鳳記》至今已有400餘年的曆史。然而遺憾的是，它究竟是誰的作品，卻還不能獲得定論。

明代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呂天成所著《曲品》盛讚《鳴鳳記》“紀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文後注日“王鳳洲作”。王鳳洲即王世貞之號，世貞字元美，別署弁州山人，江蘇太倉人，曾任刑部尚書，是明代中期著名的複古主義文學家，“後七子”之一。清代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匯考標目》，梁廷柵《曲話》，支豐宜《曲目新編》，姚燮《今樂考證》等書也都認為《鳴鳳記》係王世貞所作。梁廷枬還分析了劇本的結構、文詞、手法，斷定決非出於“俗手”。乾隆辛醜春(1781年)，黃文暘“受鹽使者聘”，參與“奉旨修改古今詞曲”，後將所見劇目及其作者經多方考核，編成《重訂曲海總目》一書，亦認為《鳴鳳記》為王世貞所作。

焦循《劇說》(成書於清嘉慶十年)則說《鳴鳳記》主要不是王世貞寫的，他隻寫了其中的一折，“鳴鳳傳奇，弁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弁州自填詞”。不過，這個“門人”叫什麽名字，焦循卻沒有說。

時至近代，各種文學史和戲曲史，大體上還是承襲這兩種說法，莫衷一是。如劉大傑《中國文學史》曰：“這一個時代的戲曲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王世貞的《鳴鳳記》。”張庚等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曰：“《鳴鳳記》和他(指王世貞)有關係，是他或其門人聽作。”也有人因為“門人”不知姓名而曰：“《鳴鳳記》是嘉靖、隆慶間無名氏的作品。”(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

前不久，陸萼庭《曲海一勺》一文(載《學林漫錄》第5集)又為《鳴鳳記》的作者問題提供了一條新資料。據雲，《太倉州誌》卷二十七有曰：“唐儀鳳，州鳳裏人，才而艱於遇。撰《鳴鳳》傳奇，表楊椒山公等大節，書成質之弁州。弁州日，子填詞甚佳，然謂出自子則不傳，出自我乃傳，吾非欲掠美，正以成子以美耳。儀鳳許之。弁州乃贈以白米四十石而刊為己編。然吾州則皆知出自唐雲。”陸萼庭認為“其事極合乎情”，“描摹王氏口吻，提出兩層理由，尤為娓娓動聽”，因而“其事之可能性實甚大”。

那麽，唐儀鳳是否就是焦循《劇說》中所謂的“弁州門人”呢?

肯定的答案還很難得出。

於是《鳴鳳記》又冒出來了第三位作者。

(繆依杭)《西廂會真傳》是誰的評本?

《西廂記》，元代王實甫撰；《會真記》，唐代元微之撰。後人將它們合在一起，遂成了《西廂會真傳》一書，並加了評注，以便於讀者更好地欣賞。加上評注，對於欣賞者來說，確實是一件大好事，但對專門研究家來說，因為評注者未在書中“自報家門”，所以使得他們頗費周折，而且至今仍眾說紛紜，無法定論。歸納起來，大致有三說。

一、沈璟、湯顯祖評本說。此說認為《西廂會真傳》的評注是沈璟、湯顯祖二人所加。譚正璧《元曲六大家傳略》引鬆鳧室主《現存雜劇傳奇版本記》說，《西廂會真傳》為“湯玉茗沈詞隱批本”。(湯顯祖有《玉茗堂四夢》，後人因之而稱他為“湯玉茗”，沈璟又號詞隱。——筆者)鄭振鐸在《西廂會的本來麵目是怎樣的?》一文中，也說它是“湯玉茗沈詞隱評本”。羅伉烈《西廂會真傳後識》說得更清楚：“此書點評處大凡指文情若批《董西廂》之例者當出於玉茗；沈之識見不高，至批注或不免俗陋，侈言音律而曲中異讀字悉為圈聲者必出其手也。……此書固非尋常坊刻，二人之點評宜可信也。”此說的依據是明代萬曆四十二年王驥德香雪居《西廂會真傳》刊本中的這一段話：《西廂會真傳》，“元大都王實甫撰，會稽方諸生校注，山陰徐渭附解，吳江詞隱生評，古虞謝伯美、山陰朱朝鼎同校”。合弘治嶽氏本的“湯顯祖、沈碌批評”。

二、閔遇五評本說。此說認為：《西廂會真傳》的評注，是《五劇箋疑》的作者閔遇五加的。蔣星煜在《論(西廂會真傳)為閔刻閔評本》一文中，通過《西廂會真傳》的評注與《五劇箋疑》比較後，得出這一結論：(一)《西廂會真傳》的評語絕大部分和《五劇箋疑》相同，隻是語句有前挪後移，有的另外加幾句罷了。如王驥德本《西廂會真傳》評“佛殿奇逢”一出有段評語說：“麽。方本改作幺，凡北詞第二曲皆謂之麽，猶南詞之前腔也。”《五劇箋疑》為：“麽。北詞第二曲謂之麽，猶南詞之前腔也。或作幺篇”就是例證。(二)“花陰唱和”一出中，《西廂會真傳》眉評中一再用“愀保”語，而不用“瞅睬”，《五劇箋疑》也不用“瞅睬”而用“愀保”，甚至把“愀保人”稱為“愀人”，“保人”。(三)《西廂會真傳》本《西廂記》中批評中凡是轉引的文字或出處，都分別標明“方本雲”，“徐文長雲”，“徐釋”，“朱本”等字樣，《五劇箋疑》也是注明“王伯良本”，“徐雲長雲”，“徐釋”，“朱本作”等字樣的。(王驥德號伯良，別號方諸館，王伯良本和方本是同個刊本)據此三點，蔣星煜說：“由此可見，《西廂會真傳》本《西廂記》的批評和《五劇箋疑》都是用‘方本’、‘徐本’作主要參考的，行文、體例也如出一轍，《五劇箋疑》既是閔遇五手筆，則前者也應該是閔遇五手筆。”

三、諸家評注雜燴說。張人和在《(西廂會真傳)‘湯顯祖沈琛評’辯偽一文》中，認為《西廂會真傳》的評注不是出於一人之手的，而是匯集各家評注而成的。因為：《西廂會真傳》的評語既抄錄了徐士範明萬曆八年《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中的評語，如“佛殿奇逢”一出中，徐士範本評“賞花時”曲說：“博陵崔氏唐著(姓)”，評“麽”曲說“開卷便見情話”，評“天下樂”曲說“張世慢世之情更”等，《西廂會真傳》中都原封不動地搬進了；又有一半以上是抄錄的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中的評語，如王本評楔子和第一折“油葫蘆”曲說：“‘這河’二字俱白，讀斷，直貫至‘浮槎到日月邊’，總來形容此河，徐雲：‘張之行騎一路沿河而來也’。”在《西廂會真傳》中就基本相同：“‘這河’宜讀斷，直貫至‘浮槎到日月邊’，總來形容此河。張之行騎一路沿河而來，寓目成感者也。”它還抄錄檠鞋襪薖碩人增改定本《西廂記》裏的評話；也有的則出於自身之手的。故而，張人和說，它是“諸家評注的雜燴”。

綜觀上述三說，可以說它們都有自己的立論依據，都有一定的理由，至今仍是各持己見，不肯相讓，三說並存，不失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謎。

(寧直)